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建安时期冲破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禁锢，文学创作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王粲的诗对丰富、形成“建安风骨”这一时代的文学风格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建安时期是五言诗的繁荣时期，王粲的五言诗创作成就最高，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五言诗的发展做了不小的贡献。
【关键词】：建安文学；王粲；五言诗
王粲的五言诗创作
王粲的诗歌创作有四言诗、五言诗。建安时期是中国诗史上由民歌到文人诗、由四言诗到五言诗的过渡时期，王粲的创作便顺应了这一诗歌发展的趋势。其四言诗现存五首，虽然较《诗经》来说，在感情表达上更细腻，但有明显的因袭痕迹。五言诗创作成就更高，钟嵘《诗品》：“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赢，在曹（植）刘（桢）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之不足，比魏文而有余”。五言詩在王粲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五言诗秉承二雅的传统， 诗中注入一种深受传统上层士大夫思想影响而产生的忠厚思想， 具有很高的意格。其五言诗渐趋精致， 进一步改变了传统诗歌质朴粗疏的风格， 被誉为“ 五言之冠冕” 。
五言诗现存十五首，分别是：《杂诗》五首、《七哀诗》三首、《咏史诗》、《公宴诗》、《从军诗》五首、另有五则失题诗。
《杂诗》，语言清新、华丽。“杂诗”在魏晋诗歌中是重要的一类，主要指那些自然兴感而作、内容驳杂不易归类者。《王粲集》中今存《杂诗》五首。其《杂诗》（日暮游西园），全诗写了对爱情的追求，但这种感情抒发是否有借喻，尚难确定。。《杂诗四首》其一（吉日简清时）、其二（列车息众驾）写自己“从君”游乐的欢乐心情，“回翔游广囿，逍遥波水间”，“白日已西迈，欢乐忽忘归。”是王粲真实生活感受的表达。《杂诗四首》其三（联翻飞鸾鸟）、其四（鹜鸟化为鸠），则是表现自己因政治不如意带来的内心郁闷，显示了他的用世之心。
《七哀诗》三首，情调哀婉，代表了王粲作品“悲凉”的风格特色。“七哀”是魏晋乐府的一种诗题。吴兢在《乐府古题要解》中指出“七哀起于汉末。”曹植、阮瑀、张载等人都作有《七哀》。“七哀，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也。”王粲的《七哀诗》真实的反映了汉末动乱而凄惨的社会面貌。他继承了《诗经》的美刺讽喻和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历代学者公认杜甫的《三吏》、《三别》、《羌村》、《北征》等现实主义作品是直接受到王粲《七哀诗》的启示的。沈德潜说“此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也。”
《咏史诗》二首，咏史题材在《诗经》中已经出现。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堪称记载周人古史的史诗。直接以“咏”史命名诗当首推班固的五言《咏史》。班固基本上是以历史家的口气作诗，或者说是以新体诗的形式敷衍历史。班固的《咏史》是完全按照一定的文学创作方法来作诗的。其诗基本上没有班固个人的情感寄托，语言上“质木无文”。王粲的《咏史诗》则是以历史人物为题材表达诗人自己的生活感受。王粲写哀悼秦三良被殉葬一事，诗中说“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叙事中寄托自己的情志。诗中不仅有叙事而且通过想象描写三良就死时的悲壮情景“妻子当门泣，兄弟哭路垂。临穴呼苍天，涕下如粳靡。”用日常生活的情景和比喻，绘景含情，生动感人。
《公宴诗》，《文选》李善注“此诗侍曹操宴。”此外，曹植、刘祯、阮籍、应玚各有《公宴诗》一首，陈琳有《宴会》一首，似是同题共吟之作。建安诸子这些游宴诗都是邺下时期一同参与诗酒宴乐活动的产物，即如刘勰所说“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从军诗》五首，作于建安二十一年，这是王粲诗作中十分重要的一组诗。反映征战的作品在《诗经》、《楚辞》和汉乐府已有不少，与前代战歌相比，王粲的《从军诗》更具个性化色彩，其诗或歌颂曹操神武大略，“相公征关右，赫怒振天威，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或表达自己效命的决心，“弃余亲睦恩，输力竭忠贞，惧无一夫，。报我素餐诚”；或向往太平盛世，“鸡鸣达四境，黍稷盈原畴。馆宅充鄽里，士女满庄馗”；或表现游子思乡“哀彼东山人，喟然感鹳鸣。”、“寒蝉在树鸣，鹳鹄摩天游。客子多悲伤，泪下不可收”，都是属于王粲个人情怀的表达。
五言诗的写作手法
王粲诗歌创作的突出特点是“以情取胜”。清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谈及刘桢与王粲的区别时说：“公幹气胜， 仲宣情胜， 皆有陈思之一体”，又称“王仲宣、潘安仁悲而不壮”。他的诗情调比较悲凉， 但能深刻地反映当时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体现了悲剧的审美特色。王粲的诗作代表了建安时代的精神，诗人们所歌颂、追求的，都来自于建功立业，其所悲叹、痛苦的也同样缘于对功业的渴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于命运无常之痛。尽管有的感情昂扬豪迈，有的感伤悲怆，却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王粲诗“以情取胜”风格的形成， 还在于其诗能将“才”与“情”完美的结合。刘勰在《文心雕龙· 体性》篇中提出：“若夫八体屡迁， 供以学成；才力居中， 擎自血气。气以实志， 志以定言；吐纳英华， 莫非性情。”在这里，“志”与“性情”指的是作者的理想追求和思想情感， 在刘勰看来， 作者先天的“才气”是作品的风格形成的先天因素，同时也是最根本的因素。王粲在诗歌创作中恰当运用自身“才力”，通过各种艺术表现手法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使读者在读其诗歌时感发到蕴藏在其中的“情” 。 “以情取胜”的写作特点主要通过其对“赋比兴”的运用、以景写情、以及注重诗歌章法结构等方面来表现。
