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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展县域普惠金融是湖南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依据2017年湖南省各县域经济金融数据，构建县域普惠金融指数，发现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水平存在区域差异，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就業水平对其有正向提升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和农业产值占比则反之。据此，应着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多层次普惠金融体系，加强普惠金融教育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并发挥政策引导和激励作用，协同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
关键词： 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水平测度;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832.7.6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1.03.014
2005年，联合国首次提出构建“普惠金融体系”，随后得到G20、IMF等国际组织的积极推广，这对调整经济结构和变革金融体制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的号角不绝于耳。2006年，央行首次将普惠金融理念引进我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将普惠金融明确写入党的执政纲领;普惠金融的发展越来越受重视，在国家“十三五”纲要中也被明确指出;2015年底，国务院印发关于普惠金融的五年规划，指明未来几年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道路;2017年底，为了加快推进湖南省普惠金融发展，湖南省人民政府立足省内实际印发《湖南省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实施方案》，力争到2020年基本建立与湖南省全面小康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细胞，经济与金融相互影响，抓金融就是抓经济的“牛鼻子”，发展县域普惠金融是湖南省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湖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常住人口占人口总数的45.38%，以广大农村为腹地的县域地区的普惠金融是未来新秀，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如今互联网金融崛起方兴未艾、传统城市金融面临困境，群雄逐鹿，正是发展县域普惠金融的良好契机，县城是目前金融发展的优质区域，发展县域金融刻不容缓，因此，非常有必要对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评并对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这对如何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相关研究文献概述
“普惠金融体系”概念最先源于2005年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世界峰会，强调每个发展中国家应建立一套为所有层面的人口提供合适金融服务的健全的金融体系。普惠金融合作伙伴（GPFI）强调普惠金融应着力解决金融排斥的问题，将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金融服务的群体纳入服务范围，为其提供贷款、储蓄、支付和保险等金融服务[1]。
如何全面系统地测度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的普惠金融水平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关于普惠金融指标的评测，Beck利用8个指标对2002—2003年99个国家的金融包容程度进行具体分析[2]。随后，Sarma在此基础上总结并扩充，首次提出普惠金融指数，从金融服务的渗透性、使用效应、产品三个维度对48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验证[3]。Chakravarty在Sarma的基础上测算了各维度对普惠金融指数的贡献值，并发现印度的社区影响在不同地区的政策效果不同，存在区域差异[4]。同年，Arora在Sarma的基础上补充了成本维度，研究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差异[5]。国内对普惠金融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杜伟等以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为研究对象建立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指标，囊括农村金融机构基本业务的供给维度和农村居民金融需求维度，测度了农村金融服务时间和空间层面的变化情况[6]。赋予维度权重是构建普惠金融指数的一个关键环节，大部分学者采取了等权重法，缺乏客观性。于是，部分学者提出一些客观赋予各维度权重的方法，包括徐敏的主成分分析法[7]以及王婧和胡国晖的变异系数法[8]。焦瑾璞、黄亭亭等使用层次分析法，并利用三个维度下的19个指标构建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计算了2013年中国各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9]。
对普惠金融研究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对普惠金融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外对于影响因素的研究大体可以概括为个人特征、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等三个层面。金融服务水平会受到民族宗教、人均收入和区位因素等个人特征的影响[10];制度环境方面，有学者从市场状况、财政和社会政策等方面来划分研究欧盟金融服务水平的影响因素[11];更多的学者从社会环境方面对影响普惠金融水平的因素进行了探究。例如，金融服务可及性会受到经济发展状况、交易成本和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12]。国内学者认为影响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效率、就业率、农业化水平和收入水平等[13]，可以通过加强交通便利、扶持农业、缩小城乡差距等措施提高普惠金融水平[8]。滞后一期的普惠金融水平和公路里程数对湘鄂豫中部三省的普惠金融发展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14]。通过对广西横县、灵山、田东3县的专题调研，发现电子化金融服务渠道创新是建立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的突破口[15]。
