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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石兴邦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考古学家，他的关于前仰韶文化、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以及中国原始社会史等理论研究，体现了中国考古学家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所取得的具体成就。
关键词：石兴邦;考古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11-0036-04
石兴邦（1923—），中国当代著名考古学家，先后在中央大学边政系、浙江大学人类学专业就读。1950年参加工作后，曾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相继主持了西安半坡遗址、山西下川遗址、临潼白家村遗址等重大发掘项目。石兴邦先生的研究领域和贡献主要包括：对仰韶文化进行的系统研究，包括仰韶文化的整体面貌、彩陶以及其类型、史前社会结构等;对下川遗址的研究，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期考古研究的空白;对白家村遗址的研究，探讨了前仰韶文化，也即仰韶文化来源的问题;基于对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以及齐家文化的综合研究，探讨了中国私有制的产生和国家的起源。本文通过石兴邦先生前仰韶文化、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以及中国原始社会史等研究，对其考古学理论特征进行初步探讨，希望学界前辈给予指正。
一
在前仰韶文化这一概念提出之前，学界关于仰韶文化来源的认识仍是空白。田野发掘中，一些早期地层中出土了一批形似三足器和圈足器之类的陶器，以及石磨盘、石磨棒等石器。当时学界的普遍认识是，仰韶文化中平底器和圜底器较为流行，而三足器和圈足器较多出现于龙山文化。基于这种观点，這些出土器物多被认为是晚期遗存或地方性的文化变体，只有夏鼐先生在1964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出李家村文化遗存“所代表的文化可能要较早”，并且指出它“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个较可靠的新线索”[1]。当时石兴邦先生正在陕西工作，夏鼐先生也再三提醒他注意这一类文化遗址的发现与研究。1965年，苏秉琦先生提出应将老官台出土一类陶器与半坡类型划分开来[2]。在此之后，随着一系列相似文化类型的遗址的发掘，人们开始对前仰韶文化的面貌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石兴邦先生对于前仰韶文化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工作就是他发掘了白家村遗址并撰写了《前仰韶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为了探索仰韶文化的渊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考古六队于1981年在关中地区对一些遗址进行了勘探，最后选择发掘渭河边遗物丰富、内涵单纯、保存较好的白家村遗址。该遗址在1956年被发现，1974年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当时被定为“老官台文化”文化遗存。从1982年到1984年，白家村遗址共发掘1500平方米，清理房址2座，墓葬36座，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石器等文化遗物，其中发现的彩陶，图案简约，风格也较为朴实，是东方彩陶的萌芽阶段。白家村出土的彩陶上绘有简单图形、符号或线条，色调较为单一，主要为红色，与仰韶文化的黑色调彩陶有着明显的区别，说明这是一种不同于仰韶文化的文化类型。1994年，《临潼白家村》发掘报告出版，这是国内最早出版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白家村遗址的发掘，不仅提供了一批至今最典型最丰富的老官台文化的考古资料，还对研究半坡仰韶文化及探索仰韶文化彩陶来源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据。
1986年，石兴邦先生《前仰韶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一文正式发表。该文通过对白家村遗址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前仰韶文化的特点和性质，也进一步揭示了仰韶文化的发展过程。石先生根据相关遗址出土的实物详细分析了前仰韶文化的类型及特征，论证了前仰韶文化向仰韶文化发展的过程以及前仰韶文化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指出了前仰韶文化研究带来的启示和新课题。石兴邦先生把黄河中游地区的前仰韶文化分成白家文化、李家文化、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4个区系，代表了两大文化传统，即白家—李家村文化传统和磁山—裴里岗文化传统，前一种文化传统体现了黄河中游西部地区文化的基本特征，后一种文化传统则体现了黄河中游东部地区文化的基本特征，两种文化传统反映了黄河中游地区前仰韶文化的发展轨迹。此外，石兴邦先生还将前仰韶文化的石磨盘、石磨棒等工具与更为久远的下川文化进行了对比，发现它们在外形和制作工艺上存在一定的继承关系，进而得出了“下川文化是前仰韶文化发展的远祖阶段，它们之间的环缺是应该存在的而且可以找到的”这一重要论断。最后，石兴邦先生还结合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推测我国粟类作物的始生地应该在前仰韶文化分布的河谷阶地和下川文化所在的山间谷地之间，这一推测对后来粟类作物起源研究具有重要启发[3]。
二
