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出的330余件（组）珍贵文物均出土于南越王墓、南越王宫及广州地区其他秦汉考古遗址。展览力图通过广州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发掘成果，从中华文明的塑造构建、基因传承、融会交流等角度，在秦汉时期统一盛世的视野之下系统展示岭南地区辉煌的古代历史文化面貌与特色。
　　饮食折射的历史
　　民以食为天。展厅里的南越木简、“蕃禺”铜鼎、越式铜鼎、铜鍪、铜烤炉等炊具，反映出的水濡、火烹、烘烤、曝晒、烟熏、风干、冰镇、盐腌、发酵等烹饪手段，不由让人感慨，两千多前的岭南已是“吃货”的天堂。
　　岭南地处我国南部沿海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丰美富足的物产资源。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农业发展迅速，因此饮食资源较此前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开发，这为岭南饮食文化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
　　从考古发现来看，秦汉时期岭南人的饮食资源极为丰富，这里的农作物品类繁多，渔猎资源也应有尽有。人们多以稻米或黍米为主食，同时种植有粟、菽、薏米、芋、大麻子等农作物。秦汉之际进入岭南的数十万军民多是北方人，水稻并非他们的传统主食，发展五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中原汉人的口味和习惯。展览中呈现的汉代陶仓、陶囷（古代一种圆形谷仓）、陶屋等建筑模型，折射出当时岭南地区的农业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剩余粮食得到妥善存储和使用的情况。
　　秦汉时期岭南地区人工栽培的瓜果品类丰富，以荔枝、杨梅为代表的岭南佳果一直享誉至今。展览中还有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一些植物种实，包括葫芦、葡萄、罗浮柿、甜瓜、荔枝、杨梅等，为了解南越国宫廷日常饮食内容提供了重要资料。据史籍记载，赵佗曾将岭南荔枝作为珍品进贡给汉高祖。可见，荔枝在汉初就已经被当成殊方珍馐来进贡。今天广东的从化、增城、东莞三地在汉初同属番禺，是当时荔枝的主要产地。至汉武帝平定南越后，移荔枝百株于上林苑。但因南北异宜，水土不服，荔枝难以存活，更难结实，后改为“岁贡”。岭南荔枝进贡劳民伤财，直到东汉和帝时才下诏取消进献。
　　先秦时期，枣树主要种植于黄河流域，枣则是北方人普遍喜爱的佳果之一。而展览中的一组木简，则记录了岭南地区枣树种植的情况。这组出土于南越王宫署遗址木简，5号简记载：“壶枣一木，第九十四，实九百八十六枚”，一棵编号为94的壶枣树共结果实986枚，表明南越国已经种植枣树，将其编号管理并记录在册。另一枚木简上记载的“高平甘枣”应该是来自北方的品种。此外，展览中的两件南越王墓鎏金铜壶，在发掘出土时，里面有许多枣核，原应装满了红枣，可见南越王对枣钟爱有加。第一代南越王赵佗本为入越秦军，来自真定（今河北正定一带），南越贵族喜食红枣的习惯，应与其北方身份有关。
　　岭南人“爱吃”自古如此，对肉食资源的开发利用颇为充分，除牛、猪、羊、鸡，还有鱼、虾、蟹、贝等水产，甚至飞禽走兽、蛇虫鼠蚁等都曾被岭南人当作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展柜中，广州汉墓出土的鸡、鸭、猪、狗、牛、羊等动物俑，是当时广州地区普遍养殖家禽与牲畜的写照。还有南越王墓铜烤炉，造型精致，纹饰繁缛，其四足为猫头鹰造型，炉壁有蟠螭纹和铺首衔环，另有4只高浮雕式乳猪，说明烤炉的主要用途可能是烧烤乳猪。发掘出土时，器内保留有整炉带灰烬的烧土，表明该器应该是南越宫廷实用烧烤器具。南越国宫署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动物残骸，包括鱼、鸟、鼠、梅花鹿等20多个品种，或是宫廷食用后弃置的。