总之，目前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国家层面对普惠金融整体水平进行测度，或者测度部分区域几个省份的普惠金融水平，因此对于某个省份尤其是县域层面普惠金融水平的研究比较少。本文则以湖南省为例，首次评价了2017年湖南省各县（市）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然后在此基础上探求了影响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水平的因素。
二、 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水平的测度
（一） 湖南省县域金融基本情况
1.县域金融服务覆盖情况。2017年湖南全省87个县域地区拥有478家银行机构、92家证券业机构和1059家保险业机构，网点分别达到6138个、95个和1346个，银行业和保险业从业人数分别达到5.73万人和21.64万人。可见证券化进程相对于银行业和保险业发展明显滞后，县域金融基础设施构成单一。根据《湖南省金融运行报告（2018）》显示，湖南省的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分别达到了4055家和137家。农村金融市场主体不断丰富，新增13家村镇银行，在全省6923个贫困村全部建成金融扶贫服务站，推进金融服务进村入户。 2.县域金融存贷款情况。2017年湖南省87个县域地区主要金融机构存款和贷款余额分别为6108.91亿元和3185.50亿元，全省涉农贷款、小微贷款、精准扶贫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5.9%、30.1%和72.8%，均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但2017年全省87个县域地区主要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仅占全省总规模13.1%、10%，例如县域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1898.3亿元，相对浙江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万多亿元，规模差距十分明显，而且不同县的最高水平与最低水平之间差距接近63倍，金融机构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投融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出来。作为全国经济百强县的长沙县、宁乡县、浏阳市的存贷比均超过了0.60，都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0.48，其中浏阳市更是高达0.78，而相对落后的县域，如新晃县、沅陵县、会同县等均低于平均水平，金融活跃程度差距明显。
（二） 普惠金融指数的构建
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本文根据湖南省县域的实际情况，构建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指数，以具体数值代表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从而反映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区域差异。普惠金融要求多方面均衡协调发展，因此普惠金融指数（Index of Financial Inclusion，以下简称IFI）应具有多维度属性，需对其划分维度。
普惠金融在广义层面上包括传统的银行、证券、保险及新兴的互联网金融行业，但考虑到湖南省县域的证券业发展缓慢，机构为数不多，而2017年新兴互联网金融行业暂时还未完全渗透到各县域，因此涉及的金融服务主要是银行业和保险业，故本文以此为主要考察对象。基于普惠金融的含义，本文从金融服务覆盖度、金融服务可得性和金融服务效用性三个维度选取适当指标，测算2017年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指数（IFI）。
针对湖南省县域金融的现状，本文利用可得数据，选取了上述三个维度的8个指标。金融服务覆盖度是用来衡量金融服务的空间密集程度的维度，例如某地拥有多少金融机构数量和金融从业人员数量，数量越高则城乡居民的金融服务便利性越高，普惠金融水平也就越高，具体来说包括地理维度和人口维度四个指标，分别是百平方公里金融机构数量和金融从业人员数量以及万人金融机构数量和金融从业人员数量。金融服务可得性是用来衡量金融服务的渗透程度的维度，即当地居民使用金融服务的深度情况，例如金融服务领先地区的居民会更愿意向金融机构存贷款，拥有更高的储蓄水平和贷款水平，具体来说包括人均金融機构存款余额和人均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两个指标。金融服务效用性是用来衡量金融服务效用程度的维度，即金融实力转化为实体经济生产力时所发挥的作用，包括单位存贷款转换为GDP的能力。
为了综合反映湖南省各县域普惠金融水平，本文借鉴肖栩总结的指数编制方法，先对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再利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最后以加权几何平均合成法设计了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指数[16]。
由于普惠金融的实际推进过程中，各指标对普惠金融的贡献度并不是直线递增的，所以区别于一般文献中采用的直线型无量纲化方法，本文采用非线性的指数型效用函数（见公式（1））。
对于普惠金融指数的编制，本文使用传统的百分制，各指标最低值设置为60，最高值设置为100。
为了降低人为选择权重的主观性，本文采用一种客观赋权法——变异系数法对各个指标赋予权重。
首先，计算各指标的平均数（见公式（2））和标准差（见公式（3））。
最后，利用各指标的变异系数算出各指标的权重（见公式（5））。
由于普惠金融要求全面均衡协调发展，每个方面的发展都很重要，不可顾此失彼。因此本文认为金融服务覆盖度、可得性和效用性三个维度应被赋予相同的权重。
加权几何合成法的特性是各指标间有较强的相关关系且各指标间的差异比较小，这与普惠金融强调的金融发展协调性和一致性相契合。此外，相较于加权算数平均合成方法而言，它对指标权重的精确要求程度不高且突出了指标评价值较小的指标作用，有助于降低主观人为选择权重对整个指数编制的影响，更灵敏地反映评价对象之间的差距。根据以上权重即可计算湖南省各县域2017年普惠金融指数（见公式（6））。
（三） 湖南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
1.样本选择说明和数据来源。
根据2017年湖南省行政区域规划，湖南省共有122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但在《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所统计的湖南省地区数据中只涉及了87个地区。本文以2017年湖南87个县（市）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由于湖南省各县域证券业发展尚不完善，证券机构数不多，因此金融机构主要包括银行业和保险业两大传统金融行业，该数据主要来源于长沙银行和湖南大学课题组联合出版的《湖南省县域金融竞争力评价报告》、湖南省各县人民政府公布的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通过第二部分的县域指数构建方法，本文搜集各县域的九个指标数据的原始数据，计算处理得出各维度的权重（如表2所示）。通过下表可以观察到县域之间的差距明显，如百平方公里金融从业人员数量、人均贷款额等指标的最大值均是最小值的数倍以上。
