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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驹过隙，倏忽已滑过大半辈子，人生那段不平静的经历虽已渐行远去，却无论如何无法淡忘，“上山下乡”之于我们，已过去四十多年，似乎也到回眸追忆的时候了。
1968年底，“文革”风云变幻，全国兴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高潮，无数莘莘学子的命运从此改变。卷入这场上山下乡潮流，是那个年代无可回避的选择。当时全国有1700多万城市青年下乡，涉及千家万户。每个人下乡的具体缘由其实并不一样，但不管怎么说，初始各自的心路歧异，并没有阻碍人们最终的殊途同归，同样的命运，同样的生活境遇，终究使得所有当年的知青们聚拢到一起，共同挑起了这副艰巨的时代重担。
回想我最初踏上下乡之路的那番经历，五味杂陈。我在就读的上海中学度过了“文革”高潮，虽说一直关注时势，参加运动写过大字报，也读了些经典著作，但毕竟年少，谙事不多，生性又不好挑头，加之父亲受冲击，就更行事低调。我为67届初中生，1968年下半年面临毕业分配，却不料在例行的毕业体检中发现我已患有肺结核（处在不传染的好转期）。根据医嘱，必须服药治疗，定期检查。患此病，自己竟全无感觉，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病灶也很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痊愈。按照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方针，大中学校早已进驻了工宣队，所有日常事务一概由工宣队掌管，学生毕业分配照例也由他们做主，老师几乎全被排除在外。依那时上海的分配方案，66、67届初高中毕业生既有分配工矿企业，也有下放农村，去农场或插队落户的，各占一定比例。但一俟“最高指示”下达，就不问青红皂白一刀切了，68、69届全部“一片红”——下乡。巧的是当年我的妹妹（在五十一中学，即今位育中学）也与我同时毕业，依据当时规定，两个67届毕业生可留一人分至工矿。但不知为什么，班里相当部分同学接到工矿通知后，我和妹妹的学校却都还杳无音讯。母亲等得焦急，提出想去学校问问，结果我和妹妹却拒绝了母亲的好意，按当年的理想观念和处事习惯，相 信“组织”上应该会了解实情并按政策办事的，我们觉得出面为个人利益去争，影响不好，我们尤其看不得那种工于钻营、特别会来事儿的人，却不知这样一来，也就失去了一个说明事实、争取公平待遇的机会。不久通知来了，所有分配工矿单位的工作随即一概刹车，我们便在一个早晨被发落到了68、69届“一片红”的行列。
1969年早春，珍宝岛事件发生。一时间，举国上下，热潮涌动，屯垦戍边、保家卫国的激情，在无数青年的胸中回荡。我也深受感染，对自己的肺结核并未太多在意，不愿长期“待分配”，准备加入5月份赴黑龙江军垦农场的队伍。
那年的3月，春寒料峭，到月底了，身上还捂着老棉袄。记得好像是3月21日上午，我突然接到街对面小铺子的传呼电话，原来是学校管我们分配的一个姓张的工宣队小头目打来的，内容是有关我的分配去向。此人平时就不太笑，显得严肃，此刻的声音更是冷冰冰的。他说有个黑龙江呼玛县插队的任务，3月29日就出发，时间紧，然后急着催问我去不去。还不忘补上这么一句，那边是反修第一线，政审要求很高，考虑到你已跟你的父亲划清了界限，组织上预备准许你去。
一听这话，我十分反感，知道他在胡扯，便回顶了他一句“我爸爸没什么问题”。因为即使在“文革”高潮被批斗得最厉害时，我也从未揭发过父亲，我信任他，深悉他没有问题，“划清界限”当然无从谈起，不过，黑龙江我还是想去的。
