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孩童或少年初次面对世界时，他总会有许多的疑虑，因为每一个现象都包蕴着他从未见过的人世风景，每一次邂逅都内含着无穷无尽的人性谜题。就像晓苏《上个世纪的疙瘩》中那个13岁的少年杨叉，他经历了种种迷茫、尴尬、困惑，最后豁然开朗，深切地领悟到了成长中的伤心与力量。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在那一年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杨叉都遇到了令人疑惑的事情。地点依然是晓苏心爱的“油菜坡”：
　　 在初春，杨叉为了给父亲取暖去挖树疙瘩。他发现了一个硕大的柏树疙瘩，因锄头出了问题没法挖出来，同去的小伙伴马灯又不愿意帮忙，他只好将疙瘩掩盖起来去上学，等他放学再去时，疙瘩失踪了，马灯拒不承认;
　　 在夏天，杨叉亲眼见到了一桩令人不解的“盗窃案”：铁环愤怒地揪着梁山的衣服，一口咬定那是他偷的自己丈夫的迷彩服，梁山一口否定，两人相持不下;
　　 在秋天，杨叉在白蜡家的玉米地附近放牛，见到憨人赵匡无偿地帮助白蜡掰玉米棒，累得满头大汗，毫无怨言;
　　 在冬天，油菜坡又发生了一件怪事，眼看快过年了，麦成家的猪被人偷了。麦成找到“嫌疑犯”吴光论理，却差点被打得半死。就在这个季节，杨叉发现他在春天丢失的柏树疙瘩在马灯家里熊熊燃烧，香气四溢……
　　 在小说中，晓苏进行了巧妙的时间设置，不但让故事发生在世纪末——一个除旧布新的关键节点，而且让诸种怪事均匀地分布在每个季节，所涉之物与季节变化相关，也与村庄中的人际关系紧密缠结，叙事由此从“时间”滑向“人事”。这些怪事都关涉到“偷盗”“丢失”，最终又在这一年年末也是世纪末的深冬得到了令人喟叹的解答。
　　 这个时间设置具有重要的人类社会学的原型隐喻：一个少年在时间的循环中被各种陌生之物所缠绕，在成长中一一找到了答案，并最终走向成熟。杨叉将以上怪事形容为“疙瘩”，百思不得其解：“打一个比喻吧，这一连串蹊跷的事情就像是一个又一个的疙瘩结在我的心头，让我无法解开。”冬天到来时，当他在马灯家发现了那个“失踪”的柏树疙瘩时，捂了一整年的一连串内心的“疙瘩”也解开了。“说完柏树疙瘩，其他的事情我就不想多说了，再说就画蛇添足了。……我认识到，人这一辈子，无论碰到什么样的疙瘩，终究都会解开的。”因此，梁山有没有偷衣服、憨人赵匡为什么帮白蜡干活、猪小偷到底是不是吴光，答案不言自明，它们就呈现在叙事逻辑里，其所关涉的人性之恶、人性之谜也逐一敞开。
　　 从晓苏以往的小说来看，他很擅长“制谜”，但通常不会主动“解谜”，而是通过种种佐证旁物，让“谜底”不证自明。比如《回忆一双绣花鞋》中老石匠溫九收到的“绣花鞋”到底是哪位巧娘子所送，《我们的隐私》中的“我”、妻子、麦穗各有什么秘密，《酒疯子》中的懦弱男人为何突然理直气壮地指点江山，都是读者在阅读中打上的一个个问号。晓苏设置下这些问题，目的不是为了解答。他通过时间的力量、旁人的回忆、主人公自陈心路历程等方法，将答案隐然而鲜明地浮凸出来。在这些“侧写”“旁观”“追忆”等叙事路径的背后，铺展着作家柔软的心性，以及面向浩渺人世、对人间事了然于心又不忍捅破点明的那一份宽仁，一种深刻的共情力。
　　 《上个世纪的疙瘩》也承续了这种侧面“解谜”的风格。通过少年在成长中的领悟逐一识破周遭的“谜语”，这是“成长叙事”最迷人的景致，就像巴赫金所说的那样：“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构建。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由于少年所见到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因此故事便自动地携带着让人惊奇的陌生化色彩;又由于少年爱思考，那些“怪事”的细节便被逐一拆开、放大和反复琢磨，得到了“厚描”式的呈现，并在少年的内心和生活中持续发酵。
　　 小说的另一重魅力在于，它并未以“成熟”的洞悉了悟代替“成长”的费力思量。读者跟随着杨叉对万物万事均感好奇的目光，仿佛又经历了一次不断刷新经验的成长，比如第一次与柏树疙瘩正面相逢，少年的身体、感官、认知都在全方位地打开。可以说，小说所书写的“谜语”是少年杨叉的人生第一次，也是人类经历过的无数次。个人化体验由此上升为普泛化的成长经验，在“制谜”与“解谜”的叙事节奏里演绎着人性复杂的曲折转圜，以及恒常而无尽的人生悲喜剧。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