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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大学生Buss-Perry攻击性量表、眼中读心测试和自编的惯用语连线任务问卷，对421名成年女犯进行调查，尝试探讨成年女犯的攻击性、心理理论和惯用语理解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相较于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文化程度较高的女犯惯用语理解能力和心理理论水平得分更高;年轻女犯的心理理论水平表现更好;暴力类和涉毒类女犯攻击性水平更高;（2）惯用语理解能力与心理理论水平呈正相关，与攻击性水平呈负相关，心理理论与攻击性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3）惯用语理解能力在心理理论与攻击性之间发挥间接效应作用，研究提示心理理论和比喻性语言理解能力共同预测成年女犯的攻击性。
关键词心理理论;惯用语理解;攻击性;成年女犯
分类号B849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1.06.003
1引言
近年来，我国女犯占犯罪总体的比重不断增长（吴鹏森， 2018），且数量急剧上升（康树华， 2005）。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8年期间，女性罪犯人数从77279增长至140772，增幅达82.16%。女性罪犯的快速增长已是中国乃至全球突出的社会问题（陈志林， 2020）。与男性罪犯相比，女性罪犯具有更低的情绪稳定性及更高的愤怒特征 （Hornsveld et al.， 2016）。 她们表现出显著的冲动性人格特征 （罗艳红， 蔡太生， 李满林， 唐鑫， 陈贵， 2014）， 并且以间接的隐性攻击方式表达冲动性 （Kalemi et al.， 2019）。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攻击行为在男性罪犯领域已得到广泛研究，但女性罪犯及其攻击性往往容易被忽视 （Denson， ODean， Blake， & Beames， 2018; Kalemi et al.， 2019）。通常，攻击性主要体现为认知层面的敌意、情绪层面的愤怒和行为层面的言语与身体攻击 （Buss & Perry， 1992）。 产生攻击行为的原因多种多样， 但社会理解方面的缺陷和信息加工能力的不足被研究者反复提及 （Winter， Spengler， Bermpohl， Singer， & Kanske， 2017）。即个体心理理论水平较低，其言语理解能力较弱，对社会信息的本质把握不足，可能产生攻击行为。
心理理论指个体理解或推测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Premack & Woodruff， 1978），包含认知（信念、思想、意图）与情感（情绪和感觉）两部分。通常，面部情绪识别是情感心理理论的主要预测方式（Laillier et al.， 2019），而眼中读心测试通常被用来测试个体的情感心理理论（Gallant & Good， 2020）， 即通过对脸部、 眼部或嘴部图片的识别来判断他人的心理状态 （Baron-Cohen， Wheelwright， Hill， Raste， & Plumb， 2001）。在基本心理状态层面下，正常成人对整个脸部图片能获得更多重要的信息，其次是眼部图片;在复杂心理状态下，被试从眼部图片和整个脸部图片获得相似的信息 （Baron-Cohen， Wheelwright， & Jolliffe， 1997）。 由此，不管是在基本还是复杂的心理状态下，眼部图片提供的信息为理解个体心理状态均起到重要作用。而攻击性的产生往往与面部情绪识别障碍和信息加工不足有关（Marsh & Blair， 2008）。具有攻击行为史的男性对负面情绪视频的同情心较低， 在感受他人痛苦情绪方面存在不足 （Winter et al.， 2017）。这提示攻击性与情绪识别能力不足有关，具有攻击行为史的男性在情感心理理论上存在缺陷（Winter et al.， 2017）。攻击性或冲动的个体，识别他人精神状态的能力较低（Sandvik， Hansen， Johnsen， & Laberg， 2014）， 且更倾向于将他人的面部情绪感知为愤怒或敌意， 导致个体更多敌对的行为反应 （Kuin， Masthoff， Nunnink， Munafò， & Penton-Voak， 2020）。即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攻击性的个体在加工他人语言信息和面部情绪时，可能存在敌意归因偏向， 将他人模糊的信息过度解释为敌意意图， 进而导致攻击行为的产生 （Dodge & Coie， 1987）。 一方面，以往研究表明心理理论与语言理解能力有关（马利军， 曾淑君， 张积家， 2016; 隋晓爽， 苏彦捷， 2003）。儿童语言能力与社会情绪知觉任务的关系密切，语言能力越高，社会情绪知觉能力越强（隋晓爽等， 2003）。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水平正向预测惯用语理解能力，心理理论发展得越好，惯用语理解能力越高（马利军等， 2016）。另一方面，语言能力缺陷与问题行为有关，阅读困难与破坏性行为具有共病的连续性（
Maughan， Pickles， Hagell， Rutter， & Yule， 1996）;冲动-攻击性个体可能存在语言理解和推理能力上的缺陷（Villemarette-pittman， Stanford， & Greve， 2003）;攻击性与语言理解能力存在密切联系，语言领域的受损可能是攻击行为产生的原因（Villemarette-pittman et al.， 2003）。综上，心理理论和社会语言理解能力（惯用语通达）与攻击性存在密切联系，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有效地揭示成年女犯心理理论水平和比喻性语言理解能力与攻击性的关系。本研究假设心理理论显著负向预测攻击性，惯用语理解在心理理论与攻击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2研究方法
2.1被試
