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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关贸易与经济发展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发展日益成熟。现有的大多数研究，往往只选取一项环境指标代表环境水平。在借鉴已有模型的基础上，选用了湖北省1986年到2011年25年的废水、废气和废渣产生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进行研究。用以更全面的反应环境质量水平，并更一步研究贸易与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检验了三类环境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是否存在EKC曲线，区分了对三类环境指标造成影响的因素，并且分析了湖北省的总体环境水平。
关键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GDP；出口依存度；两型社会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7-0047-03
1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环境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方面，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对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全球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估计1986年至1990年间共有500多万吨危险废物由工业化国家运往亚非拉诸国；经合组织OECD国家每年有至少10万起危险废物越境转移事件，数量达200万吨以上；绿色和平组织某项调查显示发达国家目前正以每年5000万吨的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运送危险物，其中美国曾在1991年将超过1500万磅塑料废物运往菲律宾，3500万磅运往印尼，7500万磅运往中国香港，其中大部分转运中国内陆。进入21世纪，虽然污染物转移的手段更加隐蔽，但事实上仍然大量存在。应当承认，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投资的确是造成环境破坏和污染的一大原因，贸易自由化在使各国的经济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国与国之间的生态资源依赖性，加速了生态资源与能源物质的高消耗和不合理开发，造成了新的环境压力与生态退化，加深了环境与贸易之间的矛盾。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不断增强，保护环境的呼声日益高涨，各国政府、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环境问题也越来越重视。
湖北省地处我国中部，自古就有“千湖之省”美誉，其武汉城市圈又是最早被国家确定为“两型社会”的试验区之一。可见在环境保护方面，湖北省在全国有一定的先锋和示范作用。那么湖北省的出口贸易对湖北省的总体环境有怎样的影响呢？本文试图借鉴已有的方法和湖北省的数据来解决这一问题。
2文献综述
有关贸易与环境的研究很早就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并做了大量的研究。Grossman和Krueger（1991）最早将国际贸易的环境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方面，建立了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的基本框。OECD（1994）则是将贸易的环境影响分为产品影响、技术影响、结构影响与规模影响四个方面，补充了有关贸易产品的环境影响分析。
很大一部分学者的观点认为国际贸易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Copeland和Taylor（1994）最早利用南北贸易模型进行环境效应的综合分析。他们认为贸易自由化减轻了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Copeland和Taylor（1995）也探讨了全球性污染问题的南北贸易模型，他们的结论是发达国家通过贸易就会改善环境，发展中国家则会加剧环境污染，而世界贸易从总体上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不过该模型系理论分析模型，其结论的可靠性还需要各国的贸易实践检验。Antweiler（1998）利用44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通过对国际贸易与S02浓度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贸易的结构效应使资本丰富国家的产出更具有污染性。Dua和Esty（1997）提出的“向底线赛跑假说”（race to the bottom），主要内容是由于各国争相扩大出口，会促使各国纷纷降低环境标准门槛来提高本国产品竞争力，从而出现向环保标准的底线不断逼近的现象。
也有学者认为国际贸易并不是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并以此说明采用贸易保护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以Keydiche Stevens（1993）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贸易有益于环境保护进行了深入研究。Stevens利用贸易的规模、技术、结构效应进行分析，表明贸易自由化可以为环境保护增加资金投入、提高技术水平以及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因而有利于环境保护。Antweiler、Copeland和Taylor（2001）通过引入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扩展了Copeland和Taylor（1994）南北模型，利用该模型他们对一组国家在1971到1996年间二氧化硫污染的实证检验，发现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环境质量的综合影响是积极地。