王粲五言诗的成就
拓展了五言诗的创作题材。在其现存的十五首诗歌中，有不少开拓性的尝试。两汉文人诗与建安诗歌相比，在题材的广度上也远不能及。王粲的诗歌创作无论在题材内容上，还是在体裁手法上都有不少创新之处，并为以后的诗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在诗歌文体发展上或题材拓展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后来的诗文创作有深远的影响。
王粲还以其凄恻沉郁的诗歌风格影响了一批诗人，钟嵘《诗品》中的论述：“晋黄门郎潘岳 其源出于仲宣”、“晋黄门郎张协，其源出於王粲”、“ 魏文帝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晋司空张华其源出於王粲”、“晋太尉刘琨晋中郎卢谌其源出于王粲。善为悽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粲在中古诗歌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张伯伟先生《钟嵘诗品研究》一文中通过列表分析，认为在《楚辞》系列里，“以王粲一脉人数最多，影响了晋、宋、齐的诗人”。这种长于表达心中细腻的感受，文辞秀美的“仲宣之体”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在于此。
结语
王粲的五言诗， 不仅在内容上反映时代生活， 充分体现时代精神， 而且在艺术上将汉赋描摹山水的手法引人了诗歌领域， 为建安诗歌注人了新鲜血液， 在整个建安诗人中独树一帜。王粲在创作中强调对“心”和“情”的重视。因此王粲的作品往往以抒情达意见长，“以情致胜”，尤其是对乱世悲情的表达上。其五言诗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的，代表了建安时期的诗歌风格，不愧为“ 五言之冠冕”。
参考文献：
[1]俞绍初.王粲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2]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3]刘勰.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作者简介：杨书青（1992.3—），女，青岛，青岛大学，2015级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关键词】：建安文学；王粲；五言诗
王粲的五言诗创作
王粲的诗歌创作有四言诗、五言诗。建安时期是中国诗史上由民歌到文人诗、由四言诗到五言诗的过渡时期，王粲的创作便顺应了这一诗歌发展的趋势。其四言诗现存五首，虽然较《诗经》来说，在感情表达上更细腻，但有明显的因袭痕迹。五言诗创作成就更高，钟嵘《诗品》：“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赢，在曹（植）刘（桢）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之不足，比魏文而有余”。五言詩在王粲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五言诗秉承二雅的传统， 诗中注入一种深受传统上层士大夫思想影响而产生的忠厚思想， 具有很高的意格。其五言诗渐趋精致， 进一步改变了传统诗歌质朴粗疏的风格， 被誉为“ 五言之冠冕” 。
五言诗现存十五首，分别是：《杂诗》五首、《七哀诗》三首、《咏史诗》、《公宴诗》、《从军诗》五首、另有五则失题诗。
《杂诗》，语言清新、华丽。“杂诗”在魏晋诗歌中是重要的一类，主要指那些自然兴感而作、内容驳杂不易归类者。《王粲集》中今存《杂诗》五首。其《杂诗》（日暮游西园），全诗写了对爱情的追求，但这种感情抒发是否有借喻，尚难确定。。《杂诗四首》其一（吉日简清时）、其二（列车息众驾）写自己“从君”游乐的欢乐心情，“回翔游广囿，逍遥波水间”，“白日已西迈，欢乐忽忘归。”是王粲真实生活感受的表达。《杂诗四首》其三（联翻飞鸾鸟）、其四（鹜鸟化为鸠），则是表现自己因政治不如意带来的内心郁闷，显示了他的用世之心。
《七哀诗》三首，情调哀婉，代表了王粲作品“悲凉”的风格特色。“七哀”是魏晋乐府的一种诗题。吴兢在《乐府古题要解》中指出“七哀起于汉末。”曹植、阮瑀、张载等人都作有《七哀》。“七哀，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也。”王粲的《七哀诗》真实的反映了汉末动乱而凄惨的社会面貌。他继承了《诗经》的美刺讽喻和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历代学者公认杜甫的《三吏》、《三别》、《羌村》、《北征》等现实主义作品是直接受到王粲《七哀诗》的启示的。沈德潜说“此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也。”
