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上看，知识产权在中国的发展实在乏善可陈。尽管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经济和文化发展都曾长期领先于世界，但在泱泱中华历史上却从来没有保护和发展知识产权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后来被西方国家赶超也在情理之中。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这里面的原因。
　　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即私有财产权利；知识产权相关法规，属于私法——保护私人权利的法规。这是国际公认的准则。要认同知识产权，必须要以认同私有财产权利为基础；保护知识产权，也必须以保护私人权利为前提。由此来看，尽管中国的《商标法》早在1983年就开始实施，《专利法》也于1985年实施，但“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提法是2004年才写入中国宪法的，而保护私有财产的专项法律《物权法》，最近才获人大通过。这一点说明，我们国家长期缺乏对知识产权发展保护的底层基石。
　　追溯数千年来的古代中国，一直都在强调的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道理，信奉君王就是天下之主的“真理”，可以说，古代中国从来就不曾承认过私人权利的存在，更毋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了。举个例子：西汉时期，汉武帝为了扩大财政收入，采取了向商人征收财产税的办法，规定商人们都要向官府申报自己的财产数，然后根据其财产数额征收一个高比例的税赋。但商人们为了少交税，通常对自己的财产隐瞒少报，于是汉武帝又推行“告缗令”，鼓励老百姓告发隐瞒财产的商人，被告发的商人资产全部没收，而告发的人则可以得到奖励。“告缗令”一下，当时全国的商人都遭到沉重打击，中等以上的商人基本上都破产了。
　　另一方面，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看，中国的主流文化从来就不鼓励人们进行发明创造，自然就更不会支持知识产权的发展了。像毕升、蔡伦这样的大发明家，在中国充其量只能算能工巧匠而已，地位上只能列入“巫医乐工”的行列。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上占主流的是儒家文化，是不提倡有德行的人去从事发明创造工作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易经》上的话，其中的“器”，可以理解为发明创造；而《论语》中说得更明白：称“君子不器”。这些话传达了一个含义就是：从事发明创造是一种低级的、不体面的工作，非君子所为。
　　除此之外，非但儒家文化不提倡人民进行发明创造，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另一派——道家，同样不提倡人们进行发明创造。道家一直推崇的是“小国寡民”的思想，提倡的是人们有车船不坐而甘于步行，有先进计算工具不使而回到结绳记事。而这么做的原因，缘于道家认为：只有当人们有聪明才智而不用，大家的日子才会好过；如果人们都放弃追逐个人奢华，放弃使用机巧工具、那么民风就自然纯朴了。
　　我们对儒道两家的理论本身不作评判，但显而易见的是，既然统率中国二千多年的主流文化如此歧视发明创造，那么也就很难指望古代中国在知识产权发展上有所建树了。
　　到了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我国公有制的固有特点，“私有”两个字本身就受到排斥，而作为私有财产代表的知识产权，自然就更谈不上保护发展了。所以，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国家的企业基本都奉行“拿来主义”的原则，不管是什么发明创造，也不管它是谁的发明创造，只要对我有用，我就用。这样做的后果，一方面，这些企业无需为仿制别人的专利产品而掏钱买单，的确是走了捷径，降低了成本，在短时期内能够取得较为丰厚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这顿免费的午餐让我们的民族企业都吃得患了软骨病——几乎丧失了创造发明、自主创新的能力。各行业的中国企业，包括那些行业内的著名公司，都犹如圈养起来的老虎，一旦走出保护圈，便丧失了捕食能力。
　　举个例子，前不久在中央二台播放的《对话》节目中，Adobe公司的首席代表曾说过一段话：中关村以前著名的五大汉卡公司：晓军、巨人、联想、方正、金山，现在做软件的只剩下金山一家公司，而金山公司现在赖以生存的并不是它的office，而是游戏。而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盗版软件泛滥，国内从事操作系统开发的企业根本无法生存下去。而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是让财大气粗的微软在中国一统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