2.测度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权重及各维度数据几何加权合成即可得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指数，得分最高的代表该地区普惠金融水平最高，反之则最低，各维度得分及总得分见表3。据表3我们可以发现：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水平整体不高，只有韶山市和长沙县得分在80分以上，70分以上的县级市只有22个，其余县级市均只达到60～70区间。韶山市之所以排名第一，是因为它的万人金融机构数量、万人金融从业人员数量和百平方公里金融从业人员数量均排名第一，而百平方公里金融机构数量也达到了90分以上，说明其普惠金融不管是人口维度抑或是地理维度，均遥遥领先;而长沙县的人均贷款额数量排名第一，人均存款额的分值也接近100，说明长沙县的普惠金融服务的深度较湖南省其他县域更深;值得一提的是，位于湘西的吉首市，其人均存款额排名第一，说明当地居民的存款意识强烈。 为了直观地观察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水平的差异，本文将87个县分为以下三类，得分越高的县级市的颜色越深，灰色部分代表的是未参与测度的县级市辖区心急如（见图1）：
第1类——不发达地区：普惠金融水平较低的县级市，得分在66分以下;
第2类——较发达地区：普惠金融水平中等的县级市，得分在66～69分之间;
第3类——发达地区：普惠金融水平较高的县级市，得分在69分以上。
结合普惠金融指数排名得分表和分布图，我们可以看出发达地区的县域主要集中在长株潭地区，除了株洲市的茶陵县之外的其他县域均为第3类县域。这与当前湖南省整体的经济发展状况也是吻合的，经济发达的长株潭地区由于区位优势，全省的金融机构较为集中分布在该地区，一直以来享受政策、资金的倾斜。而环洞庭湖地区和湘南地区的县级市则普遍处于普惠金融中等水平，是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相对完善，金融服务覆盖面相对较广;普惠金融不发达的县级市集中分布在大湘西地区，整体而言，大湘西地区受限于经济发展以及交通便利等因素，金融机构会降低这部分地区的金融资源投放，导致县域金融网点布局少、金融服务覆盖度有限。但排名第五的吉首市作为湘西州府，抢抓建州60周年大庆发展机遇，以精准扶贫和项目建设为重点，切实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积极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发展，不断提升普惠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普惠金融水平可见一斑。
另外，毗邻灰色区域的县域颜色较外围的县域更深，说明距离市辖区越近的縣域普惠金融水平更高，金融资源存在空间集聚效应，集中分布在城镇率较高的地区，因此核心地带县市的金融水平相对更高一些[17]。
三、 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这部分内容将结合普惠金融的理论研究和湖南农村金融的发展现状，利用多元回归模型进一步探究影响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因素。
（一） 变量选取与模型假定
当前学者普遍认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个人特征这三个层面的差异会对普惠金融水平高低构成影响。考虑到数据的难获得性，本文只选取其中几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存贷比、农业产值占比、政府扶持程度、教育普及水平、就业水平、城镇化水平等9个影响因素，所有的自变量数据均来自《湖南省统计年鉴2018》及从各县市政府网站获得的各县市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
1.经济发展水平（Gdp）。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能够吸引较多的资本和金融机构流入，提高普惠金融的覆盖度和发展水平。本文选取人均GDP来替代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2.居民收入水平（Inc）。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对当地金融服务的需求会相应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能够反映各县域居民的收入水平，本文选取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代表居民收入水平。
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Dif）。居民收入的增加通常会给金融机构带来更多的存款和其他金融服务收入，因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对金融机构在城乡间的布局以及城乡间存贷款水平差异产生一定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增大不利于农村金融的发展。本文采用各县域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值来表示该变量。
4.存款资源利用水平（Fin）。能否将农村金融机构的存款高效地转化为贷款，可以衡量金融机构资金运转效率的高低。普惠金融水平越高的地区，金融机构的效率也更为高效，本文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值来代表金融机构存款资源利用水平。
5.农业产值占比（Agr）。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从侧面反映了该县域的工业和现代化水平，县域农业占比越高，金融服务业的发展空间越小，不利于提升普惠金融水平。本文采用第一产业GDP占总GDP的比重来代表农业产值占比。
6.政府扶持力度（Gov）。县域金融的发展相对于市区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政府的扶持的。政府的支持和引导能够带动更多的资金流入当地，刺激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本文采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该变量。
7.教育普及水平（Edu）。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增加居民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接受性，进而提升普惠金融水平，本文用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占常住人口总人数的比重来代表教育普及水平。