关于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夏鼐先生在他主持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把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按照南北划分成北方地区、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西南地区4个区系。苏秉琦先生把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分为6个区系，即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其中南方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中心[4]。佟柱臣先生则把我国的新石器文化划分为了七大文化系统中心，即马家窑文化系统中心、大汶口文化系统中心、河姆渡文化系统中心、半坡文化系统中心、庙底沟文化系统中心、马家浜文化系统中心和屈家岭文化系统中心[5]。张光直先生认为，我国公元前4000—前3000年期间主要存在以下文化体系，即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主要是黄河上游地区）、大汶口文化（主要是黄河下游地区）、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辽东半岛的小珠山文化、江汉地区的大溪文化、鄱阳湖地区的山背文化、宁绍地区的河姆渡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粤闽赣地区的石峡文化—昙石山文化和凤鼻头文化等[6]。
石兴邦先生于1980年在华东地区以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为主题做了一场专题报告，在这场报告中他提出了将中国新石器文化分为三大板块的观点，这三大板块分别为：⑴分布在黄淮下游、东方沿海、渤海湾周围及东南半壁（包括沿海岛屿），以种植稻谷和农业生活为主的青莲岗文化系统;⑵地域范围东到太行山麓、西至贺兰山下和洮河流域、北到今荒漠草原南沿、东北到赤峰、南到江汉地区北部及川北地区乃至云南西南部，以粟作农业为主，兼营渔业和家畜饲养业的仰韶文化系统;⑶分布范围主要是长城以北的广大区域，包括东北沿蒙古草原到西北的宁夏北部、新疆、甘肃北部以及藏北高原，这些区域主要是畜牧业和狩猎为主，其产生的文化具有明显的北方文化特色，主要以细石器为特点的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7]。石兴邦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它不是征服的结果，而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群落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结果，这是结合了我国的自然条件、地理形势、历史背景及文化特点，根据各地出土实物的对比分析而得出的结论。 石兴邦先生后来又对上述文化体系理论作出了补充阐述：在黄河中上游高原、长江中下游和东方沿海以及北方沙漠草原和高寒这3个不同的区域中，分别以仰韶、大汶口和青莲岗以及细石器文化系统为主，所生存的族系分别为羌戎、夷僚以及胡狄，同时指出在这3个不同的区域中生业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分别为栗作、稻作以及畜牧。石兴邦指出在对文化区系以及文化体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二者所存在的关系为局部和整体以及共性和差异。认识不同区域间的文化必须要关注到每一个个体，才能从个体到一般，提高對整个区系的认识。认识一个整体的区系文化，不能忽略地域的特殊性，只有认识到特殊性，才能把握到整个区系文化的特征[8]。
石先生还指出，地理环境如山脉河流以及气候等环境因素会对文化体系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民族文化以及相关的区域文化传统也会是文化体系形成的影响因素。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地域环境以及文化传统的影响，会使文化体系具有区域特性，通过区域性能够明显地看到区域文化之间所存在的不平衡性及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发展状态。因此，在对区域文化框架进行构建的过程中，必须对区域文化的发展历程作出详细的分析，同时要对边界接壤区域的文化进行对比分析，由此才能够对不同区域之间文化的差异性以及特殊性作出全面的了解，从而才能够促进对文化发展历史的研究[9]。
在考古学文化体系研究中，方法论的选择至关重要。石先生的考古学文化体系研究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1993年发表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逻辑概括》一文中，更明确阐述考古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赋予中国特色。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石先生提出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基于对地层学以及微观文化理论的使用，对本体、变体以及异体这3个文化概念特征进行界定;其二，基于类型学分析，对层位学的研究方法做出改进和优化;其三，构建计算机数字管理系统，通过模拟方法对考古资料作出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其四，对国外的相关研究经验以及研究理论进行借鉴，融入对多个学科的研究，拓展研究课题的范围[10]。
三
人类的史前生活状态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几乎不为人知，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把民族学相关文献信息融入到了对人类历史的研究之中，同时对人类社会发展时期进行了划分，将其划分成3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蒙昧阶段、野蛮阶段和文明阶段，并对各个时期所对应的社会经济形态作出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基于进一步的研究，恩格斯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由此在国家起源以及社会历史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肯定，对于原始社会历史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如同世界各主要文明民族一样，中国各族人民也都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自人类最初诞生在这块土地，一直到国家出现和中华文明形成为止的这段缺乏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是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领域。