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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大文明系统中，物质文明是基础；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建设五位一体建设格局中，经济建设是中心。要想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与雄厚的经济实力具有不可动摇的基础性地位。因此，党的十八报告才把“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必须牢牢把握的八项基本要求和共同信念中的第二项着力加以强调。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物质文明建设或经济建设，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任务和要求。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要求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必须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外，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转变发展方式、创新驱动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走在广大企业的前列，发挥影响和带动作用，为增强综合国力，保证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为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的共同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带头破解制约科学发展的瓶颈
毫无疑问，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这一经济发展成绩主要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上的。这种粗放的发展方式使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越来越面临资源瓶颈、环境容量和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制约。
其一是能源、水资源的投入和消耗很高。统计表明，我国每制造1美元产值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我国每消耗1吨煤提供的社会产品仅为发达国家的1/3～1/6。我国企业每单位产品的用水量是发达国家的5～10倍，每单位产值的油耗是欧美国家的10倍。
其二是原材料的投入和消耗很高。根据有关资料，我国企业的原材料消耗比发达国家普遍高出5倍以上，最高可高出100倍，甚至比印度也高出2～3倍。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20世纪90年代，世界平均单位产品的原材料消耗只有80年代初的40%，并且这种下降还在加快。可我国却相反，企业的物资消耗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却越来越大，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近几年更为突出。
其三是经济效率低且产品质量差。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内地每100元固定资产还可以生产50元GDP，可进入21世纪以来，每100元固定资产却只能生产20元GDP，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投资拉动。这种状况目前尚未根本改变。相关数据表明，中国机械工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12，日本的1/11；电子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18，日本的1/13。中国平均每个劳动者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西方发达国家的2%～4%。我国是制造大国，但在世界名牌产品中，中国产品不到5%；在世界品牌100强中，还未见中国企业的身影。
其四是环境污染严重，生态效益很差。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单位产值排放的污染物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世界的10大污染城市中，中国占了6个城市，占比为60%；进入21世纪后，全世界20大污染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占比上升为80%。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两高产业盲目扩张势头强劲。据联合国开发署提供的数字，在13亿中国人中，至少有9.8亿人的饮用水是受到污染的。全国七大水系有一半河段严重污染，全国大气污染的排放总量每年处于高水平，城市空气污染普遍严重，酸雨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1/3，城乡地下水污染情况日益加重，近海水质恶化，赤潮频繁发生。据世界银行估计，我国每年因空气和水污染破坏的生态成本已占GDP的7%～8%，甚至可能上升至13%。
其五是贫富分化严重，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突出。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在2000年即已达到0.458，早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按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中国过去10年基尼系数最高点出现在2008年，达到0.491的高点之后回落，2012年为0.474。但这一数据被许多经济学家质疑，公众也认为与事实严重不符。据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表明，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报告结论称“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所少见”。无论哪种数据，既远超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0.24～0.36的水平，也超过0.44的全球平均水平。
严峻现实已经向我们发出了严肃警告：当今中国既没有足够的资源总量来支撑高消耗的生产方式，也没有足够的环境容量来承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正动摇着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这就要求并且迫使我们，必须强化全民的资源节约意识和环境危机意识，必须进行调整结构和转型升级，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的道路，发展循环经济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发展清洁生产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成本，发展绿色消费以减少消费过程对生态的破坏，强化管理以提高效率和效益，以创新驱动发展实现对传统生产方式的彻底超越。对此，作为共和国“长子”的国企尤其是央企，理应在这一历史性过程中为其他企业作表率、树榜样。
带头转方式调结构转型升级