8.就业水平（Job）。一般而言，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时，是否有稳定的工作是其是否愿意提供金融服务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因此就业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深化金融机构和人员布局，本文用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末人数占常住人口总人数比重来代表就业水平。
9.城镇化水平（Cit）。城镇化发展水平会对增加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的需求带来影响，本文选择用城镇化率来衡量城镇化水平。
（二） 模型设定和实证分析
基于以上假设，本文设计双对数多元回归模型如下（公式（7）），即对所有变量均取对数：
本文利用Eviews8.0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该模型的决定系数R2=0.903739，说明该多元线性模型的拟合度较高，但是Inc、Fin、Gov、Edu和Cit对应的P值都大于0.1，说明这五个变量无法通过t检验，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在对各变量的相关系数进行检验后，判定该模型确实存在多重共线性，并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排除多重共线性，剔除Inc、Fin、Gov、Edu和Cit五个变量，用剩余四个变量再次进行回归，见公式（8），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观察表6可以发现：所有的解释变量均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t检验，并且拟合优度达到了0.899463，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农业产值占比和就业水平都是影响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水平的影响因素。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与就业水平对提升普惠金融水平具有正向作用，与理论相符，说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就业水平的提升能够吸引金融机构的入驻并提升金融服务和产品的覆盖水平，从而促进当地普惠金融的发展。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农业产值占比对提升普惠金融水平具有负向作用，也与理论相符，城乡收入差距加大会促使城乡人口流动加大，进而导致人口资源和金融资源分配不均，不利于提升普惠金融整体水平。而农业产值比重较高的县域经济结构中第二、三产业比重较低，对金融服务需求有限，抑制了金融服务的供给，导致金融服务覆盖面低。 四、 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水平不尽相同，普惠水平最高的是韶山市（83.38），普惠水平最低的是永顺县和桂东县（63.15），区域差异明显，影响其普惠金融水平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农业产值占比和就业水平。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提高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水平提出以下建议：
（一） 促进县域经济协调发展
由于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于提升普惠金融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湖南省各县（市）经济和金融水平不尽相同，宜采用差别性政策，尤其需要扶持贫困县域经济发展，缩小县域间的区域差异，从而促进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首先，应因地制宜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次，在逐步形成农业规模化降低农业劳动力成本的同时，提升第二、三产业尤其是服务行业的比重，为金融业的发展营造有利的市场环境;最后，应引导金融机构深化普惠金融体制改革，借助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加大县域金融的普惠程度，从而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入农村地区。
（二） 构建多层次普惠金融体系
多层次普惠金融体系是县域居民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关键。一要发挥银行机构的主力军作用，引导他们提高农村网点和人员的覆盖水平;二要支持贫困县与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结对帮扶，利用资本市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鼓励私募、创投和天使投资加大对县域优秀企业和产业的投资力度;三要发挥保险机构风险保障作用，积极引导保险机构稳步增加县域分支机构和农村服务网点，不断加强农村基层服务人员队伍建设，支持保险机构推出特色农业保险、小额人身意外保险以及开展专利保险、补偿工伤保险试点等业务。
（三） 加强普惠金融教育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广泛深入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教育，综合运用各类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公益广告和社区宣传栏等方式加强普惠金融教育，尤其是三农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同时推进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由金融机构牵头定期在校园内开展金融公益讲座。当今金融产品多样化的选择无疑增加了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威胁，应加快建立金融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开辟消费者投诉、处理的绿色通道。
（四） 发挥政策引导和激励作用
差别运用各类货币政策工具，整合各类财政补贴资金，如贴息、补贴、奖励等各种财政扶持政策，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三农”、扶贫开发等领域注入更多新的或有活力的信贷资源，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落实小微企业和“三农”贷款的相关税收扶持政策、产业政策等社会政策，充分发挥政策协同效应，优化财政资金扶持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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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周再清，胡月，陈璐.环长株潭县域普惠金融水平测度及分布动态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7，38（06）：8-14.
