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新村运动起步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今天韩国经济的发展更多的也是基于当年新农村运动的建设成果。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惠民政策，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虽然这是两个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之下施行的两个政策，但长时间以来国内理论界及媒体等各方对两者的对比研究，尤其是从去年以来，国内各地政府纷纷派出了赴韩国考察团，尽管考察成果不那么令人满意，这些现象足以说明两者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也正因如此，本刊专门就其中相关问题采访了韩国驻中国使馆农业参赞郑文燮博士。
　　《村官》：自从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后，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的新农村运动的研究和比较工作就没有停止过，您觉得两者之间存在差别吗？
　　郑文燮：我个人认为差别还是很大的。表面上看，中国现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与韩国的新农村运动有相似之处，但事实上，我们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筹划得还是相当周密的。你们来之前，我刚刚看了2006年中国国务院发布的《一号文件》，内容很详细，指导理念特别明确。如果按着这个文件的计划去实施新农村建设，中国未来十一五计划的成果将是非常明显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但是相比较来说，韩国的新农村运动的计划当初就没有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这么详细了。
　　《村官》 :那么能否请您介绍一下韩国新农村运动发生当时的背景？
　　郑文燮：1961年韩国新一任国家总统上任后，开始号召全国进行工业化建设、扩大出口。当时韩国的人均收入只有87美元，经济很落后，生产条件也十分恶劣，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0%。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决定工业化建设先从农村开始，提高农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
　　总统在接下来的一次下乡考察时，路过一个被洪水冲垮的村子，在那里，他看到为了重建村子，全村农民自愿团结起来，把倒塌的桥、路、房屋都重新修建起来。总统被这个情景深深地感动了，回到首尔之后，便召开了一次包括农业部等机构和单位在内的部长级会议，决定计划进行新村运动。于是，以韩国政府出资，向农村资助钢筋、水泥等物资，农民只需出土地、劳动力和少量资金的新村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帷幕。
　　《村官》 ：韩国的新农村运动中，政府与农民是如何发挥各自作用的？
　　郑文燮：政府在投入的同时引入竞争机制，政府有评价团，每年会去村子察看。新农村运动第一年向农村发放水泥和钢筋后，第二年，对使用水泥并产生效益好的16000多个村庄，每村增加资助500包水泥和1吨钢筋，而对那些没有有效使用水泥的村子则不再进行资助。第三年，韩国将全国的村庄分为基础、自助、自立3类，分级资助。基础村庄实行基本资助，修建房屋村道等；自助村庄则增加资助劳资事业，如老人事业，整修村与村之间的老河渠等；自立村庄优先资助，不仅要提高收入，还注重村民的文化福利。此外，政府还积极培养新村运动领导者。各村推选好的庄稼人男女各一名，政府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新村建设的研修教育，到1979年共培养11.4万多名男女领导者，成为各村运动的领头军。
　　县一级政府组织了新农村运动协会，其目的就是为了听取来自农民的建议和意见，在县政府权限和能力范围内的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则向上级报告并促成问题的解决，这种官方与民间完全结合的形式全面地支持了这个运动的进行。
　　中央政府则以每年多次举行以总统为主管的新村运动的发展大会，通过发展大会，让那些搞得好的村子的村长介绍自己的经验，同时村长们要在总统面前指出哪些政府的职能部门做得好，哪些职能部门没有很好的行使职责。总统则会根据村长们的建议当场表彰做得出色的行政官员，当场解雇或处罚那些做得不好的行政官员。
　　新农村运动之际，政府只是提供钢筋、水泥等象征性的补助，至于这些材料用不用，怎么用，都是由农民自己决定。村民把政府提供的东西大部分用于修路、住宅改建，自己出劳力，积极性很高。对于政府推出的多项政策也是十分响应，如政府为了倡导农民种植那些产量高、附加值高、能够增加农民收入的农作物，农民则积极响应，迅速搞起了“绿色革命”。
　　《村官》：新农村运动对韩国的农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郑文燮：整个战略是从改善农村的居住环境为切入点的，最终改变了农村的整个面貌。新村运动中政府对做得好的农村给与奖励的政策，激发了村与村之间的竞争力。通过新村运动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激发了农民抗挫折的能力，让农民从挫折中看到了未来的希望，每个农民都向往好生活，自发地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