这段历史虽然较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看似遥远飘渺，却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20世纪初随着各学科的兴旺发展，人们对于原始社会产生了新的困惑：中国史前文明到底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逐渐发展起来。苦于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这一问题始终没能取得进展。后来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国内，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历史唯物主义的广泛传播，不仅强烈地影响到当时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整个中国学术界，而且为后来中国民族学和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指导性的方向。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首次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郭沫若论证了奴隶制度曾存在于中国社会，同时对于中国社会特殊论这一观念提出了反驳，明确指出中国历史的演变同他国民族的历史演变具有一致性。尹达先生于1943年出版了《中国原始社会》，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利用考古材料研究中国原始社会，自此为中国原始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道路和方向。更为重要的是，日趋成熟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在建国以后迎来了迅猛发展的黄金时代，从而使三代文明所赖以发生的史前基础日益被学界所认知。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一系列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使得通过考古学的途径去探索远古时代的社会性质以及探索以氏族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组织结构日益成为可能[11]。
石先生在《从考古学文化探讨我国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纪念摩尔根逝世100周年》一文中，对我国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认为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萌发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分两个阶段：早期是私有制和阶级萌发时期，以大汶口文化（晚期）、半山—马厂氏族部落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为代表;晚期是阶级形成和部落方国型的国家雏形出现时期，以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具体的历史进程又可以分为3个阶段：（1）私有制产生前夕——仰韶文化晚期到马家窑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期。这一阶段也是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转变时期，这时还保存母系氏族公社的一些特征。男性崇拜产生，发现了象征男性崇拜的“陶祖”，为父权制出现的征兆。牲畜的出现和居室建筑结构的变化说明了私有制的产生和家庭生活的变化，男女合葬墓及随葬品的放置表明此时男女尚处于平等位置。（2）私有制产生时期——大汶口文化（晚）和半山—马厂文化时期。这一阶段是父系氏族公社的发达时期，处于这一阶段的考古文化遗存较多，为私有制产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一阶段工艺技术得到发展，精磨、镂刻技术出现。根据随葬品的多寡可以判断此时氏族成员中出现了贫富不均的现象，棺椁制度的出现是人们政治、经济地位不平等的体现，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必然导致原始社会的瓦解和阶级社会的产生。（3）阶级的形成及国家的出现——龙山文化、齐家文化时期。这一时期生产力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工艺技术显著提升，物质资料增多使得物质生活多样化。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得剩余产品增多，个人财富增加，导致贫富差距加大。产品积累促进交换，为适应交换的发展，原始市场随之产生，这种市场促进了城市的出现。城市的出现宣告了氏族制的崩溃和国家雏形的形成。同时社会经济形态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在这一时期，男女合葬现象更加普遍，并出现了殉葬，这体现了男人和女人、主人和奴隶之间的等级差异。占卜和祭祀则是等级和身份的象征，发展到殷商时期则变成了统治阶级的专利[12]。 从这一演变过程来看，我国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历史遵循着统一的历史发展规律。通过文明演变的历程，能够明显看到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对文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在文化类型品的发现和研究中逐渐显现出来。在中国文明社会中，所存在的礼仪制度以及相关的巫术祭礼经过不断的发展形成了神权统治，这是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考古学的关系，石兴邦先生也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无法达到专业研究方法论所起到的作用。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取决于这门历史学科的性质与对象。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使用，也应与中国原始社会现状进行结合，不能够一味的照搬照用，而应该是全面、系统的理解其精神实质。”“中国原始社会史的体系亦必须依赖于年代学与文化分布的纵横研究。原始社会史的年代学存在着自己一系列的特点，适应特殊的需求，它有着自己的表述方法。”