国有企业是国家战略的直接体现者与践行者。国有企业的存在与发展就要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保证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是国有企业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责任。国有企业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转型升级，做强做优做大，才能在国民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主导、引领和影响作用。 带头自主创新，以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创新是突破发展瓶颈、赢得发展先机的根本力量。对国家来说，要通过自主创新使我们的国力增强；对企业来说，要通过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进入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科技创新空前密集的新的变革时期，发达国家不仅继续保持科技领先的格局，而且还普遍将“创新驱动”和知识产权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战略，力求通过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发展高端产业，摆脱发展困境，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国有企业应该根据新的形势定位，把自主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自主创新方面作出优异成绩，掌握本行业的技术主导权。
近些年来，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科技实力大幅提升。“十一五”以来，中央企业科技投入年均增长24.6%，研发投入年均增长31.4%。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47家，占全国总数的47%。在载人航天、绕月探测、载人深潜、特高压电网、支线客机、4G标准、高速动车等领域，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十一五”期间，中央企业主要专利指标年均增长都在35%以上，专利申请数量、质量和实施率明显提高。但从总体来看，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还比较弱，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知名品牌，不少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仍受制于人。截至2011年年底，中央企业累计拥有有效专利14万多项，其中有效发明专利仅占总量的28.3%，与国际先进企业发明专利占80%相比，差距还相当大。为此，要瞄准未来科技发展的制高点，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集中力量在主导产业和关键技术领域掌握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为突破行业共性技术多作贡献。要积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通过考核导向、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加强科研攻关，强化前沿基础研究，努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要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转化机制，不断形成激励创新的正确导向。要大力培育鼓励创新的文化，营造包容个性、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
带头推动产业升级，提高产业整体素质。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布局结构还不尽合理。国有企业大多分布在传统产业，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较低。一些企业发展还主要依靠扩大规模、增加投入，一些国有经济比较集中的行业产业集中度较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因此，一方面，要把推动产业升级的重点放在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上，加大技术改造力度，用信息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搞好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低水平落后产能的工作，提升传统产业中的先进产能比重，促进传统产业向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延伸；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在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智能电网、三网融合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领先优势，力争较快取得重大科技成果并实现产业化，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成先导产业、支柱产业，形成支撑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大力培育知名品牌，发挥品牌对产业集成和提升的带动作用。
带头强化管理，提升效率和效益。没有一流的管理，就没有一流的企业。《从优秀到卓越》通过对比卓越企业与对照企业的研究：“一个公司之所以平庸，最主要的原因是管理不善，而不是技术落后。”按照麦肯锡的研究报告，通过运营能力提升，传统制造业在产品开发领域可以降低10%～15%的成本，在采购管理方面可以降低15%的成本，在生产和服务环节降低的幅度更大，最高可达40%～50%的成本。这足以证明加强企业管理的重要作用。
据世行2012年报告，虽然近年来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非常快，按照1990年购买力平价测算，中国人均GDP在1990年约为美国的10%，到2010年升至20%左右；2011年的劳动生产率几乎是1980年的8倍，但仍达不到欧盟国家的一半水平，也不如拉美国家的水平。中国科学院的多份报告显示，中国劳动生产率相比发达国家严重滞后，只相当于美国的1/12，日本的1/11，甚至不如印度。事实上，管理不善正是中国企业效率、效益低下的最重要根源之一。据调查企业经营管理不善是造成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中国工业企业排放的污染物中50%左右是因企业管理不善造成的，其中冶金企业的污染物70%因管理不善造成，没有采取防治措施而逸散的占10%，没有开展综合利用而流失的占20%；化工石油部门的重点调查表明，污染物排放量大部分是管理不善引起，有的甚至于管理不善原因占比高达86%。长期以来，中国企业把利润率过低归因于“制造·组装”环节。但日本《2004年度制造业白皮书》对400家制造企业的调查表明，在“研发·设计”——“制造·组装”——“销售·服务”三阶段中，日本大多数企业认为“制造·组装”阶段利润率最高。对此，日本丰田管理研究专家佐佐木元分析认为，中国企业之所以被“微笑曲线”迷惑，是由于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不高所致。他给出的数据是：制造过程降低成本10%=经营层面市场销售额扩大1倍；资金周转率提高1%=市场占有率提高10%。
