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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之所以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标识。然而，随着二十多年来日益加剧的全球化进程，中华传统文化在西方强势文化的“笼罩”下被日益消解，这显然是不符合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以及对于国家安全的文化诉求的。武术是华夏文明长期氤氲滋养而发展起来的传统人体活动方式，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基本精神。但是，综观近半个世纪的现代武术运动发展，因西方体育文化的强烈辐射及自身的主动趋附，致使原本博大深邃的武术文化发生了一场活生生的“和平演变”。以全球化趋势下的国家文化安全为视角，就中华武术的文化意义、历史走向等几个层面予以剖析，旨在呼唤当代武术的发展应在全球化的汹涌浪潮中增强其文化创造力与竞争力，坚持“和而不同”的中华精神，成为自觉构建我国文化安全屏障的一块重要基石。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安全；传统武术；竞技武术；文化迷失；精神家园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章编号：1009—783X(2007)01—0004—14
文献标识码：A
1文化安全：当代武术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冷战结束后的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进程脚步的加速，国家安全战略中原来主要以领土问题为内容的“军事安全”理论已开始发生变动与调整，“文化安全”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观。文化从广义上说，既包括器物层面，也包括制度和观念层面。它的存在样式与境况深刻反映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风尚和地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文化“比军事、政治和经济更具核心的作用”，［1］称其是一种国家的“软实力”，史籍中所谓的“不战而屈人”，某种意义上就是古代军事理论家对于文化价值的肯定。有关“文化安全”的概念界说，学术界有所讨论。在本人看来，“文化安全”一词就其内涵而言，是指维系一个民族、国家独立与发展的文化系统免于威胁或危险的稳定状态。
众所周知，民族本身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栖息的精神家园。活生生的传统文化浸透了一个民族的斑斓历史，并从中展现出其特有的观念体系、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心理结构等民族精神，支撑着该民族历史发展的心路历程，成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全部文化积淀所在，同时也是解释一个国家的文化身份、显示文化个性的依据，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自尊和自信的精神归宿”，［2］总之，它是一个民族和国家之所以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识。因此，要彻底征服一个民族的最好办法，就是泯灭该民族的传统文化，才能使其从根本上臣服于占领者。这也是历史上许多侵略者惯用的殖民手段。
绵延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以兼收并蓄的亲和力融摄、整合了众多文化元素逐步形成发展的。她那积极有为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历史传统、坚韧不跋的民族性格以及讲究情感体验的思维方式等，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写照。每当历史上出现生死存亡的危难之时，她总能给我们提供某种取之不尽的精神感召，使中华民族绵延不绝，“历五千年而不坠”。十九世纪中叶，清王朝的大门在帝国主义列强炮火下被迫洞开，西方文化随之迅速涌入中国，古老的华夏文明开始了屈辱的近代化历程。虽然在这一内忧外患过程中传统文化受到了欧风美雨的全面洗礼与侵蚀，中国社会格局也相应发生了沧桑巨变，但综观这将近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后来蔡元培提出的“要效仿欧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学”，［3］以及陈寅恪主张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4］而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立，分别代表了两代百年知识精英对西方文化的价值选择，清晰折射出其民族本位的文化之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年朱自清先生“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能成为一种令人敬慕的凛凛民族节气。
全球化在早期就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世界的扩张而启动的。近代以来，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左右世界的强大力量，深刻改变了世界各民族、国家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结构。对于中国而言，融入全球化是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时代特征，其显现出来的张力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然而，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以科技、教育、商品、信息及大众娱乐等为内容的西方文化逐步成为当代世界的强势文化而不断扩张，其他民族文化则处于这种强势文化的“笼罩”下，并被日益消解。近二十年来我国传统文化所遭遇的冷落与尴尬，正是这种强势文化无孔不入的侵蚀结果。比如，在节日兴趣方面越来越成鲜明对比的“洋盛土衰”，在方兴未艾的英语狂潮中已赚得钵满盆溢的“托福”、“GRE”、“雅思”，在大众文化上随处可见的“好莱坞”、“麦当劳”、“肯德基”，在人生价值方面由“利益至上”、“拜金主义”带来的社会道德滑坡，在体育方面整个社会趋之若骛于“NBA”、“欧洲杯”、“国际球星”而民族传统体育的渐行渐远，在学术思想方面大量被奉为圭臬的西方学说、思潮，尤其是承载了传统文化元素和思维特点的汉语言文字正面临着被洋文的解构……，无不显现了中华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改变，同时也导致了民族文化原创能力的深层弱化和大量民族文化资源的失落。