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作了很多深入的研究。庄慧明、赵春明、郑伟腾（2009）运用计量模型分别从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三个方面对贸易的环境效应影响做了分析，并最终认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有利于环境的改善。王赞信、唐华琴（2009）则对江苏省对外贸易的环境影响做了研究，通过对废水、废气和烟尘等工业污染物分别在进出口贸易中的含量，也认为对外贸易使江苏省受益。钱幕梅、李怀整（2011）通过利用Grossman和Krueger的模型，对我国东中西部的29个省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三个地区的碳排放受进出口影响程度。刘林奇（2009）更是从规模、结构、技术、市场效率和环保政策这5个方面对我国30个省的工业污水排放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是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了环境污染，而技术效应和市场效率效应减少了我国的环境污染，环境政策对不同区域的有不同的影响。高静、黄繁华（2011）利用中国30个省15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中国是否存在倒U型的EKC曲线，最后检验结论显示东部地区存在倒U型EKC，而中部地区不存在EKC，西部地区存在正U型EKC。王菲（2011）分别基于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模型和考虑环境要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对河南省出口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低附加值的出口商品结构是影响河南环境的重要因素。 但是现有的研究有的是单独对废水、废气和废渣等污染物在进出口货物中的含量进行计算比较，如王赞信、唐华琴（2009）则对江苏省的研究。有的在选取环境解释变量时又仅仅只采用一个环境指标，如高静、黄繁华（2011）基于低碳的视角只选取了CO2的排放量，刘林奇（2009）只选取了污水的排放量，王菲（2011）对河南省的研究时也只选取了碳排放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用以表示环境污染程度。在笔者看来，这些指标都只是环境监测和环境评价的一个方面，并不能很全面的反应真实的环境污染水平，因此本文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在现阶段没有被普遍认可的综合指标的情况下，分别对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都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检验。
3数据选取和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查阅各年的《湖北统计年鉴》，分别选取了湖北省从1981年到2011年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弃物产生量，来说明湖北省整体环境的变化趋势。
工业废水是指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和废液，包括生产废水和生产污水。在传统的化工生产中，不经处理的废水排放对环境的污染极大。不过随着环保意识的发展，现在的工业废水一般都要经过处理达到国家标准后排放。
从图1可以看出湖北省工业废水排放的趋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改革开放之初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的高速发展，工业废水的排放量迅速增加，并且在1988年达到最高值。之后，在环保意识逐渐加强的影响下，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开始下降。特别是在进入2000年以后更呈现出进一步下降的趋势，但是从2008年开始又有上升的趋势。
废气主要由工业企业排放或汽车尾气排放产生。虽然现有大多数研究从低碳的角度选取CO2排放作为废气排放指标，但是由化石燃料产生的SO2和氮氧化物，对于环境的影响作用更大。SO2排放过多，极易在空气中遇水形成酸雨，而酸雨对土壤、建筑物和地表植物都有很强的腐蚀作用。而空气中的氮氧化物达到一定含量就很容易形成光化学烟雾，光化学烟雾对于呼吸道系统有强刺激作用，20世纪八大环境公害事件，其中有两件光化学烟雾都是罪魁祸首。
工业固体废弃物是指在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固体废物的一类，简称工业废物，是工业生产过程中排入环境的各种废渣、粉尘及其他废物。可分为一般工业废物和工业有害固体废物。工业废物消极堆存不仅占用大量土地，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而且许多工业废渣含有易溶于水的物质，通过淋溶污染土壤和水体。粉状的工业废物，随风飞扬，污染大气，有的还散发臭气和毒气。有的废物甚至淤塞河道，污染水系，影响生物生长，危害人身健康。
从图2和图3中可以看出，湖北省的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一直呈增长的态势。而且在2000年之后表现出更快的增速，虽然在个别年份稍有下降，但总体上保持了高速的增长。这说明2000年以后，虽然湖北省的水环境有所改善，但是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的剧增很有可能又导致了环境的恶化。
现有的研究框架很多都是在经济增长内生碳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以下简称EKC）基础上通过控制变量加以分析的。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是一种假设化的反映不同环境退化指标和人均收入之间关系的曲线。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环境退化和污染加剧，但当经济增长超越某一临界水平时（不同环境指标有所差异），该趋势将出现逆转。因此，较高的经济增长会引致环境改善。这实际上指出了环境影响指标是人均收入的“倒U型”函数。
