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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记录社会发展的一种原始性记忆符号或叙事媒介，档案对身份认同的作用机制呈现出一体两面的趋势：一是通过记忆建构，维系与重建身份认同；二是通过记忆消解，抹去与隐藏个体差异。而档案对身份认同的作用机制又与记忆和遗忘相伴相生，即档案选择性记忆以建构身份认同，同时选择性遗忘以消解身份认同。如今，身份认同话语从权力神坛转向更广泛的个体语境，这对档案事业提出了新诉求，即构建一个全景的档案世界，尊重个性、包容差异。
关键词：档案价值；身份认同；记忆；遗忘；选择性机制
分类号：G270
Identity Paradox in Archives：the Functional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Archives to Identity
Yan Jing，Liu Yangy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As a primitive memory symbol or narrative medium to recor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e functional mechanism of archives to identity presents a trend of two sides， one is to construct， maintain and reconstruct identity through memory， the other is to eliminate， erase and hide individual difference through memory. The functional mechanism of archives to identity is accompanied by memory and oblivion， through remembering or forgetting selectively to construct or to dispel identity. Nowadays， identity discourse has changed from a power shrine to a broader context of individuality， which puts forward a new demand of building a panoramic archival world， respecting for individuality and admitting various differences for the archival undertaking.
Keywords： Archival value；Identity；Memory；Oblivion；Selective Mechanism
近年來，“身份认同”议题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得以鼓吹和凸显。与此同时，学界对“身份认同”的认知从最早的“我们曾经是谁”“我是谁”这种“过去式”的描述，逐渐转向“我们可以成为谁”或“我们将成为谁”这种“现在式”或“未来式”的追问，身份认同问题愈发复杂、多元、令人困惑却至关重要。随着相对封闭的本土环境遭遇全球化浪潮冲击，全人类的身份认同危机变得异常尖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命题应运而生。作为“中国方案”的核心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命”与“运”密切相连，其中，“命”是为解决身份认同的问题，解决安全感和获得感的问题；“运”是为解决发展的问题，解决态势和未来的问题。[1]由此，身份认同问题深刻地融入国家战略中，成为党和国家治理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
档案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始记录，既承载着“我们曾经是谁”“我是谁”等身份信息，也蕴含着“我们可以成为谁”或“我们将成为谁”等认同基因，经由档案定格的时间痕迹与烙印在其中的历史记忆已成为身份认同的证明。由此可见，档案、记忆、身份认同三者密切关联：一则，档案通过参与建构与强化集体记忆来实现身份认同[2]；二则，档案中蕴藏的身份信息又反过来强化共同记忆。一方面，无论是集体记忆，抑或是共同记忆，共同体成员在记忆建构、记录形成与记忆共享的反复过程中，都在不断巩固和强化其身份信息，从而实现最大程度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另一方面，档案作为身份认同的凭借与表达，在通过记忆建构集体共性和身份认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受权力影响而抹去构成“我何以成为我”的个性化差异。换言之，档案中的真实信息是与自我价值相一致，还是与权力他者期望相一致，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这一角度看，档案在建构集体身份认同时也部分程度上消解了个体差异与个性。另外，不可忽视的是，在身份认同过程中，档案通过记忆建构形成记录时也对未记录部分选择性“失忆”。其中，温和的遗忘往往是为重建身份以获得新认同，而消极的记忆与遗忘则一定程度上与对他人身份的消解达成共谋。因此，作为一种选择性机制，档案对身份认同的作用机制呈现出一体两面的趋势：一是通过记忆建构，维系与重建身份认同；二是通过记忆消解，抹去与隐藏个体差异或破坏他者身份认同。而档案对身份认同的作用机制又和记忆与遗忘相伴相生。
目前档案界对这一主题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档案对身份认同的意义与功用研究；档案、记忆与身份认同研究；社群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档案工作/职业的身份认同研究；档案管理或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与身份认同研究等。冯惠玲从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对档案在当代身份认同中的价值及其发展路径进行研究，认为集体记忆是连接档案和身份认同的纽带，档案通过参与建构与强化集体记忆来帮助实现身份认同。[3]加小双、徐拥军通过构建“档案—记忆—认同”模型来明确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价值，并总结档案的身份认同价值对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影响。[4]国外研究以特里·库克（Terry Cook）的证据、记忆、认同、社区/社会四大范式为典型，将档案视为关于过去、历史、遗产、文化、个人根源与家庭联系及关于我们作为人类身份的记忆建构。[5]此外，随着档案话语变革，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档案对身份认同作用时蕴含的权力与权利因素。如凡尔纳·哈里斯（Verne Harris）致力于为边缘群体发声，认为档案是记忆、遗忘和想象的非凡创造，既可以是权力身份合法化的工具，也可以是权利抗争与伸张正义的记忆凭借。[6]以上典型性观点表明：一方面，档案学界已对身份认同主体及其不可忽视的因素——记忆予以充分关注，并对档案所蕴含的权力与权利因素进行考量；另一方面，现有对档案与身份认同的研究更多地涉及档案记忆而鲜有档案遗忘，更多地涉及档案记忆建构而鲜有消解，更多地涉及档案对身份认同的正向价值而其对身份认同的选择性机制及负向作用较少提及且含混暧昧。因此，文章聚焦档案中的认同悖论，剖析档案对身份认同的建构与消解这一选择性作用机制，并以记忆与遗忘为切入口径，揭示和分析该选择性机制何以发生的内在机理，旨在对当代的身份认同危机建档案之言、献档案之策，弥补现有研究空白。
2.1 档案是建构身份认同的凭借和表达