这难道是中华民族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如果说中国近代史上对西方文化的接纳是一种被迫的外来“裹胁”的话，那么在全球化时代，这种对西方文化亦步亦趋的艳羡，则是从自身生发出的心甘情愿的自觉趋附。对于西方文化全面渗透与影响带来的文化全球化，韩国学者白乐冲以民族文学为例指出：“这种文化是对世界文学的压制与分解，而非促进，更非世界文学的崛起”，“如果这一全球化的特定版本对世界文学和文学本身构成威胁，民族文化也将成为一种虚设。在思想和风格都趋于雷同的潮流中……任何具有鲜明色彩的传统都将遭到诋毁”，日本学者星野昭吉更言简意赅指出：“文化全球化就是非西方文化被西方文化同质化与一体化的过程。”［5］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湿地，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美国在一份关于战后美国对外文化工作的政策纲要的备忘录中明确要“用民主的观点重新阐述中国的传统文化”，即要用美国文化的价值观来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其目的是“通过文化影响来改变中国政治制度”。［6］因此，在西方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中自身传统文化的萎顿乃至于荒芜，显然是不符合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以及对于国家安全的文化诉求的。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指出：“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列宁语），也即统治精英阶层的“士绅文化”（亦称上层文化或雅文化）和被统治民众阶层的“民俗文化”（亦称下层文化或俗文化）。两种文化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由于统治精英的文化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故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历史上中国的老百姓“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7］另一方面，民俗文化同样包含了统治阶层的共有心理，“不能排除民俗文化对上层文化的基础作用和影响”，［8］表现出其重合的一面。但是，由于两种文化主体在生活环境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所以不管在内容、方式或其特征上，也表现出它们鲜明的非重合性。例如，“士绅文化”主要是借以文字、典籍来保存和发展的，有其文化的系统性；而民俗文化则通过言传身教的代际传承来发挥作用，“不能达到更大的丰富和系统化”（钟敬文语）。即便象孔孟、老庄、佛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内容，也是经过了一番“世俗化”的整合后才渗透到民众心中去的。
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浓缩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也凸显了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面对当前全球化浪潮席卷下西方殖民文化的强劲势头，假如我们的民俗文化忘却了龙飞凤舞的集体记忆，那么所谓的国家文化安全就会失去基础。当年美国的一位情报官员艾伦·杜勒斯曾说：“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9］可见，社会民众的歌舞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身心娱乐，在本质上体现了某一文化内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认同等。因此，构建当代中国文化安全战略，如忽视了对民俗文化的具体研究，将是不完善的。前些年，伪气功、“法轮功”的一度猖獗已向我们提出了警示。同时，我们还应该把对民俗文化的继承与更新，纳入到中华文化建设的整体发展中。假如缺乏了对民俗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发展，是无论如何承担不了文化安全重任的。
武术是华夏文明长期氤氲滋养而发展起来的传统人体活动方式，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10］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武术积淀起了博大精深的文化载量和一以贯之的文化命脉。正是芸芸民众间历来高度的价值认同和自觉实践，才使得武术在沧桑岁月中藏匿了几多厚实的灵魂，并由此筑起一条坚韧的精神堤坝，以阻挡自身在发展衍变中的异化和吞噬。然而，在近半个世纪的现代武术运动发展中，由于种种原因，有着悠久传统的武术文化发生了根本性裂变，以“高、难、美、新”为特征、以争分夺牌为目的的竞技武术脱颖而出，并迅速成为当今武术运动独领风骚的标志性符号——原有的文化内涵被过滤，传统的拳理技术发生异变。于是乎，人们就把那些恪守文化认同、活动方式、价值观念的武术样式，称之为“传统武术”。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沿承关系，但更表现出很大的文化落差。对此，近几年的武术理论界也引发了诸多讨论。把武术作为一个具体的传统文化事象放到文化安全视野中加以审视，不仅对武术在日趋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如何在“扬弃”基础上激发出的更新与历史绵延的文化命脉保持一致具有理论价值，同时，也使有关武术的战略发展研究获得了全新的学术意义：从民俗文化的一个个案来讨论如何努力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在全球化中增强我们的文化创造力与竞争力，以此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尊严，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2传统武术的文化构成及其意义
传统武术从蜿蜒的历史走来，虽屡遭封建统治阶级的严禁，但始终没发生传承的断裂，其积淀、绵延的活动样式、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循循善诱着无数皈依弟子，引起多少习武者“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折腰苦求。传统武术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全息影像”，有着自身的内涵与内容。把传统武术作为一种文化样式，在方法论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美国文化人类学学者怀特在他那本著名的《文化的科学》一书中指出：“对于文化必须依据文化自身，从文化学上加以解释”。［11］沿用理论界常用的关于“文化三层次”学说，我们不妨把传统武术文化结构分成表现为拳种套路、器械功法等的外显层（器物层），训练传承、师门规范等的中间层（制度层），以及所反映出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的内隐层（精神层）三个方面。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说得好：“真要具体认识文化，莫如根据历史。忽略了历史，文化真面目无从认识。”因此，本文就从历史的角度对传统武术三个文化层面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作一简要分析，从中去体察它的生命跳动。