（责任编辑 文 格）
关键词： 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水平测度;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832.7.6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1.03.014
2005年，联合国首次提出构建“普惠金融体系”，随后得到G20、IMF等国际组织的积极推广，这对调整经济结构和变革金融体制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的号角不绝于耳。2006年，央行首次将普惠金融理念引进我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将普惠金融明确写入党的执政纲领;普惠金融的发展越来越受重视，在国家“十三五”纲要中也被明确指出;2015年底，国务院印发关于普惠金融的五年规划，指明未来几年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道路;2017年底，为了加快推进湖南省普惠金融发展，湖南省人民政府立足省内实际印发《湖南省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实施方案》，力争到2020年基本建立与湖南省全面小康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细胞，经济与金融相互影响，抓金融就是抓经济的“牛鼻子”，发展县域普惠金融是湖南省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湖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常住人口占人口总数的45.38%，以广大农村为腹地的县域地区的普惠金融是未来新秀，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如今互联网金融崛起方兴未艾、传统城市金融面临困境，群雄逐鹿，正是发展县域普惠金融的良好契机，县城是目前金融发展的优质区域，发展县域金融刻不容缓，因此，非常有必要对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评并对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这对如何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相关研究文献概述
“普惠金融体系”概念最先源于2005年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世界峰会，强调每个发展中国家应建立一套为所有层面的人口提供合适金融服务的健全的金融体系。普惠金融合作伙伴（GPFI）强调普惠金融应着力解决金融排斥的问题，将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金融服务的群体纳入服务范围，为其提供贷款、储蓄、支付和保险等金融服务[1]。
如何全面系统地测度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的普惠金融水平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关于普惠金融指标的评测，Beck利用8个指标对2002—2003年99个国家的金融包容程度进行具体分析[2]。随后，Sarma在此基础上总结并扩充，首次提出普惠金融指数，从金融服务的渗透性、使用效应、产品三个维度对48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验证[3]。Chakravarty在Sarma的基础上测算了各维度对普惠金融指数的贡献值，并发现印度的社区影响在不同地区的政策效果不同，存在区域差异[4]。同年，Arora在Sarma的基础上补充了成本维度，研究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差异[5]。国内对普惠金融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杜伟等以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为研究对象建立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指标，囊括农村金融机构基本业务的供给维度和农村居民金融需求维度，测度了农村金融服务时间和空间层面的变化情况[6]。赋予维度权重是构建普惠金融指数的一个关键环节，大部分学者采取了等权重法，缺乏客观性。于是，部分学者提出一些客观赋予各维度权重的方法，包括徐敏的主成分分析法[7]以及王婧和胡国晖的变异系数法[8]。焦瑾璞、黄亭亭等使用层次分析法，并利用三个维度下的19个指标构建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计算了2013年中国各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9]。
对普惠金融研究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对普惠金融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外对于影响因素的研究大体可以概括为个人特征、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等三个层面。金融服务水平会受到民族宗教、人均收入和区位因素等个人特征的影响[10];制度环境方面，有学者从市场状况、财政和社会政策等方面来划分研究欧盟金融服务水平的影响因素[11];更多的学者从社会环境方面对影响普惠金融水平的因素进行了探究。例如，金融服务可及性会受到经济发展状况、交易成本和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12]。国内学者认为影响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效率、就业率、农业化水平和收入水平等[13]，可以通过加强交通便利、扶持农业、缩小城乡差距等措施提高普惠金融水平[8]。滞后一期的普惠金融水平和公路里程数对湘鄂豫中部三省的普惠金融发展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14]。通过对广西横县、灵山、田东3县的专题调研，发现电子化金融服务渠道创新是建立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的突破口[15]。
总之，目前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国家层面对普惠金融整体水平进行测度，或者测度部分区域几个省份的普惠金融水平，因此对于某个省份尤其是县域层面普惠金融水平的研究比较少。本文则以湖南省为例，首次评价了2017年湖南省各县（市）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然后在此基础上探求了影响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水平的因素。
二、 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水平的测度