“身份认同”作为舶来品，源自英语词汇“Identity”。在汉语语境中，“Identity”具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指某人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一个社会里之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用“身份”这个词语来表示；二是，当某个人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证自己的“身份”时，“Identity”也被称为“认同”。[7]由此，身份认同作为一种心理建构或叙事，关乎个体或群体的社会意义与内心秩序，其中，档案则可成为其叙事的实体表征。个体或群体的社会意义与内心秩序是两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是与生俱来的、既定的情感规约，二是后天形成的、被建构的产物。通常，前者即原生性认同仅存在于血缘祖先的主观情感延续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原生性认同会逐渐被建构性认同即后者所取代，正如本尼迪克特·理查德·奥格曼·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言：“认同可以多种共存，是在行动者之间互动的过程中、在一定情景中建构的，而不是预先给定的。”[8]建构性认同随时间推移逐渐占据主导，因而可以说，身份认同主要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既然身份認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那么一些记忆符号或叙事媒介即参与了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其中档案作为一种记忆符号或叙事媒介，成为联系人类社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纽带，档案所承载的信息，“为身份认同提供至关重要的合法性依据，深化和凝固认同的厚重感”[9]。换言之，档案因其原始记录性，相对较高的真实性、可信性与稳定性，可以成为个体和集体身份认同的凭借与表达载体。
档案是建构个体和集体身份认同的凭借。档案中丰富的身份信息可以成为追溯“我是谁”“我属于哪个群体”的重要凭证。近年来，“寻根”不易成为每一个现代人挥之不去的心结，而家/族谱档案则以精确的地理细节和清晰的历史洞察力将个体与其所在的家族集体紧密相连。世代的人们从家/族谱档案中寻根、问祖、归宗，从中了解家族的血脉源流，找寻“我之所以为我而非他者”的根源并明确定位自己的家族归属，保持与家族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系。在传统意义上，家/族谱档案是最朴实、最有力的身份认证，个体凭其获得身份认同的情感归属，集体则通过家/族谱档案共享家族的世代记忆，传承家族文化。我国常州市家谱档案馆以及美国犹他州家族历史图书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档案馆等机构均以“帮助公众发现家族历史、获得身份认同”为宗旨，使社会中的微小个体能通过档案实现其对根源感的追寻。
档案是建构个体与集体身份认同的表达。由于档案是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可信赖的原始记录，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百态，因此，档案中的丰富内容所呈现的既可能是个体的心路历程，也可能是集体的精神与情感依托。从此角度出发，档案便成为个体展现自我风采或集体传递我群精神的表达载体之一。山西士绅刘大鹏长达半个世纪的“退想斋日记”，描绘出其人作为儒者、孝子、商人、议政者、农民等不同身份状态下的人生景观，生动展现了世纪之交的微观个体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经由手稿档案表达的多样身份认同。[10]在英国伦敦，毕晓普斯盖特学院（Bishopsgate College）工作的档案管理员从2011年开始收集LGBT（Lesbians， Gays， Bisexuals，Transgender）群体的相关历史资料，在这些形形色色的LGBT收藏中，徽章档案尤为引人注目，徽章档案上的刻字诸如“Gay is Good”“YES，I’M HOMOSEXUAL TOO”“KISS ME I’M Gay”[11]等话语是定义与亮明LGBT个体与集体同性恋身份的最佳明证，是传递其态度和立场的鲜明表达，正如Queer Nation组织口号向世人传达的那样：“我们是酷儿，我们在这里”。[12]由此可见，档案可以成为个体或集体宣示身份以赢得他者认同或尊重的重要载体，甚至可以反映时代变迁过程中身份的流动性。
2.2 档案建构身份认同也消解个体差异
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人类社会生活中主要有两种认同需要：其一是通过寻找“我”与“我群”的差异而获得“自我认同”，它使个体获得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性和在社群中的唯一性；其二是通过寻找“我群”与“他群”的差异而获得“社会认同”，它使个体获得一种与众相同的一致性和同一性。[13]档案既可以是联结自我与我群、通过寻找同一性而获得社会身份认同的凭借，又可以是区分我群与他群、通过寻找差异性而获得自我身份归属的依据。但无论是通过同一性还是差异性的寻找，最终目的均在于使个体逐渐获得一种身份定位，且该定位总体仍不脱离大的一致性，因此，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致使“他者或个体差异被粗暴地排斥了”[14]。档案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通过某种层级的系统运作，并受权力的制约与影响，有时便成为排斥他者或差异的武器。其中，个体自身出于某些原因曲意逢迎共性而放弃自我个性的现象同样不容忽视，正如福柯所认为的“个体，包括他的身份和特点，都是权力关系对身体施加作用的结果”，以及哈贝马斯所提出的“身份‘不是给定的，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设计’”[15]所共同揭示的那样，档案作为权力的产物在建构身份的同时也可能因种种原因消解个体间的差异。
档案在建构身份认同时存在消解、抹去与隐藏个体差异的可能。这种可能大概由两种原因造成，一是集体权力的作用，二是个体主动放弃的结果。一方面，档案中折射的权力隐喻会无声地影响其所记载的内容。以古代社会官方记录为例，档案作为官方控制媒介，大人物的身份威严在其中得以展现，小人物的声音则湮没于历史长河；然而当权者的记录所反映的社会面貌仅为冰山一角，社会的多样还需以展现微观个体的个性和差异为基础。另一方面，受某些因素影响，个体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意或无意地选择性记录其部分经历。例如，在主流叙事既定规约下，为找到自我与集体的同一性，缩小差异性以实现处在集体中的自我认同，此种情况下，个体在记录时常有意或无意地隐藏自身突出个性以向集体共性接近，从而获得集体身份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这在那些成长于城市中的“农二代”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城市化进程中，“农二代”陷入农民与市民身份的尴尬处境。虽然目前户籍政策已有所放宽，但他们要彻底融入城市生活，充分实现市民身份认同还需依靠社会与个体的合力。对个体而言，借由语言、文本（档案）等媒介有意或无意地隐藏或消解个性和与集体的差异便成为他们最便捷、最现实却又最无奈的选择。
3.1 档案是朴素的记忆承载
档案是如何建构身份认同的呢？阿尔弗雷德·格罗塞（Alfred Grosser）认为，“无论是主动追求还是被迫塑造，有限制的身份认同几乎总是建立在一种对‘集体记忆’的呼唤之上”。[16]档案馆作为“记忆之场”中“实在的场”[17]，其所藏档案中蕴含着丰富的记忆资源，承载、形塑和传承着社会的集体记忆。在某种意义上，“所有档案文献的最终目标都是长时间地传播和保存信息，实现对记忆的传承，这也构成了档案作为一项客观存在在社会记忆体系中的独特地位”[18]。然而记忆具有时效性，心理学以记忆的持续时间为依据将之划分为瞬时记忆、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档案则是将瞬时记忆与短时记忆捕捉、固化成文并将之转换为长时记忆的有效方式。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认为：“第二次浪潮文明冲破记忆的障碍。它传播了群体文化，保存了系统的记录，建造了上千座图书馆和博物馆，发明了档案柜。一句话，它把社会记忆扩展到人们的大脑之外，找到了新的储存方法，这样就冲破了原来的局限”。[19]由此可见，档案是承载记忆的重要凭证。如侨批档案承载的便是华侨的集体记忆，其档案内容见证了华侨的家国贡献与民族情感，也为后人追忆那段岁月构建了一片充满温情的记忆场域。