因此，国有企业的转方式调结构转型升级必须与深化管理提升结合起来，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地加强和深化各项管理。一是积极对标行业内领军企业尤其国际先进企业，在引进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进行再创新，挖潜力增效益，探索适合自身的管理模式；二是强化信息化建设，大幅提升主营业务的生产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推动企业高效运营；三是加强集团管控，发挥企业规模效应、学习效应和协同效应的优势，整合资源提高效率；四是推进精细化管理，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有效控制运行成本，使降本增效成为企业经营的长效机制。从而以管理推进企业体制机制、管理和技术创新，以管理推进人才强企、科技兴企、创新驱动发展和“走出去”等战略，以管理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世行报告认为，随着未来中国适龄劳动力人口减少，中国经济增速将继续下降。这就要求国有企业加大培训力度，以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进而提升劳动生产率。据日本有关资料统计，工人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等级，技术革新者的人数就增加6%，工人提出革新建议一般能降低成本10%～15%，而受过良好教育培训的管理人员，因创造和运用现代管理技术则可降低成本30%。中国在人口数量红利减弱的趋势下，更要重视挖掘人口质量红利。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在人力资源结构方面国有企业应该起到重要带头作用，成为技术力量的培养基地，成为不断向各界输出高质量的技术工人、技术骨干的基地，进而使国有企业的技术优势、品牌优势、资本优势、管理优势和人才优势结合起来，形成持久强劲的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 带头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国有企业的活力、竞争力不断提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国有企业仍然需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解决束缚企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结构和历史遗留问题，使之成为合格的市场竞争主体。
带头建设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要通过继续深化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的改革，厘清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完成国企的法人化和企业化再造，使国企转型成为真正的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经济主体。要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要积极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构建以股权结构多元化为基础的公司治理机制，不断深化公司制和多元投资主体的股份制改革，推动具备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实现整体改制上市或主营业务整体上市，提高国有资本流动性，支持并吸收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要加大建设规范董事会工作的力度，总结试点经验，完善外部董事选聘、培训、评价机制，严格董事履职责任，健全董事会运作机制，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与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职工民主管理有效融合的途径，构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机制，切实解决长期存在的“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要继续深化企业人事、用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市场化选人用人力度，建立健全有别于行政干部的企业经营管理者选聘、考核、奖惩和退出机制，建立更加科学的考核分配和激励约束机制，切实解决“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能高不能低”的问题。要加快解决企业办社会、厂办大集体、离退休人员管理等历史遗留问题，让国有企业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企业。要大力推动国企经营的市场化。把竞争的意识、竞争的机制引入国有企业经营的全过程、全领域，形成全员竞争、充分竞争的机制环境。
带头探索国际化经营的道路。首先要及时探索和总结在扩大开放和“走出去”战略中的经验。全球化使中国企业成为国际经济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后发展中国家，我国要想在关键的领域增强竞争力，就需要通过“抓大”战略，在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组建大型国企来强化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近10年来，我国国有企业跻身世界500强的数量逐年增加，2012年时的非金融类国企已经达到54家，其中中央企业43家，地方国企11家。但随着国际化经营战略的深入实施，国有企业“走出去”步伐进一步加快，境外上市并购、承揽重大项目、引进战略投资等涉外经营活动全方位展开，面临的境外法律风险也随之大幅增加，涉外法律纠纷案件呈不断上升趋势，并呈现出种类增多、涉及面广、损失加大的特点。因此，要按照国务院国资委的要求，切实加强对境外企业的规范和监管，加快完善境外法律风险防范的链条，健全境外法律风险防范的责任机制，依法妥善应对境外投资审查，主动参与WTO贸易政策审议。在坚持本地化经营、合规经营的同时，有效防控国际化经营的法律风险，并将在国际化经营中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及时与中国企业共享。
带头扩大开放性，破除行业垄断。要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重视保持对内开放。要深刻地认识国企保持开放性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现在社会公众对行业垄断意见很大，因为行业垄断要维护既得利益就要维持现状，阻碍了结构调整改革的推进。对此，处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需要清理一下自己身上还有哪些是计划经济的东西，要认识到在市场经济的范围内行业垄断的存在会阻碍国有企业的创新，而创新减少势必削弱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不利于长远发展。现在有些国企在选人用人上采取“萝卜招聘”，其日渐增加的封闭性对国企发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因为真正的人才才是国企的竞争力之所在，而开放性是国企保持和提升人才品质的唯一办法。通过关系网而形成的封闭性只会把人才排挤在外面，削弱国企的竞争力。同时，保持开放，才能使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具备良好的流动性，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合理重组和优化利用。从制度上保障国企经营管理对社会与公众的透明度，主动自觉地接受政府、社会、公众和舆论的监督，向人民负责，减少各种误解和抱怨。
