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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发起了非暴力抵抗运动,抗盐税的活动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1930年5月5日,甘地被逮捕入狱,但是他的追随者们,在萨希伯的领导下,向特萨那的食盐仓库发起了食盐进军。下面是韦伯·米勒发给《新自由人》的报道。
邓格里是一个由一群乡间小屋组成的小镇,座落在一片尘土飞扬的原野上。那里没有交通工具。我找不到一个会说英语的人。我不断地重复“特萨那”这个词,手指着天边向人问路,一路走一路打着手势问路,徒步越过一丛丛的仙人掌,在种着谷子的田间行走。
我背着一包三明治和两大瓶水,在炎炎烈日下费力地行走,一路向遇见的每一个当地人问路,足足走了6英里,这才来到甘地追随者们的集合处。
在一丛丛高大的仙人掌藩篱后面有几间长长的草亭。草亭里人声鼎沸,挤满了2500名左右国大党人或甘地的追随者,一个个身穿式样相同的土布衣,头戴三角甘地帽子,那帽子的式样有点像美国海外驻军的士兵帽。
他们正在热烈地交谈,当我走过去时,立刻有数百人围了上来,开始时显然抱有敌意。他们了解了我的身份后,一些受过高等教育、会说英语的年轻人立刻向我表示热烈欢迎,并陪同我去见奈杜夫人。
这位著名的印度女诗人,矮矮胖胖,皮肤黝黑,容貌刚毅,身穿一件黑色土布长袍,脚蹬一双草鞋,她对我表示欢迎。她说她正忙于组织向盐库的示威,以后再同我进行长谈。她在英国受过教育,英语说得很流利。
在示威开始之前,奈杜夫人宣布进行祈祷,于是所有的人都跪了下来。她鼓动说:“甘地虽然身在监狱,但是他的心灵与你们同在。印度的声誉就握在你们的手中。你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能使用暴力。你们将受到毒打,但是你们决不能反击;甚至不要扬手去挡开打来的棍棒。”她的讲话在一片欢呼声中结束了。
整个队伍一声不发,缓缓地向半英里外的盐库进发。有几个人带着绳索,准备拉倒盐库外面的铁丝网。约有20个担架队员胸前别着手工绘制的红十字,抬着毯子制作的担架。甘地的第二个儿子马尼拉尔·甘地走在队伍的前排。当队伍接近盐库的时候,他们开始高呼口号。
盐库四周挖有深壕,里面灌满了水,把守在那里的是400名身穿咔叽短裤、头扎棕色头巾的苏拉特印度人警察。指挥他们的有5至6个英国警官。警察们手持铁皮包头的大棒。在铁丝网里面,一字排开了25名印度人步枪手。
示威队伍默默地靠近了,他们在离铁丝网100码处停了下来。一支经过挑选的队伍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涉过壕沟,接近了铁丝网,在铁丝网外围,苏拉特的警察摆开了阵势,手持大棒,严阵以待。警官们命令示威队伍遵守新近发布的禁止5人以上举行任何集会的规定,立刻自行解散。队伍一声不发,没有理睬他们的警告,继续缓缓地前进。我同大部队一起呆在离铁丝网100码开外的地方。
突然,随着一声令下,几十个警察向正在逼近的游行队伍扑了过来,铁皮包头的大棒像雨点一样落到游行者的头上。游行者谁也没有反抗,谁也没有举起手来挡住打来的大棒。他们像十柱戏的柱子一样,纷纷倒下。在我所站的那个地方,都能听到那令人心寒的大棒重重地打在手无寸铁的人们的头上。等在那里的人们望着那纷纷落下的大棒,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禁不住发出阵阵呻吟,倒吸凉气。
那些被打倒的人们趴在地上,头破血流,肩伤骨折,或是不省人事,或是在痛苦地挣扎。在两三分钟的短短时间内,人们便在地上黑压压地倒了一大片。鲜血染红了他们的白衣衫。尚未被打倒的人队形不乱,沉默而又顽强地继续前进,直到被打倒在地。
当第一梯队的人全被击倒了以后,救护队员抬着担架跑了上去,警察也不加干扰,任他们把伤员抬到一间被辟为临时医院的草棚里。
接着又一支队伍组织起来了,组织者要求他们保持自我克制。
他们缓缓地向着警察进发了。尽管每个人都知道,再有几分钟他就将被打倒在地,或许一命归天,但是我看不出任何动摇和恐惧的迹象。
他们昂着头,坚定地前进,既没有音乐和呼声壮胆,也没有任何逃脱伤亡的希望。警察冲了上来,不慌不忙地把第二梯队又全部打倒在地。游行者没有反抗,没挣扎,他们只是不停地往前走,直到最后被打倒。他们没有叫喊,只是倒下后发出阵阵呻吟。担架手不够,来不及抬走受伤的人员;我看见有18个伤员被同时抬走,而另外42个还躺在血泊中,等待担架来运送。用作担架的毯子都浸透了鲜血……
上午10点钟左右,维·贾·巴特尔来了。他自甘地被捕之后,就—直在领导民族独立运动,不久前刚辞去印度立法议会非官职人员主席的职务,以抗议英国殖民当局的倒行逆施。
几十个人围了上来,跪在他面前,吻他的脚。
他年约60,德高望重,银须飘飘,身穿一件素色的土布长袍。
巴特尔在一棵芒果树下坐下,对大家说:“印度与大英帝国和解的一切希望都无可挽回地破灭了。任何政府,如果因为人们触犯了法律,而将他们拘捕并据此定罪量刑,那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怎么也无法理解,任何自称是文明政府的当局,怎么会像英国当局今天上午所干的那样,如此野蛮如此残酷地对付非暴力不反抗的人民。”
11点时分,树荫下的温度已达华氏116度(摄氏45度),游行者的行动暂告一段落。
我返回到临时医院去看望伤员。他们—排排地躺在棕榈叶盖顶的草亭里,躺在光秃秃的地面上。
我数了一下,共有320名伤员,许多人头部受了重伤,依然昏迷不醒,另外一些人,被踢伤了睾丸和腹部,正痛得不停地扭动。
示威者只召集到很少几个印度人医生,他们在设施不足的情况下正在全力抢救。有好几十个伤员,等了好几个小时才得到救护,有两个人死了。由于天气太热,那天的示威活动就至此结束。
我是唯一一个目睹这一惊人场面的外国记者。我亲眼看到了这一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一个典型范例。
(责编 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