与此同时，（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密切相关，因而档案可以成为建构身份认同的源泉。一方面，身份认同离不开社会集体记忆的形塑。因为个体几乎无法脱离社会关系而存在，总是需要在集体中与他者对比寻找“同”与“异”，并确认自我的独特性、唯一性及其与集体的一致性、同一性。“档案并不直接形成身份认同，其作用于身份认同时需通过集体记忆这一中间环节。集体记忆为主体对于自己的界定和认同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想象化情景，进而为后继者提供了身份认同中最重要的心理基础与认同依据”。[20]另一方面，档案虽不等同于记忆，但档案作为记忆的承载因而被赋予记忆属性，为建构身份认同提供了现实凭据，让个体和集体从中“找回身份认同的源头和秘密”[21]。如在纳粹大屠杀时，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前身为犹太摩西会堂）成为庇护犹太难民、守护记忆与正义的场所，现已是犹太人到上海的必访之处与精神慰藉。“无论是一张暂居上海的居住证明，还是当时在上海办理的结婚证书，甚至是保存下来的具有犹太特色的七星烛台，无不展示着这个群体曾在上海生活过的历史痕迹。这份借由纸质档案与实物档案保留下来的记忆，跨越了时间、空间的界限，不断被犹太难民后裔所铭记，传递着祖先记忆，架构独一无二的记忆空间”。[22]这使得犹太后裔能够从留存的档案遗产中追忆先辈、铭记苦难，从而找到个体与族群世代之间的同一性、连续性与完整性以增强犹太民族的身份认同与凝聚力。因此，档案是以记忆承载物的形式构建身份认同。
3.2 档案是温和的遗忘方式
档案虽是朴素的记忆承载，但档案所承载的记忆却是选择性结果。众所周知，记忆是有选择的——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记忆，与记忆相伴的就是遗忘。记忆在造成某些文件、文件形成者、职能、活动以及社会群体受到优待的同时，另一些则被边缘化或沉默化[23]，记忆与遗忘在档案中相伴相生。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s）在“遗忘的七种形式”演讲中将遗忘划分为七类：自动遗忘、为保存而遗忘、选择性遗忘、破坏性与镇压性的遗忘、保护加害者的防守和共谋性遗忘、建设性遗忘、治疗性遗忘等。[24]其中，不能排除档案会成为助推遗忘的工具。
遗忘不仅发生在档案形成时，还体现在档案的选择性鉴定与销毁中。档案形成者、档案工作者共同作用于档案的选择性遗忘。对档案形成者而言，档案的遗忘是记录内容的选择性结果，是自我意义层面的遗忘，这也决定着后续档案工作者与公众视野的“不可见”区域；对档案工作者而言，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纯粹‘是在构建未来的文献遗产’，他们决定‘哪些社会生活将传递给后代’，他们才在真正地形成档案，决定着什么被记忆、什么被忘却、谁能够声名远播、谁最后无声无迹”[25]，这属于社会意义层面的遗忘。无论是自我意义抑或社会意义层面的遗忘，档案都参与了既有身份的消解或是重塑，以获得新的认同。
档案之所以成为一种温和的遗忘方式，常常与无法记录在册的隐私、难以言表的苦衷和无法名状的情感/绪等缘由相关。合法的遗忘也逐渐被社会以法律的形式承认和保护，即对“被遗忘权”的法律认证。例如，美国加州于2015年生效“橡皮”法律，该法要求“科技公司需应用户要求删除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否则可能催生相关诉讼”[26]。因此，在考虑档案与身份认同问题时，更不应忽视档案的选择性遗忘。如果说档案的选择性记忆成就了人们此刻的身份认同，那么档案的选择性遗忘则蕴藏着过去的、潜在的甚至未来可能被拾起的，更为真实、完整的身份认同建构因子。通过温和的遗忘重构身份以获得新认同，在后现代语境下则契合了身份的流动性与多元化特征。例如，跨性别群体为构建内心所认同的性别身份，而选择性地遗忘掉由生理特征界定的性别身份。又如在城市化浪潮中，农民工背井离乡投身城市建设，他们及他们的后代起初为应对城市生活而暂时隐藏乡村身份，到后来欲意寻求固定的城市身份而选择性地遗忘掉原有身份。正如《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书中描述的那样：“他们曾经从乡村走出来，由于各种理由不能回去，而最终再也不愿意回到乡村，这种从‘不能’到‘不愿’的态度转变使其自为地排斥了乡村以及由乡村所能带来的一切感觉，在思想意识的层面上彻底逃离了过去的根”。[27]
有时，人类对遗忘的恐惧并不亚于死亡，死亡不是真正的逝去，遺忘才是永恒的消亡。正如电影《寻梦环游记》所言：“人有三次死亡：第一次是生物学意义的死亡，第二次是社会宣布死亡，第三次是被遗忘”。然而，需特别指出的是，档案的记忆与遗忘不应是歪曲或掩盖事实，不可为了建构自我身份认同而消解他者身份认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部分组织和学者编辑出版了多部美化、掩饰日本侵略战争的书籍，如较具代表性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在历史真相面前，选择性记忆与遗忘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剥离自己与罪恶的关系。[28]历史档案作为民族认同形成和塑造的重要媒介，在记录中对侵华暴行事实的回避甚至“美化”，畸形地塑造了日本民族的身份认同，然而这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而言则是进一步侵害。此外，非法销毁档案也是消极的遗忘方式。在人类文明史中，“档案的空缺”造成了许多遗憾，这种空缺可能缘自统治者和档案工作者的故意为之，也可能是由于档案管理者在狭隘资源观引导下的某种无意作为。[29]但可以肯定的是，非法、蓄意地破坏和销毁档案都与正义背道而驰。
在宏观的时代背景层面，18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及其所带来的启蒙现代性，因其对理性的片面张扬和工具化运用愈演愈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激化了人的个体生命与社会的整体文化诉求之间的矛盾[30]。而在微观的档案层面，20世纪发生了一次集体转移，即从以国家为基础的司法——行政档案话语转向以更广阔的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用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档案话语[31]。这种转向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辅相成。在后现代语境下，身份认同话语从往昔“权力的政治”转向“差异的政治”，从公众话语转向个人话语。因而档案亦不能也无法仅为权力代言，应顺应趋势为权利和正义发声。
4.1 档案的隐喻与身份认同的“话语转向”
档案是语言文字载体，可将其隐喻为“文件”“信息”“知识”“记忆”并形成相关的档案管理理论或范式。[32]“在后现代语境中，档案虽不是权力的化身，但却一直存在权力的隐喻”。[33]归根结底，档案是权力的博弈场，档案在建构身份认同时也消解个体差异，档案在参与社会记忆时也加速时代遗忘，这里即透视着权力的影子。如20世纪30年代，西式医疗空间向生活区域扩张，使百姓生活轨迹开始被纳入“档案化”的管理方式，“吉祥姥姥”（产婆）、“阴阳生”等传统职业受到威胁。与此同时，国家权威力量亦借助卫生示范区的隔离手段，重新创造和形塑传统社区内操持生老病死职业之人的旧有形象，想方设法压抑、排斥乃至分割这类人的原有生存空间，在国家权威（集体权力）施压与西医（他者权力）挑战之下，操持生死的“吉祥姥姥”和“阴阳生”（个体权利）在档案卷宗里变成了魑魅迷信的象征。[34]在档案的权力表述中，“吉祥姥姥”和“阴阳生”的职业身份被“污名化”，他们的身份在档案中尽管经历了无声的抗争，但却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再如种族隔离背景下西方人在各类档案中只记忆、呈现黑人和其他人种的“反面”形象以固化甚至“妖魔化”他者身份。“西方人对黑人以及其他人种的‘反面’形象”如此顽固持久，这可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这种产物是为了确保集体认同的整体关联和集体成员的认同感。[35]
