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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来看，非正式制度是制度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当前，集体行为和个人行为的许多现象都可以用非正式制度来进行分析。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以及对社会人行为的约束，非正式制度这个因素是不容忽视的。
【关键词】制度非 正式制度 道德
一、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规则在制度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没有正式规则以前，一个原始部落个体之间相互约束自身的行為靠的是博弈，博弈的重复进行，双方都认识到这一点，反复时候背叛策略对自己是不利的。随着情况的重复出现，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个显示合作倾偏好的规范得以发展和确立。意识形态是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制度的本质就是群体对社会关系的一般思维习惯，非正规制约植根于社会的文化系统，是历史发展中的“内在稳定器”，使制度变革呈现出渐进的增量演进而非间断性的突变模式。非正式规降低了交易费用。
二、国家行为的不同：基于非正式制度的差异性
西方文化是多文化看世界，以个人为本位，个性自由，锐于进取，重知性分析，逻辑验证，东方文化是一体化看世界，以家庭为本位，克己复礼，节制，执中的，注重直观感受与切身领悟，表象思维，表达方式是言近旨远。由此传统文化差异的不同，衍生出中西方制度的不同。西方发展的是民主与法制的体制，多党执政，而中国演化出的是从古代的“三纲五常”的礼教制度到今天一党执政的制度。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以集体主义文化为特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直根植于中国的非正式规则之中，这种集体主义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是基本一致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更多的是需要一种自由自在的个人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基于自利、自主、负责，奖励绩效，鼓励个人去获取私人利益，承担风险，提倡企业家精神，生活方式是个体自行做出决定，承担所带来的价值后果，最终衍生出的是自由市场竞争的行为。
三、制度变迁中的渐进式改革：基于非正式制度的延续性
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有集权体制的历史传统，无论是沙皇时代，还是苏联时期，专制主义、集权主义，法律意识淡薄，一直是俄罗斯文化与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突出特征。苏联的剧变、解体、社会转型，俄罗斯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学习西方运动，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对俄罗斯影响是强有力，最直接的文化诱因。
俄罗斯传统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文化是有冲突的，俄罗斯在最开始发展市场经济的很长一段时间是水土不服的，不可否认，这种影响至今犹在。一国主流文化的特征对制度变迁的驱动机制起着资源和制约的双重作用。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转轨方案最初设计的通过私有化来为新制度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基础——中产阶级，目标落空，陷入混乱。最初设计的转轨方式严重脱离了俄罗斯的基本国情，叶利钦的个人风格所挟带的其实是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专制主义特征。普京执政后，研究了俄罗斯几百年来的兴衰历史，决定从俄罗斯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于是提出了所谓“俄罗斯新思想”，并依据俄罗斯的基本国情对经济转轨的模式进行了调整，将激进派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调整为强调国家干预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一个社会的许多非正规约束是幸存与延续的，所以有制度变迁中的渐进式改革。
四、非正式制度的“亲缘关系”
社会资本强调人们之间非正式参与网络以及体现这些参与中的规范，人们之间的信任，信仰，情感，互惠，社会关系，合作网路，公共精神，家庭关系，宗亲关系，集群效益，中西方在这点上有差异的，西方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快，依靠亲缘连接的规则更多的是被书面的契约和程序所代替，整个西方现代文化的深层意识，都在强调“权利空间”来界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围绕“权利”展开的。与陌生人之间的信任靠的是以法律支撑的制度与契约。西方的商业人士倾向于在合同上进行谈判，达成交易，然后转移到其他问题上，将分歧的解决交由法律机关。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背景中，历来就没有个人的“权利意识”。传统的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神是压制而不是张扬个人的“权利意识”，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社会，一个伦理社会，一个消解掉了个人独立自我意识的“网状结构社会”。中国人是“由亲而信”，中国文化传统众的个体在交往过程中，注重关系网络，而较少按法律、契约办事。
五、非正式制度的“道德力量”