　　实际上，新农村运动影响的不仅仅是韩国的农村。新农村运动初期以引导村民参与为目的，到了70年代中期以后，将新村运动的精神转向城市地区的公司和工厂运作中，提高工厂的生产能力、减少不良产品的比例，开展“以公司为家”的活动和提高工作效率的活动，在城市地区开展地区环境治理，创造美好的都市环境，开展帮助困难邻居和自愿者活动等，最终将政府主导型转变为市民主导型。
　　《村官》：请您简单总结一下韩国的新农村运动成功的因素有哪些？
　　郑文燮：综合来分析韩国新农村运动是由地方政府、村庄、农民一起站起来行动的民主的运动。我认为新农村运动成功的因素主要有：政府有强烈的意志要做好这个运动；在农村的现场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培养了一大批农村人才；新农村运动的成功不仅仅是改变了农村的面貌，而是扩散到了城市里、企业里，促进了韩国的政治、经济的提高。
　　《村官》：今天的韩国农村与当年搞新农村运动的农村有怎样的变化？
　　郑文燮：变化非常大。当年韩国的农村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50%，到2005年农村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7%。随着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村的耕地面积一年年地逐渐减少，如今耕地面积总量200万公顷，人均只有1.4公顷。农业生产总量也不如当年高。
　　另外，现在韩国农村中青壮年很少，留在农村的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有能力的青壮年都流失到城市中，在工厂做工人，留下来的少部分青壮年也面临着结婚难等诸多问题。那些由城市流向农村的人则基本上都是不喜欢城市生活而渴望田园生活的人，他们都具备高学历、高能力，以高收入的农产品生产为主业而不以传统农业为生，目前他们在农村中居于主导作用。
　　《村官》：从去年开始，中国开始出现了赴韩考察新农村运动的热潮，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郑文燮：中国正在进行中的新农村建设，这个行动足以表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目前，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因为经济还不很发达，韩国的新农村运动对其有一定的适用性，而对于经济已经非常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来说，再来参考韩国的新农村运动就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了。
　　中国的考察团赴韩考察时，有的不通过政府机关或部门，而是通过一些旅行社来操作。由于旅行社的盈利目的，他们更多的偏重于旅游观光，对新农村运动的考察活动就不那么彻底，这样既浪费了钱，又达不到考察的目的。所以，我建议赴韩考察时通过政府或相关部门来安排是比较好的。
　　韩国政府非常希望能够与中国的有关政府部门达成协议，共同组织考察团有序地进行考察那些建设成果比较好的新村，增进两国之间的友谊。不能仅仅以观光为主，应该有针对性地进行考察，畜牧业、水产、度假村、深加工等分门别类的进行考察。韩国的新农村运动委员会（民间机构），有很好的培训机构，如果中国的村子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就可以安排考察韩国以畜牧业做得很好的村子。这样能够带回好的成果的考察，我们是非常支持和欢迎的。
　　《村官》：最后，能否请您对中国新农村建设提几点建议？
　　郑文燮： 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新农村建设不能仅仅依靠各级政府。韩国的经验说明，必须让农民成为主体，农民的自主意识不强，成果就不会好。只有上下一致配合才能搞好建设；中国政府应该提高对新农村建设财政资金投入的监管力度，保证各项财政支出的透明度，进一步防止政府官员挪用资金等腐败现象的出现；新农村建设不能急功近利，不能要求短期内有成果；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能增加农民的负担；要防止各级政府官员等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农民利益现象的出现。
　　
　　链接
　　韩国新农村运动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是韩国政府为了彻底改变农村的贫困状况，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提出并实施的一项重要国策。
　　韩国“新农村运动”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新农村运动”初期，政府设计了20多种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的工程，如桥梁、公共浴池、饮水工程、洗衣池、修筑河堤、乡村公路、新农村会馆等，让各地农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当地需要的项目，政府免费向各村发放一定数目的水泥和钢筋支持这些项目。第二阶段：1973年，政府开始对不同情况的乡村进行分类，全国的乡村分为三类，一类是基础村，新村运动的内容是继续改善生活环境，培育自助精神；二类是自助村，新村运动的内容是改良土壤，疏通河道，改善村镇结构，发展多种经营，扩大农业收入；三类是自立村，新村运动的内容是发展乡村工业、畜牧业和农副业，鼓励和指导农民采用机械化、电气化、良种化等先进技术，指定生产标准，组织集体耕作，建立标准住宅，修建简易供水、通讯和沼气等生活福利设施。第三阶段：进入21世纪后，韩国的“新农村运动”又进入了新的阶段，由运动初期的政府提倡、督导，带有很强的“官办”性质的运动，变成了目前的完全由全民参与的民间社会运动，并且提出了新世纪的更高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