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姑娘童话模式在《芒果街上的小屋》中的继承与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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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以传统灰姑娘童话模式来分析小说《芒果街上的小屋》中的人物命运。作者希斯内罗丝在小说中沿袭了灰姑娘的成长模式,然而她却对传统灰姑娘的命运进行了颠覆,展现了少数族裔少女成长过程中的痛苦,其目的在于揭示童话的虚幻与现实的残酷,唤醒那些沉迷于美好童话的少女们,让她们勇于正视现实,摆脱传统童话模式和父权制的束缚,最终实现真正的自我价值。
  关键词:灰姑娘 继承 颠覆 少数族裔
  一、引言
  《灰姑娘》童话从诞生之日起,先后被翻译成15种语言,并被改编成1500多种版本,分别以小说、电影、歌剧、舞剧以及动画等不同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少女的成长。在不同民族、不同语种的传诵中,灰姑娘的成长历程被人们添加了丰富的元素,但灰姑娘的故事却始终逃脱不了一个模式:纯真善良的少女主人公在狠心继母的迫害下,转向更为安全的男性文化秩序——在童话中体现为少女心仪的英俊王子——最终获得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幸福。因此,逃离可怕的女性世界、进入男性世界并获得归宿,成为童话中接受社会教育的少女们唯一的选择。[1]简而言之,灰姑娘的成长历程可归纳为三个必经环节:受尽苦难——装扮美丽吸引王子——与王子结婚,过上理想的幸福生活。整个历程的核心在于灰姑娘把她毕生的理想寄托在王子身上。这含蓄地表明,少女只有投奔到男性社会,得到男性的肯定和接纳,才有可能实现少女自身的价值。
  二、以“灰姑娘”作为创作原型
  “灰姑娘”作为创作原型,在不同时代的作家笔下异彩纷呈而又万变不离其宗。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美国当代墨西哥裔女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丝(1954—)时,发现她的小说《芒果街上的小屋》(1984)仍然固执地迷恋着灰姑娘的模式。希斯内罗丝用儿童的呢喃语言将原来贫穷灰暗的墨西哥裔贫民窟——芒果街,描绘成绚丽多姿、充满美好幻想的童话王国。小说中,11岁的少女主人公埃斯佩朗莎用自己善于观察的、天真的眼睛和善良无邪的童心,讲述了自己和同伴的成长经历以及芒果街上众多女性的故事。
  希斯内罗丝笔下的芒果街上的那些墨西哥裔少女个个心怀灰姑娘的梦想。面对苦难,她们渴望有一个英俊的王子来拯救她们,带她们离开芒果街,给予她们一辈子的幸福。正如斯宾塞指出的“……这些妇女往往对童话深信不疑,以等待英俊王子来实现她们存在的意义。[2]”但现实残酷无情地粉碎了童话玫瑰色的虚幻。虽然少女们带着 “灰姑娘”的美好憧憬出场,但作者并没有遵循灰姑娘的模式,给她们安排幸福美满的“灰姑娘”式的结局,而是残酷地粉碎了她们的美梦。
  作者在貌似继承“灰姑娘”模式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一步步摧毁这种令人遐想万千的童话,将残酷的现实展现在读者面前,揭示灰姑娘童话的实质:“那些拥有灰姑娘梦想的孩子,不仅期待着被王子挑选,而且注定是一个美丽迷人的受难者”。[3]希斯内罗丝对灰姑娘童话的继承与颠覆,深刻地揭示了童话的虚幻与现实的残酷,唤醒沉迷于那些美好童话的少女们,暗示她们勇于正视现实,摆脱传统童话模式、甚至父权制的束缚,最终实现真正的自我价值。
  三、芒果街上众女性群像
  《芒果街上的小屋》描绘了美国墨西哥贫民聚居区芒果街上众多女性的群像。姑娘们的生活正是灰姑娘生活的真实写照。就像灰姑娘受尽继母和姐姐们的虐待一样,芒果街的少女饱受生活的折磨。贫困、对少数族裔的歧视、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压制是她们难以摆脱的噩梦。
  贫困是盘旋在芒果街上空久久不散的浓雾。这里的女性居住在狭小的房子里,“窗户小得让你觉得她们像是在屏着呼吸。[4]”砖墙碎裂,破落又悲哀;地板鼓胀,里面老鼠横行。父权制的墨西哥传统文化就像恶毒的继母一样给少女們身体和心理都带来巨大的创伤。埃斯佩朗莎的好朋友萨莉,常由于放学回家晚或者逃避家务被其父亲毒打,满身淤青。“那次他像揍一条狗一样用手打她,她说,好像我是一个动物。[4]”“他简直是疯了,解开了皮带的他,忘记了他是她的父亲。”自从阿莉西娅的母亲去世后,父亲就告诉她“一个女人的本分就是睡觉,才能和玉米饼星星一道醒来”,[4]于是她每天伴随着玉米饼星星早起,“爬起来做装午餐盒的玉米饼”,[4]继承了母亲的擀面杖,承担起所有的家务活。
