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日本人对中国人有一种偏见,而对李小龙却推崇备至。他们奉这个英年早逝的年轻人为“武者之圣”。或许他们看到了,在李小龙截拳道背后,是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哲学:人类如何走向自我解放。
　　任正非认同李小龙的哲学。他知道,一个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就是那些走向了自我解放从而富有创造力的员工。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比既定的方式方法、规程制度重要。
　　
　　组织是以流程为基础,还是以层级权力控制为基础?这是20年成功的华为面临的新选择,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抉择。过去中央集权曾经避免了权力分散而造成的失控,却也因为层级权责体系而致使运行偏离一线。过去曾经有效的组织和权力结构,现在要面临新的转换。过去任正非独裁,因为他夜以继日地深入一线,带来了稳定可行的体制。但是现在任正非已经65岁,已经有点走不动了。他需要一个体系的作用,需要建立一个没有他的体系和文化,一种不是自上而下的权力贯彻,而是自下而上的地头力体系。
　　改变一个人的观念很难,改变大部分人寄生的一个体系制度更难,而要割掉那些为了创新曾经出生入死的高管的既得利益,就更难了。长期的工作习惯和庞大的体系造就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使得他们不再有独立观察和独立思考的机会,他们已经习惯了接受一级一级传上来的资讯,已经习惯了在那些“二手货”中挑选出符合他们习惯的东西,美其名曰战略决策。这不是一个企业组织所遇到的独特问题,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累积起来的问题。对眼下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根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际上,这是人们对“二手货”的依赖取代了独立观察、独立思考和独立实践的必然结果。
　　任正非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要先摆脱危机,最基本的是要让每个一线人员都成为价值创造者,都成为决策者,要创造条件释放他们的地头力。这是人们意识的一个根本性转化。这个转化最需要的是时间。任何形式的急功近利,都可能导致满盘皆输。任正非没有那么傻。
　　渐进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这需要最沉静的灵魂,放下一切利益攸关的重负,从总体上审视这场变革,需要对后方大平台的整体构造有个清晰的认识,审慎推出适应性变革。他无限感慨地说:“哪怕每年提高千分之一的效率都是可喜的。”只争朝夕的任正非,可以接受每年千分之一的提高,只是要向着正确方向前进。
　　小公司往往没有多少官僚。一旦公司规模变大,官僚随之产生。对于任正非的挑战在于,他能不能以足够大的财富赎买高管手中的特权?所谓“财散人聚,财聚人散”,削藩要分几步走,最紧要的就是要用钱来赎回。赎买不是剥夺,高管的物质利益保证了,就可以调动他们的激情,让他们自己来削自己的藩,否则后患无穷——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折腾出不少事来。
　　任正非没有目通万里、思接千代的伟力,却有着头拱地往前走的地头力。他要找回那曾经的激情,找回那个可以让众人长久安身立命的平台。他深知,能够挽救一个组织堕落和退化的,唯有在一个一个的业务现场,都具备不找借口解决问题的地头力。也只有当组织建构在地头力之上了,组织才会漫溢着生生不息的活力。他不要玄虚的东西,他要团队,但不是依赖资讯的团队,而是充满地头力的团队。地头力的全部意蕴在于:做好一件事,一个人做一件事,坚持做好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