　　与南越特色饮食有关的展品，还有几件南越王墓铜鍪（音谋，古代炊具，形似锅）。从器内发现的青蚶、龟足等海产品推定，此类铜鍪主要用于烹煮介壳类食物。南越国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常见大量介壳类食物，表明越人嗜食的介壳类食物已被南来的北方汉人所接受，在南越国统治阶层的食谱中占有重要地位。
　　调料在烹饪中的作用不言而喻。汉代岭南地区的调味品种类很多，主要有盐、糖、花椒、姜、酱等。岭南饮食追求原料的本味，而花椒、生姜等作为调味料，对生鲜的烹饪极为重要。展览中有一件南越王墓出土的姜礤（粗石），设计巧妙，便于提取姜汁，体现了南越贵族的饮食偏好。陶联罐是岭南汉墓出土文物中最具特色的饮食器具之一，往往由3至5个小罐连缀组成，轻巧别致，用来盛干果或调味料。本次展出的有陶双联罐、三联罐、四联罐、五联罐等，尤其那件鸮形五联罐，造型别致，精彩绝伦，五只猫头鹰相互依偎，形象生动，憨态可掬。
　　器物蕴含的文化内涵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人们实现丰衣足食的过程中，一系列礼仪文化也随之产生。因此，考古出土的饮食器具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秦汉时期，中央王朝曾经数次大规模从各地迁徙民众至岭南地区，南越统治者也采取“和辑百越”“汉越杂处”的政策，积极促进族群融合。这一时期的原生越人、南下汉人和汉化越人往往混葬一处。墓中出土的随葬品，揭示了各种族群的多元饮食习惯和文化交流情况。
　　原生越人多使用地方特色的青铜器，以及陶盒、三足盒、联罐、匏壶、瓮、瓿（音布，古代的一种小瓮）等日常饮食器具。南下汉人或已汉化的越人则多使用鼎、盒、壶、钫（音方，古代盛酒器皿）等中原地区风格的青铜器，也有地方特色的印纹陶瓮、罐、瓿、小盒等。这种文化融会的情况在南越王墓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南越王墓出土的饮食器具共有30种400多件，按材质可分为铜、铁、陶、玉等，器物类型包括鼎、壶、钫、瓿、釜、甑（音憎，古代炊具，底部有许多小孔，用于蒸食物）、烤炉、盆、鉴、提筒、挂钩、勺、姜礤等，文化因素则包含秦、楚、汉、越、巴蜀等多种风格。
　　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铜器大致体现了秦汉中央王朝对岭南地区的政治、文化、礼仪影响，陶器则多具地方色彩，这种对比关系在展览中多有呈现。
　　岭南地区秦汉墓葬出土的铜鼎有汉式鼎、楚式鼎和越式鼎，体现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多元区域色彩。在春秋战国时期，岭南地区仅有少数部族能铸造青铜器。秦统一岭南后，大批中原匠人的到来，使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及其铸造工艺也随之传入。岭南匠人吸收了秦、汉及与其毗邻的楚、滇文化因素，创造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越式青铜文化。比如“蕃禺”铜鼎，应为本地铸造的汉式鼎，器上刻有“蕃禺，少内，容二斗二升”铭文，标明器物所在地、监造机构及其容量。此外，展览中的南越王墓铜盘、匜、盆、鉴等水器，反映出南越贵族和中原地区一样有着“奉匜沃盥”等礼仪和习俗。有些水器的器底有明显修补痕迹，足见当时南越贵族对这些器物极为珍视。
　　此外，南越王墓还出土有裂瓣纹银盒、铜框牙卮、角形玉杯等颇具海外文化色彩的特色饮食器具。尤其是船纹铜提筒上繁缛的船只造型和场景，体现了兩千多年前岭南地区的造船技术和海上交通能力。它们与展览中的乳香、玉石器、焊珠金饰、胡人俑座灯等具有异域特色的考古遗存一起，见证了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起点在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历史上产生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