2.1“舞对合彀”的武技之道
稍稍了解一点中国武术史概况的人都知道，不迟于明清时期，中国武术基本上已形成了以套路、格斗及功法练习为有机内容的人体活动样式，这也是传统武术最显著的活动特征之一。“舞对合彀”一说，首见于戚继光的《练兵实纪》卷4。所谓“舞对”，乃指两种有机的习武形式：套路单练为“舞”，两两相当的相互格打为“对”；这里的“彀”，校读戚书原文，是为“机彀”之意，喻指诀窍。因此，所谓“舞对合彀”，显然是要求套路单练当与双方的技击训练相互为用。戚继光据于军事家的立场，认为“凡武艺，不是当应官府的公事”，而是用来“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贴骨的勾当”，［12］因而“单舞”作为一种个体训练方式，必须与“既得艺，必试敌”的对手功夫相配，如仅单舞，即为戏剧套数的“花法”。因为，如果习武中徒止预设性的套路演练而不遇校雠，必将导致武术技击功能的退化，只留下一个存象忘意的躯壳。虽然戚氏的“舞对合彀”是他据于军事家立场提出的习武观，但事实上这也是对传统武术“打练结合”习武方式的一个经典概括。从明代的何良臣所说的：“宋太祖之三十六势长拳、六步拳、猴拳、拳，名虽殊，而取胜则一焉”，［13］到民国时期总结的各家之拳术“顾其式法虽各自殊别，而其能打敌制胜，则一也”，［14］）明白无误地道出了传统拳种在技击观上历史衍承的一致性。
“舞对合彀”的打练结合，是传统武术的最基本活动样式。在“广大高明而不离实用”的价值追求下，传统武术训练用“敌我双方关系”建构起了一个主客体两极互补结构。个人的套路单练并非徒炫人目的“造型艺术”，而是需要习武者在了解技法意义基础上的“练时无人似有人”；“两两相当”的对练，要求通过预设性的格打技法来强化对“用”的体会；而作为临阵实用的散手，则是“敌我关系”及武术技击价值的直接显示。也就是说，套路、对练是否得法，必须通过较技实用的散手来加以证明；传统训练中的诸多拳理技法，也只有通过技击训练才能有所体会领略，舍此则“无从得其三昧”。［15］于是，传统武术中也就有了“练拳不知体中用，枉费功夫终无成”的至理名言。“须有虚势以济之，不可兼贵实用”［16］的套路训练乃习武得艺之门径，但如迷于对手工夫，就无法领悟中国武技的生化互变之道。毫无疑问，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两两相当”的搏击之技，但是，因不同文化模式的规定使然，又使每个民族都有着对武技之道的不同认识和实践。以势势相承的套路作为习武入门之法，继而拆招、散打并兼习各类功夫，由此组成了传统武术的基本活动样式和技术发展的基本内容，从中深刻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技进乎道”的旨趣特征。
千百年来，最使学者争论不休的，莫过于一个“道”字了。道，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范畴和最高范畴，它无形无象，难以言说，而其中包含着中国先人的文化智慧。在大道运行的文化折射下，武术同样体现着恍兮惚兮的“道”的精神。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他的《艺境·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有段关于技艺与道的精辟论述：“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文以载道，武亦载道。传统武术一向推重“道”的意义和功能。站在道的角度，招式练习只是操作层面的“有形”表达，是一种有迹可寻的形而下的“筌蹄”，尚未从本质规律去把握武术的真谛，只有“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脱化神明，才是中国武技之道的“功夫深处”，展现出一种非逻辑演绎所能概括的美学特征。传统武术历来推崇“因敌成体”、“有感皆应”的臻美境界，同时把那种以硬犯硬、殆同牛斗，视为粗夫莽汉的下乘之技，无关武学；即便以熟练的招式胜人，也不过是有形之间的中乘之技，只有使对方“仰之弥高，俯之弥深”，如临天网无可逃遁，才算进入了所谓“浑然无迹，妙手空空”的上乘之境。原先各类拳种门派的招式技法训练，不过是通向脱化神明的殊途，“到此时，形意也，八卦也，太极也，诸形皆无，万象皆空，混混沦沦，一浑气然。何有太极？何有形意？何有八卦？”［17］达到技法上变化莫测而又月映万川的通融圆化。
传统武术的技击之道要义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要明阴阳之变。在中国哲学看来，阴阳互变，是天地之道的运动特征，天地之道离开了阴阳，也就成了一个混沌的存在。所以《黄帝内经·素问》中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作为一种概括性的辨证思维方式，它是用对立项的矛盾形式概括出事物运动的特征，以便迅速掌握事物的本质。宋人程颐认为：“道无无对”，“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18］指出了道（理）的对立统一性。受中国哲学文化深刻氤氲、影响的传统武术同样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系列阴阳范畴，如动静、刚柔、虚实、开合、起落、进退、攻防等等。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些范畴，传统武术的技术旨意和方法要求就难以诠释清楚，它的文化魅力就会大大逊色。对于传统武术而言，浑然无迹、有感皆应既是中华武技之道的生动体现，又是阴阳互济的契合结果。因此，明阴阳之变就成为一种“技进乎道”的习武原则。“（习武）不外阴阳，阴阳不明，从何练起”，［19］乾隆时苌乃周的这句话，强调的就是这个意思。传统武术中的阴阳互济观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于世界万物最佳存在方式的基本认识，其中寓含了“道”的法则与精神。