本文借鉴黄静、高繁华（2011）在研究经济增长和环境效应的模型，运用EKC模型确定人均GDP、FDI和出口外贸依存度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但是以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构造三个模型。
其中W、A、S分别表示湖北省当年的工业废水、废气排放总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PGDP表示湖北省的人均GDP，FDI表示实际外商投资额，DEGR表示湖北省的出口依存度，由每年湖北省的出口量除以GDP总量所得。t是从1986年到2011年，本文数据都是由各年《湖北统计年鉴》收集整理而得。若β1>0，β2<0，则为“倒U型”曲线；若β1<0，β2>0则为“正U型”曲线。
分别对模型（1）、（2）、（3）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
通过表1的结果可以看到，以工业废水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作为解释变量的模型中存在“倒U型”曲线，但是在显著性上存在一定问题。而以废气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存在“正U型”曲线，且比较显著。人均GDP对于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影响最大，且加剧了工业废水的排放量。
这说明湖北省的的经济发展还是以工业废水的高污染、高排放为代价的。而人均GDP对废气的排放则有改善作用，说明经济发展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生产技术升级和清洁生产方式的普及，减少了工业废气的排放。虽然人均GDP的提高也可能会提高汽车的拥有量进而增加废气排放，但是这一提高作用现阶段还不明显。
FDI对于环境的影响都很显著，其中提高了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而减少了工业废水的排放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湖北省吸收外资投资的领域多数是产生工业废水较少对水环境污染更少的企业。但是较为忽视对于废气和工业固体废气物的产生量，因而导致了FDI对这两项的促进作用。
从图1、图2和图3中不难发现，湖北省的工业废水排放量从2000年开始就逐年下降，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却持续上升且并无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由于，虽然湖北省中心腹地的“武汉城市圈”被确定为两型社会的试验区，但是由于自身被称做“千湖之省”和拥有数座“百湖之市”城市的现状，湖北省首先把提高和改善水环境作为工作重点。因此，在吸收FDI时对工业废水排放量把关更为严格，而对于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则较为宽松。
出口贸易依存度对工业废水的排放量比较显著，而对于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则都不显著。同时可以看到，出口依存度对湖北省工业污水排放影响很大。可见虽然湖北省引进的外资投入企业大多对水污染比较小。但是省内自身的出口企业却对产生了更多的工业废水，因此湖北省的出口产业大多数依然是以高污染为主的。 4结论
单一环境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只能说明某一特定方面的环境问题，并不能评价整体环境质量好坏。采用一个综合的环境指标可以更好的反映贸易和经济发展对总体环境的影响。在没有适当的综合环境指标的情况下，分别对几个重要的环境指标，如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废渣）进行分析，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反映整体环境水平。
本文的数据显示，湖北省除工业废水排放呈下降趋势外。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呈现出不断攀升的趋势，且近年增长更快。可见湖北省在建设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试验区的推动下，着重进行了水环境的改善，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是忽视了对大气环境的改善和固体废物的处理处置，这也直接导致了湖北省大气环境和土壤环境的恶化，如2012年初夏武汉市出现的“迷雾”事件，以及2012年末全国范围出现的“雾霾”天气等，都是湖北省乃至我国大气环境恶化的显著表现。
通过实证结果，我们看见发现，只有废气的排放模型存在“倒U型”曲线，而工业废水和固体废弃物排放则存在“正U型”曲线。
人均GDP对三类环境指标的影响都很显著，但是对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都有有促进作用，对废气的排放量则起到了抑制作用。所以人均GDP的增长加快了水环境的恶化和固体废弃物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大气环境。
FDI对于三类环境指标的影响也显著，但是只对工业废水排放量有减少作用，对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都有促进作用。这说明湖北省吸收FDI改善了水环境质量，却损害了大气环境质量和加速了固体废弃物的产生。这可能与湖北省在吸收FDI时更倾向于严格控制水污染有关。这也印证了前文湖北省依托水资源丰富的优势，优先改善水环境的结论。
出口依存度对湖北省工业污水排放影响很大，对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却不明显。可见湖北省的出口产业大多数依然是以高污染，尤其是高度的水污染为主的。
参考文献
[1]王菲.河南省出口贸易环境效应研究部——基于碳排放和经济增长互相内生框架[J].生态经济，2011，（6）.
[2]刘林奇.我国对外贸易效应理论与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9，（3）.
[3]高静，黄繁华.贸易视角下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内在机理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面板数据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1，（10）.