选取某女子监狱的460名成年女犯，发放Buss-Perry攻击性量表、眼中读心测试和惯用语连线任务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剩余421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1.52%。其中，18～29岁86人（20.43%）， 30～39岁135人（32.07%）， 40～49岁139人（33.02%）， 50岁以上52人（12.35%）。 在文化程度上， 小学及以下134人（31.83%）， 初中163人（38.72%）， 高中47人（11.16%）， 高中以上71人（16.86%）， 6人未勾选（1.43%）。 在犯罪类型上， 经济类犯罪135人（32.07%）， 暴力类犯罪21人（4.99%）， 职务类犯罪56人（13.30%）， 性犯罪12人（2.85%）， 涉毒类犯罪104人（24.70%）， 其他类型93人（22.09%）。 2.2研究工具
2.2.1Buss-Perry攻击性量表
采用吕路等（2013）修订的中文大学生版 Buss-Perry攻击性量表，包括敌意、身体攻击、冲动和易怒性四个分量表，共22题。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89，4 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73～0.85之间。2 周后总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91，4个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在0.75～0.80之间（吕路， 高见和至， 董冬， Wong， 王翕， 2013）。量表采用5点计分，1为完全不符合，5为完全符合。各分量表得分为各维度条目的评分均值，总量表得分为所有条目的评分均值，分数越高代表攻击性越强。在本研究中，攻击性总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89，敌意、身体攻击、冲动和易怒性四个分量表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82、0.86、0.74和0.80;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χ2/df=2.62，CFI=0.89，TLI=0.87，RMSEA=0.07（0.06， 0.07）， SRMR=0.07。该量表在本研究样本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2.2眼中读心测试
采用白琼英（2011）翻译的眼中读心测试。该测试包含36张眼部图片，在每张图片下方呈现四个心理状态的选项。每张图片包含两个问题，一是判断图片中的人物性别， 二是选出一个最符合的图中人状态的选项，若只答对一题得0分， 同时答对两题得1分， 总分为36分，得分越高代表心理理论水平越高。本测试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54，重测信度为0.64（白琼英， 2011）。由于眼中读心测试不是一般的心理行为倾向量表，信度会略低，但该测试作为测量成人心理理论的主要方式之一，已被广泛使用和验证（Chander et al.， 2020）。
2.2.3惯用语连线任务问卷
从《汉语惯用语词典》（黄斌宏等，2009）中选取出230个三字惯用语。180名成年女犯对惯用语的熟悉度、可理解度和可表象性进行5点评定，分值越高代表惯用语越熟悉，越容易理解和形成表象。结果显示： 熟悉度的均值为3.84±0.61，可理解度的均值为5.67±0.53，可表象度的均值为3.59±0.51。选取熟悉度低于3.30（2.84±0.08）和高于4.29（4.80±0.08）的两类惯用语各32个。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两类惯用语的熟悉度（t（63）=-17.14， p<0.001）、可理解度 （t（63）=-8.95， p<0.001） 和可表象度 （t（63）=-7.65， p<0.001）的差异均显著。编制惯用语连线任务问卷，惯用语的比喻义取自《汉语惯用语词典》和百度百科。问卷共有8组，每组包含8个惯用语（高、低熟悉度各4个）及其比喻义（随机打乱顺序）。被试进行连线任务，连对一题得1分，满分64分。
2.3施测和数据分析
以监区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施测时由管教人员配合进行。被试依次完成Buss-Perry攻击性量表、惯用语连线任务问卷和眼中读心测试，要求在30分钟左右完成。采用SPSS 20.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方差分析及Process的 Model 4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3结果与分析
3.1攻击性、心理理论与惯用语理解能力在人口学变量上的结果
成年女犯的攻击性、心理理论和惯用语理解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随着年龄的增加，成年女犯的攻击性得分逐渐降低。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成年女犯的惯用语理解能力和心理理论水平也逐渐升高，且攻击性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成年女犯的攻击性得分（2.08±0.59）整体都处于较低水平。
以攻击性为因变量，以年龄和文化程度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主效应不显著， F（3，405）=1.73， p>0.05; 文化程度的主效应不显著， F（3，405）=0.23， p>0.05，年龄和文化程度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9，405）=0.47， p>0.05，表明年龄和文化程度不是成年女犯攻击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
