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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有3门主要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医学、文学、心理学，蒙命运垂青，我一一涉足。”毕淑敏曾说。
2012年2月，毕淑敏推出新作《花冠病毒》。在这部“软科幻”小说里，她将人性的幽暗之处，喻为“人心的花冠病毒”。
“人性固然不像我们想象般美好，但也并非无可救药。有心理学家说，做人是有期望的好事，所以我们才留恋这个世界。总体而言，人性总是要善良多一点儿，总是要感念亲情、世间真情。”显然，人之波诡云谲，令她流连忘返。一如小说的收尾——“再见再会再来”。
雪域高原面对生死
1987年春，时任《昆仑》杂志编辑的海波，在社内接待一名陌生中年男子的来访。
男子递上的纸袋里，装有一沓稿纸，标题是“昆仑殇”。
“他说这部中篇小说是他爱人写的。我追问，她怎么不亲自送来?”事隔多年，海波还记得这件事。
第二天读完稿，海波被小说“磅礴的气势与沉重的主题所震撼”，希望马上见到作者。
《昆仑殇》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昆仑边防部队最高指挥官“一号”为挑战严酷的自然条件与军人的意志，也为捍卫作为长官的尊严，执意命令属下一群士兵，在海拔5000多米以上的高原永冻地带，冒着零下40℃的严寒，进行冬季长途野营拉练，徒步穿越无人区。为完成这一自虐式的军事拉练，有人冻伤冻残，更有人付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面对文中描写埋葬战士的新土，读者会追问：这次行动的意义何在?到底值不值?
“我向来喜欢初露锋芒，来势很猛的作者。”海波想起，第二次见面，毕淑敏与先生一同前来。他们的一番交流，让他“有点儿吃惊”。
“她说这是她的处女作。过去没发表作品是因为她喜欢写作，只想写得愉快，并不刻意追求结果。从小说刻画人物、把握细节的能力看，她的文学底蕴已较成熟，不像一个初学者。
“那时很多描写西藏、新疆的作品，多是男作家所写。女作者大多擅长抒发内心感受，描写客观现实，不及男作者特色鲜明。而毕淑敏明显不同，《昆仑殇》展现出一股力量与生命的强悍。这当然也与她的性格有关。”
了解毕淑敏的人生过往后，海波反倒不惊讶了。
1969年，17岁的毕淑敏从北京坐了3天火车，来到乌鲁木齐。在那里，她与另外4名女兵，钻进满载大米的卡车，开始了一连12天的数千公里的长途跋涉，直抵西藏阿里。
“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像3座银白色的公牛，抵角于茫茫的高原。它们拱起的背脊，簇拥着地球上最宏伟的峰峦。我所在的队伍就驻扎在海拔5000米的雪山上。”她在自述中写道。她本想做一名通信兵，不愿当上卫生员，但1973年，她被派往新疆军区军医学校学医。
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让这位花季少女迅速认识到，“人都会死，我将来也一定会死。”
入伍两年后，一次行军，“零下40℃的严寒中，我们同男人一样负重几十公斤，徒步行进在皑皑雪原中，每天跋涉几十公里。在攀越壁立的冰坂时，我那么热切地渴望死亡。我真是受够了这种非人的苦难，再也不愿忍受下去了。我想，我可以装作失足，痛快地滑向无底的深渊。没有一个人会发现我是有意的，因为在如此艰苦卓绝的军事活动中，死人的事的确经常发生。这样我就可以被追认为烈士，我的父母就不会因了我的死而受到牵累。”
“我一定要找到尖利嶙峋的山石，能一摔必死，还不会将他人带落——当时行军队伍跟随特别紧密。”自以为计划周详，可以撒手人寰，“可手就是撒不开。我想死，我的肌体不服从。后来我才明白，这正是青春生命的本能。”