传统为每个成员所遵守时，它就给出了道德的力量。文化，理论规范确定了个人处理和使用信息的方式。现实生活中，人们不全按照个人主义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来行动，如在对自己的影响很小时为保持美丽的景色而不乱扔杂物，在被抓的可能性很小时不偷盗，在能够偷懒的时候认真工作，这都是由于家庭、学校及宗教机构等灌输给人们的“信念体系”即意识形态的功能。在市场经济中，道德是一种公共物品，引导的是众多个体之间的相互合作，降低了实施正规规则的成本，当道德深入人心，并被一致认可时，维护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可以达到利己与利他的统一。我们社会道德精神领域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助人为乐的人如果是“良币”，那么漠视者就是“劣币”，当“良币”为了行善救人付出巨大的交易成本，并且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也就会出现“逆向选择”，主动去热心救助他人的“良币”越来越少，冷漠冷血的“劣币”越来越多，以讹传讹，出现了劣币淘汰良币的结局。面对好人难做，路人冷漠的社会负面现象，这是当今社会关系，社会心理的反应，是社会缺乏信任的缩影，也是社会道德制度约束的缺陷。社会负面现象的频频曝光，是一个警示，也是制度约束之病垢。职业精神的失范，商人惟利是图，眼前来看，是牟取了点小利益，长此以往，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是提升了。猥琐、卑鄙、肮脏、惟利是图、不负责任和丧尽天良是经济制度变迁衍生的产物。
六、小结
社会习俗，惯例，认知模式和知识，信息传播扩散，以及政治以及政治形态的影响在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中起着特殊作用，通过意识形态的教育，可以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与数量，促进经济增长。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改变了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利己假设，解释了人们有时表现出的利他行为，解决了普遍存在的“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难题，重视了道德伦理等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l]洪名勇.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
[2][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M].厉以平.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张勇.从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J].前沿论坛，2008.
[4]钱富新，刘志国，吴玲.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文化因素分析[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
[5]张勇，古明明.文化变迁、制度演进与改革和发展[J].北方论坛，2008.
作者简介：邹文雯（1989-），女，贵州大学经济学院2011级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制度非 正式制度 道德
一、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规则在制度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没有正式规则以前，一个原始部落个体之间相互约束自身的行為靠的是博弈，博弈的重复进行，双方都认识到这一点，反复时候背叛策略对自己是不利的。随着情况的重复出现，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个显示合作倾偏好的规范得以发展和确立。意识形态是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制度的本质就是群体对社会关系的一般思维习惯，非正规制约植根于社会的文化系统，是历史发展中的“内在稳定器”，使制度变革呈现出渐进的增量演进而非间断性的突变模式。非正式规降低了交易费用。
二、国家行为的不同：基于非正式制度的差异性
西方文化是多文化看世界，以个人为本位，个性自由，锐于进取，重知性分析，逻辑验证，东方文化是一体化看世界，以家庭为本位，克己复礼，节制，执中的，注重直观感受与切身领悟，表象思维，表达方式是言近旨远。由此传统文化差异的不同，衍生出中西方制度的不同。西方发展的是民主与法制的体制，多党执政，而中国演化出的是从古代的“三纲五常”的礼教制度到今天一党执政的制度。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以集体主义文化为特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直根植于中国的非正式规则之中，这种集体主义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是基本一致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更多的是需要一种自由自在的个人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基于自利、自主、负责，奖励绩效，鼓励个人去获取私人利益，承担风险，提倡企业家精神，生活方式是个体自行做出决定，承担所带来的价值后果，最终衍生出的是自由市场竞争的行为。
三、制度变迁中的渐进式改革：基于非正式制度的延续性
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有集权体制的历史传统，无论是沙皇时代，还是苏联时期，专制主义、集权主义，法律意识淡薄，一直是俄罗斯文化与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突出特征。苏联的剧变、解体、社会转型，俄罗斯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学习西方运动，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对俄罗斯影响是强有力，最直接的文化诱因。