国有企业要紧跟当代世界产业发展的主流，顺应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产业结构外向化、国际化的客观趋势，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使产业发展水平及其整体的国际竞争力逐步走到世界的前列。
（责任编辑：任 真）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物质文明建设或经济建设，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任务和要求。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要求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必须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外，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转变发展方式、创新驱动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走在广大企业的前列，发挥影响和带动作用，为增强综合国力，保证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为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的共同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带头破解制约科学发展的瓶颈
毫无疑问，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这一经济发展成绩主要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上的。这种粗放的发展方式使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越来越面临资源瓶颈、环境容量和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制约。
其一是能源、水资源的投入和消耗很高。统计表明，我国每制造1美元产值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我国每消耗1吨煤提供的社会产品仅为发达国家的1/3～1/6。我国企业每单位产品的用水量是发达国家的5～10倍，每单位产值的油耗是欧美国家的10倍。
其二是原材料的投入和消耗很高。根据有关资料，我国企业的原材料消耗比发达国家普遍高出5倍以上，最高可高出100倍，甚至比印度也高出2～3倍。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20世纪90年代，世界平均单位产品的原材料消耗只有80年代初的40%，并且这种下降还在加快。可我国却相反，企业的物资消耗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却越来越大，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近几年更为突出。
其三是经济效率低且产品质量差。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内地每100元固定资产还可以生产50元GDP，可进入21世纪以来，每100元固定资产却只能生产20元GDP，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投资拉动。这种状况目前尚未根本改变。相关数据表明，中国机械工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12，日本的1/11；电子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18，日本的1/13。中国平均每个劳动者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西方发达国家的2%～4%。我国是制造大国，但在世界名牌产品中，中国产品不到5%；在世界品牌100强中，还未见中国企业的身影。
其四是环境污染严重，生态效益很差。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单位产值排放的污染物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世界的10大污染城市中，中国占了6个城市，占比为60%；进入21世纪后，全世界20大污染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占比上升为80%。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两高产业盲目扩张势头强劲。据联合国开发署提供的数字，在13亿中国人中，至少有9.8亿人的饮用水是受到污染的。全国七大水系有一半河段严重污染，全国大气污染的排放总量每年处于高水平，城市空气污染普遍严重，酸雨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1/3，城乡地下水污染情况日益加重，近海水质恶化，赤潮频繁发生。据世界银行估计，我国每年因空气和水污染破坏的生态成本已占GDP的7%～8%，甚至可能上升至13%。
其五是贫富分化严重，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突出。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在2000年即已达到0.458，早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按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中国过去10年基尼系数最高点出现在2008年，达到0.491的高点之后回落，2012年为0.474。但这一数据被许多经济学家质疑，公众也认为与事实严重不符。据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表明，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报告结论称“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所少见”。无论哪种数据，既远超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0.24～0.36的水平，也超过0.44的全球平均水平。
严峻现实已经向我们发出了严肃警告：当今中国既没有足够的资源总量来支撑高消耗的生产方式，也没有足够的环境容量来承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正动摇着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这就要求并且迫使我们，必须强化全民的资源节约意识和环境危机意识，必须进行调整结构和转型升级，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的道路，发展循环经济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发展清洁生产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成本，发展绿色消费以减少消费过程对生态的破坏，强化管理以提高效率和效益，以创新驱动发展实现对传统生产方式的彻底超越。对此，作为共和国“长子”的国企尤其是央企，理应在这一历史性过程中为其他企业作表率、树榜样。
带头转方式调结构转型升级
