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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异化和归化作为两种主要的翻译策略是翻译研究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概括分析了归化和异化的历史由来与意义,指出了两者间既相互对立又动态统一的关系。通过对归化异化“度”的分析,指出好的译文应当是归化异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归化、异化作用下,翻译教学应当重视文化因素对学生学习翻译的影响,教师应在有意识地鼓励学生在打好语言基础的同时,培养自身的文化意识。
关键词: 归化 异化 翻译策略 翻译教学
翻译是两种语言在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面镜子,承载信息的同时,也承载了各自的文化内涵。因此,当“文化”介入翻译的范畴时,早期语言层面上的直译意译之争便转化为文化层面上的归化异化之争。然而,归化与异化归根到底就是两种相辅相成的翻译策略。好的译文,绝不是将两者简单地对立,而是在使用时讲究辩证法,把握好“度”,遵守一个处理二者关系的原则,即异化时要保证译文的通达自如,归化时不改变原文的“风味”。有关归化异化翻译技法的考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翻译教学,即教师应在有意识地鼓励学生在打好语言基础的同时,增强自身的文化意识。
1.归化与异化的由来与意义
1.1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的由来
在西方,异化与归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哲罗姆等人所说的“直译”和“意译”。1813年,德国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一篇关于翻译的不同方法的论文中指出,“有两种翻译方法:译者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1]。1995年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文努蒂在他的《译者的隐身》中明确提出了异化和归化的概念[1]。异化是指以源语文化为归宿,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归化是指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2]因此,异化着眼于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旨在保存和反映异域民族特性和语言风格特色,让读者体会民族文化、语言传统的差异性,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丰富译文语言的表现力。由此可见,韦努蒂所定义的异化与归化,其范畴比直译与意译扩大了,不仅涉及了语言层面,而且涉及了文化层面。
1.2归化与异化的意义
韦努蒂是当代主张异化理论的代表。他认为归化是一种“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以期为目标语读者最大程度地降低外来文本的陌生感的翻译”[3]。韦努蒂指出,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主张异化的翻译,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明外国文本在语言与文化上的差异”。该理论关注到了隐藏在译文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认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真正平等的对话。以英美文化和英美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归化式翻译传播,体现了文化传播中的不平等对话。而异化的翻译实践就是要通过保留外国文本中“异质成分”,故意用不通顺、不流畅、不透明的非惯用表达方式,破坏目的语文化的规范,以使译语读者和译者在阅读和写作上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文化限制。
奈达是归化翻译理论的代表。奈达认为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4]奈达的“对等”理论对当今的翻译界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即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标准评出好的译本——那些以读者为中心的译文,那些得到读者好评的的译文才是成功的译文。
2.归化与异化的使用
2.1归化与异化的动态统一性
2.1.1归化与异化的动态变化
翻译活动往往牵涉到语言与文化两个层面的交流。单纯的语言交换是翻译的第一步,更加深入的翻译行为常常还会受到社会、政治背景、审美情趣和主流文化等方面的影响。鉴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翻译文本及翻译目的等因素的作用,归化与异化的使用呈现出动态的变化。