  要摆脱这样噩梦般的生活,对于势单力薄的女性来说,道路似乎只剩下一条——灰姑娘的道路:找到英俊、富有的王子,从此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在“小脚之家”中,埃斯佩朗莎与小伙伴们穿上了露西妈妈给的“一双柠檬黄的鞋子,一双红色的鞋子和一双舞鞋”,大喊:“好哇!今天我们是辛德莱拉,因为我们的脚正合适。”[4]可见,灰姑娘的梦想和神话早已深深地根植在少女们的心中。
  这些奇妙的高跟鞋就像灰姑娘的水晶鞋一样,唤醒了她们对自身女性美丽和魅力的认识。她们穿着高跟鞋,就像成熟女性一样架势十足地走来走去,展现女性柔美的身段,“男人的眼睛没法从我们身上移开。[4]”高跟鞋和水晶鞋凸显了女性的美丽。而女性的柔美是吸引王子的主要因素,是她们迈向幸福生活的通行证。芒果街上的少女们幸运地拥有了墨西哥裔血统的美貌。其中数萨莉最为典型:“学校的男生认为她很美,因为她的头发像渡鸦羽毛一样乌黑闪亮,她笑的时候,把头发往后一甩,像一面滑缎方巾披在肩膀上。[4]”
  生活在芒果街上美丽的少女们于是走出芒果街,把摆脱苦难的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她们想到了结婚,认为只要有心仪的男性带她们离开芒果街,她们就能找到幸福。少女们开始学习打扮自己,穿上高跟鞋,吸引众人的目光。她们认为美丽成熟的外表能够吸引她们心目中的王子,带她们摆脱现状。萨莉年纪轻轻就嫁给了药蜀葵推销员,离开了芒果街,拥有了自己的房子、枕套和餐具。
  四、“灰姑娘”婚后并不幸福
  萨莉和拉菲娜如愿找到了各自的王子,但她们能如灰姑娘一样,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吗?
  少女们终于离开了贫穷昏暗的芒果街,看似要沿着灰姑娘的道路过上幸福的生活。然而,希斯内罗丝笔锋一转,开始对传统的灰姑娘模式进行颠覆,残酷地揭示英俊王子的真实面目,浪漫幸福的假象后的悲惨遭遇。   嫁出芒果街的少女以为自己可以享受童话般幸福的生活。萨莉怀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跟着自己的药蜀葵推销员丈夫在另一个州安了家。丈夫给她钱,给她买房子、枕套和餐具。但这种幸福是如此地短暂和虚幻。很快,现实便粉碎了她们虚幻的幸福,英俊的王子很快变得和专制残暴的父亲一样:“她丈夫会发脾气,有一次还用脚踹了门……他不让她在电话上聊天。他不让她朝窗外看。他不喜欢她的朋友们,所以除了他上班的时候,没人去看她。”“她坐在家里,因为不敢没有他的允许就出门。[4]”
  同样,拉菲娜的婚后生活也遭到不幸,“年纪轻轻就因为倚在窗户太久太久而变老的她,被锁在了屋里,因为她丈夫害怕拉菲娜会逃跑……[4]”这种不幸是萨莉和拉菲娜婚前没有预料到的。灰姑娘与王子走入婚礼的殿堂时,整个故事就结束了,灰姑娘婚后的生活更是无人知晓,正如斯宾塞说的那样“尽管经典童话中的公主都被认为是永远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我们从未听过她们与英俊王子结婚后的生活怎样[2]”,因此萨莉和拉菲娜失去了参照物,失去了进一步追求幸福的模式。
  在《芒果街上的小屋》中,希斯内罗丝延续了经典童话没有说完的故事,萨莉和拉菲娜不幸的婚后生活让读者开始怀疑灰姑娘在婚后是不是幸福。希斯内罗丝大胆地借用婚后的不幸来颠覆整个灰姑娘的模式,意在揭示灰姑娘童话的虚幻和欺骗的本质——纯洁的少女只有投奔男性世界,得到父权社会的肯定和接纳,才能最终获得自我的文化身份。[1]在父权制传统文化下,少女被灌输认为,她们的价值存在于男人对她们的欲望之中。[5]
  在童话中,灰姑娘不仅生下来就被剥夺了善良的生母,而且还没有从其他女性那里获得安慰,她的两个姐姐不仅参与了母亲迫害灰姑娘的行动,本身也是灰姑娘爱情的劲敌。灰姑娘童话文本告诉读者,唯有男性才是女性可靠的盟友,同性之间只有欺诈和竞争。而希斯内罗丝在观察到同族妇女不幸的婚姻时,发现这种童话中的父权制原则实际上是在误导,甚至是残害一代又一代纯真的少女。芒果街上的少女在童话的误导下,将一生的幸福维系在某个男性身上。于是,她们在青春年少时就轻率地把自身所有的希望和未来寄托在某个男人身上,可当她们发现男人虽然带她们离开原来的苦难但却带她们受到另外的折磨时,她们已经年老了。在丈夫的压迫下,她们再也不能像年轻的时候充满幻想,更不可能为实现幻想而努力了,她们只能终日被锁在家里,只能羡慕那些“可以像掷色子一样随意地抛媚眼,用钥匙开家里的门。并且总会有人过来献上更甜美的饮料,承诺把它们用银色绳子系起来[4]”的女人。
  为了让更多的少女从童话的幻想中清醒过来,希斯内罗丝在小说中一边为整个芒果街营造一种童话氛围,一边又在延续经典童话中女主人公婚后的不幸,并以此来粉碎童话对世人的欺骗,粉碎父权制原则,粉碎只有男性才能拯救女性的荒谬逻辑。
  五、通过续写灰姑娘的结局来揭示童话的本质