最后，他还提出了关于原始社会史未来研究的方向：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综合研究，除了那些传统的重大课题，诸如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等，在研究的过程中，还要注重对原始宗教、艺术以及工艺等方面的研究，以及原始社会所具有的不同文化系统尤其是不同的经济类型、史前聚落形态与早期都市起源、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共同体的相互关系和中外原始社会史的比较等综合研究[13]。
石兴邦先生的考古学理论与实践，体现了中国考古学家对于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思考与探索。自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后，不少学者接受这一思想并尝试着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进行学术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成为考古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础性理论，夏鼐、尹達、苏秉琦等考古学家利用考古资料去解释历史，探讨社会关系及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过程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石兴邦先生的考古学理论，尤为值得总结和借鉴，并在今后的考古实践中，继续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夏鼐.我国近五年来的考古新收获.考古，1964，（10）.
〔2〕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01）.
〔3〕石兴邦.前仰韶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科学出版社，1986.
〔4〕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225～234.
〔5〕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86，（02）.
〔6〕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Yale University，1986.
〔7〕石兴邦.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南京博物院集刊（第2集），1980.
〔8〕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研究》导论.石兴邦考古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9〕石兴邦.中国氏族社会考古研究的理论实践与方法问题.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10〕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逻辑概括.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
〔11〕〔13〕石兴邦，周星.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及其史料学与方法论——为纪念尹达同志诞辰八十周年而作.史前研究，1986，（Z1）.
〔12〕石兴邦.从考古学文化探讨我国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纪念摩尔根逝世100周年.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责任编辑 姜黎梅）
关键词：石兴邦;考古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11-0036-04
石兴邦（1923—），中国当代著名考古学家，先后在中央大学边政系、浙江大学人类学专业就读。1950年参加工作后，曾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相继主持了西安半坡遗址、山西下川遗址、临潼白家村遗址等重大发掘项目。石兴邦先生的研究领域和贡献主要包括：对仰韶文化进行的系统研究，包括仰韶文化的整体面貌、彩陶以及其类型、史前社会结构等;对下川遗址的研究，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期考古研究的空白;对白家村遗址的研究，探讨了前仰韶文化，也即仰韶文化来源的问题;基于对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以及齐家文化的综合研究，探讨了中国私有制的产生和国家的起源。本文通过石兴邦先生前仰韶文化、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以及中国原始社会史等研究，对其考古学理论特征进行初步探讨，希望学界前辈给予指正。
一
在前仰韶文化这一概念提出之前，学界关于仰韶文化来源的认识仍是空白。田野发掘中，一些早期地层中出土了一批形似三足器和圈足器之类的陶器，以及石磨盘、石磨棒等石器。当时学界的普遍认识是，仰韶文化中平底器和圜底器较为流行，而三足器和圈足器较多出现于龙山文化。基于这种观点，這些出土器物多被认为是晚期遗存或地方性的文化变体，只有夏鼐先生在1964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出李家村文化遗存“所代表的文化可能要较早”，并且指出它“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个较可靠的新线索”[1]。当时石兴邦先生正在陕西工作，夏鼐先生也再三提醒他注意这一类文化遗址的发现与研究。1965年，苏秉琦先生提出应将老官台出土一类陶器与半坡类型划分开来[2]。在此之后，随着一系列相似文化类型的遗址的发掘，人们开始对前仰韶文化的面貌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石兴邦先生对于前仰韶文化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工作就是他发掘了白家村遗址并撰写了《前仰韶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为了探索仰韶文化的渊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考古六队于1981年在关中地区对一些遗址进行了勘探，最后选择发掘渭河边遗物丰富、内涵单纯、保存较好的白家村遗址。该遗址在1956年被发现，1974年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当时被定为“老官台文化”文化遗存。从1982年到1984年，白家村遗址共发掘1500平方米，清理房址2座，墓葬36座，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石器等文化遗物，其中发现的彩陶，图案简约，风格也较为朴实，是东方彩陶的萌芽阶段。白家村出土的彩陶上绘有简单图形、符号或线条，色调较为单一，主要为红色，与仰韶文化的黑色调彩陶有着明显的区别，说明这是一种不同于仰韶文化的文化类型。1994年，《临潼白家村》发掘报告出版，这是国内最早出版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白家村遗址的发掘，不仅提供了一批至今最典型最丰富的老官台文化的考古资料，还对研究半坡仰韶文化及探索仰韶文化彩陶来源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据。