凌晨两点多，到达目的地。她一头倒在地上，仰望辽阔星空，摸遍全身，哪儿也没坏，“原来真的坚持一下就可以过来。”
写出的或未写的，肯定与生命相关
“1980年转业回来，在一家工厂医务室工作。我的青年时代是在那遥远的昆仑山上度过的。多少年过去了，我的思緒还常常飞往那里……我看过一些描写西部边陲部队生活的作品，令我感动，令我赞赏，但掩卷之余，又生出淡淡的惆怅。它们与我心中那座雄伟奇丽的高山，总不那么相符，像一架尚未调到极佳状态的电视机，有几丝重影……”散文《一起试一试》中，毕淑敏道出了《昆仑殇》的由来。
“心中的高山”几乎奠定她一生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当年，我们以身体为界桩戍守边防，现在想想挺虚幻。那份领土与我们实际生活有多大关系?但我们就是要以生命的代价来守卫这份虚拟的现实。”
1987年第四期、第五期《昆仑》接连刊登了毕淑敏的《昆仑殇》和《送你一条红地毯》。从此，她正式步入文坛。
“经济学家茅于轼告诉我，他快到80岁才知道，人活着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让自己的幸福最大化。要实现幸福最大化，就要有目标。我在阿里时，已深知生命太脆弱。我要把生命过得有意思，让自己快乐，希望也能帮助别人，这是我秉承不变的目标。”
从早期作品不难发现，她的创作主题一以贯之——如何生死。
小说《生生不已》里，小甜因晚期脑瘤，不治身亡。母亲乔先竹伤心至极，最终却以生的代价，换取新生儿的呱呱坠地，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相接”。
20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血玲珑》，传达出对命运无情捉弄的无奈与反抗——商界女强人卜绣文的女儿夏早早患上“渐近性贫血症”。为了挽救女儿性命，这位母亲不得不与女儿生父、当年强奸自己的男人再造一个生命，以完成“血玲珑”计划——骨髓移植造血，从而再度陷入对另一亲生骨肉的生死抉择。
“在我20多岁，还在野战医院做实习医生时，曾经参加过抢救一个小男孩儿的手术。为救这个孩子，大家真是费了很大气力，但他还是死了。”眼见孩子母亲悲痛欲绝，一位老医生劝慰道，你还可以再生一个。母亲泣诉：“我可以再生，但第二个孩子与这个孩子是不一样的。”
“但凡我写出的或未写的，肯定与生命相关。我无法不尊重生命，这是我的习惯，深入骨髓。”毕淑敏说。
女心理师的世界
1997年，海波偶然从报上读到对《红处方》的书评，那是毕淑敏涉足文坛10年后，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他在心中为之庆贺，“‘革命英雄主义’本色对她的创作会有一定局限。但这部作品代表她的一只脚已深入到社会问题，她在关注，这本身是一种进步。”
“在我对生活感受的储存里，有许多材料。这其中有一堆素色的棉花，沉实地裹成一团，我数次因它的滞重而绕过，它又在暗夜的思索中，经纬分明地浮现。这就是我在戒毒医院的感受，也许不仅仅是那数月间的有限体验。也是我从医20余年心灵感触的凝聚与扩散。我又查阅了许多资料，几乎将国内有关戒毒方面的图书读尽。以一位前医生和一位现作家为职业的我，感觉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毕淑敏在小说的跋中写道。
戒毒所里，她眼中的戒毒者，“表现出言而无信、不通常理，精神结构已出问题”，“吸毒前，他们的人格较脆弱。孤独，极度需要被人认可，渴望出人头地、与众不同。他们常想，为什么别人能上去，我不能上去?”。
小说中的“庄羽”，一个屡戒屡吸的高干子女，精神世界坍塌后，变态嫉恨女院長简方宁，“我不能变成和她一样的人，她太高尚、太尊贵了……但是我可以把她变成和我一样的人。”为此，她将毒品“七号”融入送给简方宁的巨型油画中，让其不知不觉中上瘾。识破真相已晚的简方宁，选择了平静离去，为自己开下一张赴死的“红处方”。