传统技击之道的另一层含义就是“柔弱胜刚强”。传统武术理论认为，诸如“壮欺弱”、“有力打无力”之类“皆先天自然之能，非关学力而有为也”，［20］只有“四两拨千斤”式的随机而发，方是传统武学中特有的臻美境界与技艺精髓。从先秦《庄子·说剑》中记载的“后之以发，先之以至”，到明代俞大猷《剑经》中提出的“旧力略过，新力未生”（即“拍位”学说），继而至清代形成的“彼不动，己不动；彼欲动，己先动”的太极拳理，清楚彰显出中华武技之道的历史沿传及“反者道之动”的道家哲学色彩。传统武术中“柔弱胜刚强”的另一层表现是，习武者个人的意志品质在某种意义上比身体条件更重要。近代意拳创始人王芗斋曾在《拳道中枢》一文中指出，光凭身体条件的“得天独厚，不得以代表拳学也”。［21］只要具备了应有的意志品质加上训练得法也就能弥补身体条件的不足，那怕身体有一点伤残，照样能练就惊人的功夫，这就是传统武术中一再强调的“苦恒出高手”。历史上，有不少引人入胜的武林故事讲述着这个“柔弱胜刚强”的道理。传统拳种中的“跛子拳”和“武松脱铐”等，其深层含义是在讲述身残而技高，或处于逆境而临危不惧的文化主题，充分反映了传统武术积极进取、奋发自强的不屈精神。可以说，中华先祖一贯倡导的“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在传统武术中得到了最为生动的闪现，这种精神无疑是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可贵文化资源。
“舞对合彀”的武技之道是传统武术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思考，也是一个东方智慧的文化成果。任何文化的发展都需要精神的驱动力量。神明之境的“武技之道”，长期来一直激励着习武者的热情，在实践中不断去营建技艺上的自由王国。另一方面，传统武术在整个“行之维艰”的具体过程中，它那注重“格物致知”的实践理性，强调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讲究阴阳互变的技击思想、钟情动作形式与艺术境界相统一的审美旨趣和追求内外兼修的习武原则等，都从一个侧面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隽永魅力。［22］
2.2“择徒拜师”的传承方式
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中，择徒拜师几乎是所有文化艺术门类传承过程的一个普遍现象，一切有历史跨度的、以经验认知为主导的文化事象，也必然交付给这样的传承方式。早在明代就有人说过：“中国武艺不可胜纪，古始以来，各有专门秘法散之四方……教师相传，各臻妙际。”［23］清末一份地方官员上报给朝廷的奏折中也写道：“拳民所习各种技勇，互有师承”。［24］中国传统武术的历史屣痕就是这样逶迤而来。
“谈玄授道，贵乎择人”。［25］择徒，是传统武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历史上，各家拳种门派无一不把传人的选择当否，视为本门拳种是否能够辈嗣繁盛的第一关键所在。尽管在林林总总的资料中也有关于对求艺者身体条件方面的要求，但其最终关注的是包括意志品质在内的道德状况。这种关注早有记载，西汉时的司马迁曾说：“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26］显然，这位一代史家已把良好的道德品质看成是“传兵论剑”的首要条件。在世代传承中，许多人恪守着“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的信条，实践着心目中的择徒理念。尤其进入明清以后，“学拳宜以德行为先”已成为整个习武群体的普遍认识，由此形成了入室传薪的择徒样式。作为传承载体中另一结构的“师”，在整个人类文化传播中的价值、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传统社会中，一切以实践经验为特征的百工诸艺的衍流，往往是通过掌握着丰富实践经验知识的师辈对后继者的传带，其中包括武术。“凡学百艺，莫不有师，况乎技击之学。疾徐闪展之度，非亲拟不能悉；开合封闭之妙，无启示不为功。苟无师承，宁窥其要耶？”［27］然而，传统武术在对“徒”提出了种种要求外，也对为师者提出了相应的责任与规范：既要有拳理功夫上的真技实艺，同时也需有良好的道德修养，这是每一位被尊为“师”者赖以建立个人威信和地位，并能对本拳门产生强大凝聚力的两个必要条件。传统武术历来鄙视那些“一技在身，如藏至室，便不肯尽其法以诲人，且或需索供养，以厚薄为是非”［28］的唯利是图者。
丰富琳琅的拳种门派，是传统武术中最重要的文化库存。考察其形成和文化根源，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对此作出种种分析和推断，但以模拟血缘为特征的师徒传承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无疑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在封闭型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中形成的师徒传承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历史局限，如对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人身依附，对外“纷纭扰攘”的门派之争等陈腐流弊。但是，师徒传承在传统武术的生命进程中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脉搏跳动，这本身就是对它文化价值的历史肯定。当我们今天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又如何看待师徒传承在当代的积极意义呢？对此，我们不妨从两个方面稍加分析。
首先是有利于拳种技艺的经验积累和技术发展。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未必都是在开放的状态下进行和完成的。严复当年曾说过：“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守旧”是每个传统文化系统中都普遍存在的现象，若无守旧，传统文化也不会延承下来，问题的关键是守什么旧。师徒传承是在一种相对狭窄的范围内进行的，但是，正是这种传承范围的狭窄，传承双方又是通过模拟血缘连结的师“父”与徒“儿”关系，这就使传技者有可能尽心尽力，反复言传身教；同时，习武者在师父的严厉管束下刻苦训练，不断领会掌握。这样，各门拳种的技理功法就会在这基础上不断向纵深发展与提高，从而形成了传统武术博大深邃的文化气象。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印度种姓工匠的技艺时说的那样：“正是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代积累下来的特殊熟练，才使印度人具有蜘蛛一样的技艺。”其次是具有在文化认同基础上产生的群体凝聚价值。双方以武术传习为纽带而自觉组合起来，形成了一张充满家族情味的人伦网络，即使是位初入师门的他乡异客，只要进了师门，都能在这一人伦关系网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不会显得孤单寂寥，从而产生一种让人难以摆脱的归属感。清代学者李土恭曾讲过一句话：“人特患无归耳”，此言说出了人类这个物种最根本的情感所在。人在生命旅程上最怕的是“嫁与东风春不管”的漂泊无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归属具体表现在人对家的眷恋，对于一位习武者而言，师门即是他习武生涯中的精神家园，而不是一种“诘其所学，茫无应声”的无根之艺。向恺然先生在民国初期就指出过：“中国拳术家，素重门户家数”。［29］尤其对一些入了“名门大宗”的习武者而言，这种归属需求就更为强烈，由此形成一种文化凝聚。这种凝聚力可以推动传统武术的不断发展，也可能造成不同拳种之间的心理隔阂而酿成门派之争。不同的技术门派，是传统武术赖以存在的文化基础。要发展传统武术，最后的归着点也就在对传统拳种具体拳理技法的发展上，注意消除的应是由此而可能滋生的彼此之间的文化心理隔阂，这也正是现代社会对传统武术历史转型的一个要求和难点。
