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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体制的变迁,使商业利益成为文学出版追求的目的之一,这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文学的发展也必然受其影响。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文学创作和文学出版也没有放弃应有的社会责任,写作、出版引导文化的健康发展,提高社会的文化品位的作品仍是他们的追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体制出现了市场化转型,图书封面的改变可以说是这一变化的直接体现,图书封面的新面孔昭示了一种新的出版伦理的出现。图书封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那些通俗化的文学作品上,而大多数名家名作或文学性较高的作品并没有大的变化。纯文学作品的市场需求并没有太大的起伏,而通俗类的文学作品的需求却在升温,因此,纯文学作品在整个出版格局中比例下降,出版的风向开始转向大众消费文学,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文化兴起的结果,也是文学出版满足读者需求多元化的必然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文学出版的这种风向深刻地介入了文学生产,并影响了作家心态和文学生产。
读者至上与新的文学伦理
在当前文学图书市场上,悬疑、神秘、传奇等题材类型文学作品占了一定的比例,从这些作品的封面文字可以看出,这些文字已不是简单的内容复述,而是极力突出小说题材的特别、情节的紧张曲折等等,悬念、神秘、离奇成为主导话语,这正是当下文学出版满足读者的阅读取向的一种具有针对性的宣传。因为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读者的阅读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在少量的纯文学阅读之外,休闲、娱乐式的阅读成为当下读者需要的主要阅读形式,并愈演愈烈,在总体的阅读状态中占据更大的比例。此类图书的出版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的文化需求,也体现了出版的多样化,同时也意味着通俗化文学作品隐藏着巨大的商机,并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学出版的热点之一。
能成为出版热点意味着此类文学作品有巨大的市场空间,这对一部分作家的诱惑是不言而喻的,于是许多作家一哄而上,造成了重复写作、原创性缺失的现象。事实上,90年代以来版税制度的实施使文学出版以巨大的能量介入文学生产的现实中,瞄准出版机构的出版倾向是一些作家洞悉读者趣味、提高出版可能性、获取更多版税的重要途径。这种写作心理的实质是读者至上,但归根结底是金钱至上,因此为钱写作已成为当下一部分作家写作的基本伦理,并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一些作家的价值取向。一些作家把写作的才华沦为赚钱的手艺,对读者的阅读兴趣异常敏锐,为读者量身制作娱乐化、消遣性的文学作品,炮制种种轻飘的所谓畅销书。布迪厄说:“这毕竟是一个颠倒的经济世界:艺术家只有在经济地位上遭到失败,才能在象征地位上获胜(至少在短期内如此),反之亦然(至少从长远来看)。”〔1〕99—100然而,在那些急功近利的作家那里,他们来不及积累所谓的象征资本,他们眼里只有当下的现实利益,呕心沥血的心智思考被寡廉鲜耻的算计所取代。由于消费文学的基本类型和模式是相对狭窄的,因此,此类作品的大量创作不可避免地造成基本母题的泛滥,近似抄袭的模仿与重复阉割了文学的创造性,造成了文学生态的失衡。
更重要的是,以读者的阅读趣味为出发点,也会导致整个阅读状态的倾斜,使更多的读者处于一种浅阅读状态。读者至上意味着以读者为本位,降低文学的接受标准,使文学成为消费文化时代读者休闲娱乐的对象,而不再承担深层次的心智的提升和理性的思考。读者娱乐目的的实现和作家的商业利益的满足使二者在心照不宣的默契中影响了当下的文学阅读状态,与纯文学的深层阅读共同构成了当下的阅读格局。而且,一些出版机构也乐意看到这种现象,“营销策略与发行组织控制着零售图书和消费者的选择机会,所依赖的途径是,它们促进编审与大众趣味直接接触,不仅仅从经济角度增强主要由低下的社会阶层组成的消费者的文化购买力,而且更多地从心理角度降低文学作品的‘获取条件’,使人们得以在低弱的前提条件和后果之下舒舒服服地接受文学”〔2〕193。当瞄准读者潜在的阅读需求的时候,读者往往失去理智的判断,他们不会拒绝这种通俗化、娱乐化的文学出版物。当文学与人性、道德、理智等无关的时候,当文学与社会现实失去联系的时候,充斥其中的形而下的、娱乐化的因素必然导致文学浅阅读的盛行。与80年代相比,当下消费文化时代的休闲、娱乐逐渐成为主导的文化氛围,读者满足于文学作品的看点和噱头中短暂的刺激和欢愉,放弃了精英主义的文化承担,一味以读者为写作、出版的风向标的时候,纯文学生存的空间就变得越来越狭小,那种关乎心灵的深层次阅读就会失去存在的可能性。
影视搭卖与文学的自主性危机
