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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其经济学深入浅出，他擅长将繁复艰涩的经济学理论现象用形象的比喻、寓言阐述出来。
《张维迎寓言经济学》一书整理精选张维迎著作和演讲中的42篇经济学寓言，涵盖张维迎经济学理论体系。下面从村长换斑马寓言中，看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
渐进的过程反映了政治家的知识
从前，有一座村庄，马是那里常用的牲口工具。但它们干活很懒，效率很低。村长看到邻村的斑马干活很有劲，就想把村里的马换成斑马，却遭到大部分村民的反对。村民们说：我们祖祖辈辈都跟马生活在一起，你凭什么要把它们换了呢？村长感到阻力很大，不得不另想办法。他在晚上等村民睡觉以后，偷偷拿一桶漆，在马背上画了许多白道道。第二天，村民们发现马变成了斑马，就去问村长是怎么回事。村长说，我没有换成斑马，只是觉得好玩，画了些白道道，不信你们仔细看就知道了。村民们仔细地看，确实，马还是原来的马，没有真正改变，于是就没有计较此事。而村长每天晚上继续画更多的斑马。渐渐地，村民们习惯了把马和斑马看作是同一样东西。村长找准机会，把画上白道道的马真的换成了斑马。直到有一天，村民发现他们的马被换成了斑马。但因为斑马比马更能干活，给村里带来许多好处，大家也就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转变。
这是张维迎在2008年中国改革30周年前后经常讲到的一个寓言。它反映了中国改革中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顶层设计和观念障碍。在这个寓言中张维迎所说的“村长”，实际上指的是邓小平等改革领导人；用斑马替换马的过程，就是中国改革用市场经济替换计划经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很早就意识到计划经济的弊端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由于长期的思想惯性和误区，许多干部和群众并不认可这一点，因此改革面临巨大的障碍。为了化解障碍，改革领导人采用了一些政治、宣传策略，把过去的计划经济政策冠以新的称谓，又在新的名称下注入市场经济政策的内容，直到新的政策逐步取代旧的政策，同时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的进步，改革就在相对平稳的过渡中顺利完成了。这个渐进的过程反映了政治家的知识、策略和顶层设计在推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表明，人的观念和习惯可能构成阻碍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这两个判断不仅被中国改革的历史所证实，也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变革有重要启示。
推动改革的政治策略
在“村长换马”的寓言中，村民们反对引进斑马的原因，并没有经过真正的理性思考或实践检验，而是出于一种不愿改变现状的本能，或者说对传统习惯的保守。
那么，邓小平等改革领导人是不是一开始就认清了市场经济的方向了呢？有段历史很能说明问题。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作了一次没有公开的谈话。在这篇题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谈话中，邓小平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979年的时候，连包产到户的改革都很困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对中国大多数人而言简直是异端邪说，邓小平却直言不讳地说出来，可见他的观念是非常先进的。不过他当时没有公布这篇谈话，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中也没有收录，直到1994年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时才公之于世。这表明邓小平对市场经济早就有自己的看法，但为了避免意见冲突，他没有公布自己的观点，而是提倡“不争论”，期待广大干部群众在实践中逐步取得共识。
就像“村长换马”的寓言中所描述的那样，为了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邓小平等改革领导人运用了一些政治宣传策略，对原有体制进行新的命名和包装，然后在新的命名下注入新的政策内容。例如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中国经济体制概括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一种类似在马背上画白道道的策略。
“有计划的”这个限定词，相当于告诉思想守旧的人，“计划经济”这匹马没有变。而在“商品经济”的名义导向下，很多市场化改革措施就容易出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是，1985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放松价格管制，承认计划外价格的合法性。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是一次重要的理论创新。因为社会主义既然处在“初级阶段”，就可以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措施，所以到1988年，私营企业通过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取得合法地位。这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无法想象的。有了这些铺垫，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显得顺理成章。