具有鲜明人伦色彩的师徒传承，至今在广大民间的习武群落中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被自觉实践着。它对武术传习双方的道德要求和群体凝聚力，是我们今天继承发展传统武术、弘扬民族文化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人文内容。
2.3“道德本位”的人格塑造
中国的文化传统素来视道德为根本，其他不过是道德的枝叶。“拳之一艺，虽是小道，然未尝不可即以小见大。”［30］在这一传统浸润、滋养下的传统武术，同样奏鸣着中国文化的主旋律。传统武术就象大海那样广博而幽深，几乎涉及到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诸多拳种技法犹如海面的滚滚波涛，而作为其内隐文化的武德，则如同海水深处的暗涌，浑灏深沉。它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历史积淀，也是构成中华武术文化的一节重要环链。深入这一研究，不仅对深刻把握、继承传统武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对建设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培育民族精神，有着不言而喻的现实意义。
传统武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习武群体中有着各自的具体内容，但其主体精神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作为对习武者的行为规范，从本质上讲，即是提出的一个如何做人的价值尺度。这个尺度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而是有着明显的内在多重结构形成的一张反映广大习武群落的道德伦理之网，这张道德之网大致由武德伦理规范、习武中的意志品质和体现为乡土文化的侠义精神三部分内容所组成。
武德伦理规范是传统社会一般道德伦理在习武群体的投射，其核心内容是孝悌、敬诚。孝，原指服从血亲长辈的家长权力。由于师徒传承是以模拟血缘关系为特点的，因此，血亲之孝也就自然转换成服从以“师”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与要求。“父母面前他不孝，师徒情肠焉孝贤”，［31］反映的就是对父母之孝向师父情肠的换置。悌，是指师门中的横向人际关系。《说文解字》释“悌”为“善兄弟也”，即敬爱兄弟之意，反映在师门中即是师兄弟之间的敦厚和睦。敬诚，原是宋明理学中为仁达圣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修养功夫。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并没有把敬诚仅仅作为一种理论说教，而是力图通过一种日常行为来摄入人心。清人颜习斋曾有言“古人教人洒扫即洒扫主敬，教应对进退即应对进退主敬。”传统武术训练理论中也极为注重敬诚两字，并赋予了它自己的文化内容。第一是表现为伦理意义上的恭敬谦和，其次是在强调伦理规范的同时，还明显包含训练学的内容。明代的“内家拳法”中有“敬、紧、径、劲、切”五字拳诀，［32］清末的陈鑫也曾对“敬”字作过具有训练理论意义的反复解释：“打拳之道自始至终不外一个敬字。能敬则专心致志，自无鸿鹄之射绕乱胸中”；“壹志凝神专主于敬”，这有利于“初学者上场时先洗涤虑去其妄念，平心静气，以待其动，如此而已，可以学拳”；“打拳时执事敬，自然周中规、折中矩，而视听言动皆在规矩中矣”。［33］由于这两层内容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故在旧时的一些拳谱理论中也常将此连一起加以阐发：“静由敬得，静从动见，得静于敬，其静乃真……真静学技，技自得焉。”［34］这个交和着道德伦理原则与训练要求的“敬”字，是传统武术训练理论中的一大内容和特色。
依照本人的认识，所谓意志品质是指一个人在具体实践中自觉克服困难，实现预定目标的一种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由于这种心理特征与道德实践发生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故人们习惯上也把它归入道德图景之中，称为“道德意志品质”，作为对人的“思想品德教育内容之一”。如果说意志品质在当代竞技体育中主要体现为运动员的顽强拼搏精神，赞美的是一种“力”的伟大；那么在传统武术中强调的是习武者通过体肤磨砺而达到的人格完善，是一种对“勇能达德”的颂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在各自的社会实践中来获取对道德法则和内容的理解，继而在实践中加以体现的。对习武者而言，从拜师习武到学有所成，既是武技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锻炼自己意志品质、逐步深化对武德的理解过程。《武术汇宗》中说“苦练功夫，体得先贤”，就是带有这样一种道德指向的概括。另一方面，传统训练理论有这样一个认识，良好的意志品质是习武者能得武技真谛的保证。武谚中的“德薄艺难高”，其中也有这层含义。作为完整反映一个习武者习武过程中心理特征的意志品质，主要由习武者心无旁骛的专心、刻苦磨砺的苦心和以生死相许的恒心三方面内容组成。专心、苦心和恒心互为作用，是对每一位希冀在武功上登堂入室者的要求与考验，其中透射出了中华民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
传统武术有两个文化向度：一是习武者在技艺上的不断提高，二是在自我道德上的逐步完善。在传统武德的结构图景上，武德伦理规范是武德的基础，意志品质是武德的实践磨砺，而集中体现了习武者理想价值的侠义精神，则是传统武德中流光溢彩的无限风光。千百年来，它绽开“武”的横空浩气，渗入广大民众的心灵，成为人们判断事物的某种价值尺度，也是为习武者所设计的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境界。要对包蕴了丰富文化内容的侠义精神作出一个简明的概念表述，并非是件容易的事。为了便于讨论，本人把“侠义精神”的概念理解为：所谓侠义精神，是指历史上习武者以武技为手段，以道义为规范，在社会活动中显示自我价值的一种自觉心理状态，其具体内容主要表现在对习武者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对本人的秉性修养两个方面。长年寒来暑往的种种苛严磨砺，习武者不但把道德伦理深深地烙入了自己的灵魂深处，而且又锤炼出了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品质和良好的行为规范，原本抽象的道德概念已转化为一种内心的价值认同和生活态度，随之而至的是对侠义精神的主动选择和不懈追求。侠义精神至今在民间习武群落中作为一种文化“无意识”，发生着价值取向上的影响，如不切实走近这个群体去把握他们的文化脉搏，这种深层心态是不易体察得到的。“人们往往是根据自己拥有的价值理想或最优化社会价值来进行期望、选择和评价的。”［35］人们欣赏侠的高超武功，更崇拜侠的人格魅力。在道德本位的规定下，艰苦的体肤磨砺是一个道德意志品质的培养过程，在以后的社会实践中，“武”也只是捍卫道义的手段。舍此，习武则会陷入无穷的迷罔，甚至误入歧途。