近年来,大众传媒对纸质文学媒体造成极大的冲击,造成了文学读者的严重分流,造成了文学尤其是纯文学图书市场的萧条,同时也带动了其他传播形态的文学形式,如影视同期书的热销。那些和影视有关的图书封面上基本上都会标明自己的影视经历,以彰显身价。影视同期书在一定程度上借助的是影视热播带来的人气,即使是一本平庸的小说,也会因影视热播而发行量激增。西方一些大的出版公司为确保出版的成功率和商业利益,“将书拍成电影或电影节目推销图书,或将电影的内容制作成图书。在某些情况下,一部成功的电影片被以图书的形式制作成小说”〔3〕67—68,这是一种重要的出版策略,在中国当下文学出版中也有着充分的体现。大众传播媒介对纸质图书出版的市场意义已经充分体现,并影响了一部分作家文学写作的心理,而且危及文学的自主性。
80年代文学的影视改编大多是先有小说,然后根据小说改编成电影,而90年代以来则基本是小说与影视同时推出,很多小说甚至是在剧本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具有明显的影视剧本的痕迹,显得不伦不类,这种“电影小说”具有这样的特点:“肤浅的性格刻画,截头去尾的场面结构,跳切式的场面转换,旨在补充银幕画面的对白,无需花费千百个字便能在一个画面里阐明其主题”,缺少小说应有的叙事特征,“传统语言艺术的时间化手法被转换成场景的堆砌,小说向分镜头剧本靠拢,频繁的空间转换使叙事缺少必要的铺垫和过渡,更主要的是人物的心理世界完全被戏剧化的动作化的处理所湮没”〔4〕195等等,缺少小说应有的审美特征,因为这种影视同期书遵循的不是纯文学的生产逻辑,而是大众文化的消费逻辑,“报刊、广播和电影之所以具有能使一部作品进入大众渠道的效用,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使这部作品经受了一场能否适应社会需要的考验,另一方面是因为把这部作品完全带到了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并把其纳入了读者大众的日常生活轨道”〔5〕106—107。因此,借助影视销售图书虽然提高了销量,但也牺牲了文学生产的基本法则,搭卖图书的同时也卖掉了文学的纯粹性。
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可以名利双收,这对很多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因为导演是不愿意去请没有名声的作家去写电影剧本的,因此那些初出文坛的年轻作家在写小说时就首先考虑作品能否被改编,作品一旦被改编成电影,就能因电影获得巨大的荣耀,并进而提升作品的发行量。因此,很多年轻作家把小说的本质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并在小说写作中掺杂了大量不必要的电影化因素,以提高被改编的可能性,这必然是以牺牲小说的本质和特长为代价,“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人的内心世界上的电影导演,或者换句话说,当他们处理一些更适合文学家的题材时,结果往往拍出静态的、混乱的和枯燥的电影”〔6〕113。很多年轻作家的小说越写越单薄,注重写实而放弃形式上的探索、追求故事性而放弃思想性、描写外在化的场景而不涉及人物的内心、感性感受淹没了理性思考……这种用适用于电影的技术化方式写成的小说离真正的小说很遥远,因为“在每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里,总有某些无法一语道破的、甚至无法进行精确分析的东西”〔6〕305。可以说,借用电影技巧进行文学写作必须知道电影与小说的差别,并要明确小说的本质所在。
名家代言与文学批评的分化
“进入媒体领域是一个充满高度竞争的过程,因为公众注意力是一种非常稀有的宝贵资源,进入媒体空间需要激烈竞争。”〔3〕23如何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使读者感到有购买的价值,凸显文学作品的阅读价值及其他各方面的价值,显然是图书封面不可缺少的重要职责,图书封面上批评家无一例外的赞美之词就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一般说来,在选择阅读的书籍方面,读者群更多地受到批评家的影响,而不是根据他们自己对这些书的理解。”〔3〕95这些批评家已经成为图书销售策略的重要砝码,但他们夸大其辞、虚张声势的姿态暴露了其已经沦为商业利益的附庸,成为出版商的御用文人。可以说,文学批评已经出现了分化,严肃的文学批评家仍坚守自身的精英文化立场,维护着文学的健康发展,而那些商业化的批评则已经丧失了它的权威性。
当文学批评成了图书宣传、炒作的手段时,这些批评家也乐意以无关痛痒的赞美轻松获取经济回报。批评家在图书发行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品研讨会、文学评论文章都不能缺少批评家的参与,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参与大多是有利益回报的,这种有偿批评的形式颠倒了文学批评的基本伦理,其严肃性、客观性被利益所侵蚀,沦为廉价的广告宣传。批评家以此作为获取利益的捷径,但利益的获取往往是以牺牲文学批评的尊严为代价的,商业操作中的文学批评已经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这样的文学批评的实质是出版商出版策略的附属品,其职能就是按照出版商的要求为作品作广告宣传。同时,批评准则的失效也影响了批评的权威性。文学批评的标准已经失效了,精英主义的立场被大众的阅读趣味所主导。很多批评家的批评是以迎合大众的审美标准为出发点的,而不是学术性的严肃批评标准,以此来推销出版商指定的文学书籍。即使是毫无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的平庸之作,他们也毫不吝啬地给予溢美之词,因为对于这一部分批评家而言,他们批评的基本准则已经被金钱所收买,客观公允的判断和评价因市场空间和经济回报的缺乏而被他们放弃。