（一） 湖南省县域金融基本情况
1.县域金融服务覆盖情况。2017年湖南全省87个县域地区拥有478家银行机构、92家证券业机构和1059家保险业机构，网点分别达到6138个、95个和1346个，银行业和保险业从业人数分别达到5.73万人和21.64万人。可见证券化进程相对于银行业和保险业发展明显滞后，县域金融基础设施构成单一。根据《湖南省金融运行报告（2018）》显示，湖南省的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分别达到了4055家和137家。农村金融市场主体不断丰富，新增13家村镇银行，在全省6923个贫困村全部建成金融扶贫服务站，推进金融服务进村入户。 2.县域金融存贷款情况。2017年湖南省87个县域地区主要金融机构存款和贷款余额分别为6108.91亿元和3185.50亿元，全省涉农贷款、小微贷款、精准扶贫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5.9%、30.1%和72.8%，均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但2017年全省87个县域地区主要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仅占全省总规模13.1%、10%，例如县域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1898.3亿元，相对浙江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万多亿元，规模差距十分明显，而且不同县的最高水平与最低水平之间差距接近63倍，金融机构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投融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出来。作为全国经济百强县的长沙县、宁乡县、浏阳市的存贷比均超过了0.60，都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0.48，其中浏阳市更是高达0.78，而相对落后的县域，如新晃县、沅陵县、会同县等均低于平均水平，金融活跃程度差距明显。
（二） 普惠金融指数的构建
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本文根据湖南省县域的实际情况，构建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指数，以具体数值代表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从而反映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区域差异。普惠金融要求多方面均衡协调发展，因此普惠金融指数（Index of Financial Inclusion，以下简称IFI）应具有多维度属性，需对其划分维度。
普惠金融在广义层面上包括传统的银行、证券、保险及新兴的互联网金融行业，但考虑到湖南省县域的证券业发展缓慢，机构为数不多，而2017年新兴互联网金融行业暂时还未完全渗透到各县域，因此涉及的金融服务主要是银行业和保险业，故本文以此为主要考察对象。基于普惠金融的含义，本文从金融服务覆盖度、金融服务可得性和金融服务效用性三个维度选取适当指标，测算2017年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指数（IFI）。
针对湖南省县域金融的现状，本文利用可得数据，选取了上述三个维度的8个指标。金融服务覆盖度是用来衡量金融服务的空间密集程度的维度，例如某地拥有多少金融机构数量和金融从业人员数量，数量越高则城乡居民的金融服务便利性越高，普惠金融水平也就越高，具体来说包括地理维度和人口维度四个指标，分别是百平方公里金融机构数量和金融从业人员数量以及万人金融机构数量和金融从业人员数量。金融服务可得性是用来衡量金融服务的渗透程度的维度，即当地居民使用金融服务的深度情况，例如金融服务领先地区的居民会更愿意向金融机构存贷款，拥有更高的储蓄水平和贷款水平，具体来说包括人均金融機构存款余额和人均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两个指标。金融服务效用性是用来衡量金融服务效用程度的维度，即金融实力转化为实体经济生产力时所发挥的作用，包括单位存贷款转换为GDP的能力。
为了综合反映湖南省各县域普惠金融水平，本文借鉴肖栩总结的指数编制方法，先对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再利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最后以加权几何平均合成法设计了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指数[16]。
由于普惠金融的实际推进过程中，各指标对普惠金融的贡献度并不是直线递增的，所以区别于一般文献中采用的直线型无量纲化方法，本文采用非线性的指数型效用函数（见公式（1））。
对于普惠金融指数的编制，本文使用传统的百分制，各指标最低值设置为60，最高值设置为100。
为了降低人为选择权重的主观性，本文采用一种客观赋权法——变异系数法对各个指标赋予权重。
首先，计算各指标的平均数（见公式（2））和标准差（见公式（3））。
最后，利用各指标的变异系数算出各指标的权重（见公式（5））。
由于普惠金融要求全面均衡协调发展，每个方面的发展都很重要，不可顾此失彼。因此本文认为金融服务覆盖度、可得性和效用性三个维度应被赋予相同的权重。
加权几何合成法的特性是各指标间有较强的相关关系且各指标间的差异比较小，这与普惠金融强调的金融发展协调性和一致性相契合。此外，相较于加权算数平均合成方法而言，它对指标权重的精确要求程度不高且突出了指标评价值较小的指标作用，有助于降低主观人为选择权重对整个指数编制的影响，更灵敏地反映评价对象之间的差距。根据以上权重即可计算湖南省各县域2017年普惠金融指数（见公式（6））。
（三） 湖南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
1.样本选择说明和数据来源。
根据2017年湖南省行政区域规划，湖南省共有122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但在《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所统计的湖南省地区数据中只涉及了87个地区。本文以2017年湖南87个县（市）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由于湖南省各县域证券业发展尚不完善，证券机构数不多，因此金融机构主要包括银行业和保险业两大传统金融行业，该数据主要来源于长沙银行和湖南大学课题组联合出版的《湖南省县域金融竞争力评价报告》、湖南省各县人民政府公布的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通过第二部分的县域指数构建方法，本文搜集各县域的九个指标数据的原始数据，计算处理得出各维度的权重（如表2所示）。通过下表可以观察到县域之间的差距明显，如百平方公里金融从业人员数量、人均贷款额等指标的最大值均是最小值的数倍以上。