“中国哲学思维的核心是关于人的存在、本质和价值的问题。”［36］传统武术的根本旨意在于对习武者技术以及身与心的全面塑造，由此构成了“目标——实践——价值”这样一个文化指向系统。作为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文化，它不会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自身活动范围之内，必然带着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价值观，进入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在人们的理解阐释和实践中实现着自己的生存与进化，它的基本精神和价值理念，至今在广大的民间习武群落中发生着深刻影响。3西学语境下武术的嬗变与文化迷失当代中国武术，从技术样式上讲，大致由作为标志性文化符号的竞技武术和主要依托于民间习武群落的传统武术两大结构所组成。所谓竞技武术是指，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因竞技体育比赛之需而逐步形成、发展的中国现代竞技项目。黑格尔曾有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里的“现实”正如恩格斯所准确理解的那样，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37］今天，当我们从文化战略的角度审视中华武术的历史走向，当代武术运动面临的种种嬗变与迷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深反省。
3.1竞技武术的历史形成
多姿多彩的套路无疑是中国武术最为基本的场景建筑。［38］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各自有着不同的价值旨趣，因此其套路活动也有着不同的表达样式和文化功能。这里，就以武术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套路为例，稍加剖析。
在以提高克敌制胜技击能力为主体价值的传统武术技术体系中，势势相承的套路训练作为各家各派的武技入门之法，它为广大习武者提供了一个可依仿、可规矩的活动形式，集中体现了中国武术的文化特点和实践方式。可以说，以套路为入门之法，继而拆招、散打并兼习各类功夫，由此组成了传统武术“练为战”的基本训练方式，自明代以后成为中国传统武术发展的一条主体文化命脉。然而，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都不可能只是一种单一因素，而总会包含着不同价值体系的对立和冲突。传统武术中的“练为看”，就是相对于“练为战”而存在的另一价值追求。人们常说中国文化是种“审美文化”，即往往习惯于在一切人文领域中体现一种艺术精神。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古代武术套路的形成与发展，是在军事武艺基础上还不断受到古代舞蹈、戏剧、杂技等多种文化形式的影响，因而具有自身的审美功能。不过，由于作为内在机制的两种不同价值追求，导致了中国武术发展中“练为战”和“练为看”的两种不同技术走向。它体现出一种实用理性追求下的两元结构。练为战，以具有强烈攻防含义的套路为入门之法，以对接散打为中介，最终追求一种“因敌成体”而发人于无形之间的脱化神明之境；练为看，则是为了博得观众喝彩而强调其观赏性，始终停留在一种预设的势势相承的“形”的表达上，在一种虚拟、写意的举手投足间，表现出演练者的一种攻防情景，从而产生出美学理论中所谓的“移情作用”，给观赏者以浩然自快的审美愉悦。练为看的艺风流韵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从文化源头看，由于受到汉唐婀娜瑰丽的乐舞文化的滋育，当时就作为一种潜流在涌动，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其破土而出。《太平广记》和《梦粱录》等书中记载宋代有些行医卖药者往往会事前耍弄拳棒以招览观众，或由市井艺人“打套子令人观睹”，反映的就是练为看的价值取向，这一取向同样折射着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精神。因为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方式，客观上并不要求注重克敌制胜的实战功夫，而是在乎如何吸引、取悦观众，目的就是热闹好看。但是，因出于对“武”的主体价值刻骨铭心的认同，所以自古至今在习武群体的意识深处，随时流露出对花枝招展“江湖卖技”的鄙薄。早有明代，就有所谓“花拳入门，错了一生”的诫言，［39］尤其象戚继光、何良臣等人，则直接将那种“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的花式拳棒，戏谑为“戏剧套数”或“套子武艺”。清末民初尊我斋主人的《少林拳术秘诀》中也认为“江湖卖技者流之使演拳棒，纵使得五花八门，终属外家（即外行），不能入名人之眼也”。事实上，江湖卖技的“套子武艺”只是传统武术的一条支脉，始终未能成为中国传统武术技术发展的主体价值所在。
20世纪开始，随西方文化侵入的欧美体育已在中国逐步占据了重要地位，传统体育在当时“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浪潮推动下，开始了它的近代化过程，由此也引发了一场中国近代体育史上以武术为代表的传统体育和西方近代体育之间的“土洋体育之争”。西方近代体育文化的洗礼激发出了武术的自新力，无论其理论研究还是运动方式，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并在向现代武术的跨越中作出了重要铺垫。组织各类形式的武术比赛，并初步制定出有关的比赛制度，是近代武术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民国时期较正式的武术比赛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纯套路演练，另一种是套路演练与技击格斗相结合。近代纯套路的武术赛事可追溯到1923年4月由马良等人发起筹办的“中华全国武术大会”，以及民国时期几次全运会上的武术比赛。尽管比赛的规则极为粗陋，但对新中国竞技武术的形成，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40］饶有趣味的是，这种与技击相分离的套路比赛并未得到武术有识人士的认可，戏称其为“特别套子”，并诟病云：
特别套子演练起来，很能引起人叫好：因他的方法，是三个人打一个人，或三个人执了长枪向一个人乱刺，或是四五个人执了兵器向一个人乱杀乱刺；临了那一个人不但不受损伤，并且还能打败这四五个人……这种特别套子若当作老戏看，原可搏人一笑，若把它当作中华武术看，未免太不切实。［41］
尚未成熟而足以增进国民勇武精神的拳击刀枪（指实战性的武术拳械技艺）比赛，竟被取消。而这些大权在握，粉饰门面的体育家，不知延揽专门知识的人物来加以改进，推展尚武雄风。反把花法套数的东西，采为竞技项目。［42］