在每年出版的近千部小说中,能得到批评家评论的只占极少部分。得不到批评家的关注的作品无法被媒体所报道,很快就会被后来者湮没,失去市场,因此“重要的是有人在议论这本书;受到批评也罢,受到报刊好评也罢,都能带来好处。一篇‘诋毁’文章也可以带来一笔财富”,“一本书只要‘有人在议论’,不管是说它好也罢,坏也罢,就是在社会上适应了这个集团的需要”〔5〕84,99。因此,批评家的评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最重要的就是通过为作品输入必要的“价值”与“意义”为读者提供购买的理由。
结语
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体制的变迁,使商业利益成为文学出版追求的目的之一,这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文学的发展也必然受其影响。可以说,消费时代的整体文化风尚影响了出版的风向,也影响了作家的心态和文学生产的现状。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文学创作和文学出版也没有放弃应有的社会责任,写作、出版引导文化的健康发展,提高社会的文化品位的作品仍是他们的追求,虽然在整个文学出版的比例中,严肃文学、纯文学作品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其社会效益和文化示范意义要远远大于大众文学,仍然是道德文化风尚的主导力量。
评注释
〔1〕[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事物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
〔3〕[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7。
〔4〕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上海三联书店,2002。
〔5〕[法]罗贝尔•埃斯卡尔皮:《文学社会学》,符锦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6〕[美]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体制出现了市场化转型,图书封面的改变可以说是这一变化的直接体现,图书封面的新面孔昭示了一种新的出版伦理的出现。图书封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那些通俗化的文学作品上,而大多数名家名作或文学性较高的作品并没有大的变化。纯文学作品的市场需求并没有太大的起伏,而通俗类的文学作品的需求却在升温,因此,纯文学作品在整个出版格局中比例下降,出版的风向开始转向大众消费文学,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文化兴起的结果,也是文学出版满足读者需求多元化的必然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文学出版的这种风向深刻地介入了文学生产,并影响了作家心态和文学生产。
读者至上与新的文学伦理
在当前文学图书市场上,悬疑、神秘、传奇等题材类型文学作品占了一定的比例,从这些作品的封面文字可以看出,这些文字已不是简单的内容复述,而是极力突出小说题材的特别、情节的紧张曲折等等,悬念、神秘、离奇成为主导话语,这正是当下文学出版满足读者的阅读取向的一种具有针对性的宣传。因为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读者的阅读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在少量的纯文学阅读之外,休闲、娱乐式的阅读成为当下读者需要的主要阅读形式,并愈演愈烈,在总体的阅读状态中占据更大的比例。此类图书的出版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的文化需求,也体现了出版的多样化,同时也意味着通俗化文学作品隐藏着巨大的商机,并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学出版的热点之一。