“通过庄羽的形象，毕淑敏深刻地表现了人性令人战栗的阴郁，抵达人性冰冷的内核。”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温奉桥在《死亡，尊严，人性》中写道。很久以前，他在毕淑敏的作品中就感到，“她以一个战士的冒险精神和医生的好奇心态，向人性的幽暗处突进……”
1998年，因为一场事故，毕淑敏卧床休养。康复后，她报名参加了北师大心理学的在职研究生班。毕淑敏当年的同学说，作为班长的她很聪明，学习积极，办过内刊。她擅于将自己的人生阅历、医学知识和对人的观察，移植到心理学领域。
2002年，结束心理学博士课程后，毕淑敏在北京开设了一家心理咨询中心。“我的咨询室有一扇镶有玻璃的门。每逢那扇门被推开，我都觉得一个非常鲜活、同时也是非常复杂的世界，在面前徐徐展开。”
2007年，继心理类小说《拯救乳房》发表后，毕淑敏又出版了《女心理师》。
人生有什么意义
“过去或现在，总有人说农村民风淳朴。真有那么淳朴?还是同样的人，为什么进城后就不淳朴?既然城区如此恶劣，为什么大家又要进入这个环境?我觉得这里就体现了一种变化——中国30多年的巨大变化，人性人心的变化。我不觉得有什么天生淳朴的地方，那是在狭小的生存环境里，人与人之间需要维持基本的道德约束，一旦跌落，周围人根本不能容忍。现在，人心需要新的约束，社会需要建立新的信任体系，这很重要。
“我当内科医生时，打开死者的心脏，会发现原来听到血流的杂音，是因这一结构而起。在对人作为客观肉身有所了解后，我既而想听到他内心真实的声音。没学心理学前，我凭靠的是‘将心比心’，以自己的人生经验猜测对方的思维轨迹。而心理学也并非万能，凭我的一己推断是非常微小的一部分。人的存在充满奥秘，我想把这种感知用语言表述出来，让人与人之间能有更多的了解，很多问题是因为不了解而起。”
某次大学演讲中，她碰到了一个犀利的提问，“人生有什么意义?请你务必说真话。”
“今天，在这里，我将非常负责地对大家说，我思索的结果是：人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话音刚落，台下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停顿片刻，她又说。“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确立一个意义!”
2012年2月，毕淑敏推出新作《花冠病毒》。在这部“软科幻”小说里，她将人性的幽暗之处，喻为“人心的花冠病毒”。
“人性固然不像我们想象般美好，但也并非无可救药。有心理学家说，做人是有期望的好事，所以我们才留恋这个世界。总体而言，人性总是要善良多一点儿，总是要感念亲情、世间真情。”显然，人之波诡云谲，令她流连忘返。一如小说的收尾——“再见再会再来”。
雪域高原面对生死
1987年春，时任《昆仑》杂志编辑的海波，在社内接待一名陌生中年男子的来访。
男子递上的纸袋里，装有一沓稿纸，标题是“昆仑殇”。
“他说这部中篇小说是他爱人写的。我追问，她怎么不亲自送来?”事隔多年，海波还记得这件事。
第二天读完稿，海波被小说“磅礴的气势与沉重的主题所震撼”，希望马上见到作者。
《昆仑殇》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昆仑边防部队最高指挥官“一号”为挑战严酷的自然条件与军人的意志，也为捍卫作为长官的尊严，执意命令属下一群士兵，在海拔5000多米以上的高原永冻地带，冒着零下40℃的严寒，进行冬季长途野营拉练，徒步穿越无人区。为完成这一自虐式的军事拉练，有人冻伤冻残，更有人付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面对文中描写埋葬战士的新土，读者会追问：这次行动的意义何在?到底值不值?