1986年，石兴邦先生《前仰韶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一文正式发表。该文通过对白家村遗址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前仰韶文化的特点和性质，也进一步揭示了仰韶文化的发展过程。石先生根据相关遗址出土的实物详细分析了前仰韶文化的类型及特征，论证了前仰韶文化向仰韶文化发展的过程以及前仰韶文化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指出了前仰韶文化研究带来的启示和新课题。石兴邦先生把黄河中游地区的前仰韶文化分成白家文化、李家文化、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4个区系，代表了两大文化传统，即白家—李家村文化传统和磁山—裴里岗文化传统，前一种文化传统体现了黄河中游西部地区文化的基本特征，后一种文化传统则体现了黄河中游东部地区文化的基本特征，两种文化传统反映了黄河中游地区前仰韶文化的发展轨迹。此外，石兴邦先生还将前仰韶文化的石磨盘、石磨棒等工具与更为久远的下川文化进行了对比，发现它们在外形和制作工艺上存在一定的继承关系，进而得出了“下川文化是前仰韶文化发展的远祖阶段，它们之间的环缺是应该存在的而且可以找到的”这一重要论断。最后，石兴邦先生还结合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推测我国粟类作物的始生地应该在前仰韶文化分布的河谷阶地和下川文化所在的山间谷地之间，这一推测对后来粟类作物起源研究具有重要启发[3]。
二
关于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夏鼐先生在他主持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把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按照南北划分成北方地区、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西南地区4个区系。苏秉琦先生把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分为6个区系，即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其中南方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中心[4]。佟柱臣先生则把我国的新石器文化划分为了七大文化系统中心，即马家窑文化系统中心、大汶口文化系统中心、河姆渡文化系统中心、半坡文化系统中心、庙底沟文化系统中心、马家浜文化系统中心和屈家岭文化系统中心[5]。张光直先生认为，我国公元前4000—前3000年期间主要存在以下文化体系，即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主要是黄河上游地区）、大汶口文化（主要是黄河下游地区）、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辽东半岛的小珠山文化、江汉地区的大溪文化、鄱阳湖地区的山背文化、宁绍地区的河姆渡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粤闽赣地区的石峡文化—昙石山文化和凤鼻头文化等[6]。
石兴邦先生于1980年在华东地区以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为主题做了一场专题报告，在这场报告中他提出了将中国新石器文化分为三大板块的观点，这三大板块分别为：⑴分布在黄淮下游、东方沿海、渤海湾周围及东南半壁（包括沿海岛屿），以种植稻谷和农业生活为主的青莲岗文化系统;⑵地域范围东到太行山麓、西至贺兰山下和洮河流域、北到今荒漠草原南沿、东北到赤峰、南到江汉地区北部及川北地区乃至云南西南部，以粟作农业为主，兼营渔业和家畜饲养业的仰韶文化系统;⑶分布范围主要是长城以北的广大区域，包括东北沿蒙古草原到西北的宁夏北部、新疆、甘肃北部以及藏北高原，这些区域主要是畜牧业和狩猎为主，其产生的文化具有明显的北方文化特色，主要以细石器为特点的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7]。石兴邦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它不是征服的结果，而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群落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结果，这是结合了我国的自然条件、地理形势、历史背景及文化特点，根据各地出土实物的对比分析而得出的结论。 石兴邦先生后来又对上述文化体系理论作出了补充阐述：在黄河中上游高原、长江中下游和东方沿海以及北方沙漠草原和高寒这3个不同的区域中，分别以仰韶、大汶口和青莲岗以及细石器文化系统为主，所生存的族系分别为羌戎、夷僚以及胡狄，同时指出在这3个不同的区域中生业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分别为栗作、稻作以及畜牧。石兴邦指出在对文化区系以及文化体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二者所存在的关系为局部和整体以及共性和差异。认识不同区域间的文化必须要关注到每一个个体，才能从个体到一般，提高對整个区系的认识。认识一个整体的区系文化，不能忽略地域的特殊性，只有认识到特殊性，才能把握到整个区系文化的特征[8]。
石先生还指出，地理环境如山脉河流以及气候等环境因素会对文化体系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民族文化以及相关的区域文化传统也会是文化体系形成的影响因素。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地域环境以及文化传统的影响，会使文化体系具有区域特性，通过区域性能够明显地看到区域文化之间所存在的不平衡性及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发展状态。因此，在对区域文化框架进行构建的过程中，必须对区域文化的发展历程作出详细的分析，同时要对边界接壤区域的文化进行对比分析，由此才能够对不同区域之间文化的差异性以及特殊性作出全面的了解，从而才能够促进对文化发展历史的研究[9]。