我国近百年的文学翻译实践便证实了这一点。在20世纪初期,外国小说主题中所具有“怨世、诋世、醒世”的社会功能顺应当时社会变革的趋势,小说就被视为改良社会的工具[2]。因此,以林纾为代表的晚清译家大都考虑的不是如何忠于原著,而是如何顺应晚清的社会及文化趋势,博得读者的喜爱。译家用文言文进行翻译,常常打破西文句法,并辅以夹译夹作、改写改译的方法,使译文完全符合汉语的语言特点、思维习惯和行文习惯,除了少量的外来词之外,语言上几乎没有“异”的迹象。1919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许多翻译家和作家主要是从外国文学作品中吸取营养,以达到丰富汉语语言、改造社会的目的。鲁迅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就提出了“直译”的主张,也就是异化。异化的翻译策略,保留了原文的“原汁原味”,并以引进大量的西方词汇和句法结构,从而丰富了汉语词汇和句式,促进了汉语白话文的发展和成熟。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中,译家并没有在归化与异化上形成共识。以卞之琳等为代表的一些翻译家赞成用异化的翻译方法,提出从内容到形式全面求“信”的主张;傅雷、钱钟书等倾向归化方法的翻译家主张“重神似而不重形似”,把“化境”视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间交往日益频繁,为大大增进对异国文化尤其是西方国家文化的了解,我国大量地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及文学作品,异化的翻译策略成为主流[2]。
2.1.2归化与异化的统一性
作为两种翻译策略,异化和归化是对立统一的,绝对的异化和绝对的归化都是不存在的。泰特勒有关翻译的三原则也证实了这一点:“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作相一致;译文应和原作一样通顺。”[1]泰特勒翻译三原则决定了好的译文应当是归化与异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原作的思想”与“风格和笔调”都带有浓厚的异国情调与气质,只有采用异化的方法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和原作一样通顺”要求译者必须在翻译时在语言层面作必要的归化。
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归化与异化的表达方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而发生改变。早先的文化异质因素会逐渐淡化,而异化的表达方式会被译语所吸收。如honeymoon被异化翻译为“蜜月”。汉语中最初没有这样的表达法,属于词汇的空缺。但随着人们认知的进步,“蜜月”一词被汉语所吸收,那这样的译文便成为归化的方法了。又如,“汉堡包”、“三明治”、“肯德基”、“克隆”、“厄尔尼诺”等音译词,已获得了汉语的全面认同,属于汉语词汇了,进而大大丰富了汉民族的语言文化。而像Jiaozi,Kowtow,Yin,Yang等词,也已被西方读者所理解,有些词开始逐渐被吸收到英语词汇之中。由此可见,在文化相互融合、借鉴的作用下,翻译的归化与异化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相对性。
2.2归化与异化在翻译实践中的“度”
2.2.1过度的归化与异化
翻译的种种难题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如何恰当把握异化和归化的度。“对读者朋友来说,归化过度是对他们的蒙蔽,而异化过度是对他们的放弃。对作者朋友来说,归化过度是对他们的唐突;异化过度是对他们的谄媚”[5]。当人们在接触异质文化时,往往很难摆脱自身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总是根据自己的知识范畴进行解读与处理。过度归化的现象自然便产生了,但最终会导致“文化错位”。比如,把基督教中的“God bless you!”译为佛教用语“阿弥托佛”这造成了文化的缺失与错位。
2.2.2如何把握归化与异化的“度”
根据原作文本类型来把握归化异化的度。德国翻译理论家诺伊贝特就不同文本的翻译,划分了以下几种情况:
(1)以原文为重点,如科研领域;
(2)主要以原文为重点,如文学作品;
(3)原文与译文应兼顾,如专业文献;
(4)主要或完全以译文为重点,如对外宣传。[2]
在诺伊贝特看来,科研领域的翻译要采用完全以原文为重点的异化翻译方法,文学作品即在读者能接受的前提下应尽量采用异化的翻译方法,专业文献翻译及对外宣传翻译应分别采用归化异化兼顾或者主要以或完全以归化为重点的翻译策略。
根据译作读者的水平来把握归化异化的度。译者对归化和异化手法的选择还受到译作读者的影响。由于不同译作读者的信息期待不同,译者也必须调整自己的笔法以期满足不同层面的读者的审美期待。
在具体的操作上,适度异化主要涉及到以下几种方法:直译、直译与增译结合、音译、直译加注等。如翻译带有中国典故的习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时,杨宪益采用了直译 增译的方法,对历史人物诸葛亮进行了解释。译为:“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Chukeh Liang,the master mind.”进而实现源语信息的有效传递。
归化异化“度”的把握贵在译者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找到一个“融会点”,其中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归化主要表现在‘纯语言层面’上,在‘文化层面’上则应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1]
3.归化异化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不同民族间在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民情风俗、历史背景、地理条件、生活经验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不仅在语言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而且为语言间的互译带来了重重困难。因此,对于翻译教学而言,目的并非在于教会学生进行简单的文字转换,而在于帮助他们掌握一定的翻译规律和技巧,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形成正确的翻译思维,从而实现语言间“保真”转换。