“我向来喜欢初露锋芒，来势很猛的作者。”海波想起，第二次见面，毕淑敏与先生一同前来。他们的一番交流，让他“有点儿吃惊”。
“她说这是她的处女作。过去没发表作品是因为她喜欢写作，只想写得愉快，并不刻意追求结果。从小说刻画人物、把握细节的能力看，她的文学底蕴已较成熟，不像一个初学者。
“那时很多描写西藏、新疆的作品，多是男作家所写。女作者大多擅长抒发内心感受，描写客观现实，不及男作者特色鲜明。而毕淑敏明显不同，《昆仑殇》展现出一股力量与生命的强悍。这当然也与她的性格有关。”
了解毕淑敏的人生过往后，海波反倒不惊讶了。
1969年，17岁的毕淑敏从北京坐了3天火车，来到乌鲁木齐。在那里，她与另外4名女兵，钻进满载大米的卡车，开始了一连12天的数千公里的长途跋涉，直抵西藏阿里。
“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像3座银白色的公牛，抵角于茫茫的高原。它们拱起的背脊，簇拥着地球上最宏伟的峰峦。我所在的队伍就驻扎在海拔5000米的雪山上。”她在自述中写道。她本想做一名通信兵，不愿当上卫生员，但1973年，她被派往新疆军区军医学校学医。
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让这位花季少女迅速认识到，“人都会死，我将来也一定会死。”
入伍两年后，一次行军，“零下40℃的严寒中，我们同男人一样负重几十公斤，徒步行进在皑皑雪原中，每天跋涉几十公里。在攀越壁立的冰坂时，我那么热切地渴望死亡。我真是受够了这种非人的苦难，再也不愿忍受下去了。我想，我可以装作失足，痛快地滑向无底的深渊。没有一个人会发现我是有意的，因为在如此艰苦卓绝的军事活动中，死人的事的确经常发生。这样我就可以被追认为烈士，我的父母就不会因了我的死而受到牵累。”
“我一定要找到尖利嶙峋的山石，能一摔必死，还不会将他人带落——当时行军队伍跟随特别紧密。”自以为计划周详，可以撒手人寰，“可手就是撒不开。我想死，我的肌体不服从。后来我才明白，这正是青春生命的本能。”
凌晨两点多，到达目的地。她一头倒在地上，仰望辽阔星空，摸遍全身，哪儿也没坏，“原来真的坚持一下就可以过来。”
写出的或未写的，肯定与生命相关
“1980年转业回来，在一家工厂医务室工作。我的青年时代是在那遥远的昆仑山上度过的。多少年过去了，我的思緒还常常飞往那里……我看过一些描写西部边陲部队生活的作品，令我感动，令我赞赏，但掩卷之余，又生出淡淡的惆怅。它们与我心中那座雄伟奇丽的高山，总不那么相符，像一架尚未调到极佳状态的电视机，有几丝重影……”散文《一起试一试》中，毕淑敏道出了《昆仑殇》的由来。
“心中的高山”几乎奠定她一生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当年，我们以身体为界桩戍守边防，现在想想挺虚幻。那份领土与我们实际生活有多大关系?但我们就是要以生命的代价来守卫这份虚拟的现实。”
1987年第四期、第五期《昆仑》接连刊登了毕淑敏的《昆仑殇》和《送你一条红地毯》。从此，她正式步入文坛。
“经济学家茅于轼告诉我，他快到80岁才知道，人活着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让自己的幸福最大化。要实现幸福最大化，就要有目标。我在阿里时，已深知生命太脆弱。我要把生命过得有意思，让自己快乐，希望也能帮助别人，这是我秉承不变的目标。”
从早期作品不难发现，她的创作主题一以贯之——如何生死。
小说《生生不已》里，小甜因晚期脑瘤，不治身亡。母亲乔先竹伤心至极，最终却以生的代价，换取新生儿的呱呱坠地，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相接”。
20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血玲珑》，传达出对命运无情捉弄的无奈与反抗——商界女强人卜绣文的女儿夏早早患上“渐近性贫血症”。为了挽救女儿性命，这位母亲不得不与女儿生父、当年强奸自己的男人再造一个生命，以完成“血玲珑”计划——骨髓移植造血，从而再度陷入对另一亲生骨肉的生死抉择。