2.测度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权重及各维度数据几何加权合成即可得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指数，得分最高的代表该地区普惠金融水平最高，反之则最低，各维度得分及总得分见表3。据表3我们可以发现：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水平整体不高，只有韶山市和长沙县得分在80分以上，70分以上的县级市只有22个，其余县级市均只达到60～70区间。韶山市之所以排名第一，是因为它的万人金融机构数量、万人金融从业人员数量和百平方公里金融从业人员数量均排名第一，而百平方公里金融机构数量也达到了90分以上，说明其普惠金融不管是人口维度抑或是地理维度，均遥遥领先;而长沙县的人均贷款额数量排名第一，人均存款额的分值也接近100，说明长沙县的普惠金融服务的深度较湖南省其他县域更深;值得一提的是，位于湘西的吉首市，其人均存款额排名第一，说明当地居民的存款意识强烈。 为了直观地观察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水平的差异，本文将87个县分为以下三类，得分越高的县级市的颜色越深，灰色部分代表的是未参与测度的县级市辖区心急如（见图1）：
第1类——不发达地区：普惠金融水平较低的县级市，得分在66分以下;
第2类——较发达地区：普惠金融水平中等的县级市，得分在66～69分之间;
第3类——发达地区：普惠金融水平较高的县级市，得分在69分以上。
结合普惠金融指数排名得分表和分布图，我们可以看出发达地区的县域主要集中在长株潭地区，除了株洲市的茶陵县之外的其他县域均为第3类县域。这与当前湖南省整体的经济发展状况也是吻合的，经济发达的长株潭地区由于区位优势，全省的金融机构较为集中分布在该地区，一直以来享受政策、资金的倾斜。而环洞庭湖地区和湘南地区的县级市则普遍处于普惠金融中等水平，是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相对完善，金融服务覆盖面相对较广;普惠金融不发达的县级市集中分布在大湘西地区，整体而言，大湘西地区受限于经济发展以及交通便利等因素，金融机构会降低这部分地区的金融资源投放，导致县域金融网点布局少、金融服务覆盖度有限。但排名第五的吉首市作为湘西州府，抢抓建州60周年大庆发展机遇，以精准扶贫和项目建设为重点，切实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积极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发展，不断提升普惠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普惠金融水平可见一斑。
另外，毗邻灰色区域的县域颜色较外围的县域更深，说明距离市辖区越近的縣域普惠金融水平更高，金融资源存在空间集聚效应，集中分布在城镇率较高的地区，因此核心地带县市的金融水平相对更高一些[17]。
三、 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这部分内容将结合普惠金融的理论研究和湖南农村金融的发展现状，利用多元回归模型进一步探究影响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因素。
（一） 变量选取与模型假定
当前学者普遍认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个人特征这三个层面的差异会对普惠金融水平高低构成影响。考虑到数据的难获得性，本文只选取其中几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存贷比、农业产值占比、政府扶持程度、教育普及水平、就业水平、城镇化水平等9个影响因素，所有的自变量数据均来自《湖南省统计年鉴2018》及从各县市政府网站获得的各县市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
1.经济发展水平（Gdp）。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能够吸引较多的资本和金融机构流入，提高普惠金融的覆盖度和发展水平。本文选取人均GDP来替代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2.居民收入水平（Inc）。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对当地金融服务的需求会相应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能够反映各县域居民的收入水平，本文选取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代表居民收入水平。
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Dif）。居民收入的增加通常会给金融机构带来更多的存款和其他金融服务收入，因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对金融机构在城乡间的布局以及城乡间存贷款水平差异产生一定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增大不利于农村金融的发展。本文采用各县域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值来表示该变量。
4.存款资源利用水平（Fin）。能否将农村金融机构的存款高效地转化为贷款，可以衡量金融机构资金运转效率的高低。普惠金融水平越高的地区，金融机构的效率也更为高效，本文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值来代表金融机构存款资源利用水平。
5.农业产值占比（Agr）。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从侧面反映了该县域的工业和现代化水平，县域农业占比越高，金融服务业的发展空间越小，不利于提升普惠金融水平。本文采用第一产业GDP占总GDP的比重来代表农业产值占比。
6.政府扶持力度（Gov）。县域金融的发展相对于市区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政府的扶持的。政府的支持和引导能够带动更多的资金流入当地，刺激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本文采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该变量。
7.教育普及水平（Edu）。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增加居民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接受性，进而提升普惠金融水平，本文用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占常住人口总人数的比重来代表教育普及水平。
8.就业水平（Job）。一般而言，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时，是否有稳定的工作是其是否愿意提供金融服务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因此就业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深化金融机构和人员布局，本文用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末人数占常住人口总人数比重来代表就业水平。