“打练结合”是民国时期武术的另一种比赛方式，这以1928年和1933年中央国术馆主持举办的两次“全国国术考试”（简称“国术国考”）为典型。为了搞好“国术国考”，中央国术馆分别颁布了《国术考试条例》和《国术考试细则》。《条例》和《细则》从选手的资格、考试日期、所考的术学两科内容、考试程序及裁判长的聘请等，都作了较明细的规定。两次国考的术科考试都设有预试和正试。预试有搏击、摔跤、劈剑、刺枪和拳械套路，正试则为“两两相当”的技击对抗比赛，其内容有搏击（散打）、摔跤、劈剑（短兵）、刺枪（长兵）。预试及格，方能参加正试。1928年的“国术国考”初赛内容是刀、枪、剑、棍、拳的套路演练，初赛及格后方参加对抗项目。由于种种原因，全国性的国术考试只举行了两次，但产生的影响值得重视。1953年11月，新中国举办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上所设置的武术项目和竞赛制度，保留了民国时期国术考试的某些特点。中央国术馆的“国术国考”之所以采用套路演练和技击散打相结合的比试方式，固然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原因，但其中与馆长张之江个人对武术的认识，应有莫大关系。他在1928年的《中央国术馆成立大会宣言》一文中提出，武术一方面“是一种优美的锻炼，稍得门径，便有可观，果能得其精深，手、眼、身、步具有风虎云龙的变化，足以增加体育上的兴趣和美感”，另一方面，“能增进百兵格斗的技术”，［43］两者是一个互为关联的有机结构。张之江对武术功能的这种认识，自有其军旅戎马生涯及当时强种御侮的种种背景，但他对武术活动形式及关系的认识，符合明清以来武术“舞对合彀”的发展基本规律及其价值指向。
如果说明清时期那种满片花草的“戏剧套数”是现代竞技武术套路运动的滥觞，近代运动会上的套路比赛是竞技武术套路运动的氤氲，那么50年代则是竞技武术套路运动形成的最重要定型期。新中国成立不久，武术界曾就武术的性质、形式、功能及发展问题进行过热烈讨论，尽管其中有不同意见的争鸣，但因多种原因，偏重于套路演练及欣赏价值的观点显然占有主导地位，也成为奠定日后长时间内竞技套路运动一花独放局面的思想基础。1953年天津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上“打练结合”的比赛方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时期武术发展的延续性，但《新体育》杂志的一篇社论中并没有对这种竞赛方式给予明确肯定，而是提到许多项目“毕竟是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不免会受封建性的影响……所以，如何使民族形式体育更能具备锻炼身体的实用价值和树立优美的形象，就是今后民族形式体育发展的方向。”［44］此后，天津的武术比赛方式便嘎然而止，1956年北京举办的12省市武术比赛内容纯为套路，并在会上施行了五条40字的评分标准，这为以后武术比赛“树立优美的形象”的套路化，拉开了序幕。
1957年至1958年，武术界内展开了一场有关武术性质、形式等的理论大讨论。这场讨论是由蔡龙云在57年《新体育》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对武术的看法》引起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主要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形式上“我国武术从创始到现在，始终是循着‘击’和‘舞’两个方向发展的”。二是作为套路的“舞”，功能上“在于它的动作优美，气势雄健，能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是‘击’反映在‘舞’中的表演艺术”，所以“这种‘舞’可以看作一种‘古典艺术体操’，归纳在体育项目中”；相比较下的“击”，它的作用是古代的“防身杀贼”，而武术在今天的任务不再如此，“是为了增强人民体质”。据此蔡文进而提出，武术在今天“既（然）是任务在于增强人民体质”，那么就要看表演性的花法套路“是不是能完成这个任务”，文章的寓意是再清楚不过了。需要指出的是，蔡文有关武术套路文化地位、功能的意见与稍前时任国家体委武术部门负责人毛伯浩的观点十分相近，甚至有些用词也如出一辙。毛伯浩在195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说过，“套路是武术运动的主要内容……一旦锻炼成熟，自然会表现出矫健敏捷，勇敢优美的形象”，“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的自由体操或艺术体操。”［45］将入门之法的套路简单视为“自由体操”或“艺术体操”，可见主此论者对武术套路运动的发展是基于西方体育为参照的。难怪该论甫出，不同意见和批评之声就随之而起。绝大多数人认为，武术的“击”和“舞”不是孤立的，舞“联系着技击的内容——无论是练法还是用法”；在价值上，健身与技击“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不仅不相矛盾，而且互为因果。”鉴此，武术的发展用温敬铭的话来说就是“必须经过整理研究，发出新芽，绝对反对砍掉老树接新枝的办法。”［46］本来，对武术性质、形式和功能等的共识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探索，不难找到一条在适合新的社会条件下武术的发展坦途，但这样的理论认识似乎没有得到应有重视。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单一的套路比赛和《竞赛规则》的使用，标志着新颖套路运动独领风骚的开始，而且当时武术行政管理部门对这样的武术运动方式给予了充分肯定：武术的传统风格技术，由此“大大得到发展和提高”，“它有力地驳斥了‘武术体操、舞蹈化了’、‘现在不讲工夫了’、‘失去武术风格’等荒谬论调”，“在新规则有力地推动下……出现了武术运动的新面貌。”［47］加上随之而起的阵阵“唯技击论”批判声中，更使一批不同意见者不寒而栗，以致在近30年的时间内，竞技武术套路样式成为中国武术的样板。［48］在“高、难、美、新”的竞赛规则杠杆撬动下，套路运动的操舞化、造型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以“创新动作”为难度的动作组合如同一块任意拼装的七巧板，充满“摇滚”特色，与所谓“遵循技击规律”、“体现攻防含义”云云相剥离，不过是张徒有虚名的文化标签。
值得提到的是，在举国上下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1978年9月9日，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廖承志在一次与国家体委副主任李梦华的谈话中严厉批评了已失去技击价值的竞技武术，翌月，国务院办公室转来了由邓小平亲笔批示“转国家体委研究”的北京四位老武术家上书的批评国家体委在武术上搞“一家独霸”、“一花独秀”，压制开展武术技击的信函。1980年2月26日，另一位国家体委负责人荣高棠也针对当时的武术境况语重心长坦言：“现在是一家独霸，走的舞台化，不是搞武术，而是把武术给毁了。”为此，当时的国家体委准备对现有的武术运动方式进行改革，以纠正其发展方向。但此举措触动了某些赖以比赛拿分为安身立命的武术教练员的切身利益，他们联名上书国家体委，疾呼手下留情。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以至于国家体委领导在武术的技击问题上，“处于手捧热山芋的尴尬状态，态度暧昧不明”，［49］丧失掉了当时武术改革的一次重要契机。虽说1979年开始的散打运动试验，是对原来单一套路比赛形式的补充，或者是对社会上批评操舞化套路运动的回应，但无论是比赛方式还是场地等，处处透显着西方搏击运动的文化痕迹，难以寻觅中华武术的文化灵魂；同时，在结构上，套路与散打也不再是有机整体的“舞对合彀”，自明清以来形成的有机技术体系就这样被活生生肢解了，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永远走不到一起去。