“文革”家中电话拆了，传呼电话通话受限，只能长话短说，要在如此仓促的瞬间就一个突如其来的重大抉择作出应答，去还是不去，确实给我出了个难题。大概是不甘示弱的个性使然，我略作停顿后，立刻回应道：“我去！”半是反感，半是赌气，一发狠就这么应承下来了 。
中午父母回家用餐，我告知此事（“划清界限”之类的鬼话当然没提），他们都吃了一惊，问道：“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先商量商量？”我只说“来不及了”。
那时假如提出反悔，撤回承诺，家长再出面交涉，没准儿会被扣上“破坏上山下乡”的大帽子。
母亲则更替我的身体担忧，肺结核未愈去东北插队，能吃得消吗？考虑再三，只得说服本来打算偕同学去安徽下乡的妹妹改赴黑龙江，同我一起，以便有个照应。这对“组织上”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
父亲对此总还觉得心气不畅，但因仍处靠边接受审查的状态，不便出面说话。他同一些当时受冲击的干部一样，银行存款被冻结，工资又被单位造反派和工宣队非法扣发，每月只给四十元生活费，家里一下要为两个远行的子女准备行装，经济负担骤然加重。机关的工宣队听说后，为了不致影响上山下乡，特意“开恩”批拨了二百元，但倔犟的父亲当即拒绝了。他对家人说，宁可自己克服困难，也不要他们“施舍”。母亲不得不东挪西借才凑足钱，在一周内为我们匆匆准备了行装。
就这样，说不上是自觉自愿还是身不由己，抑或多种因素的交织，我们被引上了这条无法想象的崎岖之路。那年我18岁，妹妹还不足17岁，更多的69届知青则在15-16岁之间。
我从保存至今的笔记本上看到了父亲为妹妹和我的下乡赋诗一首，盼望我们经受锻炼，“思想日新春常在”。
临出发前，全家还一起合影留念。原定3月29日的出发日期，后来不知因何推延到了4月1日。启程那天，正值中共“九大”召开之际，这消息是船开后驶入黄海海面时才从广播里获悉的。黄浦江边公平路码头，锣鼓喧天，人山人海，标语旗帜林立。但印象更深的，倒不是那个时代惯常的豪言壮语，而是出生以来首度领略到的一次基于人性的真情流露，离情别绪的轰然迸发。无论预备登船上路的人还是送行的人，船上船下，哭成一片。
我环顾左右，几位与我同行的同学站在船舷旁，一边朝送行的人群挥手，一边也在默默流泪。但不知为什么，此刻的我居然心如止水，没有丝毫的冲动，仿佛这不是一次遥遥无期、望不到头的远行前的痛楚诀别，而只是一次单纯的外出旅行。母亲去送行，至今还记得我当时是站在人群背后的，没有像别人那样挤在前边一个劲地跟亲人招手。妹妹的眼睛也老是张望别处，似乎未太在意。一位同学后来告诉我，当时他看见自己母亲送行时哭得很伤心的样子，颇不以为然，事后在家信中，还说他母亲是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革命了，不该哭得那样厉害。毕竟，那时的我们，都还太年轻，满脑子的热度与激情，哪里懂得多少世事人情？哪里知晓这场人生轨迹的改变将意味着什么，会给自己带来何种利害攸关的后果？
直至最近，跟一位其他城市当年也下乡的知青朋友聊起来，才知道，送行时哭声一片的场景，处处都是同样的，当然也是多年来所有口头和文字表达中绝口不提的。后来，一个偶然的机缘，遇到一位当年奉派到上海曾给我们作过下乡宣传的黑龙江地方干部老徐。他谈到不少当年的旧事熟人，不无遗憾地提到，事后有人说是他把那么多知青“骗”去了边疆。但他又委屈地一再表示，自己全是按照上头下达的材料一字一句宣讲的，那时他才24岁。我对他说，那是一个时代，不能说谁“骗”谁，当然今天我们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前时翻检出当年写回家的旧信，那个年代的纸张，那个年龄的文字。从中可见，自上海到东北漫长的七天旅程，以及下乡开初的那些日子里，知青们的情绪还是相当饱满的，心态也还积极乐观，充盈着朝气与向往。而全然没有想到的是，此去北疆，浦江码头作别，让我们这一代付出的竟是整个的青春年华。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张鑫