以心理理论为因变量，以年龄和文化程度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的主效应不显著， F（3，405）=3.39， p>0.05; 文化程度的主效应显著F（3，405）=2.81， p<0.05， η2=0.05; 年龄和文化程度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9，405）=0.89， p>0.05。事后检验结果见表2，18～29岁女犯的心理理论水平显著高于40～59岁的心理理论水平，即年轻女犯的心理理论水平显著高于中年女犯的心理理论水平。高中及以上阶段的心理理论水平显著高于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心理理论水平。心理理论水平受到文化程度的影响，文化程度越高，心理理论水平越高。
以惯用语理解成绩为因变量，以年龄和文化程度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的主效应不显著， F（3，405）=0.80， p>0.05; 文化程度的主效应显著F（3，405）=6.11， p<0.001， η2=0.10; 年龄和文化程度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9，405）=0.73， p>0.05。事后检验结果见表3，惯用语理解能力在年龄上无显著差异。高中及以上水平的惯用语理解能力显著高于小学与初中的惯用语理解能力，表明惯用语理解能力受到文化程度的影响，文化程度越高，惯用语理解能力越强。
不同犯罪类型的攻击性得分情况见表4。由表4可知，暴力类的女犯攻击性得分最高，其次是性犯罪和涉毒类女犯，经济类和职务类的女犯攻击性得分较低。以攻击性总分和各分量表得分为因变量，以犯罪类型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攻击性总分上，犯罪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5，415）=3.96， p<0.01， η2=0.05，事后比较发现，暴力类、涉毒类女犯的攻击性得分显著高于经济类和职务类女犯。在敌意分量表上，犯罪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5，415）=3.93， p<0.05， η2=0.05，事后比较发现暴力类和涉毒类女犯在敵意上显著高于经济类，且暴力类显著高于职务类。在身体攻击分量表上，犯罪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5，415）=6.32， p<0.001， η2=0.07，事后比较发现暴力类女犯显著高于其他犯罪类型，涉毒类的女犯得分显著高于经济类。在冲动分量表上，犯罪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5，415）=3.16， p<0.05， η2=0.04，事后比较发现涉毒类女犯得分显著高于经济类和职务类。在易怒性分量表上，犯罪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5，415）=2.35， p<0.05， η2=0.03，事后比较发现涉毒类女犯的易怒性得分显著高于经济类。此外，对攻击性四个分量表进行方差分析，四个分量表的主效应显著， F（3，417）=259.60， p<0.001， η2=0.32，事后比较发现，成年女犯的身体攻击得分显著低于敌意、冲动和易怒性得分。暗示女犯主要表现为间接攻击（敌意、冲动、易怒性），而非直接攻击（身体攻击）。 3.2攻击性、心理理论和惯用语理解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心理理论和惯用语理解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r=0.29， p<0.001，在控制了年龄、文化水平、犯罪类型和攻击性因素后，二者的偏相关系数为r=0.27， p<0.001，即成年女犯心理理论水平和惯用语理解能力存在显著正相关。惯用语理解与攻击性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r=-0.17， p<0.001，在控制了年龄、文化水平、犯罪类型和心理理论水平后，二者的偏相关系数r=-0.25， p<0.001，表明成年女犯的惯用语理解能力与攻击性存在显著负相关。成年女犯的攻击性与心理理论无相关， r=-0.05， p>0.05。
3.3惯用语理解的中介作用检验
以年龄、文化程度和犯罪类型为控制变量，以攻击性为因变量，心理理论为自变量，惯用语理解水平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5。心理理论显著正向预测惯用语理解水平;惯用语理解水平显著负向预测攻击性;未发现心理理论对攻击性的预测作用。进一步采用偏差矫正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发现，直接效应不显著（b=0.03， SE=0.07， 95% CI[-0.12， 0.18]），中介效应值为-0.07， SE=0.03， 95% CI [-0.12， -0.02]，置信区间不包括零，中介效应显著。回归系数R=0.25，测定系数R2=0.06，即惯用语理解水平可以解释攻击性6%的变异， F（4，414）=2.89， p<0.05。
4讨论
4.1各变量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情况
本研究发现，年龄对惯用语理解能力和攻击性的主效应不显著，表明年龄不是惯用语理解能力和攻击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但年龄对情感心理理论的主效应显著，18～29的年轻女犯的情感心理理论高于40～59岁的女犯，情感心理理论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下降的趋势。这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相符（Duval， Piolino， Bejanin， Eustache， & Desgranges， 2011; Zhou， Hong， Chen， Liu， & Zhang， 2019）， 年轻组在眼中读心测试上的得分显著高于老年组（Zhou et al.， 2019）。Duval等（2011）比较年轻、中年和老年组对眼部情绪的感知能力，发现三组被试在基本情绪感知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复杂情绪感知上，年轻组高于中年组和老年组。但情感心理理论与年龄的关系仍存在争议，Li等人（2013）发现年龄与情感心理理论无关。