不过此时，距邓小平最早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已经13年过去了。1992年之后，国有企业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这是因为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私营企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合法地位，迅速发展壮大。在私营企业的竞争冲击下，国有企业生存日益艰难。政府迫于巨大的财政压力，并受经济学界流行的产权理论影响，决定对国有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造，即私有化。但由于“私有化”一词在政治传统上是禁忌，国有企业改革同样经历了“斑马换马”的过程。最初，在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提法是“产权明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将国有企业改造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下属的股份公司。这就像是在马背上画白道道。接着，中央领导人又提出“抓大放小”，允许县级以下的国有股份公司向私营企业转让或出售。这就是把一部分画上白道道的马换成了真的斑马。1998年以后，随着改革深入，在“结构性重组”、“投资多元化”等政策舆论导向下，县级以上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也转向私有化。这不仅让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变，也重塑了市场发育和产业创新的基础，构成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动力。到了2004年，大部分中央直属企业和国有银行陆续在资本市场上市，至此，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和框架已基本完成，剩下的问题，就是寻找合适时机，把国有资产的股份向社会和公众转让。
对未来改革的启示
回过头看，“斑马换马”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典型经验模型。但必须承认，任何模型都有抽象和简化的成分，这个寓言并不能解释经济改革的全部问题。现实中类似“村长”的人不止一个，“村民”也分很多种，他们之间的观念分歧和利益博弈比寓言故事复杂得多。尽管如此，理解这个寓言背后的思想逻辑，对展望中国未来的民主、法治道路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首先，它告诉我们，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有一些障碍是由观念或习惯造成的。清除这些障碍需要时间和耐心，而非简单的武力斗争或利益分配。经济改革如此，政治改革亦如此。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民主化进程中，已多次发生“欲速则不达”的教训。正像张维迎所说，不管是清朝的君主立宪改革，还是民国的共和宪政体制，如果当时人们有足够的耐心，给社会更长的时间去调适，中国的民主化和法治建设结果可能比现在更好。但恰恰因为当时人们太着急，社会变革出一点问题，就认为失败了，立马诉诸新的斗争，寻找新的道路，结果导致更大的灾难。
其次，在自上而下的改革“顶层设计”中，政治家的观念和策略都非常重要。如果政治家没有正确的知识观念，看不到社会变革的正确方向，对社会有益的顶层设计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适当的领导方式和行动策略，再正确的改革理念也可能处处碰壁、无功而返。这是古今中外改革历史反复验证的道理。
《张维迎寓言经济学》一书整理精选张维迎著作和演讲中的42篇经济学寓言，涵盖张维迎经济学理论体系。下面从村长换斑马寓言中，看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
渐进的过程反映了政治家的知识
从前，有一座村庄，马是那里常用的牲口工具。但它们干活很懒，效率很低。村长看到邻村的斑马干活很有劲，就想把村里的马换成斑马，却遭到大部分村民的反对。村民们说：我们祖祖辈辈都跟马生活在一起，你凭什么要把它们换了呢？村长感到阻力很大，不得不另想办法。他在晚上等村民睡觉以后，偷偷拿一桶漆，在马背上画了许多白道道。第二天，村民们发现马变成了斑马，就去问村长是怎么回事。村长说，我没有换成斑马，只是觉得好玩，画了些白道道，不信你们仔细看就知道了。村民们仔细地看，确实，马还是原来的马，没有真正改变，于是就没有计较此事。而村长每天晚上继续画更多的斑马。渐渐地，村民们习惯了把马和斑马看作是同一样东西。村长找准机会，把画上白道道的马真的换成了斑马。直到有一天，村民发现他们的马被换成了斑马。但因为斑马比马更能干活，给村里带来许多好处，大家也就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转变。
这是张维迎在2008年中国改革30周年前后经常讲到的一个寓言。它反映了中国改革中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顶层设计和观念障碍。在这个寓言中张维迎所说的“村长”，实际上指的是邓小平等改革领导人；用斑马替换马的过程，就是中国改革用市场经济替换计划经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很早就意识到计划经济的弊端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由于长期的思想惯性和误区，许多干部和群众并不认可这一点，因此改革面临巨大的障碍。为了化解障碍，改革领导人采用了一些政治、宣传策略，把过去的计划经济政策冠以新的称谓，又在新的名称下注入市场经济政策的内容，直到新的政策逐步取代旧的政策，同时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的进步，改革就在相对平稳的过渡中顺利完成了。这个渐进的过程反映了政治家的知识、策略和顶层设计在推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表明，人的观念和习惯可能构成阻碍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这两个判断不仅被中国改革的历史所证实，也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变革有重要启示。
推动改革的政治策略
在“村长换马”的寓言中，村民们反对引进斑马的原因，并没有经过真正的理性思考或实践检验，而是出于一种不愿改变现状的本能，或者说对传统习惯的保守。
