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额济纳河到哈密，茫茫黄沙之中，292匹驮负着各式装备的骆驼在沙脊上行进。胡杨林在风沙中顽强地生长，坚韧的甘草把根系伸到了荒砾中。30岁的徐炳昶，眺望无垠的沙漠，心中感慨万分。
　　他眼前的一片黄沙下，是泱泱中华与世界交汇的脚印，这条陆上丝绸之路也是中华文明向外延展的主干道和斯拉夫文明、伊斯兰文明传入华夏的重要渠道，吸引了许多外国科考队，他们先后找到了楼兰古迹、图舒克地区的雕塑和壁画、霍玛利山石窟，发现了库车地区的婆罗米文。但是，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自己的考古发现在哪里？
　　捍卫研究历史的尊严
　　1925年，曾偷盗敦煌壁画的兰登·华尔纳再次从美国来到中国，美其名曰考察敦煌，事实上想采用化学方法盗揭敦煌壁画。他给考古学家斯坦因的信中还强调“特别希望能获准移走更多的壁画，将一个小窟室中的壁画全部移走”。获知这个消息后，徐炳昶利用華尔纳需要北京大学协作的机会，让考古学家陈万里加入了华尔纳的团队。陈万里成功阻止了华尔纳的阴谋，保护了敦煌国宝。华尔纳为此大骂徐炳昶。
　　经此事件，徐炳昶更加愤懑：“（外国人）利用其优越的财力，对于我国的资源，予取予求，毫无限制，而对于珍贵不可多得的材料，则巧取豪夺，潜运境外！我国学术前途因此要受到无法计算的损失。所以大家想要把国内的重要学术团体联络起来，组织起来：自己出发到各地搜集材料，作为精深研究的预备。对于外人，则怀抱友谊……”
　　徐炳昶希望独立进行科学考察工作，可是北洋政府拒绝了他的提议。同一时期，在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支持下，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的气象勘测组准备前往中国西部考察，北洋政府同意了他们采集品运往瑞典先行研究的申请。两相对比，徐炳昶和沈兼士等人十分愤怒，发表了《反对外人采取古物之宣言》。
　　外国专家的妥协
　　面对声势浩大的学术团体呼声，赫定只好与徐炳昶等人进行磋商。徐炳昶义正严辞地指出，在中国考察必须以中国人为主。当赫定质疑中国研究人员的素质时，徐炳昶表示：“近来从各国留学返国的人很多，已经有了自行研究的能力。”在反复的拉锯中，赫定逐渐明白徐炳昶的抱负，“他们更有权利去获取自己国家的果实，而不是让外国代理人去干”。后来，赫定回忆时更写道，“（中国人）希望将所有的考古与艺术发掘品留在中国是很正确的，自从鸦片战争之日起，欧洲人在中国人民身上已经犯了一系列错误。”
　　赫定接受了徐炳昶提出的6项原则，但科考团中其他人仍抱有不同意见，赫定不得不找地质学家翁文灏商量，翁文灏告诉他，“徐炳昶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你得抓住这个机会，与他和语言学家刘半农谈判”。
　　最终，赫定一方接受了徐炳昶提出的大部分意见，包括中外团长共同负责科考团的工作，中国团员有维护中国主权利益不受损害的责任，中外团员的采集品均归中国所有。
　　艰难困苦不负雄心
　　联合科考团从额济纳河到哈密的路途上，荒无人烟，昼夜温差极大，赫定首先病倒。40天的干粮很快被消耗殆尽，赫定建议徐炳昶撤离。但他没有想到，这个看似瘦削的中国文人，内在竟有着超乎想象的坚毅。他只简单说了声“不”，就果断命令其他人宰杀骆驼充饥。见科考队员和驼工们不忍，徐炳昶亲自操刀，“现在只能救人，不能救骆驼”。多年后，赫定回忆起徐炳昶，心中满是敬意：“徐教授的自信和宁静很是强大，在我们经历的艰难的时期中，他表示出完全能驾御这环境的神情。”
　　科考团的团员们在徐炳昶的带领下，点燃了自己的勇气，深入沙漠，探寻每一处可能存在的文化遗迹。勇猛精进的他们，很快就凭借大量的发现震惊世界。年轻的地质学家丁道衡发现了白云鄂博大铁矿，徐炳昶骄傲地估计这里将会成为中国北方的汉冶萍（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新中国成立后，包头钢铁公司正是在这里拔地建起。袁复礼教授发现了72具恐龙化石，成为古生物学的里程碑。陈宗器通过实地考察，证明了罗布泊是随塔里木河改道变换位置的交替湖，成为中国地磁学的开创者。
　　这条陆上丝绸之路的价值，被中国人自己挖掘，徐炳昶的心愿得以实现。直到今天，西北考察团所取得的成果，依然在世界文化历史上辉煌耀眼。
　　编辑 王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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