[4]钱慕梅，李怀政.中国东中西出口贸易环境效应分析比较[J].国际贸易问题，2011，（6）.
[5]夏李莹.我国进出口贸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D].石家庄：河北大学，2009.
[6]于小霞.国际贸易对中国环境的影响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8.
关键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GDP；出口依存度；两型社会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7-0047-03
1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环境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方面，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对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全球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估计1986年至1990年间共有500多万吨危险废物由工业化国家运往亚非拉诸国；经合组织OECD国家每年有至少10万起危险废物越境转移事件，数量达200万吨以上；绿色和平组织某项调查显示发达国家目前正以每年5000万吨的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运送危险物，其中美国曾在1991年将超过1500万磅塑料废物运往菲律宾，3500万磅运往印尼，7500万磅运往中国香港，其中大部分转运中国内陆。进入21世纪，虽然污染物转移的手段更加隐蔽，但事实上仍然大量存在。应当承认，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投资的确是造成环境破坏和污染的一大原因，贸易自由化在使各国的经济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国与国之间的生态资源依赖性，加速了生态资源与能源物质的高消耗和不合理开发，造成了新的环境压力与生态退化，加深了环境与贸易之间的矛盾。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不断增强，保护环境的呼声日益高涨，各国政府、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环境问题也越来越重视。
湖北省地处我国中部，自古就有“千湖之省”美誉，其武汉城市圈又是最早被国家确定为“两型社会”的试验区之一。可见在环境保护方面，湖北省在全国有一定的先锋和示范作用。那么湖北省的出口贸易对湖北省的总体环境有怎样的影响呢？本文试图借鉴已有的方法和湖北省的数据来解决这一问题。
2文献综述
有关贸易与环境的研究很早就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并做了大量的研究。Grossman和Krueger（1991）最早将国际贸易的环境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方面，建立了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的基本框。OECD（1994）则是将贸易的环境影响分为产品影响、技术影响、结构影响与规模影响四个方面，补充了有关贸易产品的环境影响分析。
很大一部分学者的观点认为国际贸易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Copeland和Taylor（1994）最早利用南北贸易模型进行环境效应的综合分析。他们认为贸易自由化减轻了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Copeland和Taylor（1995）也探讨了全球性污染问题的南北贸易模型，他们的结论是发达国家通过贸易就会改善环境，发展中国家则会加剧环境污染，而世界贸易从总体上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不过该模型系理论分析模型，其结论的可靠性还需要各国的贸易实践检验。Antweiler（1998）利用44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通过对国际贸易与S02浓度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贸易的结构效应使资本丰富国家的产出更具有污染性。Dua和Esty（1997）提出的“向底线赛跑假说”（race to the bottom），主要内容是由于各国争相扩大出口，会促使各国纷纷降低环境标准门槛来提高本国产品竞争力，从而出现向环保标准的底线不断逼近的现象。
也有学者认为国际贸易并不是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并以此说明采用贸易保护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以Keydiche Stevens（1993）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贸易有益于环境保护进行了深入研究。Stevens利用贸易的规模、技术、结构效应进行分析，表明贸易自由化可以为环境保护增加资金投入、提高技术水平以及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因而有利于环境保护。Antweiler、Copeland和Taylor（2001）通过引入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扩展了Copeland和Taylor（1994）南北模型，利用该模型他们对一组国家在1971到1996年间二氧化硫污染的实证检验，发现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环境质量的综合影响是积极地。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作了很多深入的研究。庄慧明、赵春明、郑伟腾（2009）运用计量模型分别从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三个方面对贸易的环境效应影响做了分析，并最终认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有利于环境的改善。