文化程度对心理理论和惯用语理解能力的主效应均显著，对攻击性的主效应不显著。这表明心理理论和惯用语理解能力与受教育水平有关，文化程度越高的成年女犯，心理理论水平越高，惯用语理解能力越强。攻击性与受教育水平的关系与以往研究不符，Kalemi等 （2019）发现攻击性与更低的受教育水平相关。以往关于情感心理理论与受教育水平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与本研究结果相似，Zhou等（2019）发现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的情感心理理论显著高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群体的情感心理理论。与之相反，部分研究结果表明不管是通过理解故事中人物的感受（Bottiroli， Cavallini， Ceccato， Vecchi， & Lecce， 2016），还是通过眼中读心测试（Kopera et al.， 2014; Li et al.， 2013）均发现，情感心理理论与受教育水平无显著相关。惯用语理解能力与受教育水平的关系与以往研究一致，语言理解能力与受教育年限呈正相关（郑超等， 2018）。因此，个体的受教育水平可能可以提升个体的情感心理理论水平和语言理解能力，但对攻击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
女性罪犯的犯罪类型主要是以经济类和涉毒类为主，其次是职务类，暴力类和性犯罪占比相对较少。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结构的变化，女性参与社会活动地不断增加，女性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女性经济类和职务类犯罪也逐步增多;伴随着扫黑除恶向纵深推进，涉毒类女犯占比也逐渐增大（陈志林， 2020）。女犯攻击性各维度存在差异，身体攻击的得分比敌意、冲动和易怒性低，可能是受生理特征和社会规范的影响，女犯更倾向使用间接攻击和关系攻击，而非身体攻击（Denson et al.， 2018; Kalemi et al.， 2019）。在身體攻击上，暴力类犯罪显著高于其他犯罪类型;在敌意、冲动和易怒性上，涉毒类显著高于经济类和职务类。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柴萌等， 2004），暴力类女犯具有较高的身体攻击性，但涉毒类女犯在敌意、冲动和易怒性上的间接攻击也不容忽视。
4.2心理理论、惯用语理解能力与攻击性的关系
与以往基于成人（Winter et al.， 2017）和儿童（乔丽红等， 2012）的实证研究结果不一致，本研究发现，心理理论与攻击性之间无显著的相关性，心理理论不能直接预测攻击性，表明成年女犯的心理理论对攻击性没有直接关系，另一种可能是研究出现被试的“过度猜测”。但本研究结果与Kuin等（2020）的干预研究结果类似，Kuin等（2020）通过给男犯进行模棱两可的脸部表情图片训练，训练后的个体认为更多快乐的面孔而非愤怒的面孔，但该训练并未使成年男性罪犯的攻击性减少或亲社会行为增加，面孔情绪感知缺陷可能增加罪犯的敌意偏向，而情绪感知的改善却不能直接减少攻击行为。攻击行为的产生可能受到许多个人因素的影响（Allena， Andersona， & Bushman， 2010），若只单一地关注情感心理理论，而不考虑其他因素，心理理论对攻击性可能只具有较微弱的影响。
同时，心理理论与惯用语理解存在显著正相关，心理理论正向预测惯用语理解水平。心理理论对语言理解能力的影响已经得到许多研究的证实（马利军， 张静宇， 张积家， 2015）。对他人情绪状态的良好感知及面部情绪状态的准确把握，可以促进对他人语言的理解，个体对比喻性语言的加工，需要心理理论的不断地发展（马利军等， 2016）。惯用语理解与攻击性存在显著负相关，语言理解能力越高，攻击行为越少，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类似（ Villemarette-Pittman et al.， 2003）。冲动攻击的个体表现出较差的语言组织和理解能力，可能存在语言能力受损。惯用语作为一门比喻性语言，个体需要对其背后概念的概念隐喻进行提取和加工（马利军等， 2016），方便理解他人的话外之音，并运用良好的沟通方式而非攻擊行为。惯用语理解在心理理论与攻击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表明心理理论通过影响惯用语理解能力间接影响攻击性。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攻击性的个体可能存在信息处理缺陷，在对他人面部情绪的感知可能存在敌意偏向，可能曲解他人的语言意图，过度解释他人的情绪和语言，促使攻击行为的产生（Dodge et al.， 1987） 。
4.3研究局限
本研究结果显示，成年女犯的攻击性与心理理论水平之间无显著相关性，针对这个结果可能有以下几点解释： 首先，攻击性的测量可能存在霍桑效应，女犯在监狱环境中完成攻击行为量表，高度结构化和限制性的监狱环境可能减少囚犯自发的社会行为表达，攻击率可能较低（Kuin et al.， 2020），后续研究可采用他人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结合的测量方式。同时，成人情感心理理论与攻击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情绪感知可能只是攻击性的症状而非原因（Kuin et al.， 2020），除了面部情绪感知外，攻击性可能由许多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引起（Allena et al.， 2010）。最后，本研究采用眼中读心测试的方法测量个体的情感心理理论，但眼部图片均取自白人群体，文化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中国群体对面部情绪的识别，后续研究应该使用更符合中国本土的情感心理理论的测量方式。
5结论
（1） 成年女犯的心理理论水平不能直接预测攻击性。