国有企业是国家战略的直接体现者与践行者。国有企业的存在与发展就要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保证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是国有企业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责任。国有企业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转型升级，做强做优做大，才能在国民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主导、引领和影响作用。 带头自主创新，以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创新是突破发展瓶颈、赢得发展先机的根本力量。对国家来说，要通过自主创新使我们的国力增强；对企业来说，要通过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进入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科技创新空前密集的新的变革时期，发达国家不仅继续保持科技领先的格局，而且还普遍将“创新驱动”和知识产权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战略，力求通过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发展高端产业，摆脱发展困境，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国有企业应该根据新的形势定位，把自主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自主创新方面作出优异成绩，掌握本行业的技术主导权。
近些年来，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科技实力大幅提升。“十一五”以来，中央企业科技投入年均增长24.6%，研发投入年均增长31.4%。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47家，占全国总数的47%。在载人航天、绕月探测、载人深潜、特高压电网、支线客机、4G标准、高速动车等领域，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十一五”期间，中央企业主要专利指标年均增长都在35%以上，专利申请数量、质量和实施率明显提高。但从总体来看，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还比较弱，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知名品牌，不少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仍受制于人。截至2011年年底，中央企业累计拥有有效专利14万多项，其中有效发明专利仅占总量的28.3%，与国际先进企业发明专利占80%相比，差距还相当大。为此，要瞄准未来科技发展的制高点，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集中力量在主导产业和关键技术领域掌握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为突破行业共性技术多作贡献。要积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通过考核导向、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加强科研攻关，强化前沿基础研究，努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要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转化机制，不断形成激励创新的正确导向。要大力培育鼓励创新的文化，营造包容个性、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
带头推动产业升级，提高产业整体素质。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布局结构还不尽合理。国有企业大多分布在传统产业，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较低。一些企业发展还主要依靠扩大规模、增加投入，一些国有经济比较集中的行业产业集中度较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因此，一方面，要把推动产业升级的重点放在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上，加大技术改造力度，用信息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搞好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低水平落后产能的工作，提升传统产业中的先进产能比重，促进传统产业向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延伸；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在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智能电网、三网融合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领先优势，力争较快取得重大科技成果并实现产业化，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成先导产业、支柱产业，形成支撑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大力培育知名品牌，发挥品牌对产业集成和提升的带动作用。
带头强化管理，提升效率和效益。没有一流的管理，就没有一流的企业。《从优秀到卓越》通过对比卓越企业与对照企业的研究：“一个公司之所以平庸，最主要的原因是管理不善，而不是技术落后。”按照麦肯锡的研究报告，通过运营能力提升，传统制造业在产品开发领域可以降低10%～15%的成本，在采购管理方面可以降低15%的成本，在生产和服务环节降低的幅度更大，最高可达40%～50%的成本。这足以证明加强企业管理的重要作用。
据世行2012年报告，虽然近年来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非常快，按照1990年购买力平价测算，中国人均GDP在1990年约为美国的10%，到2010年升至20%左右；2011年的劳动生产率几乎是1980年的8倍，但仍达不到欧盟国家的一半水平，也不如拉美国家的水平。中国科学院的多份报告显示，中国劳动生产率相比发达国家严重滞后，只相当于美国的1/12，日本的1/11，甚至不如印度。事实上，管理不善正是中国企业效率、效益低下的最重要根源之一。据调查企业经营管理不善是造成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中国工业企业排放的污染物中50%左右是因企业管理不善造成的，其中冶金企业的污染物70%因管理不善造成，没有采取防治措施而逸散的占10%，没有开展综合利用而流失的占20%；化工石油部门的重点调查表明，污染物排放量大部分是管理不善引起，有的甚至于管理不善原因占比高达86%。长期以来，中国企业把利润率过低归因于“制造·组装”环节。但日本《2004年度制造业白皮书》对400家制造企业的调查表明，在“研发·设计”——“制造·组装”——“销售·服务”三阶段中，日本大多数企业认为“制造·组装”阶段利润率最高。对此，日本丰田管理研究专家佐佐木元分析认为，中国企业之所以被“微笑曲线”迷惑，是由于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不高所致。他给出的数据是：制造过程降低成本10%=经营层面市场销售额扩大1倍；资金周转率提高1%=市场占有率提高10%。