王赞信、唐华琴（2009）则对江苏省对外贸易的环境影响做了研究，通过对废水、废气和烟尘等工业污染物分别在进出口贸易中的含量，也认为对外贸易使江苏省受益。钱幕梅、李怀整（2011）通过利用Grossman和Krueger的模型，对我国东中西部的29个省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三个地区的碳排放受进出口影响程度。刘林奇（2009）更是从规模、结构、技术、市场效率和环保政策这5个方面对我国30个省的工业污水排放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是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了环境污染，而技术效应和市场效率效应减少了我国的环境污染，环境政策对不同区域的有不同的影响。高静、黄繁华（2011）利用中国30个省15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中国是否存在倒U型的EKC曲线，最后检验结论显示东部地区存在倒U型EKC，而中部地区不存在EKC，西部地区存在正U型EKC。王菲（2011）分别基于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模型和考虑环境要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对河南省出口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低附加值的出口商品结构是影响河南环境的重要因素。 但是现有的研究有的是单独对废水、废气和废渣等污染物在进出口货物中的含量进行计算比较，如王赞信、唐华琴（2009）则对江苏省的研究。有的在选取环境解释变量时又仅仅只采用一个环境指标，如高静、黄繁华（2011）基于低碳的视角只选取了CO2的排放量，刘林奇（2009）只选取了污水的排放量，王菲（2011）对河南省的研究时也只选取了碳排放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用以表示环境污染程度。在笔者看来，这些指标都只是环境监测和环境评价的一个方面，并不能很全面的反应真实的环境污染水平，因此本文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在现阶段没有被普遍认可的综合指标的情况下，分别对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都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检验。
3数据选取和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查阅各年的《湖北统计年鉴》，分别选取了湖北省从1981年到2011年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弃物产生量，来说明湖北省整体环境的变化趋势。
工业废水是指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和废液，包括生产废水和生产污水。在传统的化工生产中，不经处理的废水排放对环境的污染极大。不过随着环保意识的发展，现在的工业废水一般都要经过处理达到国家标准后排放。
从图1可以看出湖北省工业废水排放的趋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改革开放之初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的高速发展，工业废水的排放量迅速增加，并且在1988年达到最高值。之后，在环保意识逐渐加强的影响下，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开始下降。特别是在进入2000年以后更呈现出进一步下降的趋势，但是从2008年开始又有上升的趋势。
废气主要由工业企业排放或汽车尾气排放产生。虽然现有大多数研究从低碳的角度选取CO2排放作为废气排放指标，但是由化石燃料产生的SO2和氮氧化物，对于环境的影响作用更大。SO2排放过多，极易在空气中遇水形成酸雨，而酸雨对土壤、建筑物和地表植物都有很强的腐蚀作用。而空气中的氮氧化物达到一定含量就很容易形成光化学烟雾，光化学烟雾对于呼吸道系统有强刺激作用，20世纪八大环境公害事件，其中有两件光化学烟雾都是罪魁祸首。
工业固体废弃物是指在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固体废物的一类，简称工业废物，是工业生产过程中排入环境的各种废渣、粉尘及其他废物。可分为一般工业废物和工业有害固体废物。工业废物消极堆存不仅占用大量土地，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而且许多工业废渣含有易溶于水的物质，通过淋溶污染土壤和水体。粉状的工业废物，随风飞扬，污染大气，有的还散发臭气和毒气。有的废物甚至淤塞河道，污染水系，影响生物生长，危害人身健康。
从图2和图3中可以看出，湖北省的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一直呈增长的态势。而且在2000年之后表现出更快的增速，虽然在个别年份稍有下降，但总体上保持了高速的增长。这说明2000年以后，虽然湖北省的水环境有所改善，但是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的剧增很有可能又导致了环境的恶化。
现有的研究框架很多都是在经济增长内生碳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以下简称EKC）基础上通过控制变量加以分析的。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是一种假设化的反映不同环境退化指标和人均收入之间关系的曲线。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环境退化和污染加剧，但当经济增长超越某一临界水平时（不同环境指标有所差异），该趋势将出现逆转。因此，较高的经济增长会引致环境改善。这实际上指出了环境影响指标是人均收入的“倒U型”函数。
本文借鉴黄静、高繁华（2011）在研究经济增长和环境效应的模型，运用EKC模型确定人均GDP、FDI和出口外贸依存度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但是以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构造三个模型。