“当下的身份认同已全然不同于过去，日益呈现出一种碎片化趋势，因此，身份认同的话语实践决不会是单一或统一的，往往跨越了许多不同的、复杂的甚至互相敌对的话语实践”。[36]在身份认同话语从稳定、单一与统一转向动态、多元与差异，从权力神坛走向更广泛的公众化和个体性语境背景之下，档案不再仅仅是当权者的武器，而正在积极转型成为权利抗争的工具。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和政府改革的深入进行，中国社会正从“总体性社会”向多样性的现代“公民社会”转型，个体的话语表达、经济活动、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等空间被逐渐释放出来……个体认同逐渐超越群体认同和群体成员的身份成为首要因素。[37]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已不再是传统的集体对个体的控制与个体对集体的依附，而是个体与社会共同体这一新型集体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共生。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与构建社会共同体成为时代呼唤，构建一种社会多方参与协商与开放的“社会档案治理共同体”是其具体路径之一，这能有效平衡档案中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关系，缓和个体与集体的矛盾，助力实现动态化、多元化与差异化的身份认同。
4.2 档案中的全景世界与身份认同的“差异逻辑”
身份认同一方面关乎同一性，即自我与他者之“同”；另一方面关乎差异性，即自我与他者之“异”。同一性是身份认同的内核，差异性则是其外在表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身份认同仍是差异的产物，“从民族的、种族的文化差异，到阶级的、社会分层的差异，再到性别的差异，各种亚文化的差异，甚至区域文化地方性的差异等，都可被包容在这一范畴之下”[38]；且在后现代语境中，差异的合法化得到普遍认可。档案作为人类社会的原始记录，在记录同一、共性的同时，更应将视角触伸到差异与个性之中，遵循一种“兼容并包”的差异逻辑，构建一个全景的档案世界，“在公共问责、开放政府、文化差异性和社会正义承诺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全面描述各种声音，赋予各种话语权力”[39]。
2020年春，在全国共克新冠肺炎疫情之际，全国各级档案馆面向社会公众广泛征集疫情防控档案资料。以《河北省档案馆关于向社会广泛征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档案资料的公告》为范例，公告中特别注明征集“反映河北人民广泛参与抗击疫情的感人事迹，特别是记录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警务、安防、记者等公务人员，以及坚守岗位的公交、出租司机、外卖小哥、超市服务人员等普通人的照片、录音视频、抗疫日记、‘请战书’、实物等”[40]。社会各界多元的档案资料共同构成了非常时期的社会记忆，普通人甚至所谓“边缘人”广泛参与共建档案，在全景的档案世界中实现个体身份的社会认同。
另外，随着社区档案的建设热潮，每一个体都能在档案组织结构的细化中获得关注，找到自己的方位，以明确自身的档案权利和义务，强化社会对个体与集体身份的认同感。特别是在后现代和后保管时代，社区档案运动以文件社区（Community of Records）为特征，在世界其他范围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非洲等國家和地区蓬勃兴起。社区档案为那些不被主流所关注的边缘群体提供了发声媒介，他们的个体记忆经档案固化而成了维护其个体自我身份并寻求社会认同的有力工具。
4.3 身份认同带给档案事业的机遇与挑战
随时代发展，档案的价值和功用得以不断延展——从原始凭证到记忆承载再到身份认同的凭借与表达，这也对档案事业提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认同范式把我们从以文件为核心的档案视域拉进了更具思维张力的全新世界，不断促进档案理论的革新。但另一方面，身份认同带给档案事业巨大的挑战。在日益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人类的身份随之变得不确定与多样化，身份认同问题亦愈发难以解答。如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民工与“农二代”身份认同、恐怖主义背景下的难民身份认同、全球多国同性婚姻合法化背景下的性少数群体身份认同等，均是当前社会热点。在如此纷繁复杂的身份认同危机中，档案应如何参与其中仍有待不断探索。 对此，文章认为或可立足全球视野，顺应构建人類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潮流，共享档案记忆以迎接机遇和挑战。只有记忆得以充分共享，个体的身份、利益和价值才能得到确证、保障和肯定，从而增强个体的自我认同感和对共同体的归属感。档案记忆共享的前提是档案信息资源向社会的开放与利用。温莎大学（University of Windsor）档案馆研究员布莱恩·欧文斯（Brian Owens）称：“档案机构开放文件可触发社会记忆，无论是阅览这些文件还是传递开放这些文件的消息”。[41]社会共同体成员在共享信息资源过程中通过被触发的社会记忆去塑造自我与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此外，档案工作者也应在全局观的基础上深入微观，更多地关注那些从前“被遗忘的角落”。我们或许可从加拿大档案宏观鉴定经验中获得些许启迪，即“颂扬差异而不是单一，坚持多元化的叙述而不是主流叙述，要关照整个社会和人类全体的历史经验而不只限于充当国家和公共文件的保管者”[42]。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后现代语境中的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9CTQ034）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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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档案价值；身份认同；记忆；遗忘；选择性机制
分类号：G270
Identity Paradox in Archives：the Functional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Archives to Identity
Yan Jing，Liu Yangy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As a primitive memory symbol or narrative medium to recor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e functional mechanism of archives to identity presents a trend of two sides， one is to construct， maintain and reconstruct identity through memory， the other is to eliminate， erase and hide individual difference through memory. The functional mechanism of archives to identity is accompanied by memory and oblivion， through remembering or forgetting selectively to construct or to dispel identity. Nowadays， identity discourse has changed from a power shrine to a broader context of individuality， which puts forward a new demand of building a panoramic archival world， respecting for individuality and admitting various differences for the archival undertaking.