那么，邓小平等改革领导人是不是一开始就认清了市场经济的方向了呢？有段历史很能说明问题。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作了一次没有公开的谈话。在这篇题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谈话中，邓小平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979年的时候，连包产到户的改革都很困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对中国大多数人而言简直是异端邪说，邓小平却直言不讳地说出来，可见他的观念是非常先进的。不过他当时没有公布这篇谈话，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中也没有收录，直到1994年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时才公之于世。这表明邓小平对市场经济早就有自己的看法，但为了避免意见冲突，他没有公布自己的观点，而是提倡“不争论”，期待广大干部群众在实践中逐步取得共识。
就像“村长换马”的寓言中所描述的那样，为了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邓小平等改革领导人运用了一些政治宣传策略，对原有体制进行新的命名和包装，然后在新的命名下注入新的政策内容。例如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中国经济体制概括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一种类似在马背上画白道道的策略。
“有计划的”这个限定词，相当于告诉思想守旧的人，“计划经济”这匹马没有变。而在“商品经济”的名义导向下，很多市场化改革措施就容易出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是，1985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放松价格管制，承认计划外价格的合法性。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是一次重要的理论创新。因为社会主义既然处在“初级阶段”，就可以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措施，所以到1988年，私营企业通过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取得合法地位。这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无法想象的。有了这些铺垫，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显得顺理成章。
不过此时，距邓小平最早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已经13年过去了。1992年之后，国有企业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这是因为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私营企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合法地位，迅速发展壮大。在私营企业的竞争冲击下，国有企业生存日益艰难。政府迫于巨大的财政压力，并受经济学界流行的产权理论影响，决定对国有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造，即私有化。但由于“私有化”一词在政治传统上是禁忌，国有企业改革同样经历了“斑马换马”的过程。最初，在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提法是“产权明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将国有企业改造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下属的股份公司。这就像是在马背上画白道道。接着，中央领导人又提出“抓大放小”，允许县级以下的国有股份公司向私营企业转让或出售。这就是把一部分画上白道道的马换成了真的斑马。1998年以后，随着改革深入，在“结构性重组”、“投资多元化”等政策舆论导向下，县级以上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也转向私有化。这不仅让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变，也重塑了市场发育和产业创新的基础，构成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动力。到了2004年，大部分中央直属企业和国有银行陆续在资本市场上市，至此，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和框架已基本完成，剩下的问题，就是寻找合适时机，把国有资产的股份向社会和公众转让。
对未来改革的启示
回过头看，“斑马换马”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典型经验模型。但必须承认，任何模型都有抽象和简化的成分，这个寓言并不能解释经济改革的全部问题。现实中类似“村长”的人不止一个，“村民”也分很多种，他们之间的观念分歧和利益博弈比寓言故事复杂得多。尽管如此，理解这个寓言背后的思想逻辑，对展望中国未来的民主、法治道路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首先，它告诉我们，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有一些障碍是由观念或习惯造成的。清除这些障碍需要时间和耐心，而非简单的武力斗争或利益分配。经济改革如此，政治改革亦如此。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民主化进程中，已多次发生“欲速则不达”的教训。正像张维迎所说，不管是清朝的君主立宪改革，还是民国的共和宪政体制，如果当时人们有足够的耐心，给社会更长的时间去调适，中国的民主化和法治建设结果可能比现在更好。但恰恰因为当时人们太着急，社会变革出一点问题，就认为失败了，立马诉诸新的斗争，寻找新的道路，结果导致更大的灾难。
其次，在自上而下的改革“顶层设计”中，政治家的观念和策略都非常重要。如果政治家没有正确的知识观念，看不到社会变革的正确方向，对社会有益的顶层设计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适当的领导方式和行动策略，再正确的改革理念也可能处处碰壁、无功而返。这是古今中外改革历史反复验证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