在考古学文化体系研究中，方法论的选择至关重要。石先生的考古学文化体系研究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1993年发表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逻辑概括》一文中，更明确阐述考古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赋予中国特色。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石先生提出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基于对地层学以及微观文化理论的使用，对本体、变体以及异体这3个文化概念特征进行界定;其二，基于类型学分析，对层位学的研究方法做出改进和优化;其三，构建计算机数字管理系统，通过模拟方法对考古资料作出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其四，对国外的相关研究经验以及研究理论进行借鉴，融入对多个学科的研究，拓展研究课题的范围[10]。
三
人类的史前生活状态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几乎不为人知，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把民族学相关文献信息融入到了对人类历史的研究之中，同时对人类社会发展时期进行了划分，将其划分成3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蒙昧阶段、野蛮阶段和文明阶段，并对各个时期所对应的社会经济形态作出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基于进一步的研究，恩格斯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由此在国家起源以及社会历史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肯定，对于原始社会历史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如同世界各主要文明民族一样，中国各族人民也都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自人类最初诞生在这块土地，一直到国家出现和中华文明形成为止的这段缺乏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是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领域。这段历史虽然较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看似遥远飘渺，却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20世纪初随着各学科的兴旺发展，人们对于原始社会产生了新的困惑：中国史前文明到底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逐渐发展起来。苦于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这一问题始终没能取得进展。后来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国内，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历史唯物主义的广泛传播，不仅强烈地影响到当时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整个中国学术界，而且为后来中国民族学和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指导性的方向。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首次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郭沫若论证了奴隶制度曾存在于中国社会，同时对于中国社会特殊论这一观念提出了反驳，明确指出中国历史的演变同他国民族的历史演变具有一致性。尹达先生于1943年出版了《中国原始社会》，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利用考古材料研究中国原始社会，自此为中国原始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道路和方向。更为重要的是，日趋成熟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在建国以后迎来了迅猛发展的黄金时代，从而使三代文明所赖以发生的史前基础日益被学界所认知。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一系列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使得通过考古学的途径去探索远古时代的社会性质以及探索以氏族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组织结构日益成为可能[11]。
石先生在《从考古学文化探讨我国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纪念摩尔根逝世100周年》一文中，对我国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认为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萌发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分两个阶段：早期是私有制和阶级萌发时期，以大汶口文化（晚期）、半山—马厂氏族部落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为代表;晚期是阶级形成和部落方国型的国家雏形出现时期，以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具体的历史进程又可以分为3个阶段：（1）私有制产生前夕——仰韶文化晚期到马家窑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期。这一阶段也是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转变时期，这时还保存母系氏族公社的一些特征。男性崇拜产生，发现了象征男性崇拜的“陶祖”，为父权制出现的征兆。牲畜的出现和居室建筑结构的变化说明了私有制的产生和家庭生活的变化，男女合葬墓及随葬品的放置表明此时男女尚处于平等位置。