Keywords： Archival value；Identity；Memory；Oblivion；Selective Mechanism
1 引 言
近年來，“身份认同”议题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得以鼓吹和凸显。与此同时，学界对“身份认同”的认知从最早的“我们曾经是谁”“我是谁”这种“过去式”的描述，逐渐转向“我们可以成为谁”或“我们将成为谁”这种“现在式”或“未来式”的追问，身份认同问题愈发复杂、多元、令人困惑却至关重要。随着相对封闭的本土环境遭遇全球化浪潮冲击，全人类的身份认同危机变得异常尖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命题应运而生。作为“中国方案”的核心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命”与“运”密切相连，其中，“命”是为解决身份认同的问题，解决安全感和获得感的问题；“运”是为解决发展的问题，解决态势和未来的问题。[1]由此，身份认同问题深刻地融入国家战略中，成为党和国家治理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
档案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始记录，既承载着“我们曾经是谁”“我是谁”等身份信息，也蕴含着“我们可以成为谁”或“我们将成为谁”等认同基因，经由档案定格的时间痕迹与烙印在其中的历史记忆已成为身份认同的证明。由此可见，档案、记忆、身份认同三者密切关联：一则，档案通过参与建构与强化集体记忆来实现身份认同[2]；二则，档案中蕴藏的身份信息又反过来强化共同记忆。一方面，无论是集体记忆，抑或是共同记忆，共同体成员在记忆建构、记录形成与记忆共享的反复过程中，都在不断巩固和强化其身份信息，从而实现最大程度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另一方面，档案作为身份认同的凭借与表达，在通过记忆建构集体共性和身份认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受权力影响而抹去构成“我何以成为我”的个性化差异。换言之，档案中的真实信息是与自我价值相一致，还是与权力他者期望相一致，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这一角度看，档案在建构集体身份认同时也部分程度上消解了个体差异与个性。另外，不可忽视的是，在身份认同过程中，档案通过记忆建构形成记录时也对未记录部分选择性“失忆”。其中，温和的遗忘往往是为重建身份以获得新认同，而消极的记忆与遗忘则一定程度上与对他人身份的消解达成共谋。因此，作为一种选择性机制，档案对身份认同的作用机制呈现出一体两面的趋势：一是通过记忆建构，维系与重建身份认同；二是通过记忆消解，抹去与隐藏个体差异或破坏他者身份认同。而档案对身份认同的作用机制又和记忆与遗忘相伴相生。
目前档案界对这一主题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档案对身份认同的意义与功用研究；档案、记忆与身份认同研究；社群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档案工作/职业的身份认同研究；档案管理或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与身份认同研究等。冯惠玲从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对档案在当代身份认同中的价值及其发展路径进行研究，认为集体记忆是连接档案和身份认同的纽带，档案通过参与建构与强化集体记忆来帮助实现身份认同。[3]加小双、徐拥军通过构建“档案—记忆—认同”模型来明确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价值，并总结档案的身份认同价值对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影响。[4]国外研究以特里·库克（Terry Cook）的证据、记忆、认同、社区/社会四大范式为典型，将档案视为关于过去、历史、遗产、文化、个人根源与家庭联系及关于我们作为人类身份的记忆建构。[5]此外，随着档案话语变革，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档案对身份认同作用时蕴含的权力与权利因素。如凡尔纳·哈里斯（Verne Harris）致力于为边缘群体发声，认为档案是记忆、遗忘和想象的非凡创造，既可以是权力身份合法化的工具，也可以是权利抗争与伸张正义的记忆凭借。[6]以上典型性观点表明：一方面，档案学界已对身份认同主体及其不可忽视的因素——记忆予以充分关注，并对档案所蕴含的权力与权利因素进行考量；另一方面，现有对档案与身份认同的研究更多地涉及档案记忆而鲜有档案遗忘，更多地涉及档案记忆建构而鲜有消解，更多地涉及档案对身份认同的正向价值而其对身份认同的选择性机制及负向作用较少提及且含混暧昧。因此，文章聚焦档案中的认同悖论，剖析档案对身份认同的建构与消解这一选择性作用机制，并以记忆与遗忘为切入口径，揭示和分析该选择性机制何以发生的内在机理，旨在对当代的身份认同危机建档案之言、献档案之策，弥补现有研究空白。
2 建构与消解：档案对身份认同的作用机制
2.1 档案是建构身份认同的凭借和表达
“身份认同”作为舶来品，源自英语词汇“Identity”。在汉语语境中，“Identity”具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指某人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一个社会里之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用“身份”这个词语来表示；二是，当某个人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证自己的“身份”时，“Identity”也被称为“认同”。[7]由此，身份认同作为一种心理建构或叙事，关乎个体或群体的社会意义与内心秩序，其中，档案则可成为其叙事的实体表征。个体或群体的社会意义与内心秩序是两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是与生俱来的、既定的情感规约，二是后天形成的、被建构的产物。通常，前者即原生性认同仅存在于血缘祖先的主观情感延续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原生性认同会逐渐被建构性认同即后者所取代，正如本尼迪克特·理查德·奥格曼·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言：“认同可以多种共存，是在行动者之间互动的过程中、在一定情景中建构的，而不是预先给定的。”[8]建构性认同随时间推移逐渐占据主导，因而可以说，身份认同主要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既然身份認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那么一些记忆符号或叙事媒介即参与了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其中档案作为一种记忆符号或叙事媒介，成为联系人类社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纽带，档案所承载的信息，“为身份认同提供至关重要的合法性依据，深化和凝固认同的厚重感”[9]。换言之，档案因其原始记录性，相对较高的真实性、可信性与稳定性，可以成为个体和集体身份认同的凭借与表达载体。
