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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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年系徐森玉（1881-1971）先生140周年诞辰暨去世50周年，也是其学术助手汪庆正（1931-2005）先生诞辰90周年。徐森玉先生曾任清史馆纂修、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文化部文物处处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国务院古籍整理三人领导小组成员、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文管会主任、上海博物馆长。汪庆正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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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年系徐森玉（1881-1971）先生140周年诞辰暨去世50周年，也是其学术助手汪庆正（1931-2005）先生诞辰90周年。徐森玉先生曾任清史馆纂修、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文化部文物处处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国务院古籍整理三人领导小组成员、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文管会主任、上海博物馆长。汪庆正先生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中国钱币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文博学院兼职教授、上海市第八届政协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博物馆副馆长。上海博物馆拟于清明前夕，邀请海内外学者，举行“怀玉守正”纪念徐、汪兩前辈学术座谈会，缅怀他们对祖国文博事业的卓越贡献。本刊特选编几位中外人士撰写的怀念文章与读者分享。文章发表时有删节。
其他文献
自己吃饭自己付钱，几千年来的公序良俗，天经地义。然而在50年前的特殊时代，我曾经历过这样的荒唐事：造反派“權倾一时”，他们自己吃饭该付的饭钱却强行要别人掏腰包垫付，而且还振振有词地训斥别人，赖账到底。 上世纪60年代末，笔者任职于一个有3000名员工的央企单位，是技术部门的普通员工。因被卷入一桩特大“冤、错、假”案中，我和另外9名“嫌疑人”在单位领导责令下，参加一个地处上海市郊、以造反派骨干为主
我是个京剧爱好者。近日，我读到《世纪》2019年第四期刊载《我在恩师梅兰芳家学戏的日子》一文，文中有沈飞德所摄的“梅兰芳纪念馆”（原梅兰芳故居）的三帧照片，颇有亲切感，令我记起52年前的1967年7月初，我曾到去过那里的往事。那时是“文革”初期，梅兰芳故居为“军管”的一所院宅。当时是陈伯钧将军（上将，时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休养的寓所，院内只有陈的秘书和警卫等服务人员，外面的人不能入内。因我于196
张佛千先生（在台湾人皆称佛老而不名）生于1908年，原籍安徽庐江。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能文能武，文则是知名老报人、名教授学者，更以制联高手著称，被誉为“当代联圣”，确是实至名归。而佛老从武，亦有声有色，官拜国民党少将，先后受知于名将胡宗南、孙立人、黄杰等人，委以重任，实属不易，见识阅历既深且广，可说少有人可及其右者。尤有甚者，佛老一生以“遍交天下美人名士江湖侠子”为志，加以自己个性达观、幽默、风趣、
陈同生（1906—1968），原名陈农非、张翰君，四川营山人。18岁那年参加了张澜先生领导的抗捐运动，后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四川省早期革命领导人刘愿安、黄映湖等同志的指引，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同生历任南京市政府秘书长，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著名的电影《东进序曲》中有个深入虎穴谈判的新四军干部黄主任，他的原型就是陈同生，
应朝日新闻社邀请访日 梅兰芳曾于1919年、1924年两次赴日公演，抗日战争中，他蓄须明志，拒绝为日本人登上舞台。时光荏苒，岁月沧桑，到了1950年代中期，中日两国形势已开始发生变化。1956年5月26日，应日本朝日新闻社的邀请，梅兰芳率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共八十余人，在时隔32年后再度到日本进行公演。梅兰芳在这个时候访日，是有着特殊意义的。 当时，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但日本政府并没有承认中华人民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乃为学府之称谓。国学者，国家之最高学府也，自先秦至明清，均为设置，国子监乃封建社会最后一所国学，其遗址至今仍保存京城之内。国学，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学术界流传了一阵，旋即沉寂。时隔近百年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又风云再起，大行其道，波及到社会生活多个层面，就连我这个早已退休的老头儿，也为之吸引，诱发出如下若干思考。 国学在何种历史背景下兴起
“一支烟斗衔在口，满腹经纶谈笑间。”这是对著名剧作家、诗人杜宣的生动写照。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就读过他的作品，后又听说了有关他的故事……作家不只是一介书生，还有出人意料的特殊才能；不仅有一支如椽大笔去抒写生活，还常以别一种本领为革命事业作出特殊贡献。 杜宣1914年出生于江西九江。1932年入党，翌年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留学于日本东京大学。他不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剧作家和诗人，还是位胆识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经历戊戌变法的政治挫折，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时代迷雾，潜心投入了学术研究。1901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1902年又发表了《新史学》。这两篇宏文标志着近代中国史学革命的起步。新史学痛批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传统史学仅为历代帝王的“二十四姓家谱”，主张史学要面向社会、面向民众，写出真正的“民史”。梁启超为自己所主张的新史学作出定义：“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而所谓进
我1937年出生于浙北吴兴（今湖州），原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中医药房担任组长，1992年退休。我生父为浙江吴兴夏氏，在我幼年时，他得了伤寒症不幸离世。生母诸礼瑛（1905—1986）也是浙北吴兴人，与祖籍湖州菱湖的徐森老可谓同乡，抗战期间他们彼此相识。徐森老相当欣赏我母亲美丽善良、落落大方而又勤劳聪慧;而我母亲则十分敬佩徐森老的才情学识与道德文章，信赖他是一位可以托付终身的谦谦君子。就这样，在抗战
我在1990年10月进入上海博物馆工作，但是汪先生指导我认识古陶瓷则始于1985年。1984年9月，我从工作的浙江省博物馆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读文物博物馆方向的研究生，这是复旦大学首次与上海博物馆合作招收文博研究生，也是中国大学第一次招收该专业研究生。复旦负责基础课的教学，如朱维铮先生的《经史疏义》《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导论》，吴浩坤先生的《文物与博物馆学概论》《甲骨文导读》，张鸣环先生的《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