（2） 心理理论水平正向预测成年女犯的惯用语理解能力，惯用语理解能力负向预测成年女犯的攻击性;惯用语理解能力在两者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心理理论通过促进语言理解，进而降低成年女犯的攻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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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心理理论;惯用语理解;攻击性;成年女犯
分类号B849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1.06.003
1引言
近年来，我国女犯占犯罪总体的比重不断增长（吴鹏森， 2018），且数量急剧上升（康树华， 2005）。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8年期间，女性罪犯人数从77279增长至140772，增幅达82.16%。女性罪犯的快速增长已是中国乃至全球突出的社会问题（陈志林， 2020）。与男性罪犯相比，女性罪犯具有更低的情绪稳定性及更高的愤怒特征 （Hornsveld et al.， 2016）。 她们表现出显著的冲动性人格特征 （罗艳红， 蔡太生， 李满林， 唐鑫， 陈贵， 2014）， 并且以间接的隐性攻击方式表达冲动性 （Kalemi et al.， 2019）。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攻击行为在男性罪犯领域已得到广泛研究，但女性罪犯及其攻击性往往容易被忽视 （Denson， ODean， Blake， & Beames， 2018; Kalemi et al.， 2019）。通常，攻击性主要体现为认知层面的敌意、情绪层面的愤怒和行为层面的言语与身体攻击 （Buss & Perry， 1992）。 产生攻击行为的原因多种多样， 但社会理解方面的缺陷和信息加工能力的不足被研究者反复提及 （Winter， Spengler， Bermpohl， Singer， & Kanske， 2017）。即个体心理理论水平较低，其言语理解能力较弱，对社会信息的本质把握不足，可能产生攻击行为。
心理理论指个体理解或推测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Premack & Woodruff， 1978），包含认知（信念、思想、意图）与情感（情绪和感觉）两部分。通常，面部情绪识别是情感心理理论的主要预测方式（Laillier et al.， 2019），而眼中读心测试通常被用来测试个体的情感心理理论（Gallant & Good， 2020）， 即通过对脸部、 眼部或嘴部图片的识别来判断他人的心理状态 （Baron-Cohen， Wheelwright， Hill， Raste， & Plumb， 2001）。在基本心理状态层面下，正常成人对整个脸部图片能获得更多重要的信息，其次是眼部图片;在复杂心理状态下，被试从眼部图片和整个脸部图片获得相似的信息 （Baron-Cohen， Wheelwright， & Jolliffe， 1997）。 由此，不管是在基本还是复杂的心理状态下，眼部图片提供的信息为理解个体心理状态均起到重要作用。而攻击性的产生往往与面部情绪识别障碍和信息加工不足有关（Marsh & Blair， 2008）。具有攻击行为史的男性对负面情绪视频的同情心较低， 在感受他人痛苦情绪方面存在不足 （Winter et al.， 2017）。这提示攻击性与情绪识别能力不足有关，具有攻击行为史的男性在情感心理理论上存在缺陷（Winter et al.， 2017）。攻击性或冲动的个体，识别他人精神状态的能力较低（Sandvik， Hansen， Johnsen， & Laberg， 2014）， 且更倾向于将他人的面部情绪感知为愤怒或敌意， 导致个体更多敌对的行为反应 （Kuin， Masthoff， Nunnink， Munafò， & Penton-Voak， 2020）。即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攻击性的个体在加工他人语言信息和面部情绪时，可能存在敌意归因偏向， 将他人模糊的信息过度解释为敌意意图， 进而导致攻击行为的产生 （Dodge & Coie， 1987）。 一方面，以往研究表明心理理论与语言理解能力有关（马利军， 曾淑君， 张积家， 2016; 隋晓爽， 苏彦捷， 2003）。儿童语言能力与社会情绪知觉任务的关系密切，语言能力越高，社会情绪知觉能力越强（隋晓爽等， 2003）。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水平正向预测惯用语理解能力，心理理论发展得越好，惯用语理解能力越高（马利军等， 2016）。另一方面，语言能力缺陷与问题行为有关，阅读困难与破坏性行为具有共病的连续性（
Maughan， Pickles， Hagell， Rutter， & Yule， 1996）;冲动-攻击性个体可能存在语言理解和推理能力上的缺陷（Villemarette-pittman， Stanford， & Greve， 2003）;攻击性与语言理解能力存在密切联系，语言领域的受损可能是攻击行为产生的原因（Villemarette-pittman et al.， 2003）。综上，心理理论和社会语言理解能力（惯用语通达）与攻击性存在密切联系，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有效地揭示成年女犯心理理论水平和比喻性语言理解能力与攻击性的关系。本研究假设心理理论显著负向预测攻击性，惯用语理解在心理理论与攻击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2研究方法
2.1被試
选取某女子监狱的460名成年女犯，发放Buss-Perry攻击性量表、眼中读心测试和惯用语连线任务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剩余421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1.52%。其中，18～29岁86人（20.43%）， 30～39岁135人（32.07%）， 40～49岁139人（33.02%）， 50岁以上52人（12.35%）。 在文化程度上， 小学及以下134人（31.83%）， 初中163人（38.72%）， 高中47人（11.16%）， 高中以上71人（16.86%）， 6人未勾选（1.43%）。 在犯罪类型上， 经济类犯罪135人（32.07%）， 暴力类犯罪21人（4.99%）， 职务类犯罪56人（13.30%）， 性犯罪12人（2.85%）， 涉毒类犯罪104人（24.70%）， 其他类型93人（22.09%）。 2.2研究工具