《咏史诗》二首，咏史题材在《诗经》中已经出现。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堪称记载周人古史的史诗。直接以“咏”史命名诗当首推班固的五言《咏史》。班固基本上是以历史家的口气作诗，或者说是以新体诗的形式敷衍历史。班固的《咏史》是完全按照一定的文学创作方法来作诗的。其诗基本上没有班固个人的情感寄托，语言上“质木无文”。王粲的《咏史诗》则是以历史人物为题材表达诗人自己的生活感受。王粲写哀悼秦三良被殉葬一事，诗中说“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叙事中寄托自己的情志。诗中不仅有叙事而且通过想象描写三良就死时的悲壮情景“妻子当门泣，兄弟哭路垂。临穴呼苍天，涕下如粳靡。”用日常生活的情景和比喻，绘景含情，生动感人。
《公宴诗》，《文选》李善注“此诗侍曹操宴。”此外，曹植、刘祯、阮籍、应玚各有《公宴诗》一首，陈琳有《宴会》一首，似是同题共吟之作。建安诸子这些游宴诗都是邺下时期一同参与诗酒宴乐活动的产物，即如刘勰所说“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从军诗》五首，作于建安二十一年，这是王粲诗作中十分重要的一组诗。反映征战的作品在《诗经》、《楚辞》和汉乐府已有不少，与前代战歌相比，王粲的《从军诗》更具个性化色彩，其诗或歌颂曹操神武大略，“相公征关右，赫怒振天威，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或表达自己效命的决心，“弃余亲睦恩，输力竭忠贞，惧无一夫，。报我素餐诚”；或向往太平盛世，“鸡鸣达四境，黍稷盈原畴。馆宅充鄽里，士女满庄馗”；或表现游子思乡“哀彼东山人，喟然感鹳鸣。”、“寒蝉在树鸣，鹳鹄摩天游。客子多悲伤，泪下不可收”，都是属于王粲个人情怀的表达。
五言诗的写作手法
王粲诗歌创作的突出特点是“以情取胜”。清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谈及刘桢与王粲的区别时说：“公幹气胜， 仲宣情胜， 皆有陈思之一体”，又称“王仲宣、潘安仁悲而不壮”。他的诗情调比较悲凉， 但能深刻地反映当时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体现了悲剧的审美特色。王粲的诗作代表了建安时代的精神，诗人们所歌颂、追求的，都来自于建功立业，其所悲叹、痛苦的也同样缘于对功业的渴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于命运无常之痛。尽管有的感情昂扬豪迈，有的感伤悲怆，却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王粲诗“以情取胜”风格的形成， 还在于其诗能将“才”与“情”完美的结合。刘勰在《文心雕龙· 体性》篇中提出：“若夫八体屡迁， 供以学成；才力居中， 擎自血气。气以实志， 志以定言；吐纳英华， 莫非性情。”在这里，“志”与“性情”指的是作者的理想追求和思想情感， 在刘勰看来， 作者先天的“才气”是作品的风格形成的先天因素，同时也是最根本的因素。王粲在诗歌创作中恰当运用自身“才力”，通过各种艺术表现手法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使读者在读其诗歌时感发到蕴藏在其中的“情” 。 “以情取胜”的写作特点主要通过其对“赋比兴”的运用、以景写情、以及注重诗歌章法结构等方面来表现。
王粲五言诗的成就
拓展了五言诗的创作题材。在其现存的十五首诗歌中，有不少开拓性的尝试。两汉文人诗与建安诗歌相比，在题材的广度上也远不能及。王粲的诗歌创作无论在题材内容上，还是在体裁手法上都有不少创新之处，并为以后的诗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在诗歌文体发展上或题材拓展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后来的诗文创作有深远的影响。
王粲还以其凄恻沉郁的诗歌风格影响了一批诗人，钟嵘《诗品》中的论述：“晋黄门郎潘岳 其源出于仲宣”、“晋黄门郎张协，其源出於王粲”、“ 魏文帝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晋司空张华其源出於王粲”、“晋太尉刘琨晋中郎卢谌其源出于王粲。善为悽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粲在中古诗歌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张伯伟先生《钟嵘诗品研究》一文中通过列表分析，认为在《楚辞》系列里，“以王粲一脉人数最多，影响了晋、宋、齐的诗人”。这种长于表达心中细腻的感受，文辞秀美的“仲宣之体”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在于此。
结语
王粲的五言诗， 不仅在内容上反映时代生活， 充分体现时代精神， 而且在艺术上将汉赋描摹山水的手法引人了诗歌领域， 为建安诗歌注人了新鲜血液， 在整个建安诗人中独树一帜。王粲在创作中强调对“心”和“情”的重视。因此王粲的作品往往以抒情达意见长，“以情致胜”，尤其是对乱世悲情的表达上。其五言诗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的，代表了建安时期的诗歌风格，不愧为“ 五言之冠冕”。
参考文献：
[1]俞绍初.王粲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2]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3]刘勰.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作者简介：杨书青（1992.3—），女，青岛，青岛大学，2015级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