（2）私有制产生时期——大汶口文化（晚）和半山—马厂文化时期。这一阶段是父系氏族公社的发达时期，处于这一阶段的考古文化遗存较多，为私有制产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一阶段工艺技术得到发展，精磨、镂刻技术出现。根据随葬品的多寡可以判断此时氏族成员中出现了贫富不均的现象，棺椁制度的出现是人们政治、经济地位不平等的体现，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必然导致原始社会的瓦解和阶级社会的产生。（3）阶级的形成及国家的出现——龙山文化、齐家文化时期。这一时期生产力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工艺技术显著提升，物质资料增多使得物质生活多样化。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得剩余产品增多，个人财富增加，导致贫富差距加大。产品积累促进交换，为适应交换的发展，原始市场随之产生，这种市场促进了城市的出现。城市的出现宣告了氏族制的崩溃和国家雏形的形成。同时社会经济形态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在这一时期，男女合葬现象更加普遍，并出现了殉葬，这体现了男人和女人、主人和奴隶之间的等级差异。占卜和祭祀则是等级和身份的象征，发展到殷商时期则变成了统治阶级的专利[12]。 从这一演变过程来看，我国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历史遵循着统一的历史发展规律。通过文明演变的历程，能够明显看到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对文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在文化类型品的发现和研究中逐渐显现出来。在中国文明社会中，所存在的礼仪制度以及相关的巫术祭礼经过不断的发展形成了神权统治，这是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考古学的关系，石兴邦先生也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无法达到专业研究方法论所起到的作用。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取决于这门历史学科的性质与对象。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使用，也应与中国原始社会现状进行结合，不能够一味的照搬照用，而应该是全面、系统的理解其精神实质。”“中国原始社会史的体系亦必须依赖于年代学与文化分布的纵横研究。原始社会史的年代学存在着自己一系列的特点，适应特殊的需求，它有着自己的表述方法。”
最后，他还提出了关于原始社会史未来研究的方向：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综合研究，除了那些传统的重大课题，诸如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等，在研究的过程中，还要注重对原始宗教、艺术以及工艺等方面的研究，以及原始社会所具有的不同文化系统尤其是不同的经济类型、史前聚落形态与早期都市起源、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共同体的相互关系和中外原始社会史的比较等综合研究[13]。
石兴邦先生的考古学理论与实践，体现了中国考古学家对于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思考与探索。自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后，不少学者接受这一思想并尝试着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进行学术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成为考古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础性理论，夏鼐、尹達、苏秉琦等考古学家利用考古资料去解释历史，探讨社会关系及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过程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石兴邦先生的考古学理论，尤为值得总结和借鉴，并在今后的考古实践中，继续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夏鼐.我国近五年来的考古新收获.考古，1964，（10）.
〔2〕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01）.
〔3〕石兴邦.前仰韶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科学出版社，1986.
〔4〕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225～234.
〔5〕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86，（02）.
〔6〕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Yale University，1986.
〔7〕石兴邦.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南京博物院集刊（第2集），1980.
〔8〕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研究》导论.石兴邦考古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9〕石兴邦.中国氏族社会考古研究的理论实践与方法问题.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10〕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逻辑概括.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
〔11〕〔13〕石兴邦，周星.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及其史料学与方法论——为纪念尹达同志诞辰八十周年而作.史前研究，1986，（Z1）.
〔12〕石兴邦.从考古学文化探讨我国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纪念摩尔根逝世100周年.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