  希斯内罗丝用续写灰姑娘的结局来颠覆传统的灰姑娘式的童话模式,一方面是为了揭示童话的本质——它只是人们的一种愿望而已,童话离现实世界还很遥远;更为重要地是要指出,既然灰姑娘模式不可靠,那么妇女们就应该把自身未来寄托的焦点由男人转向女人自身,女人自己的幸福、自己的未来应该自己去争取,去把握。这对于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少数族裔的女性尤其如此。国外一些少数族裔一直游走于社会的边缘,而少数族裔妇女更是在窘迫中艰难挣扎。如果说少数族裔是在文化冲突中寻找自我,那么少数族裔妇女实现自我价值、确定自我身份,这个过程要艰难得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拥有一所自己的房子,“不是哪一个男人的房子。也不是爸爸的。是完完全全我自己的。”“那里有我的前廊的枕头,我漂亮的紫色矮牵牛。我的书和我的故事。我的两只等在床边的鞋……只是一所寂静如雪的房子,一个自己归去的空间,洁净如同诗笔未落的纸。[4]”这才是灰姑娘真正幸福的结局。这样的结局是所谓的王子无法提供的,这是灰姑娘自己的道路,要靠她们自己去走。阿莉西娅聪明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失去母亲的阿莉西娅对继承母亲的擀面杖不甘心,她“年轻聪明,头一次去大学上学,两趟火车和一趟巴士,因为她不想在工厂里,在一根擀面杖后过她的一生……她整夜地学习……[4]”阿莉西娅打算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现状。主人公埃斯佩朗莎目睹了自己的祖母、母亲以及芒果街上一个又一个女性的痛苦经历,明白了依靠男人来改变命运是多么虚幻,进而坚定了她要靠自己离开芒果街、靠自己在芒果街以外找到属于她自己的房子的信心和信念。在这里,希斯内罗丝无疑是在给同族的妇女们指出一条拯救自己的道路——坚定地依靠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
  作者为了进一步深化该道路的真理性,仅续写灰姑娘结局是不够的,希斯内罗丝更注重在少女主人公埃斯佩朗莎身上,从灰姑娘模式的开端再次对该模式进行颠覆,从而给少数族裔妇女阐释如何依靠自身的力量解救自己。尽管埃斯佩朗莎没有按照灰姑娘模式靠嫁人来实现离开芒果街的愿望,她所追求的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到芒果街外尋找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她想忘掉芒果街,断绝与芒果街的一切联系。当阿莉西娅告诉她“不管你喜欢与否,你都是芒果街的,有一天你也要回来”[4],而埃斯佩朗莎很坚决地说“我不会”。[4]
  如果从象征的层面上来分析,芒果街象征着墨西哥裔美国人本民族的血统与文化,那么埃斯佩朗莎在贫穷、居无定所的折磨下自愿断绝与其民族一切的联系,恰恰与灰姑娘童话模式中女主人公在魔鬼继母的迫害下自愿割裂她们之间的母女关系、割裂她与家庭的关系有暗合之处,[1]那么在此程度上埃斯佩朗莎也深受传统灰姑娘童话的影响。
  然而,希斯内罗丝并没有让埃斯佩朗莎沿着灰姑娘童话模式发展下去,并没有让她割裂她与生她养她的民族的联系。就在埃斯佩朗莎准备靠写作离开芒果街的时候,作者通过神秘的三姐妹劝说埃斯佩朗莎回到芒果街。她们对她说“你离开时总要记得回来”“你离开时要记得为了其他人回来。一个圈子。懂吗?永远是埃斯佩朗莎。你永远是芒果街的人。你不能忘记你知道的事情。你不能忘记你是谁。[4]”这些话让聪明的埃斯佩朗莎顿悟了,她开始明白在她身上有摆脱不掉的东西——她的民族以及这个民族留给她所有的传统。在她身体里流淌的是墨西哥民族的血液,在她心里永远烙上的是墨西哥民族传承了无数代人灵魂的印记,甚至“埃斯佩朗莎”这个具有浓厚墨西哥韵味的名字也表明她是墨西哥的后裔,埃斯佩朗莎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墨西哥民族的女儿。   在传统童话中,少女主人公离开原来受苦受难的地方后就再也没有回去,但是埃斯佩朗莎改变了原有的念头,决心离开芒果街后会再回去。在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埃斯佩朗莎表明了心迹:“他们(指芒果街上的邻居)不会知道,我离开是为了回来。为了那些我留在身后的人。为了那些无法出去的人。[4]”这就意味着埃斯佩朗莎的离开不是单纯的逃避,她带着民族使命感而离开,她的离开是为了拯救还在芒果街上受苦受难的同族人。她自我理想的追求,不仅仅是处在同族人共同居住的芒果街上,更是处在芒果街外的美国社会。她自我价值的实现,实际上是代表着墨西哥裔美国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样,希斯内罗丝再次对灰姑娘童话模式的颠覆也是为了深刻小说的主题——少数族裔在追求和实现自我价值时,不能忘记自己的传统,不能忘记自己的民族,否则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没有任何意义。
  一部看似童话的半童书,却隐含着对传统童话模式,尤其是灰姑娘童话模式的颠覆。在小说《芒果街上的小屋》中,希斯内罗丝大胆续写了经典童话,而这种续写并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她的同族人所亲身经历的集中体现。希斯内罗丝在其网络主页上坦言,“我所写的都是我看到的,或者是别人告诉我而我感受颇深的,或者是发生在我身上而我无法忘记的,或者是发生在我所爱的其他人身上的,或者陌生人告诉我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再或者是我读到发生在人家身上的。[6]”因此,她所续写的故事都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