因此，国有企业的转方式调结构转型升级必须与深化管理提升结合起来，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地加强和深化各项管理。一是积极对标行业内领军企业尤其国际先进企业，在引进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进行再创新，挖潜力增效益，探索适合自身的管理模式；二是强化信息化建设，大幅提升主营业务的生产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推动企业高效运营；三是加强集团管控，发挥企业规模效应、学习效应和协同效应的优势，整合资源提高效率；四是推进精细化管理，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有效控制运行成本，使降本增效成为企业经营的长效机制。从而以管理推进企业体制机制、管理和技术创新，以管理推进人才强企、科技兴企、创新驱动发展和“走出去”等战略，以管理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世行报告认为，随着未来中国适龄劳动力人口减少，中国经济增速将继续下降。这就要求国有企业加大培训力度，以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进而提升劳动生产率。据日本有关资料统计，工人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等级，技术革新者的人数就增加6%，工人提出革新建议一般能降低成本10%～15%，而受过良好教育培训的管理人员，因创造和运用现代管理技术则可降低成本30%。中国在人口数量红利减弱的趋势下，更要重视挖掘人口质量红利。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在人力资源结构方面国有企业应该起到重要带头作用，成为技术力量的培养基地，成为不断向各界输出高质量的技术工人、技术骨干的基地，进而使国有企业的技术优势、品牌优势、资本优势、管理优势和人才优势结合起来，形成持久强劲的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 带头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国有企业的活力、竞争力不断提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国有企业仍然需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解决束缚企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结构和历史遗留问题，使之成为合格的市场竞争主体。
带头建设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要通过继续深化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的改革，厘清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完成国企的法人化和企业化再造，使国企转型成为真正的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经济主体。要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要积极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构建以股权结构多元化为基础的公司治理机制，不断深化公司制和多元投资主体的股份制改革，推动具备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实现整体改制上市或主营业务整体上市，提高国有资本流动性，支持并吸收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要加大建设规范董事会工作的力度，总结试点经验，完善外部董事选聘、培训、评价机制，严格董事履职责任，健全董事会运作机制，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与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职工民主管理有效融合的途径，构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机制，切实解决长期存在的“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要继续深化企业人事、用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市场化选人用人力度，建立健全有别于行政干部的企业经营管理者选聘、考核、奖惩和退出机制，建立更加科学的考核分配和激励约束机制，切实解决“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能高不能低”的问题。要加快解决企业办社会、厂办大集体、离退休人员管理等历史遗留问题，让国有企业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企业。要大力推动国企经营的市场化。把竞争的意识、竞争的机制引入国有企业经营的全过程、全领域，形成全员竞争、充分竞争的机制环境。
带头探索国际化经营的道路。首先要及时探索和总结在扩大开放和“走出去”战略中的经验。全球化使中国企业成为国际经济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后发展中国家，我国要想在关键的领域增强竞争力，就需要通过“抓大”战略，在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组建大型国企来强化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近10年来，我国国有企业跻身世界500强的数量逐年增加，2012年时的非金融类国企已经达到54家，其中中央企业43家，地方国企11家。但随着国际化经营战略的深入实施，国有企业“走出去”步伐进一步加快，境外上市并购、承揽重大项目、引进战略投资等涉外经营活动全方位展开，面临的境外法律风险也随之大幅增加，涉外法律纠纷案件呈不断上升趋势，并呈现出种类增多、涉及面广、损失加大的特点。因此，要按照国务院国资委的要求，切实加强对境外企业的规范和监管，加快完善境外法律风险防范的链条，健全境外法律风险防范的责任机制，依法妥善应对境外投资审查，主动参与WTO贸易政策审议。在坚持本地化经营、合规经营的同时，有效防控国际化经营的法律风险，并将在国际化经营中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及时与中国企业共享。
带头扩大开放性，破除行业垄断。要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重视保持对内开放。要深刻地认识国企保持开放性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现在社会公众对行业垄断意见很大，因为行业垄断要维护既得利益就要维持现状，阻碍了结构调整改革的推进。对此，处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需要清理一下自己身上还有哪些是计划经济的东西，要认识到在市场经济的范围内行业垄断的存在会阻碍国有企业的创新，而创新减少势必削弱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不利于长远发展。现在有些国企在选人用人上采取“萝卜招聘”，其日渐增加的封闭性对国企发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因为真正的人才才是国企的竞争力之所在，而开放性是国企保持和提升人才品质的唯一办法。通过关系网而形成的封闭性只会把人才排挤在外面，削弱国企的竞争力。同时，保持开放，才能使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具备良好的流动性，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合理重组和优化利用。从制度上保障国企经营管理对社会与公众的透明度，主动自觉地接受政府、社会、公众和舆论的监督，向人民负责，减少各种误解和抱怨。
国有企业要紧跟当代世界产业发展的主流，顺应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产业结构外向化、国际化的客观趋势，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使产业发展水平及其整体的国际竞争力逐步走到世界的前列。
（责任编辑：任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