1968年底，“文革”风云变幻，全国兴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高潮，无数莘莘学子的命运从此改变。卷入这场上山下乡潮流，是那个年代无可回避的选择。当时全国有1700多万城市青年下乡，涉及千家万户。每个人下乡的具体缘由其实并不一样，但不管怎么说，初始各自的心路歧异，并没有阻碍人们最终的殊途同归，同样的命运，同样的生活境遇，终究使得所有当年的知青们聚拢到一起，共同挑起了这副艰巨的时代重担。
回想我最初踏上下乡之路的那番经历，五味杂陈。我在就读的上海中学度过了“文革”高潮，虽说一直关注时势，参加运动写过大字报，也读了些经典著作，但毕竟年少，谙事不多，生性又不好挑头，加之父亲受冲击，就更行事低调。我为67届初中生，1968年下半年面临毕业分配，却不料在例行的毕业体检中发现我已患有肺结核（处在不传染的好转期）。根据医嘱，必须服药治疗，定期检查。患此病，自己竟全无感觉，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病灶也很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痊愈。按照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方针，大中学校早已进驻了工宣队，所有日常事务一概由工宣队掌管，学生毕业分配照例也由他们做主，老师几乎全被排除在外。依那时上海的分配方案，66、67届初高中毕业生既有分配工矿企业，也有下放农村，去农场或插队落户的，各占一定比例。但一俟“最高指示”下达，就不问青红皂白一刀切了，68、69届全部“一片红”——下乡。巧的是当年我的妹妹（在五十一中学，即今位育中学）也与我同时毕业，依据当时规定，两个67届毕业生可留一人分至工矿。但不知为什么，班里相当部分同学接到工矿通知后，我和妹妹的学校却都还杳无音讯。母亲等得焦急，提出想去学校问问，结果我和妹妹却拒绝了母亲的好意，按当年的理想观念和处事习惯，相 信“组织”上应该会了解实情并按政策办事的，我们觉得出面为个人利益去争，影响不好，我们尤其看不得那种工于钻营、特别会来事儿的人，却不知这样一来，也就失去了一个说明事实、争取公平待遇的机会。不久通知来了，所有分配工矿单位的工作随即一概刹车，我们便在一个早晨被发落到了68、69届“一片红”的行列。
1969年早春，珍宝岛事件发生。一时间，举国上下，热潮涌动，屯垦戍边、保家卫国的激情，在无数青年的胸中回荡。我也深受感染，对自己的肺结核并未太多在意，不愿长期“待分配”，准备加入5月份赴黑龙江军垦农场的队伍。
那年的3月，春寒料峭，到月底了，身上还捂着老棉袄。记得好像是3月21日上午，我突然接到街对面小铺子的传呼电话，原来是学校管我们分配的一个姓张的工宣队小头目打来的，内容是有关我的分配去向。此人平时就不太笑，显得严肃，此刻的声音更是冷冰冰的。他说有个黑龙江呼玛县插队的任务，3月29日就出发，时间紧，然后急着催问我去不去。还不忘补上这么一句，那边是反修第一线，政审要求很高，考虑到你已跟你的父亲划清了界限，组织上预备准许你去。
一听这话，我十分反感，知道他在胡扯，便回顶了他一句“我爸爸没什么问题”。因为即使在“文革”高潮被批斗得最厉害时，我也从未揭发过父亲，我信任他，深悉他没有问题，“划清界限”当然无从谈起，不过，黑龙江我还是想去的。
“文革”家中电话拆了，传呼电话通话受限，只能长话短说，要在如此仓促的瞬间就一个突如其来的重大抉择作出应答，去还是不去，确实给我出了个难题。大概是不甘示弱的个性使然，我略作停顿后，立刻回应道：“我去！”半是反感，半是赌气，一发狠就这么应承下来了 。