3.1加强学生母语文化素养
恩格斯曾说:“只有将母语同其他语言对比时,你才能真正地懂得所学的语言。”深厚的母语文化功底会增加学生语言学习的安全感,并大大提高他们对外国语的理解力。在翻译过程中,学生总会以母语为参照对另一种语言进行理解与比对。对母语文化深刻的理解,也会帮助学生对文化差异形成一个系统的、理性的认识,进而实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
3.2增加学生文化信息量的摄入
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习惯于被动地接受相关的文化知识,而没有饱含热情地主动涉猎一些有关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历史、民风民俗、典故传奇等方面的信息,结果就造成了翻译教学成了无米之炊、无源之水。而学生也只有在进行翻译演练的时候才意识到捉襟见肘的事实。为此,教师可以利用合适的翻译素材,激发学生对未知文化现象进行探究的热情,再辅以必要的指导,对学生进行文化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给予肯定。此外,教师应鼓励学生充分利用互联网上的资源,扩大文化信息的涉猎面,同时实现信息共享。
3.3改进翻译教学模式
改变以往“一言堂”的教学局面,提倡“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翻译教学,这就意味着在课堂教学中要充分考虑到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和互动性。教师可以辅助多媒体教学手段,或者利用新闻报道、电影、音乐等音像资料,以学生感兴趣的流行文化为切入点,把西方国家的生动文化带入教室,让学生切身感受到中西文化差异,从而增进他们对文化差异的敏锐性,并作用于实际的翻译学习中,实现语言间的顺畅转换。
参考文献:
[1]孙致礼.翻译的归化与异化[J].山东外语教学,2001,(1).
[2]袁晓宁,刘成.关于翻译中归化和异化的哲学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
[3]郝妙文,尹波.归化、异化翻译策略与翻译伦理[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2).
[4]张沉香.论异化与归化的动态统一[J].语言与翻译,2006,(4).
[5]黄细燕,徐珊,杨棣华.翻译中如何把握好“归化”和“异化”的度[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8,(12).
[6]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J].中国翻译,2002,(5).
[7]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334-335.
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南教育学院青年课题“高校实用型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成果。
关键词: 归化 异化 翻译策略 翻译教学
翻译是两种语言在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面镜子,承载信息的同时,也承载了各自的文化内涵。因此,当“文化”介入翻译的范畴时,早期语言层面上的直译意译之争便转化为文化层面上的归化异化之争。然而,归化与异化归根到底就是两种相辅相成的翻译策略。好的译文,绝不是将两者简单地对立,而是在使用时讲究辩证法,把握好“度”,遵守一个处理二者关系的原则,即异化时要保证译文的通达自如,归化时不改变原文的“风味”。有关归化异化翻译技法的考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翻译教学,即教师应在有意识地鼓励学生在打好语言基础的同时,增强自身的文化意识。
1.归化与异化的由来与意义
1.1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的由来
在西方,异化与归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哲罗姆等人所说的“直译”和“意译”。1813年,德国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一篇关于翻译的不同方法的论文中指出,“有两种翻译方法:译者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1]。1995年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文努蒂在他的《译者的隐身》中明确提出了异化和归化的概念[1]。异化是指以源语文化为归宿,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归化是指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2]因此,异化着眼于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旨在保存和反映异域民族特性和语言风格特色,让读者体会民族文化、语言传统的差异性,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丰富译文语言的表现力。由此可见,韦努蒂所定义的异化与归化,其范畴比直译与意译扩大了,不仅涉及了语言层面,而且涉及了文化层面。
1.2归化与异化的意义