能成为出版热点意味着此类文学作品有巨大的市场空间,这对一部分作家的诱惑是不言而喻的,于是许多作家一哄而上,造成了重复写作、原创性缺失的现象。事实上,90年代以来版税制度的实施使文学出版以巨大的能量介入文学生产的现实中,瞄准出版机构的出版倾向是一些作家洞悉读者趣味、提高出版可能性、获取更多版税的重要途径。这种写作心理的实质是读者至上,但归根结底是金钱至上,因此为钱写作已成为当下一部分作家写作的基本伦理,并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一些作家的价值取向。一些作家把写作的才华沦为赚钱的手艺,对读者的阅读兴趣异常敏锐,为读者量身制作娱乐化、消遣性的文学作品,炮制种种轻飘的所谓畅销书。布迪厄说:“这毕竟是一个颠倒的经济世界:艺术家只有在经济地位上遭到失败,才能在象征地位上获胜(至少在短期内如此),反之亦然(至少从长远来看)。”〔1〕99—100然而,在那些急功近利的作家那里,他们来不及积累所谓的象征资本,他们眼里只有当下的现实利益,呕心沥血的心智思考被寡廉鲜耻的算计所取代。由于消费文学的基本类型和模式是相对狭窄的,因此,此类作品的大量创作不可避免地造成基本母题的泛滥,近似抄袭的模仿与重复阉割了文学的创造性,造成了文学生态的失衡。
更重要的是,以读者的阅读趣味为出发点,也会导致整个阅读状态的倾斜,使更多的读者处于一种浅阅读状态。读者至上意味着以读者为本位,降低文学的接受标准,使文学成为消费文化时代读者休闲娱乐的对象,而不再承担深层次的心智的提升和理性的思考。读者娱乐目的的实现和作家的商业利益的满足使二者在心照不宣的默契中影响了当下的文学阅读状态,与纯文学的深层阅读共同构成了当下的阅读格局。而且,一些出版机构也乐意看到这种现象,“营销策略与发行组织控制着零售图书和消费者的选择机会,所依赖的途径是,它们促进编审与大众趣味直接接触,不仅仅从经济角度增强主要由低下的社会阶层组成的消费者的文化购买力,而且更多地从心理角度降低文学作品的‘获取条件’,使人们得以在低弱的前提条件和后果之下舒舒服服地接受文学”〔2〕193。当瞄准读者潜在的阅读需求的时候,读者往往失去理智的判断,他们不会拒绝这种通俗化、娱乐化的文学出版物。当文学与人性、道德、理智等无关的时候,当文学与社会现实失去联系的时候,充斥其中的形而下的、娱乐化的因素必然导致文学浅阅读的盛行。与80年代相比,当下消费文化时代的休闲、娱乐逐渐成为主导的文化氛围,读者满足于文学作品的看点和噱头中短暂的刺激和欢愉,放弃了精英主义的文化承担,一味以读者为写作、出版的风向标的时候,纯文学生存的空间就变得越来越狭小,那种关乎心灵的深层次阅读就会失去存在的可能性。
影视搭卖与文学的自主性危机
近年来,大众传媒对纸质文学媒体造成极大的冲击,造成了文学读者的严重分流,造成了文学尤其是纯文学图书市场的萧条,同时也带动了其他传播形态的文学形式,如影视同期书的热销。那些和影视有关的图书封面上基本上都会标明自己的影视经历,以彰显身价。影视同期书在一定程度上借助的是影视热播带来的人气,即使是一本平庸的小说,也会因影视热播而发行量激增。西方一些大的出版公司为确保出版的成功率和商业利益,“将书拍成电影或电影节目推销图书,或将电影的内容制作成图书。在某些情况下,一部成功的电影片被以图书的形式制作成小说”〔3〕67—68,这是一种重要的出版策略,在中国当下文学出版中也有着充分的体现。大众传播媒介对纸质图书出版的市场意义已经充分体现,并影响了一部分作家文学写作的心理,而且危及文学的自主性。
80年代文学的影视改编大多是先有小说,然后根据小说改编成电影,而90年代以来则基本是小说与影视同时推出,很多小说甚至是在剧本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具有明显的影视剧本的痕迹,显得不伦不类,这种“电影小说”具有这样的特点:“肤浅的性格刻画,截头去尾的场面结构,跳切式的场面转换,旨在补充银幕画面的对白,无需花费千百个字便能在一个画面里阐明其主题”,缺少小说应有的叙事特征,“传统语言艺术的时间化手法被转换成场景的堆砌,小说向分镜头剧本靠拢,频繁的空间转换使叙事缺少必要的铺垫和过渡,更主要的是人物的心理世界完全被戏剧化的动作化的处理所湮没”〔4〕195等等,缺少小说应有的审美特征,因为这种影视同期书遵循的不是纯文学的生产逻辑,而是大众文化的消费逻辑,“报刊、广播和电影之所以具有能使一部作品进入大众渠道的效用,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使这部作品经受了一场能否适应社会需要的考验,另一方面是因为把这部作品完全带到了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并把其纳入了读者大众的日常生活轨道”〔5〕106—107。因此,借助影视销售图书虽然提高了销量,但也牺牲了文学生产的基本法则,搭卖图书的同时也卖掉了文学的纯粹性。
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可以名利双收,这对很多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因为导演是不愿意去请没有名声的作家去写电影剧本的,因此那些初出文坛的年轻作家在写小说时就首先考虑作品能否被改编,作品一旦被改编成电影,就能因电影获得巨大的荣耀,并进而提升作品的发行量。因此,很多年轻作家把小说的本质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并在小说写作中掺杂了大量不必要的电影化因素,以提高被改编的可能性,这必然是以牺牲小说的本质和特长为代价,“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人的内心世界上的电影导演,或者换句话说,当他们处理一些更适合文学家的题材时,结果往往拍出静态的、混乱的和枯燥的电影”〔6〕113。很多年轻作家的小说越写越单薄,注重写实而放弃形式上的探索、追求故事性而放弃思想性、描写外在化的场景而不涉及人物的内心、感性感受淹没了理性思考……这种用适用于电影的技术化方式写成的小说离真正的小说很遥远,因为“在每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里,总有某些无法一语道破的、甚至无法进行精确分析的东西”〔6〕305。可以说,借用电影技巧进行文学写作必须知道电影与小说的差别,并要明确小说的本质所在。