档案是建构个体和集体身份认同的凭借。档案中丰富的身份信息可以成为追溯“我是谁”“我属于哪个群体”的重要凭证。近年来，“寻根”不易成为每一个现代人挥之不去的心结，而家/族谱档案则以精确的地理细节和清晰的历史洞察力将个体与其所在的家族集体紧密相连。世代的人们从家/族谱档案中寻根、问祖、归宗，从中了解家族的血脉源流，找寻“我之所以为我而非他者”的根源并明确定位自己的家族归属，保持与家族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系。在传统意义上，家/族谱档案是最朴实、最有力的身份认证，个体凭其获得身份认同的情感归属，集体则通过家/族谱档案共享家族的世代记忆，传承家族文化。我国常州市家谱档案馆以及美国犹他州家族历史图书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档案馆等机构均以“帮助公众发现家族历史、获得身份认同”为宗旨，使社会中的微小个体能通过档案实现其对根源感的追寻。
档案是建构个体与集体身份认同的表达。由于档案是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可信赖的原始记录，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百态，因此，档案中的丰富内容所呈现的既可能是个体的心路历程，也可能是集体的精神与情感依托。从此角度出发，档案便成为个体展现自我风采或集体传递我群精神的表达载体之一。山西士绅刘大鹏长达半个世纪的“退想斋日记”，描绘出其人作为儒者、孝子、商人、议政者、农民等不同身份状态下的人生景观，生动展现了世纪之交的微观个体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经由手稿档案表达的多样身份认同。[10]在英国伦敦，毕晓普斯盖特学院（Bishopsgate College）工作的档案管理员从2011年开始收集LGBT（Lesbians， Gays， Bisexuals，Transgender）群体的相关历史资料，在这些形形色色的LGBT收藏中，徽章档案尤为引人注目，徽章档案上的刻字诸如“Gay is Good”“YES，I’M HOMOSEXUAL TOO”“KISS ME I’M Gay”[11]等话语是定义与亮明LGBT个体与集体同性恋身份的最佳明证，是传递其态度和立场的鲜明表达，正如Queer Nation组织口号向世人传达的那样：“我们是酷儿，我们在这里”。[12]由此可见，档案可以成为个体或集体宣示身份以赢得他者认同或尊重的重要载体，甚至可以反映时代变迁过程中身份的流动性。
2.2 档案建构身份认同也消解个体差异
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人类社会生活中主要有两种认同需要：其一是通过寻找“我”与“我群”的差异而获得“自我认同”，它使个体获得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性和在社群中的唯一性；其二是通过寻找“我群”与“他群”的差异而获得“社会认同”，它使个体获得一种与众相同的一致性和同一性。[13]档案既可以是联结自我与我群、通过寻找同一性而获得社会身份认同的凭借，又可以是区分我群与他群、通过寻找差异性而获得自我身份归属的依据。但无论是通过同一性还是差异性的寻找，最终目的均在于使个体逐渐获得一种身份定位，且该定位总体仍不脱离大的一致性，因此，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致使“他者或个体差异被粗暴地排斥了”[14]。档案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通过某种层级的系统运作，并受权力的制约与影响，有时便成为排斥他者或差异的武器。其中，个体自身出于某些原因曲意逢迎共性而放弃自我个性的现象同样不容忽视，正如福柯所认为的“个体，包括他的身份和特点，都是权力关系对身体施加作用的结果”，以及哈贝马斯所提出的“身份‘不是给定的，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设计’”[15]所共同揭示的那样，档案作为权力的产物在建构身份的同时也可能因种种原因消解个体间的差异。
档案在建构身份认同时存在消解、抹去与隐藏个体差异的可能。这种可能大概由两种原因造成，一是集体权力的作用，二是个体主动放弃的结果。一方面，档案中折射的权力隐喻会无声地影响其所记载的内容。以古代社会官方记录为例，档案作为官方控制媒介，大人物的身份威严在其中得以展现，小人物的声音则湮没于历史长河；然而当权者的记录所反映的社会面貌仅为冰山一角，社会的多样还需以展现微观个体的个性和差异为基础。另一方面，受某些因素影响，个体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意或无意地选择性记录其部分经历。例如，在主流叙事既定规约下，为找到自我与集体的同一性，缩小差异性以实现处在集体中的自我认同，此种情况下，个体在记录时常有意或无意地隐藏自身突出个性以向集体共性接近，从而获得集体身份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这在那些成长于城市中的“农二代”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城市化进程中，“农二代”陷入农民与市民身份的尴尬处境。虽然目前户籍政策已有所放宽，但他们要彻底融入城市生活，充分实现市民身份认同还需依靠社会与个体的合力。对个体而言，借由语言、文本（档案）等媒介有意或无意地隐藏或消解个性和与集体的差异便成为他们最便捷、最现实却又最无奈的选择。
3 记忆与遗忘：档案对身份认同的作用机理
3.1 档案是朴素的记忆承载
档案是如何建构身份认同的呢？阿尔弗雷德·格罗塞（Alfred Grosser）认为，“无论是主动追求还是被迫塑造，有限制的身份认同几乎总是建立在一种对‘集体记忆’的呼唤之上”。[16]档案馆作为“记忆之场”中“实在的场”[17]，其所藏档案中蕴含着丰富的记忆资源，承载、形塑和传承着社会的集体记忆。在某种意义上，“所有档案文献的最终目标都是长时间地传播和保存信息，实现对记忆的传承，这也构成了档案作为一项客观存在在社会记忆体系中的独特地位”[18]。然而记忆具有时效性，心理学以记忆的持续时间为依据将之划分为瞬时记忆、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档案则是将瞬时记忆与短时记忆捕捉、固化成文并将之转换为长时记忆的有效方式。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认为：“第二次浪潮文明冲破记忆的障碍。它传播了群体文化，保存了系统的记录，建造了上千座图书馆和博物馆，发明了档案柜。一句话，它把社会记忆扩展到人们的大脑之外，找到了新的储存方法，这样就冲破了原来的局限”。[19]由此可见，档案是承载记忆的重要凭证。如侨批档案承载的便是华侨的集体记忆，其档案内容见证了华侨的家国贡献与民族情感，也为后人追忆那段岁月构建了一片充满温情的记忆场域。