中午父母回家用餐，我告知此事（“划清界限”之类的鬼话当然没提），他们都吃了一惊，问道：“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先商量商量？”我只说“来不及了”。
那时假如提出反悔，撤回承诺，家长再出面交涉，没准儿会被扣上“破坏上山下乡”的大帽子。
母亲则更替我的身体担忧，肺结核未愈去东北插队，能吃得消吗？考虑再三，只得说服本来打算偕同学去安徽下乡的妹妹改赴黑龙江，同我一起，以便有个照应。这对“组织上”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
父亲对此总还觉得心气不畅，但因仍处靠边接受审查的状态，不便出面说话。他同一些当时受冲击的干部一样，银行存款被冻结，工资又被单位造反派和工宣队非法扣发，每月只给四十元生活费，家里一下要为两个远行的子女准备行装，经济负担骤然加重。机关的工宣队听说后，为了不致影响上山下乡，特意“开恩”批拨了二百元，但倔犟的父亲当即拒绝了。他对家人说，宁可自己克服困难，也不要他们“施舍”。母亲不得不东挪西借才凑足钱，在一周内为我们匆匆准备了行装。
就这样，说不上是自觉自愿还是身不由己，抑或多种因素的交织，我们被引上了这条无法想象的崎岖之路。那年我18岁，妹妹还不足17岁，更多的69届知青则在15-16岁之间。
我从保存至今的笔记本上看到了父亲为妹妹和我的下乡赋诗一首，盼望我们经受锻炼，“思想日新春常在”。
临出发前，全家还一起合影留念。原定3月29日的出发日期，后来不知因何推延到了4月1日。启程那天，正值中共“九大”召开之际，这消息是船开后驶入黄海海面时才从广播里获悉的。黄浦江边公平路码头，锣鼓喧天，人山人海，标语旗帜林立。但印象更深的，倒不是那个时代惯常的豪言壮语，而是出生以来首度领略到的一次基于人性的真情流露，离情别绪的轰然迸发。无论预备登船上路的人还是送行的人，船上船下，哭成一片。
我环顾左右，几位与我同行的同学站在船舷旁，一边朝送行的人群挥手，一边也在默默流泪。但不知为什么，此刻的我居然心如止水，没有丝毫的冲动，仿佛这不是一次遥遥无期、望不到头的远行前的痛楚诀别，而只是一次单纯的外出旅行。母亲去送行，至今还记得我当时是站在人群背后的，没有像别人那样挤在前边一个劲地跟亲人招手。妹妹的眼睛也老是张望别处，似乎未太在意。一位同学后来告诉我，当时他看见自己母亲送行时哭得很伤心的样子，颇不以为然，事后在家信中，还说他母亲是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革命了，不该哭得那样厉害。毕竟，那时的我们，都还太年轻，满脑子的热度与激情，哪里懂得多少世事人情？哪里知晓这场人生轨迹的改变将意味着什么，会给自己带来何种利害攸关的后果？
直至最近，跟一位其他城市当年也下乡的知青朋友聊起来，才知道，送行时哭声一片的场景，处处都是同样的，当然也是多年来所有口头和文字表达中绝口不提的。后来，一个偶然的机缘，遇到一位当年奉派到上海曾给我们作过下乡宣传的黑龙江地方干部老徐。他谈到不少当年的旧事熟人，不无遗憾地提到，事后有人说是他把那么多知青“骗”去了边疆。但他又委屈地一再表示，自己全是按照上头下达的材料一字一句宣讲的，那时他才24岁。我对他说，那是一个时代，不能说谁“骗”谁，当然今天我们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前时翻检出当年写回家的旧信，那个年代的纸张，那个年龄的文字。从中可见，自上海到东北漫长的七天旅程，以及下乡开初的那些日子里，知青们的情绪还是相当饱满的，心态也还积极乐观，充盈着朝气与向往。而全然没有想到的是，此去北疆，浦江码头作别，让我们这一代付出的竟是整个的青春年华。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张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