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主创新打造法律平台
　　文/傅达林
　　
　　自主创新，离不开完备的制度支持。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法治环境，首先要加强立法，为自主创新战略提供持久的保障平台。当前，自主创新在以下几方面显现出更为迫切的立法需求。
　　一是科技立法。新科技带来的变化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些变化都要求传统的法律做出回应，以适应科技创新的要求。应当说，我国自1979年以后科技立法有了很大发展，制订了《自然科学奖励条例》等一大批法律法规。但从整体上看，现有的科学法律制度大多还是纲领性、政策性的宣示，缺乏可操作的规范，应当从自主创新战略层面重新审视和健全我国的科技法律体系。例如，在科技创新方面，需要尽快制定科技投入法，保障科技进步的基础条件；在技术市场方面，需要建构完善的全国性技术市场管理法，对近几年涌现的如技术评估机构、技术经纪人等各类中介服务组织作出规范；在一些高新技术领域，需要新增立法为高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提供法律支撑和有效监控。拿基因技术来说，我国对“克隆”等基因技术的开发、试验、应用等都缺乏规范。这些方面都需要进行立法调整或补缺，以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完善的科技法律体系。
　　二是知识产权立法。当今世界，知识产权法已成为各国保障科技进步、促进创新发展的基本制度。美国前总统林肯曾有名言：“专利制度为天才之火加添利益之油。”我国建立知识产权制度只有短短的20多年，在知识产权的权利归属、科技成果的产权化和产业化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完善。据报道，在2008年奥运吉祥物发布的当晚，“五福娃”的域名和相关通用网址都被抢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一些特定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十分欠缺。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战中，我们必须依靠自主创新形成强大的知识产权基础，而这又需要以完善的知识产权法来激励自主创新、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可以考虑制定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形成内在和谐的规范体系，进而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出能力。
　　三是反垄断立法和政府采购立法。倡导企业自主创新，必须借助反垄断立法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目前，我国经济领域纯粹由市场竞争引发的行业垄断日益明显，如电信、铁路等行业。虽然我国已经制定有《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和《招投标法》等，但从1994年就开始起草的《反垄断法》仍未出台。所以应加快立法步伐，与此同时，还应加强扶持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立法。美国政府从20世纪30年代就相继制定了系列法规等，利用政府采购对技术创新进行扶持和推动。我国也应借鉴其经验，把优先考虑采购本国技术和产品，鼓励和保护自主创新作为采购立法的主要目的，推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
　　
　　造福于创造是法治最重要的目标
　　文/蒋德海
　　
　　在知识产权时代，创造的重要性无论如何拔高都不过分。但在今天谈论创造，本质上已不是重要性的问题，而是如何推动创造、尊重创造、弘扬创造和造福于创造的问题。
　　在历史上，创造的重要性早在近代就解决了。近代以前，由于受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创造的重要性并不突出，很少有创造性的人物被重视。同时，由于缺乏需要创造的环境，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发明都遭遇了失传的命运，有的虽然传了下来，也是几经反复。如张衡在公元132年创制的候风地动仪是世界上第一台测震仪器，但后来失传了。同样地，作为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也是屡经发明和失传的反复。近代以后，由于市场经济和法治的推动，人们的创造力如火山般喷发出来。一大批创造发明的大师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也为自己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爱迪生、诺贝尔、盖茨作为三个不同阶段的创造大师，成为人类社会最出色的创造天才受到人们尊重，而创造力越受到尊重，一个社会的竞争力和活动就越强，社会的进步就越迅猛。
　　但是，创造的重要性并不等于创造的现实。近代以后创造力的突飞猛进，不仅因为有市场经济的需要，更在于有法治的保障。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法治的平等保障，一个有创造力的平民又何以能在短短10多年里成为世界首富？盖茨因对于windows的独特想法创办了微软公司。正是这个想法和这个公司，在短短的20年里，使计算机成为每个家庭、每个办公室中最重要的工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他本人也一跃而成为全球最富有的人。美国为什么能够成为当代最发达的国家？对于创造的无偏见的推崇和法治的保障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