与此同时，（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密切相关，因而档案可以成为建构身份认同的源泉。一方面，身份认同离不开社会集体记忆的形塑。因为个体几乎无法脱离社会关系而存在，总是需要在集体中与他者对比寻找“同”与“异”，并确认自我的独特性、唯一性及其与集体的一致性、同一性。“档案并不直接形成身份认同，其作用于身份认同时需通过集体记忆这一中间环节。集体记忆为主体对于自己的界定和认同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想象化情景，进而为后继者提供了身份认同中最重要的心理基础与认同依据”。[20]另一方面，档案虽不等同于记忆，但档案作为记忆的承载因而被赋予记忆属性，为建构身份认同提供了现实凭据，让个体和集体从中“找回身份认同的源头和秘密”[21]。如在纳粹大屠杀时，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前身为犹太摩西会堂）成为庇护犹太难民、守护记忆与正义的场所，现已是犹太人到上海的必访之处与精神慰藉。“无论是一张暂居上海的居住证明，还是当时在上海办理的结婚证书，甚至是保存下来的具有犹太特色的七星烛台，无不展示着这个群体曾在上海生活过的历史痕迹。这份借由纸质档案与实物档案保留下来的记忆，跨越了时间、空间的界限，不断被犹太难民后裔所铭记，传递着祖先记忆，架构独一无二的记忆空间”。[22]这使得犹太后裔能够从留存的档案遗产中追忆先辈、铭记苦难，从而找到个体与族群世代之间的同一性、连续性与完整性以增强犹太民族的身份认同与凝聚力。因此，档案是以记忆承载物的形式构建身份认同。
3.2 档案是温和的遗忘方式
档案虽是朴素的记忆承载，但档案所承载的记忆却是选择性结果。众所周知，记忆是有选择的——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记忆，与记忆相伴的就是遗忘。记忆在造成某些文件、文件形成者、职能、活动以及社会群体受到优待的同时，另一些则被边缘化或沉默化[23]，记忆与遗忘在档案中相伴相生。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s）在“遗忘的七种形式”演讲中将遗忘划分为七类：自动遗忘、为保存而遗忘、选择性遗忘、破坏性与镇压性的遗忘、保护加害者的防守和共谋性遗忘、建设性遗忘、治疗性遗忘等。[24]其中，不能排除档案会成为助推遗忘的工具。
遗忘不仅发生在档案形成时，还体现在档案的选择性鉴定与销毁中。档案形成者、档案工作者共同作用于档案的选择性遗忘。对档案形成者而言，档案的遗忘是记录内容的选择性结果，是自我意义层面的遗忘，这也决定着后续档案工作者与公众视野的“不可见”区域；对档案工作者而言，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纯粹‘是在构建未来的文献遗产’，他们决定‘哪些社会生活将传递给后代’，他们才在真正地形成档案，决定着什么被记忆、什么被忘却、谁能够声名远播、谁最后无声无迹”[25]，这属于社会意义层面的遗忘。无论是自我意义抑或社会意义层面的遗忘，档案都参与了既有身份的消解或是重塑，以获得新的认同。
档案之所以成为一种温和的遗忘方式，常常与无法记录在册的隐私、难以言表的苦衷和无法名状的情感/绪等缘由相关。合法的遗忘也逐渐被社会以法律的形式承认和保护，即对“被遗忘权”的法律认证。例如，美国加州于2015年生效“橡皮”法律，该法要求“科技公司需应用户要求删除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否则可能催生相关诉讼”[26]。因此，在考虑档案与身份认同问题时，更不应忽视档案的选择性遗忘。如果说档案的选择性记忆成就了人们此刻的身份认同，那么档案的选择性遗忘则蕴藏着过去的、潜在的甚至未来可能被拾起的，更为真实、完整的身份认同建构因子。通过温和的遗忘重构身份以获得新认同，在后现代语境下则契合了身份的流动性与多元化特征。例如，跨性别群体为构建内心所认同的性别身份，而选择性地遗忘掉由生理特征界定的性别身份。又如在城市化浪潮中，农民工背井离乡投身城市建设，他们及他们的后代起初为应对城市生活而暂时隐藏乡村身份，到后来欲意寻求固定的城市身份而选择性地遗忘掉原有身份。正如《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书中描述的那样：“他们曾经从乡村走出来，由于各种理由不能回去，而最终再也不愿意回到乡村，这种从‘不能’到‘不愿’的态度转变使其自为地排斥了乡村以及由乡村所能带来的一切感觉，在思想意识的层面上彻底逃离了过去的根”。[27]
有时，人类对遗忘的恐惧并不亚于死亡，死亡不是真正的逝去，遺忘才是永恒的消亡。正如电影《寻梦环游记》所言：“人有三次死亡：第一次是生物学意义的死亡，第二次是社会宣布死亡，第三次是被遗忘”。然而，需特别指出的是，档案的记忆与遗忘不应是歪曲或掩盖事实，不可为了建构自我身份认同而消解他者身份认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部分组织和学者编辑出版了多部美化、掩饰日本侵略战争的书籍，如较具代表性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在历史真相面前，选择性记忆与遗忘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剥离自己与罪恶的关系。[28]历史档案作为民族认同形成和塑造的重要媒介，在记录中对侵华暴行事实的回避甚至“美化”，畸形地塑造了日本民族的身份认同，然而这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而言则是进一步侵害。此外，非法销毁档案也是消极的遗忘方式。在人类文明史中，“档案的空缺”造成了许多遗憾，这种空缺可能缘自统治者和档案工作者的故意为之，也可能是由于档案管理者在狭隘资源观引导下的某种无意作为。[29]但可以肯定的是，非法、蓄意地破坏和销毁档案都与正义背道而驰。
4 思 考
在宏观的时代背景层面，18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及其所带来的启蒙现代性，因其对理性的片面张扬和工具化运用愈演愈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激化了人的个体生命与社会的整体文化诉求之间的矛盾[30]。而在微观的档案层面，20世纪发生了一次集体转移，即从以国家为基础的司法——行政档案话语转向以更广阔的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用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档案话语[31]。这种转向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辅相成。在后现代语境下，身份认同话语从往昔“权力的政治”转向“差异的政治”，从公众话语转向个人话语。因而档案亦不能也无法仅为权力代言，应顺应趋势为权利和正义发声。
4.1 档案的隐喻与身份认同的“话语转向”