俄罗斯传统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文化是有冲突的，俄罗斯在最开始发展市场经济的很长一段时间是水土不服的，不可否认，这种影响至今犹在。一国主流文化的特征对制度变迁的驱动机制起着资源和制约的双重作用。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转轨方案最初设计的通过私有化来为新制度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基础——中产阶级，目标落空，陷入混乱。最初设计的转轨方式严重脱离了俄罗斯的基本国情，叶利钦的个人风格所挟带的其实是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专制主义特征。普京执政后，研究了俄罗斯几百年来的兴衰历史，决定从俄罗斯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于是提出了所谓“俄罗斯新思想”，并依据俄罗斯的基本国情对经济转轨的模式进行了调整，将激进派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调整为强调国家干预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一个社会的许多非正规约束是幸存与延续的，所以有制度变迁中的渐进式改革。
四、非正式制度的“亲缘关系”
社会资本强调人们之间非正式参与网络以及体现这些参与中的规范，人们之间的信任，信仰，情感，互惠，社会关系，合作网路，公共精神，家庭关系，宗亲关系，集群效益，中西方在这点上有差异的，西方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快，依靠亲缘连接的规则更多的是被书面的契约和程序所代替，整个西方现代文化的深层意识，都在强调“权利空间”来界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围绕“权利”展开的。与陌生人之间的信任靠的是以法律支撑的制度与契约。西方的商业人士倾向于在合同上进行谈判，达成交易，然后转移到其他问题上，将分歧的解决交由法律机关。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背景中，历来就没有个人的“权利意识”。传统的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神是压制而不是张扬个人的“权利意识”，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社会，一个伦理社会，一个消解掉了个人独立自我意识的“网状结构社会”。中国人是“由亲而信”，中国文化传统众的个体在交往过程中，注重关系网络，而较少按法律、契约办事。
五、非正式制度的“道德力量”
传统为每个成员所遵守时，它就给出了道德的力量。文化，理论规范确定了个人处理和使用信息的方式。现实生活中，人们不全按照个人主义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来行动，如在对自己的影响很小时为保持美丽的景色而不乱扔杂物，在被抓的可能性很小时不偷盗，在能够偷懒的时候认真工作，这都是由于家庭、学校及宗教机构等灌输给人们的“信念体系”即意识形态的功能。在市场经济中，道德是一种公共物品，引导的是众多个体之间的相互合作，降低了实施正规规则的成本，当道德深入人心，并被一致认可时，维护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可以达到利己与利他的统一。我们社会道德精神领域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助人为乐的人如果是“良币”，那么漠视者就是“劣币”，当“良币”为了行善救人付出巨大的交易成本，并且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也就会出现“逆向选择”，主动去热心救助他人的“良币”越来越少，冷漠冷血的“劣币”越来越多，以讹传讹，出现了劣币淘汰良币的结局。面对好人难做，路人冷漠的社会负面现象，这是当今社会关系，社会心理的反应，是社会缺乏信任的缩影，也是社会道德制度约束的缺陷。社会负面现象的频频曝光，是一个警示，也是制度约束之病垢。职业精神的失范，商人惟利是图，眼前来看，是牟取了点小利益，长此以往，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是提升了。猥琐、卑鄙、肮脏、惟利是图、不负责任和丧尽天良是经济制度变迁衍生的产物。
六、小结
社会习俗，惯例，认知模式和知识，信息传播扩散，以及政治以及政治形态的影响在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中起着特殊作用，通过意识形态的教育，可以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与数量，促进经济增长。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改变了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利己假设，解释了人们有时表现出的利他行为，解决了普遍存在的“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难题，重视了道德伦理等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l]洪名勇.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
[2][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M].厉以平.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张勇.从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J].前沿论坛，2008.
[4]钱富新，刘志国，吴玲.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文化因素分析[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
[5]张勇，古明明.文化变迁、制度演进与改革和发展[J].北方论坛，2008.
作者简介：邹文雯（1989-），女，贵州大学经济学院2011级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