韦努蒂是当代主张异化理论的代表。他认为归化是一种“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以期为目标语读者最大程度地降低外来文本的陌生感的翻译”[3]。韦努蒂指出,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主张异化的翻译,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明外国文本在语言与文化上的差异”。该理论关注到了隐藏在译文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认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真正平等的对话。以英美文化和英美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归化式翻译传播,体现了文化传播中的不平等对话。而异化的翻译实践就是要通过保留外国文本中“异质成分”,故意用不通顺、不流畅、不透明的非惯用表达方式,破坏目的语文化的规范,以使译语读者和译者在阅读和写作上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文化限制。
奈达是归化翻译理论的代表。奈达认为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4]奈达的“对等”理论对当今的翻译界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即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标准评出好的译本——那些以读者为中心的译文,那些得到读者好评的的译文才是成功的译文。
2.归化与异化的使用
2.1归化与异化的动态统一性
2.1.1归化与异化的动态变化
翻译活动往往牵涉到语言与文化两个层面的交流。单纯的语言交换是翻译的第一步,更加深入的翻译行为常常还会受到社会、政治背景、审美情趣和主流文化等方面的影响。鉴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翻译文本及翻译目的等因素的作用,归化与异化的使用呈现出动态的变化。
我国近百年的文学翻译实践便证实了这一点。在20世纪初期,外国小说主题中所具有“怨世、诋世、醒世”的社会功能顺应当时社会变革的趋势,小说就被视为改良社会的工具[2]。因此,以林纾为代表的晚清译家大都考虑的不是如何忠于原著,而是如何顺应晚清的社会及文化趋势,博得读者的喜爱。译家用文言文进行翻译,常常打破西文句法,并辅以夹译夹作、改写改译的方法,使译文完全符合汉语的语言特点、思维习惯和行文习惯,除了少量的外来词之外,语言上几乎没有“异”的迹象。1919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许多翻译家和作家主要是从外国文学作品中吸取营养,以达到丰富汉语语言、改造社会的目的。鲁迅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就提出了“直译”的主张,也就是异化。异化的翻译策略,保留了原文的“原汁原味”,并以引进大量的西方词汇和句法结构,从而丰富了汉语词汇和句式,促进了汉语白话文的发展和成熟。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中,译家并没有在归化与异化上形成共识。以卞之琳等为代表的一些翻译家赞成用异化的翻译方法,提出从内容到形式全面求“信”的主张;傅雷、钱钟书等倾向归化方法的翻译家主张“重神似而不重形似”,把“化境”视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间交往日益频繁,为大大增进对异国文化尤其是西方国家文化的了解,我国大量地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及文学作品,异化的翻译策略成为主流[2]。
2.1.2归化与异化的统一性
作为两种翻译策略,异化和归化是对立统一的,绝对的异化和绝对的归化都是不存在的。泰特勒有关翻译的三原则也证实了这一点:“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作相一致;译文应和原作一样通顺。”[1]泰特勒翻译三原则决定了好的译文应当是归化与异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原作的思想”与“风格和笔调”都带有浓厚的异国情调与气质,只有采用异化的方法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和原作一样通顺”要求译者必须在翻译时在语言层面作必要的归化。
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归化与异化的表达方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而发生改变。早先的文化异质因素会逐渐淡化,而异化的表达方式会被译语所吸收。如honeymoon被异化翻译为“蜜月”。汉语中最初没有这样的表达法,属于词汇的空缺。但随着人们认知的进步,“蜜月”一词被汉语所吸收,那这样的译文便成为归化的方法了。又如,“汉堡包”、“三明治”、“肯德基”、“克隆”、“厄尔尼诺”等音译词,已获得了汉语的全面认同,属于汉语词汇了,进而大大丰富了汉民族的语言文化。而像Jiaozi,Kowtow,Yin,Yang等词,也已被西方读者所理解,有些词开始逐渐被吸收到英语词汇之中。由此可见,在文化相互融合、借鉴的作用下,翻译的归化与异化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相对性。
2.2归化与异化在翻译实践中的“度”
2.2.1过度的归化与异化
翻译的种种难题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如何恰当把握异化和归化的度。“对读者朋友来说,归化过度是对他们的蒙蔽,而异化过度是对他们的放弃。对作者朋友来说,归化过度是对他们的唐突;异化过度是对他们的谄媚”[5]。当人们在接触异质文化时,往往很难摆脱自身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总是根据自己的知识范畴进行解读与处理。过度归化的现象自然便产生了,但最终会导致“文化错位”。比如,把基督教中的“God bless you!”译为佛教用语“阿弥托佛”这造成了文化的缺失与错位。