2.2.1Buss-Perry攻击性量表
采用吕路等（2013）修订的中文大学生版 Buss-Perry攻击性量表，包括敌意、身体攻击、冲动和易怒性四个分量表，共22题。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89，4 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73～0.85之间。2 周后总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91，4个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在0.75～0.80之间（吕路， 高见和至， 董冬， Wong， 王翕， 2013）。量表采用5点计分，1为完全不符合，5为完全符合。各分量表得分为各维度条目的评分均值，总量表得分为所有条目的评分均值，分数越高代表攻击性越强。在本研究中，攻击性总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89，敌意、身体攻击、冲动和易怒性四个分量表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82、0.86、0.74和0.80;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χ2/df=2.62，CFI=0.89，TLI=0.87，RMSEA=0.07（0.06， 0.07）， SRMR=0.07。该量表在本研究样本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2.2眼中读心测试
采用白琼英（2011）翻译的眼中读心测试。该测试包含36张眼部图片，在每张图片下方呈现四个心理状态的选项。每张图片包含两个问题，一是判断图片中的人物性别， 二是选出一个最符合的图中人状态的选项，若只答对一题得0分， 同时答对两题得1分， 总分为36分，得分越高代表心理理论水平越高。本测试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54，重测信度为0.64（白琼英， 2011）。由于眼中读心测试不是一般的心理行为倾向量表，信度会略低，但该测试作为测量成人心理理论的主要方式之一，已被广泛使用和验证（Chander et al.， 2020）。
2.2.3惯用语连线任务问卷
从《汉语惯用语词典》（黄斌宏等，2009）中选取出230个三字惯用语。180名成年女犯对惯用语的熟悉度、可理解度和可表象性进行5点评定，分值越高代表惯用语越熟悉，越容易理解和形成表象。结果显示： 熟悉度的均值为3.84±0.61，可理解度的均值为5.67±0.53，可表象度的均值为3.59±0.51。选取熟悉度低于3.30（2.84±0.08）和高于4.29（4.80±0.08）的两类惯用语各32个。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两类惯用语的熟悉度（t（63）=-17.14， p<0.001）、可理解度 （t（63）=-8.95， p<0.001） 和可表象度 （t（63）=-7.65， p<0.001）的差异均显著。编制惯用语连线任务问卷，惯用语的比喻义取自《汉语惯用语词典》和百度百科。问卷共有8组，每组包含8个惯用语（高、低熟悉度各4个）及其比喻义（随机打乱顺序）。被试进行连线任务，连对一题得1分，满分64分。
2.3施测和数据分析
以监区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施测时由管教人员配合进行。被试依次完成Buss-Perry攻击性量表、惯用语连线任务问卷和眼中读心测试，要求在30分钟左右完成。采用SPSS 20.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方差分析及Process的 Model 4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3结果与分析
3.1攻击性、心理理论与惯用语理解能力在人口学变量上的结果
成年女犯的攻击性、心理理论和惯用语理解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随着年龄的增加，成年女犯的攻击性得分逐渐降低。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成年女犯的惯用语理解能力和心理理论水平也逐渐升高，且攻击性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成年女犯的攻击性得分（2.08±0.59）整体都处于较低水平。
以攻击性为因变量，以年龄和文化程度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主效应不显著， F（3，405）=1.73， p>0.05; 文化程度的主效应不显著， F（3，405）=0.23， p>0.05，年龄和文化程度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9，405）=0.47， p>0.05，表明年龄和文化程度不是成年女犯攻击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
以心理理论为因变量，以年龄和文化程度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的主效应不显著， F（3，405）=3.39， p>0.05; 文化程度的主效应显著F（3，405）=2.81， p<0.05， η2=0.05; 年龄和文化程度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9，405）=0.89， p>0.05。事后检验结果见表2，18～29岁女犯的心理理论水平显著高于40～59岁的心理理论水平，即年轻女犯的心理理论水平显著高于中年女犯的心理理论水平。高中及以上阶段的心理理论水平显著高于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心理理论水平。心理理论水平受到文化程度的影响，文化程度越高，心理理论水平越高。