其中W、A、S分别表示湖北省当年的工业废水、废气排放总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PGDP表示湖北省的人均GDP，FDI表示实际外商投资额，DEGR表示湖北省的出口依存度，由每年湖北省的出口量除以GDP总量所得。t是从1986年到2011年，本文数据都是由各年《湖北统计年鉴》收集整理而得。若β1>0，β2<0，则为“倒U型”曲线；若β1<0，β2>0则为“正U型”曲线。
分别对模型（1）、（2）、（3）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
通过表1的结果可以看到，以工业废水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作为解释变量的模型中存在“倒U型”曲线，但是在显著性上存在一定问题。而以废气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存在“正U型”曲线，且比较显著。人均GDP对于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影响最大，且加剧了工业废水的排放量。
这说明湖北省的的经济发展还是以工业废水的高污染、高排放为代价的。而人均GDP对废气的排放则有改善作用，说明经济发展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生产技术升级和清洁生产方式的普及，减少了工业废气的排放。虽然人均GDP的提高也可能会提高汽车的拥有量进而增加废气排放，但是这一提高作用现阶段还不明显。
FDI对于环境的影响都很显著，其中提高了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而减少了工业废水的排放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湖北省吸收外资投资的领域多数是产生工业废水较少对水环境污染更少的企业。但是较为忽视对于废气和工业固体废气物的产生量，因而导致了FDI对这两项的促进作用。
从图1、图2和图3中不难发现，湖北省的工业废水排放量从2000年开始就逐年下降，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却持续上升且并无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由于，虽然湖北省中心腹地的“武汉城市圈”被确定为两型社会的试验区，但是由于自身被称做“千湖之省”和拥有数座“百湖之市”城市的现状，湖北省首先把提高和改善水环境作为工作重点。因此，在吸收FDI时对工业废水排放量把关更为严格，而对于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则较为宽松。
出口贸易依存度对工业废水的排放量比较显著，而对于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则都不显著。同时可以看到，出口依存度对湖北省工业污水排放影响很大。可见虽然湖北省引进的外资投入企业大多对水污染比较小。但是省内自身的出口企业却对产生了更多的工业废水，因此湖北省的出口产业大多数依然是以高污染为主的。 4结论
单一环境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只能说明某一特定方面的环境问题，并不能评价整体环境质量好坏。采用一个综合的环境指标可以更好的反映贸易和经济发展对总体环境的影响。在没有适当的综合环境指标的情况下，分别对几个重要的环境指标，如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废渣）进行分析，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反映整体环境水平。
本文的数据显示，湖北省除工业废水排放呈下降趋势外。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呈现出不断攀升的趋势，且近年增长更快。可见湖北省在建设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试验区的推动下，着重进行了水环境的改善，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是忽视了对大气环境的改善和固体废物的处理处置，这也直接导致了湖北省大气环境和土壤环境的恶化，如2012年初夏武汉市出现的“迷雾”事件，以及2012年末全国范围出现的“雾霾”天气等，都是湖北省乃至我国大气环境恶化的显著表现。
通过实证结果，我们看见发现，只有废气的排放模型存在“倒U型”曲线，而工业废水和固体废弃物排放则存在“正U型”曲线。
人均GDP对三类环境指标的影响都很显著，但是对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都有有促进作用，对废气的排放量则起到了抑制作用。所以人均GDP的增长加快了水环境的恶化和固体废弃物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大气环境。
FDI对于三类环境指标的影响也显著，但是只对工业废水排放量有减少作用，对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都有促进作用。这说明湖北省吸收FDI改善了水环境质量，却损害了大气环境质量和加速了固体废弃物的产生。这可能与湖北省在吸收FDI时更倾向于严格控制水污染有关。这也印证了前文湖北省依托水资源丰富的优势，优先改善水环境的结论。
出口依存度对湖北省工业污水排放影响很大，对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却不明显。可见湖北省的出口产业大多数依然是以高污染，尤其是高度的水污染为主的。
参考文献
[1]王菲.河南省出口贸易环境效应研究部——基于碳排放和经济增长互相内生框架[J].生态经济，2011，（6）.
[2]刘林奇.我国对外贸易效应理论与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9，（3）.
[3]高静，黄繁华.贸易视角下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内在机理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面板数据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1，（10）.
[4]钱慕梅，李怀政.中国东中西出口贸易环境效应分析比较[J].国际贸易问题，2011，（6）.
[5]夏李莹.我国进出口贸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D].石家庄：河北大学，2009.
[6]于小霞.国际贸易对中国环境的影响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