档案是语言文字载体，可将其隐喻为“文件”“信息”“知识”“记忆”并形成相关的档案管理理论或范式。[32]“在后现代语境中，档案虽不是权力的化身，但却一直存在权力的隐喻”。[33]归根结底，档案是权力的博弈场，档案在建构身份认同时也消解个体差异，档案在参与社会记忆时也加速时代遗忘，这里即透视着权力的影子。如20世纪30年代，西式医疗空间向生活区域扩张，使百姓生活轨迹开始被纳入“档案化”的管理方式，“吉祥姥姥”（产婆）、“阴阳生”等传统职业受到威胁。与此同时，国家权威力量亦借助卫生示范区的隔离手段，重新创造和形塑传统社区内操持生老病死职业之人的旧有形象，想方设法压抑、排斥乃至分割这类人的原有生存空间，在国家权威（集体权力）施压与西医（他者权力）挑战之下，操持生死的“吉祥姥姥”和“阴阳生”（个体权利）在档案卷宗里变成了魑魅迷信的象征。[34]在档案的权力表述中，“吉祥姥姥”和“阴阳生”的职业身份被“污名化”，他们的身份在档案中尽管经历了无声的抗争，但却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再如种族隔离背景下西方人在各类档案中只记忆、呈现黑人和其他人种的“反面”形象以固化甚至“妖魔化”他者身份。“西方人对黑人以及其他人种的‘反面’形象”如此顽固持久，这可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这种产物是为了确保集体认同的整体关联和集体成员的认同感。[35]
“当下的身份认同已全然不同于过去，日益呈现出一种碎片化趋势，因此，身份认同的话语实践决不会是单一或统一的，往往跨越了许多不同的、复杂的甚至互相敌对的话语实践”。[36]在身份认同话语从稳定、单一与统一转向动态、多元与差异，从权力神坛走向更广泛的公众化和个体性语境背景之下，档案不再仅仅是当权者的武器，而正在积极转型成为权利抗争的工具。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和政府改革的深入进行，中国社会正从“总体性社会”向多样性的现代“公民社会”转型，个体的话语表达、经济活动、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等空间被逐渐释放出来……个体认同逐渐超越群体认同和群体成员的身份成为首要因素。[37]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已不再是传统的集体对个体的控制与个体对集体的依附，而是个体与社会共同体这一新型集体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共生。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与构建社会共同体成为时代呼唤，构建一种社会多方参与协商与开放的“社会档案治理共同体”是其具体路径之一，这能有效平衡档案中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关系，缓和个体与集体的矛盾，助力实现动态化、多元化与差异化的身份认同。
4.2 档案中的全景世界与身份认同的“差异逻辑”
身份认同一方面关乎同一性，即自我与他者之“同”；另一方面关乎差异性，即自我与他者之“异”。同一性是身份认同的内核，差异性则是其外在表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身份认同仍是差异的产物，“从民族的、种族的文化差异，到阶级的、社会分层的差异，再到性别的差异，各种亚文化的差异，甚至区域文化地方性的差异等，都可被包容在这一范畴之下”[38]；且在后现代语境中，差异的合法化得到普遍认可。档案作为人类社会的原始记录，在记录同一、共性的同时，更应将视角触伸到差异与个性之中，遵循一种“兼容并包”的差异逻辑，构建一个全景的档案世界，“在公共问责、开放政府、文化差异性和社会正义承诺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全面描述各种声音，赋予各种话语权力”[39]。
2020年春，在全国共克新冠肺炎疫情之际，全国各级档案馆面向社会公众广泛征集疫情防控档案资料。以《河北省档案馆关于向社会广泛征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档案资料的公告》为范例，公告中特别注明征集“反映河北人民广泛参与抗击疫情的感人事迹，特别是记录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警务、安防、记者等公务人员，以及坚守岗位的公交、出租司机、外卖小哥、超市服务人员等普通人的照片、录音视频、抗疫日记、‘请战书’、实物等”[40]。社会各界多元的档案资料共同构成了非常时期的社会记忆，普通人甚至所谓“边缘人”广泛参与共建档案，在全景的档案世界中实现个体身份的社会认同。
另外，随着社区档案的建设热潮，每一个体都能在档案组织结构的细化中获得关注，找到自己的方位，以明确自身的档案权利和义务，强化社会对个体与集体身份的认同感。特别是在后现代和后保管时代，社区档案运动以文件社区（Community of Records）为特征，在世界其他范围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非洲等國家和地区蓬勃兴起。社区档案为那些不被主流所关注的边缘群体提供了发声媒介，他们的个体记忆经档案固化而成了维护其个体自我身份并寻求社会认同的有力工具。
4.3 身份认同带给档案事业的机遇与挑战
随时代发展，档案的价值和功用得以不断延展——从原始凭证到记忆承载再到身份认同的凭借与表达，这也对档案事业提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认同范式把我们从以文件为核心的档案视域拉进了更具思维张力的全新世界，不断促进档案理论的革新。但另一方面，身份认同带给档案事业巨大的挑战。在日益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人类的身份随之变得不确定与多样化，身份认同问题亦愈发难以解答。如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民工与“农二代”身份认同、恐怖主义背景下的难民身份认同、全球多国同性婚姻合法化背景下的性少数群体身份认同等，均是当前社会热点。在如此纷繁复杂的身份认同危机中，档案应如何参与其中仍有待不断探索。 对此，文章认为或可立足全球视野，顺应构建人類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潮流，共享档案记忆以迎接机遇和挑战。只有记忆得以充分共享，个体的身份、利益和价值才能得到确证、保障和肯定，从而增强个体的自我认同感和对共同体的归属感。档案记忆共享的前提是档案信息资源向社会的开放与利用。温莎大学（University of Windsor）档案馆研究员布莱恩·欧文斯（Brian Owens）称：“档案机构开放文件可触发社会记忆，无论是阅览这些文件还是传递开放这些文件的消息”。[41]社会共同体成员在共享信息资源过程中通过被触发的社会记忆去塑造自我与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此外，档案工作者也应在全局观的基础上深入微观，更多地关注那些从前“被遗忘的角落”。我们或许可从加拿大档案宏观鉴定经验中获得些许启迪，即“颂扬差异而不是单一，坚持多元化的叙述而不是主流叙述，要关照整个社会和人类全体的历史经验而不只限于充当国家和公共文件的保管者”[42]。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后现代语境中的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9CTQ034）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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