2.2.2如何把握归化与异化的“度”
根据原作文本类型来把握归化异化的度。德国翻译理论家诺伊贝特就不同文本的翻译,划分了以下几种情况:
(1)以原文为重点,如科研领域;
(2)主要以原文为重点,如文学作品;
(3)原文与译文应兼顾,如专业文献;
(4)主要或完全以译文为重点,如对外宣传。[2]
在诺伊贝特看来,科研领域的翻译要采用完全以原文为重点的异化翻译方法,文学作品即在读者能接受的前提下应尽量采用异化的翻译方法,专业文献翻译及对外宣传翻译应分别采用归化异化兼顾或者主要以或完全以归化为重点的翻译策略。
根据译作读者的水平来把握归化异化的度。译者对归化和异化手法的选择还受到译作读者的影响。由于不同译作读者的信息期待不同,译者也必须调整自己的笔法以期满足不同层面的读者的审美期待。
在具体的操作上,适度异化主要涉及到以下几种方法:直译、直译与增译结合、音译、直译加注等。如翻译带有中国典故的习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时,杨宪益采用了直译 增译的方法,对历史人物诸葛亮进行了解释。译为:“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Chukeh Liang,the master mind.”进而实现源语信息的有效传递。
归化异化“度”的把握贵在译者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找到一个“融会点”,其中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归化主要表现在‘纯语言层面’上,在‘文化层面’上则应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1]
3.归化异化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不同民族间在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民情风俗、历史背景、地理条件、生活经验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不仅在语言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而且为语言间的互译带来了重重困难。因此,对于翻译教学而言,目的并非在于教会学生进行简单的文字转换,而在于帮助他们掌握一定的翻译规律和技巧,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形成正确的翻译思维,从而实现语言间“保真”转换。
3.1加强学生母语文化素养
恩格斯曾说:“只有将母语同其他语言对比时,你才能真正地懂得所学的语言。”深厚的母语文化功底会增加学生语言学习的安全感,并大大提高他们对外国语的理解力。在翻译过程中,学生总会以母语为参照对另一种语言进行理解与比对。对母语文化深刻的理解,也会帮助学生对文化差异形成一个系统的、理性的认识,进而实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
3.2增加学生文化信息量的摄入
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习惯于被动地接受相关的文化知识,而没有饱含热情地主动涉猎一些有关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历史、民风民俗、典故传奇等方面的信息,结果就造成了翻译教学成了无米之炊、无源之水。而学生也只有在进行翻译演练的时候才意识到捉襟见肘的事实。为此,教师可以利用合适的翻译素材,激发学生对未知文化现象进行探究的热情,再辅以必要的指导,对学生进行文化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给予肯定。此外,教师应鼓励学生充分利用互联网上的资源,扩大文化信息的涉猎面,同时实现信息共享。
3.3改进翻译教学模式
改变以往“一言堂”的教学局面,提倡“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翻译教学,这就意味着在课堂教学中要充分考虑到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和互动性。教师可以辅助多媒体教学手段,或者利用新闻报道、电影、音乐等音像资料,以学生感兴趣的流行文化为切入点,把西方国家的生动文化带入教室,让学生切身感受到中西文化差异,从而增进他们对文化差异的敏锐性,并作用于实际的翻译学习中,实现语言间的顺畅转换。
参考文献:
[1]孙致礼.翻译的归化与异化[J].山东外语教学,2001,(1).
[2]袁晓宁,刘成.关于翻译中归化和异化的哲学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
[3]郝妙文,尹波.归化、异化翻译策略与翻译伦理[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2).
[4]张沉香.论异化与归化的动态统一[J].语言与翻译,2006,(4).
[5]黄细燕,徐珊,杨棣华.翻译中如何把握好“归化”和“异化”的度[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8,(12).
[6]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J].中国翻译,2002,(5).
[7]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334-335.
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南教育学院青年课题“高校实用型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