名家代言与文学批评的分化
“进入媒体领域是一个充满高度竞争的过程,因为公众注意力是一种非常稀有的宝贵资源,进入媒体空间需要激烈竞争。”〔3〕23如何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使读者感到有购买的价值,凸显文学作品的阅读价值及其他各方面的价值,显然是图书封面不可缺少的重要职责,图书封面上批评家无一例外的赞美之词就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一般说来,在选择阅读的书籍方面,读者群更多地受到批评家的影响,而不是根据他们自己对这些书的理解。”〔3〕95这些批评家已经成为图书销售策略的重要砝码,但他们夸大其辞、虚张声势的姿态暴露了其已经沦为商业利益的附庸,成为出版商的御用文人。可以说,文学批评已经出现了分化,严肃的文学批评家仍坚守自身的精英文化立场,维护着文学的健康发展,而那些商业化的批评则已经丧失了它的权威性。
当文学批评成了图书宣传、炒作的手段时,这些批评家也乐意以无关痛痒的赞美轻松获取经济回报。批评家在图书发行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品研讨会、文学评论文章都不能缺少批评家的参与,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参与大多是有利益回报的,这种有偿批评的形式颠倒了文学批评的基本伦理,其严肃性、客观性被利益所侵蚀,沦为廉价的广告宣传。批评家以此作为获取利益的捷径,但利益的获取往往是以牺牲文学批评的尊严为代价的,商业操作中的文学批评已经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这样的文学批评的实质是出版商出版策略的附属品,其职能就是按照出版商的要求为作品作广告宣传。同时,批评准则的失效也影响了批评的权威性。文学批评的标准已经失效了,精英主义的立场被大众的阅读趣味所主导。很多批评家的批评是以迎合大众的审美标准为出发点的,而不是学术性的严肃批评标准,以此来推销出版商指定的文学书籍。即使是毫无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的平庸之作,他们也毫不吝啬地给予溢美之词,因为对于这一部分批评家而言,他们批评的基本准则已经被金钱所收买,客观公允的判断和评价因市场空间和经济回报的缺乏而被他们放弃。
在每年出版的近千部小说中,能得到批评家评论的只占极少部分。得不到批评家的关注的作品无法被媒体所报道,很快就会被后来者湮没,失去市场,因此“重要的是有人在议论这本书;受到批评也罢,受到报刊好评也罢,都能带来好处。一篇‘诋毁’文章也可以带来一笔财富”,“一本书只要‘有人在议论’,不管是说它好也罢,坏也罢,就是在社会上适应了这个集团的需要”〔5〕84,99。因此,批评家的评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最重要的就是通过为作品输入必要的“价值”与“意义”为读者提供购买的理由。
结语
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体制的变迁,使商业利益成为文学出版追求的目的之一,这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文学的发展也必然受其影响。可以说,消费时代的整体文化风尚影响了出版的风向,也影响了作家的心态和文学生产的现状。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文学创作和文学出版也没有放弃应有的社会责任,写作、出版引导文化的健康发展,提高社会的文化品位的作品仍是他们的追求,虽然在整个文学出版的比例中,严肃文学、纯文学作品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其社会效益和文化示范意义要远远大于大众文学,仍然是道德文化风尚的主导力量。
评注释
〔1〕[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事物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
〔3〕[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7。
〔4〕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上海三联书店,2002。
〔5〕[法]罗贝尔•埃斯卡尔皮:《文学社会学》,符锦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6〕[美]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