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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老福特非常排斥外部资金。据说，老福特在世的时候，福特公司发展需要的所有资金都来自于企业内部。其地下更是有一个堪与联邦储备银行相媲美的内部金库，常年保持上亿美元的现金。
现实中，中国企业中也常有此类极端的行为。有不少企业家认为，只要企业的现金流能够维持，能不融资就不融资，不借钱就能发展是自己实力的象征。但是，持相反观点的企业家则认为，做事情如果总用自己的钱才让人笑话，借鸡生蛋才是王者之道。一时间，众说纷纭，仿佛融资与否只是经营哲学的差异。孰不知，融资解决的不仅仅是企业资金短缺问题，许多与资金短缺不搭界的难题，也是可以通过融资的功能杠杆来解决的。
杠杆一：丰年储得饥年粮——经营信用
信用是企业生存的根基之一。谁先他人一步建立了自己的信用，谁就在商界中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所以，运用平时充裕的资金做一些拆借行为，然后按时归还，这样就会为自己建立良好的金融声誉。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的信用等级与赢利状况有明显的相关关系：Ａ级以上（含Ａ级）信用的企业中，赢利的占69.3%，其他企业赢利的占49.8%；Ａ级以上（含Ａ级）信用的企业中，亏损的占17.8%，而其他企业亏损的则占32.1%。这说明企业信用越好，赢利状况就越好；赢利状况越好，也越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信用。从企业信用与资金状况的关系来看，调查结果显示，Ａ级以上（含Ａ级）信用的企业“资金紧张”的占55.6%，其他企业“资金紧张”的则占65%。这说明信用等级高的企业资金紧张状况相对缓和。
本来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企业构建、经营信用级别的方式有很多。但由于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框架刚刚确立，经营信用的方式很有限。由于没有什么权威机构对中国企业的信用状况进行跟踪、评估，所以，谁也不知道自己的信用状况如何。在这种状况下，人为制造“优良借贷客户”的形象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做法。在资金充足的时候向一些金融机构进行借贷，然后按期归还，就能塑造出一个经营前景看好、财务状况可信的形象。然后在企业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才可以凭借过去的良好借贷记录吸引来救急的资金。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了当前中国商业社会的时髦现象。
杠杆二：战略转移
为了达到持续的高增长，企业不能仅仅将关注的目光锁定在自己的主业上。此时，对其他行业进行投资是一个简单的途径，这其中收购又是最直接的方式。特别是对一些上市公司而言，一个稳定的产业往往无法保证公司业绩达到投资者要求的增长率。于是，为了达到增长需求，许多中国的上市公司往往涉足从电子产品到保健品、饮料、建筑材料等行业跨度极大的相关产业。
虽然在跨行业的投资案例中不乏失败者，但是，企业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战略调整也是必要的。这当然需要巨额的资金。这时，自有资金就成了杯水车薪。此刻，融资的杠杆效应是巨大的。在著名的宝洁对吉列540亿美元的并购案中，就引入了债务、股权、现金以及直接、间接融资等多种手段。可以说，融资是企业战略转移所必须的手段。
杠杆三：改变企业权利构架和治理结构
改变治理结构是企业战略层面的事务，牵动企业的未来定位、内部权利分配以及重大人事变动等。治理结构变动的根本基础，在于资金结构的变化。外部资金的介入最终会引起治理结构的彻底变化。
中国企业在治理结构上普遍存在缺陷，在治理水平上也远远落后于西方企业。面对全球竞争时，中国企业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新的资金引进将打破原有的公司权利格局，并且迫使公司必须为新进入者腾出一定的权利空间。从而，在新投资者的介入下形成治理结构的调整。尤其是引入产业投资者的资金时，就把自己绑在了投资者的产业战车上。有经验的产业投资者，给企业带来的不只是资金，还有技术、管理、市场渠道等多重利益。
杠杆四：攀政府高枝
这是一个在中国一直挥之不去的影子。自从有商业两个字存在开始，中国的商业人士就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没有官方的鼎力支持，商业行为是无法顺利进行的。官、商二字在自由市场国家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具有东方文化特质的中国（包括韩国和日本）却几乎是一个统一体。没有官方背景的商人不可能有很好的发展，在这些国家是真理。只要是经商者就要和政府搞好关系，最好是将其纳入自身的利益中。
在当今的中国，官员已经被政策禁止经商，但却无法禁止其荫庇他人经商。所以，那些纯粹的民营企业就要通过吸引政府资金的方式让自己和政府官员成为利益统一体，这样自己的事业可以减少很多阻力。归根结底，在尚未完全市场化的今天，没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千方百计攀政府的高枝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此外，当前我国还有许多特殊行业还没有向民间开放。民营企业想进入这些市场，则必须通过与政府搭上关系，在自己的股权结构里注明有国有股东，这样或许能更快地走上“金光大道”。