　　中国是一个既缺乏市场经济又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虽然我们搞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市场经济已经多年，但创造的根本问题即人才问题仍没有真正解决。如果说过去较多的是压抑人才和埋没人才，现在则表现为盲目地追求高学历。这种形式主义的追求正是以抹杀创造力为前提的。另一方面，我们的法治在创造和财富的结合上也存在诸多不足。中国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绝大多数与创造无关。查一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亿万富翁或千万富翁，有几个属于爱迪生、诺贝尔或盖茨类型？相反，创造人及其创造行为之饱受侵权之害，已成为遏制中国创造力进步的最大障碍。比如，仅知识产权侵权，全国公安机关自2004年月11月开展的打击商标专用权侵权犯罪“山鹰行动”，截止到今年10月31日，共破获犯罪案件261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001人。此外，各行各业的剽窃现象也大量存在。
　　因此，在中国思考创造问题，最主要的工作是要形成一种推动创造，尊重创造，弘扬创造和造福于创造的法治环境。通过法治建设，使创造人不仅因为创造行为受到人们尊重，而且也能够因为财富受到人们尊重。只有在这时，创造才能体现我们时代的精神。
　　
　　重申人文精神
　　文/王晓明
　　
　　90年代初在文学批评、思想史和哲学研究的领域中，相继出现了一些小范围的讨论，讨论者们认为：当代中国的文化状况很糟，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独立人格的萎缩，批判精神的泯灭，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学艺术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匮乏，思想和学术的“失语”……从知识分子、文化人的自身一面讲，就在于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在最基本的价值信仰和认同上两手空空，甚至因为全神贯注于眼前的物质实利，都不觉察自己在生活意义上的失据。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这种普遍的精神失据，绝非仅由他们自己造成，也并非仅是最近这十年所造成，而是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过程中，由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因素合力造成的，其中最明显的，是连绵不断的战乱和专制的摧残；但另一方面，近代以来诸如“历史进步规律”、“现代化”之类观念的膨胀和破灭，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因。唯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真正走出这样的失据状态，就也绝非一个短时期能够做到，它很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
　　这场讨论很自然将思想界和人文学术界的视线重新引向了当代中国人的思想和生存境遇，关注的结果是发现1980年代获得的那些分析概念大都不同程度地失效，一个大问题因此凸现：这是个什么社会？然而，一方面逐渐形成“这是大问题”的共识，一方面却继续发现自己的隔膜（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是这个讨论第一次逼迫许多人知道自己对现实的“无知”。虽然很难，但有了自觉，就有希望：一些社会学和人文学界的人已经开始努力，成果积累起来，就会产生真正的思想。
　　讨论打开了一个关注生存意义、价值观念之类“虚”物的空间。时至今日，既证实了“制度”并非一切，利益的平衡太脆弱，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如果不配合，再好的制度也会失效，何况也很难建立；又发现对“虚”物的忽视（30年歪曲和20年轻视）遭了报应，正在付出惨重的代价（文化、教育、精神和心理健康……）安全、公正、自由的社会如何建立？人生如何才能有诗意？中国人何以在世界上立足？
　　讨论犹如一面镜子，清楚地映照出当代中国社会和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的真正深度：它并非仅是一种外在的困境，例如对社会的影响力的减弱，在日渐商业化的社会中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等等，它更是一种深刻的内在困境，一种在精神价值上的认同的丧失，一种对自己的整个生存依据的茫然。正因此，它才不仅表现为理论上的贫弱和“失语”，更大量地表现为人格的病态和精神品质的侏儒化。知识分子如此，民族也可想而知。
　　比起富强，社会的精神的健全更困难。在一定意义上，这可以说是全球性的问题，但我想说的是，这对我们格外严峻，生死攸关。现在情况并没有好转，什么时候能觉得那事情过去了，才真正好。我盼望能有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