“在我20多岁，还在野战医院做实习医生时，曾经参加过抢救一个小男孩儿的手术。为救这个孩子，大家真是费了很大气力，但他还是死了。”眼见孩子母亲悲痛欲绝，一位老医生劝慰道，你还可以再生一个。母亲泣诉：“我可以再生，但第二个孩子与这个孩子是不一样的。”
“但凡我写出的或未写的，肯定与生命相关。我无法不尊重生命，这是我的习惯，深入骨髓。”毕淑敏说。
女心理师的世界
1997年，海波偶然从报上读到对《红处方》的书评，那是毕淑敏涉足文坛10年后，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他在心中为之庆贺，“‘革命英雄主义’本色对她的创作会有一定局限。但这部作品代表她的一只脚已深入到社会问题，她在关注，这本身是一种进步。”
“在我对生活感受的储存里，有许多材料。这其中有一堆素色的棉花，沉实地裹成一团，我数次因它的滞重而绕过，它又在暗夜的思索中，经纬分明地浮现。这就是我在戒毒医院的感受，也许不仅仅是那数月间的有限体验。也是我从医20余年心灵感触的凝聚与扩散。我又查阅了许多资料，几乎将国内有关戒毒方面的图书读尽。以一位前医生和一位现作家为职业的我，感觉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毕淑敏在小说的跋中写道。
戒毒所里，她眼中的戒毒者，“表现出言而无信、不通常理，精神结构已出问题”，“吸毒前，他们的人格较脆弱。孤独，极度需要被人认可，渴望出人头地、与众不同。他们常想，为什么别人能上去，我不能上去?”。
小说中的“庄羽”，一个屡戒屡吸的高干子女，精神世界坍塌后，变态嫉恨女院長简方宁，“我不能变成和她一样的人，她太高尚、太尊贵了……但是我可以把她变成和我一样的人。”为此，她将毒品“七号”融入送给简方宁的巨型油画中，让其不知不觉中上瘾。识破真相已晚的简方宁，选择了平静离去，为自己开下一张赴死的“红处方”。
“通过庄羽的形象，毕淑敏深刻地表现了人性令人战栗的阴郁，抵达人性冰冷的内核。”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温奉桥在《死亡，尊严，人性》中写道。很久以前，他在毕淑敏的作品中就感到，“她以一个战士的冒险精神和医生的好奇心态，向人性的幽暗处突进……”
1998年，因为一场事故，毕淑敏卧床休养。康复后，她报名参加了北师大心理学的在职研究生班。毕淑敏当年的同学说，作为班长的她很聪明，学习积极，办过内刊。她擅于将自己的人生阅历、医学知识和对人的观察，移植到心理学领域。
2002年，结束心理学博士课程后，毕淑敏在北京开设了一家心理咨询中心。“我的咨询室有一扇镶有玻璃的门。每逢那扇门被推开，我都觉得一个非常鲜活、同时也是非常复杂的世界，在面前徐徐展开。”
2007年，继心理类小说《拯救乳房》发表后，毕淑敏又出版了《女心理师》。
人生有什么意义
“过去或现在，总有人说农村民风淳朴。真有那么淳朴?还是同样的人，为什么进城后就不淳朴?既然城区如此恶劣，为什么大家又要进入这个环境?我觉得这里就体现了一种变化——中国30多年的巨大变化，人性人心的变化。我不觉得有什么天生淳朴的地方，那是在狭小的生存环境里，人与人之间需要维持基本的道德约束，一旦跌落，周围人根本不能容忍。现在，人心需要新的约束，社会需要建立新的信任体系，这很重要。
“我当内科医生时，打开死者的心脏，会发现原来听到血流的杂音，是因这一结构而起。在对人作为客观肉身有所了解后，我既而想听到他内心真实的声音。没学心理学前，我凭靠的是‘将心比心’，以自己的人生经验猜测对方的思维轨迹。而心理学也并非万能，凭我的一己推断是非常微小的一部分。人的存在充满奥秘，我想把这种感知用语言表述出来，让人与人之间能有更多的了解，很多问题是因为不了解而起。”
某次大学演讲中，她碰到了一个犀利的提问，“人生有什么意义?请你务必说真话。”
“今天，在这里，我将非常负责地对大家说，我思索的结果是：人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话音刚落，台下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停顿片刻，她又说。“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确立一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