以惯用语理解成绩为因变量，以年龄和文化程度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的主效应不显著， F（3，405）=0.80， p>0.05; 文化程度的主效应显著F（3，405）=6.11， p<0.001， η2=0.10; 年龄和文化程度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9，405）=0.73， p>0.05。事后检验结果见表3，惯用语理解能力在年龄上无显著差异。高中及以上水平的惯用语理解能力显著高于小学与初中的惯用语理解能力，表明惯用语理解能力受到文化程度的影响，文化程度越高，惯用语理解能力越强。
不同犯罪类型的攻击性得分情况见表4。由表4可知，暴力类的女犯攻击性得分最高，其次是性犯罪和涉毒类女犯，经济类和职务类的女犯攻击性得分较低。以攻击性总分和各分量表得分为因变量，以犯罪类型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攻击性总分上，犯罪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5，415）=3.96， p<0.01， η2=0.05，事后比较发现，暴力类、涉毒类女犯的攻击性得分显著高于经济类和职务类女犯。在敌意分量表上，犯罪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5，415）=3.93， p<0.05， η2=0.05，事后比较发现暴力类和涉毒类女犯在敵意上显著高于经济类，且暴力类显著高于职务类。在身体攻击分量表上，犯罪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5，415）=6.32， p<0.001， η2=0.07，事后比较发现暴力类女犯显著高于其他犯罪类型，涉毒类的女犯得分显著高于经济类。在冲动分量表上，犯罪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5，415）=3.16， p<0.05， η2=0.04，事后比较发现涉毒类女犯得分显著高于经济类和职务类。在易怒性分量表上，犯罪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5，415）=2.35， p<0.05， η2=0.03，事后比较发现涉毒类女犯的易怒性得分显著高于经济类。此外，对攻击性四个分量表进行方差分析，四个分量表的主效应显著， F（3，417）=259.60， p<0.001， η2=0.32，事后比较发现，成年女犯的身体攻击得分显著低于敌意、冲动和易怒性得分。暗示女犯主要表现为间接攻击（敌意、冲动、易怒性），而非直接攻击（身体攻击）。 3.2攻击性、心理理论和惯用语理解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心理理论和惯用语理解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r=0.29， p<0.001，在控制了年龄、文化水平、犯罪类型和攻击性因素后，二者的偏相关系数为r=0.27， p<0.001，即成年女犯心理理论水平和惯用语理解能力存在显著正相关。惯用语理解与攻击性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r=-0.17， p<0.001，在控制了年龄、文化水平、犯罪类型和心理理论水平后，二者的偏相关系数r=-0.25， p<0.001，表明成年女犯的惯用语理解能力与攻击性存在显著负相关。成年女犯的攻击性与心理理论无相关， r=-0.05， p>0.05。
3.3惯用语理解的中介作用检验
以年龄、文化程度和犯罪类型为控制变量，以攻击性为因变量，心理理论为自变量，惯用语理解水平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5。心理理论显著正向预测惯用语理解水平;惯用语理解水平显著负向预测攻击性;未发现心理理论对攻击性的预测作用。进一步采用偏差矫正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发现，直接效应不显著（b=0.03， SE=0.07， 95% CI[-0.12， 0.18]），中介效应值为-0.07， SE=0.03， 95% CI [-0.12， -0.02]，置信区间不包括零，中介效应显著。回归系数R=0.25，测定系数R2=0.06，即惯用语理解水平可以解释攻击性6%的变异， F（4，414）=2.89， p<0.05。
4讨论
4.1各变量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情况
本研究发现，年龄对惯用语理解能力和攻击性的主效应不显著，表明年龄不是惯用语理解能力和攻击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但年龄对情感心理理论的主效应显著，18～29的年轻女犯的情感心理理论高于40～59岁的女犯，情感心理理论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下降的趋势。这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相符（Duval， Piolino， Bejanin， Eustache， & Desgranges， 2011; Zhou， Hong， Chen， Liu， & Zhang， 2019）， 年轻组在眼中读心测试上的得分显著高于老年组（Zhou et al.， 2019）。Duval等（2011）比较年轻、中年和老年组对眼部情绪的感知能力，发现三组被试在基本情绪感知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复杂情绪感知上，年轻组高于中年组和老年组。但情感心理理论与年龄的关系仍存在争议，Li等人（2013）发现年龄与情感心理理论无关。