9.城镇化水平（Cit）。城镇化发展水平会对增加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的需求带来影响，本文选择用城镇化率来衡量城镇化水平。
（二） 模型设定和实证分析
基于以上假设，本文设计双对数多元回归模型如下（公式（7）），即对所有变量均取对数：
本文利用Eviews8.0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该模型的决定系数R2=0.903739，说明该多元线性模型的拟合度较高，但是Inc、Fin、Gov、Edu和Cit对应的P值都大于0.1，说明这五个变量无法通过t检验，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在对各变量的相关系数进行检验后，判定该模型确实存在多重共线性，并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排除多重共线性，剔除Inc、Fin、Gov、Edu和Cit五个变量，用剩余四个变量再次进行回归，见公式（8），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观察表6可以发现：所有的解释变量均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t检验，并且拟合优度达到了0.899463，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农业产值占比和就业水平都是影响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水平的影响因素。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与就业水平对提升普惠金融水平具有正向作用，与理论相符，说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就业水平的提升能够吸引金融机构的入驻并提升金融服务和产品的覆盖水平，从而促进当地普惠金融的发展。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农业产值占比对提升普惠金融水平具有负向作用，也与理论相符，城乡收入差距加大会促使城乡人口流动加大，进而导致人口资源和金融资源分配不均，不利于提升普惠金融整体水平。而农业产值比重较高的县域经济结构中第二、三产业比重较低，对金融服务需求有限，抑制了金融服务的供给，导致金融服务覆盖面低。 四、 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水平不尽相同，普惠水平最高的是韶山市（83.38），普惠水平最低的是永顺县和桂东县（63.15），区域差异明显，影响其普惠金融水平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农业产值占比和就业水平。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提高湖南省县域普惠金融水平提出以下建议：
（一） 促进县域经济协调发展
由于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于提升普惠金融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湖南省各县（市）经济和金融水平不尽相同，宜采用差别性政策，尤其需要扶持贫困县域经济发展，缩小县域间的区域差异，从而促进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首先，应因地制宜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次，在逐步形成农业规模化降低农业劳动力成本的同时，提升第二、三产业尤其是服务行业的比重，为金融业的发展营造有利的市场环境;最后，应引导金融机构深化普惠金融体制改革，借助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加大县域金融的普惠程度，从而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入农村地区。
（二） 构建多层次普惠金融体系
多层次普惠金融体系是县域居民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关键。一要发挥银行机构的主力军作用，引导他们提高农村网点和人员的覆盖水平;二要支持贫困县与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结对帮扶，利用资本市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鼓励私募、创投和天使投资加大对县域优秀企业和产业的投资力度;三要发挥保险机构风险保障作用，积极引导保险机构稳步增加县域分支机构和农村服务网点，不断加强农村基层服务人员队伍建设，支持保险机构推出特色农业保险、小额人身意外保险以及开展专利保险、补偿工伤保险试点等业务。
（三） 加强普惠金融教育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广泛深入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教育，综合运用各类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公益广告和社区宣传栏等方式加强普惠金融教育，尤其是三农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同时推进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由金融机构牵头定期在校园内开展金融公益讲座。当今金融产品多样化的选择无疑增加了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威胁，应加快建立金融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开辟消费者投诉、处理的绿色通道。
（四） 发挥政策引导和激励作用
差别运用各类货币政策工具，整合各类财政补贴资金，如贴息、补贴、奖励等各种财政扶持政策，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三农”、扶贫开发等领域注入更多新的或有活力的信贷资源，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落实小微企业和“三农”贷款的相关税收扶持政策、产业政策等社会政策，充分发挥政策协同效应，优化财政资金扶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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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 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