  六、结语
  与其说是颠覆传统的灰姑娘童话,还不如说是将该童话现实化。当人们发现传统童话在现实生活中不能生存时,那些对童话深信不疑的人们,尤其是天真的少女们便开始质疑。希斯内罗丝并没有直接摧毁充满无数成年人与孩子们寄托的童话,毕竟她也是一个热爱童话的女人,她在其亲手营造的童话王国里悄悄将童话一一扼杀。这种方式或许很残忍,但却给大多数人的内心深处带来震撼。希斯内罗丝警醒人们:那只是童话。
  参考文献:
  [1]杨莉馨.女性主义视阈中的格林童话模式[A]. 终结与起点——新世纪外国文学研究[C].南京: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2002.
  [2]Laura Gutierrez Spencer. “Fairy Tales and Opera: The Fate of the Heroin in the Work of Sandra Cisneros.” Speaking the Other Self: American Woman Writers. Ed. Jeanne Campbell Reesman[M]. Athens: U of Georgia P, 1997:278-287 转引自 Tracy Ann Nashel’s Coming to Terms of Coming of Age: Constructions of Female Adolescence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for Adults and Young Adults[M]. New York, 2005:279.
  [3] M. K. Lieberman. “‘Some day my prince will come’: Female acculturation through the fairy tale,”in Don’t Bet on the Prince: Contemporary Feminist Fairy Tales in North America and England, Jack Zipes, ed. [M].pp.185-200. New York: Routledge,1986. 转引自Parsons, Linda T. Ella Evolving: Cinderella Stor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Appropriate Behavior.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M].Vol.35, No. 2, June 2004.
  [4]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芒果街上的小屋[M]. 潘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5] P. Gilbert. “‘And they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Cultural storylin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n The Need for Story: Cultural Diversity in Classroom and Community, Ann Haas Dyson and Celia Genishi, eds.[M].pp. 124-142, Urbana, IL: NCTE, 1994. 轉引自Parsons, Linda T. Ella Evolving: Cinderella Stor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Appropriate Behavior.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M]. Vol.35, No. 2, June 2004.
  [6] http://www.sandracisneros.com/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桑德拉·希斯内罗丝作品中的‘越界’”(项目编号:2018KY0780)。
  (作者简介:区高洁,女,硕士,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责任编辑 刘月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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