文化程度对心理理论和惯用语理解能力的主效应均显著，对攻击性的主效应不显著。这表明心理理论和惯用语理解能力与受教育水平有关，文化程度越高的成年女犯，心理理论水平越高，惯用语理解能力越强。攻击性与受教育水平的关系与以往研究不符，Kalemi等 （2019）发现攻击性与更低的受教育水平相关。以往关于情感心理理论与受教育水平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与本研究结果相似，Zhou等（2019）发现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的情感心理理论显著高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群体的情感心理理论。与之相反，部分研究结果表明不管是通过理解故事中人物的感受（Bottiroli， Cavallini， Ceccato， Vecchi， & Lecce， 2016），还是通过眼中读心测试（Kopera et al.， 2014; Li et al.， 2013）均发现，情感心理理论与受教育水平无显著相关。惯用语理解能力与受教育水平的关系与以往研究一致，语言理解能力与受教育年限呈正相关（郑超等， 2018）。因此，个体的受教育水平可能可以提升个体的情感心理理论水平和语言理解能力，但对攻击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
女性罪犯的犯罪类型主要是以经济类和涉毒类为主，其次是职务类，暴力类和性犯罪占比相对较少。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结构的变化，女性参与社会活动地不断增加，女性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女性经济类和职务类犯罪也逐步增多;伴随着扫黑除恶向纵深推进，涉毒类女犯占比也逐渐增大（陈志林， 2020）。女犯攻击性各维度存在差异，身体攻击的得分比敌意、冲动和易怒性低，可能是受生理特征和社会规范的影响，女犯更倾向使用间接攻击和关系攻击，而非身体攻击（Denson et al.， 2018; Kalemi et al.， 2019）。在身體攻击上，暴力类犯罪显著高于其他犯罪类型;在敌意、冲动和易怒性上，涉毒类显著高于经济类和职务类。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柴萌等， 2004），暴力类女犯具有较高的身体攻击性，但涉毒类女犯在敌意、冲动和易怒性上的间接攻击也不容忽视。
4.2心理理论、惯用语理解能力与攻击性的关系
与以往基于成人（Winter et al.， 2017）和儿童（乔丽红等， 2012）的实证研究结果不一致，本研究发现，心理理论与攻击性之间无显著的相关性，心理理论不能直接预测攻击性，表明成年女犯的心理理论对攻击性没有直接关系，另一种可能是研究出现被试的“过度猜测”。但本研究结果与Kuin等（2020）的干预研究结果类似，Kuin等（2020）通过给男犯进行模棱两可的脸部表情图片训练，训练后的个体认为更多快乐的面孔而非愤怒的面孔，但该训练并未使成年男性罪犯的攻击性减少或亲社会行为增加，面孔情绪感知缺陷可能增加罪犯的敌意偏向，而情绪感知的改善却不能直接减少攻击行为。攻击行为的产生可能受到许多个人因素的影响（Allena， Andersona， & Bushman， 2010），若只单一地关注情感心理理论，而不考虑其他因素，心理理论对攻击性可能只具有较微弱的影响。
同时，心理理论与惯用语理解存在显著正相关，心理理论正向预测惯用语理解水平。心理理论对语言理解能力的影响已经得到许多研究的证实（马利军， 张静宇， 张积家， 2015）。对他人情绪状态的良好感知及面部情绪状态的准确把握，可以促进对他人语言的理解，个体对比喻性语言的加工，需要心理理论的不断地发展（马利军等， 2016）。惯用语理解与攻击性存在显著负相关，语言理解能力越高，攻击行为越少，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类似（ Villemarette-Pittman et al.， 2003）。冲动攻击的个体表现出较差的语言组织和理解能力，可能存在语言能力受损。惯用语作为一门比喻性语言，个体需要对其背后概念的概念隐喻进行提取和加工（马利军等， 2016），方便理解他人的话外之音，并运用良好的沟通方式而非攻擊行为。惯用语理解在心理理论与攻击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表明心理理论通过影响惯用语理解能力间接影响攻击性。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攻击性的个体可能存在信息处理缺陷，在对他人面部情绪的感知可能存在敌意偏向，可能曲解他人的语言意图，过度解释他人的情绪和语言，促使攻击行为的产生（Dodge et al.， 1987） 。
4.3研究局限
本研究结果显示，成年女犯的攻击性与心理理论水平之间无显著相关性，针对这个结果可能有以下几点解释： 首先，攻击性的测量可能存在霍桑效应，女犯在监狱环境中完成攻击行为量表，高度结构化和限制性的监狱环境可能减少囚犯自发的社会行为表达，攻击率可能较低（Kuin et al.， 2020），后续研究可采用他人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结合的测量方式。同时，成人情感心理理论与攻击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情绪感知可能只是攻击性的症状而非原因（Kuin et al.， 2020），除了面部情绪感知外，攻击性可能由许多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引起（Allena et al.， 2010）。最后，本研究采用眼中读心测试的方法测量个体的情感心理理论，但眼部图片均取自白人群体，文化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中国群体对面部情绪的识别，后续研究应该使用更符合中国本土的情感心理理论的测量方式。
5结论
（1） 成年女犯的心理理论水平不能直接预测攻击性。
（2） 心理理论水平正向预测成年女犯的惯用语理解能力，惯用语理解能力负向预测成年女犯的攻击性;惯用语理解能力在两者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心理理论通过促进语言理解，进而降低成年女犯的攻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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