杠杆五：土鳖变海龟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曾经制定了一条非常有益于当时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政策，那就是以税收区别对待来吸引外国投资。作为外资，在国内就被别人高看一等。所以，只要沾到“外资”两个字的边，就被奉为上宾。什么简化办事程序、免费提供土地、低价劳动力……地方政府能给的优惠全给。20多年过去了，国内企业要求内外资统一税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当前外资企业越来越多，该政策调整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于是，无奈之下，许多国内企业想到了改换门庭。
为了获得“人上人”的待遇，许多本土公司开始千方百计为自己谋求外资的背景以换取巨大的政策优惠。近年来，国内企业开始和一些海外公司合作，哪怕这些公司只是在某些自由岛注册的空壳公司。这样国内的公司就可以从股权上获得外资或合资的背景，在国内的商业活动中占得先机。更有甚者，通过一系列与外资的股权安排，将自己最终转化成为外资占大股的背景，由本地商人一举变为外商。
杠杆六：减轻财务负担
这个世界什么都有成本，钱也不例外。企业在用钱的时候，就要琢磨安排一个合理的资本和资金结构。如果只用内部资金来发展，可能会制约企业资金利用的有效程度。而如果所有的资金全来自举债，到了宏观经济不景气时，则可能造成企业资金链过紧，面临崩溃的危险。因此，企业必须通过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的组合，保持内在合理的资产与资本结构，做到既充分发挥了财务杠杆的作用，促使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同时又保持适当的现金流量，防范企业运营风险。
虽说都是融资，但债务性融资的显性成本低于权益性融资。权益投资的投资人收益是税后分红，而债权人的收益是资金利息，资金利息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只要能在税前列支，就会受企业的欢迎。因为债务融资具有良好的避税效果，企业采取这种方式能收到一石二鸟之效：既满足了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又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但权益投资仍然有其存在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就是权益投资的效果太直接了，一旦达成意愿，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同时没有偿还利息的负担。对于自己缺钱的企业，谁都知道到期还钱的紧迫性。所以，权益融资也成为不少企业的选择。
现实中，中国企业中也常有此类极端的行为。有不少企业家认为，只要企业的现金流能够维持，能不融资就不融资，不借钱就能发展是自己实力的象征。但是，持相反观点的企业家则认为，做事情如果总用自己的钱才让人笑话，借鸡生蛋才是王者之道。一时间，众说纷纭，仿佛融资与否只是经营哲学的差异。孰不知，融资解决的不仅仅是企业资金短缺问题，许多与资金短缺不搭界的难题，也是可以通过融资的功能杠杆来解决的。
杠杆一：丰年储得饥年粮——经营信用
信用是企业生存的根基之一。谁先他人一步建立了自己的信用，谁就在商界中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所以，运用平时充裕的资金做一些拆借行为，然后按时归还，这样就会为自己建立良好的金融声誉。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的信用等级与赢利状况有明显的相关关系：Ａ级以上（含Ａ级）信用的企业中，赢利的占69.3%，其他企业赢利的占49.8%；Ａ级以上（含Ａ级）信用的企业中，亏损的占17.8%，而其他企业亏损的则占32.1%。这说明企业信用越好，赢利状况就越好；赢利状况越好，也越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信用。从企业信用与资金状况的关系来看，调查结果显示，Ａ级以上（含Ａ级）信用的企业“资金紧张”的占55.6%，其他企业“资金紧张”的则占65%。这说明信用等级高的企业资金紧张状况相对缓和。
本来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企业构建、经营信用级别的方式有很多。但由于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框架刚刚确立，经营信用的方式很有限。由于没有什么权威机构对中国企业的信用状况进行跟踪、评估，所以，谁也不知道自己的信用状况如何。在这种状况下，人为制造“优良借贷客户”的形象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做法。在资金充足的时候向一些金融机构进行借贷，然后按期归还，就能塑造出一个经营前景看好、财务状况可信的形象。然后在企业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才可以凭借过去的良好借贷记录吸引来救急的资金。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了当前中国商业社会的时髦现象。
杠杆二：战略转移
为了达到持续的高增长，企业不能仅仅将关注的目光锁定在自己的主业上。此时，对其他行业进行投资是一个简单的途径，这其中收购又是最直接的方式。特别是对一些上市公司而言，一个稳定的产业往往无法保证公司业绩达到投资者要求的增长率。于是，为了达到增长需求，许多中国的上市公司往往涉足从电子产品到保健品、饮料、建筑材料等行业跨度极大的相关产业。
虽然在跨行业的投资案例中不乏失败者，但是，企业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战略调整也是必要的。这当然需要巨额的资金。这时，自有资金就成了杯水车薪。此刻，融资的杠杆效应是巨大的。在著名的宝洁对吉列540亿美元的并购案中，就引入了债务、股权、现金以及直接、间接融资等多种手段。可以说，融资是企业战略转移所必须的手段。
杠杆三：改变企业权利构架和治理结构
改变治理结构是企业战略层面的事务，牵动企业的未来定位、内部权利分配以及重大人事变动等。治理结构变动的根本基础，在于资金结构的变化。外部资金的介入最终会引起治理结构的彻底变化。
中国企业在治理结构上普遍存在缺陷，在治理水平上也远远落后于西方企业。面对全球竞争时，中国企业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新的资金引进将打破原有的公司权利格局，并且迫使公司必须为新进入者腾出一定的权利空间。从而，在新投资者的介入下形成治理结构的调整。尤其是引入产业投资者的资金时，就把自己绑在了投资者的产业战车上。有经验的产业投资者，给企业带来的不只是资金，还有技术、管理、市场渠道等多重利益。
杠杆四：攀政府高枝
这是一个在中国一直挥之不去的影子。自从有商业两个字存在开始，中国的商业人士就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没有官方的鼎力支持，商业行为是无法顺利进行的。官、商二字在自由市场国家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具有东方文化特质的中国（包括韩国和日本）却几乎是一个统一体。没有官方背景的商人不可能有很好的发展，在这些国家是真理。只要是经商者就要和政府搞好关系，最好是将其纳入自身的利益中。
在当今的中国，官员已经被政策禁止经商，但却无法禁止其荫庇他人经商。所以，那些纯粹的民营企业就要通过吸引政府资金的方式让自己和政府官员成为利益统一体，这样自己的事业可以减少很多阻力。归根结底，在尚未完全市场化的今天，没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千方百计攀政府的高枝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此外，当前我国还有许多特殊行业还没有向民间开放。民营企业想进入这些市场，则必须通过与政府搭上关系，在自己的股权结构里注明有国有股东，这样或许能更快地走上“金光大道”。
杠杆五：土鳖变海龟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曾经制定了一条非常有益于当时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政策，那就是以税收区别对待来吸引外国投资。作为外资，在国内就被别人高看一等。所以，只要沾到“外资”两个字的边，就被奉为上宾。什么简化办事程序、免费提供土地、低价劳动力……地方政府能给的优惠全给。20多年过去了，国内企业要求内外资统一税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当前外资企业越来越多，该政策调整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于是，无奈之下，许多国内企业想到了改换门庭。
为了获得“人上人”的待遇，许多本土公司开始千方百计为自己谋求外资的背景以换取巨大的政策优惠。近年来，国内企业开始和一些海外公司合作，哪怕这些公司只是在某些自由岛注册的空壳公司。这样国内的公司就可以从股权上获得外资或合资的背景，在国内的商业活动中占得先机。更有甚者，通过一系列与外资的股权安排，将自己最终转化成为外资占大股的背景，由本地商人一举变为外商。
杠杆六：减轻财务负担
这个世界什么都有成本，钱也不例外。企业在用钱的时候，就要琢磨安排一个合理的资本和资金结构。如果只用内部资金来发展，可能会制约企业资金利用的有效程度。而如果所有的资金全来自举债，到了宏观经济不景气时，则可能造成企业资金链过紧，面临崩溃的危险。因此，企业必须通过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的组合，保持内在合理的资产与资本结构，做到既充分发挥了财务杠杆的作用，促使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同时又保持适当的现金流量，防范企业运营风险。
虽说都是融资，但债务性融资的显性成本低于权益性融资。权益投资的投资人收益是税后分红，而债权人的收益是资金利息，资金利息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只要能在税前列支，就会受企业的欢迎。因为债务融资具有良好的避税效果，企业采取这种方式能收到一石二鸟之效：既满足了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又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但权益投资仍然有其存在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就是权益投资的效果太直接了，一旦达成意愿，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同时没有偿还利息的负担。对于自己缺钱的企业，谁都知道到期还钱的紧迫性。所以，权益融资也成为不少企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