3.2当代武术的文化迷失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发生了新旧鼎革的巨变，武术也霍然进入了一个由近代武术向现代武术的历史转型。竞技武术的形成应该是这一历史转型的基本标志。作为当代中国武术运动的标志性符号，竞技武术它那异乎寻常的发展动力，基本上来自一种由政府管理部门介入、被高度组织化的各类赛事制度，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实践、完善，已形成了一个从训练体制、竞赛规则到技术样式的有机体系。对于以套路和散打为两大基本活动形式的竞技武术所取得的成绩具有何等文化价值，可以讨论，但却不容陶醉。文化精神的沉寂、武技之道的异化、传统武术的淡出、市场产业的尘嚣……具有丰富文化载量的武术变得日益媚俗浅薄，中华武术的发展失去了原有动力。
首先是武术发展的思想迷惘。长期来，传统武术是以追求技击之道为本质属性，以此规定并制约着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并逻辑地延伸出了以技（技击）、身（强身）、性（道德）三者有机结合的基本价值体系。所以，当我们综观古代或近代武术的各家拳种门派时不难发现，其拳理功法互有所长，但作为一种技艺的修炼之道和价值认知，被习武者所恪守、遵循，由此铸造了中华武术博大的文化景象，而当代竞技武术的文化迷惘也正是从这儿开始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有部分武术界人士先将追求技击之道的武术本质属性混同于武术价值功能的技击格斗，再将武术的技击价值与健身价值对立起来，继而认为：“武术在今天的任务不再是‘防身杀敌立功’，而是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是为‘增强人民体质’。”［50］将武术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功能相混淆，至今是目前武术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盲点。比如，有位武术的博导曾说：“现代武术以‘技击’为惟一本质是不合适的……套路运动的本质是多层次的。人们往往看到它裸露在浅表层面的攻防技击本质，而没有深入观察其不同层面的健身本质、竞技本质和艺术本质。”［51］除隐藏于事物内部的本质之外是否还有“裸露在浅表层面的本质”，建议该博导应该去学一点有关形式逻辑的基本常识，但文中所提套路运动的“技击本质”、“健身本质”、“竞技本质”、“艺术（演练）本质”云云，显然在概念上将事物的本质与功能混为一谈。应该指出，当代武术套路运动所谓“高难美新”口号下的技术异化，就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的产物。
当代武术的思想迷惘还表现在自觉以西方体育文化为参照，使得传统武术文化无论是其活动样式、价值体系及文化内涵，均发生了过滤和割裂。历史上，中华武术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孕育、滋养，中华民族的哲学、艺术、医学和历史等构成了传统武术的文化基础，这一文化库存是难以全部用西方体育的现有理论来诠释的。肇始民国时期，随着西方体育在我国的传播，导致了中国武术的文化河床中开始流淌进来自大洋彼岸的涓涓细流。众所周知，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是各种运动项目，更重要的是它还包括了诸如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运动心理学及体育学概论等一批体育基础学科在内。在这一点上，与长期积淀在农耕社会、缺乏自我批判和偏重经验传承的武术相比，充分显示出了优越性。当时许多人士清楚看到，欧美体育的兴盛发展，得以科学的佐助，“国术一道，脱不以科学方法从而改进，势难邀上之信用，必致完全失传”，［52］由此，中国武术史上第一次振聋发聩地喊出了“武术科学化”的时代口号。值得肯定的是，时人对武术科学化的了解，并非简单地“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里”，而是要“采取欧美体育长处”，“要科学方法、教育力量来改造我国的固有体育”，明确提出了“建设民族本位体育”的主张。［53］相比较之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逐步形成的竞技武术套路，从其一开始就定位于“自由体操”和“艺术体操”，所以其历年制定的《竞赛规则》越来越显现出西方体育文化的色彩。笔者注意到，随着近年来竞技武术的走向世界，不少人进一步提出了武术发展要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接轨的具体内容可谓是全方位的，从竞赛体制、项目设置到技术创新及规则裁判等，尤其是在当前中国武术要步入奥运会的口号下，武术的改革要适应西方体育文化的要求，似乎已成为众口一词的不易之论。［54］
武术的传统活动样式，是华夏先民在长期实践与思考中积淀和凝聚的一个文化成果，它深刻传递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价值信仰等多种文化元素。在当今西方文化以宗主地位无孔不入地剥蚀民族文化之时，所谓的“武术与国际（西方体育）接轨”，其实质是“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里”式的对自身文化命脉的自我疏离、自我阉割，使充满生生之变的中华武术在西方体育文化的“裹挟”下不断被过滤，话语权不断失落，自己的文化创新发生深层弱化——活生生一场中华武术文化的“和平演变”。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所说：工业社会拥有种种把形而上的东西改变为形而下的东西，把内在的东西改变为外在的东西的手段。［55］竞技武术的文化嬗变印证了马氏的这个观点。比如追求意境神韵是传统武术的一个显著文化特征，它需要欣赏者内心的体悟咀嚼才能体会；然而，在以西方体育文化为参照的“可量化”竞赛规则使然下，竞技武术到底比什么？多少年来是个难以言说的“文化空场”。日新月异的套路“创新动作”犹同随取随舍的快餐，成为一个揉杂了不中不西的怪胎。可以断言，这样的“创新”与“规则”的出台，丝毫不会改变武术夕阳西下的凋零命运。更应该引起警惕的是，近来有人在“转变观念”的致思途径下，竟把武术比做“都市餐饮业”，提出武术应该向“全球生意兴隆”的麦当劳学习。［56］对此，我们不禁试问：麦当劳化的武术还能凝聚人们对武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内在信念吗？这样的表白除了是一种露骨的文化自宫作践外还能是什么呢？
当代的竞技武术总体上是在体操化的技术改造和竞赛规则的修订这二维平面上做文章，导致口口声声的民族传统文化与实际上的技术异化发生了偏离。武术偏离了传统，就失却了它的文化家园，发自内心的价值信仰也就日益萎缩，成为“归宗无路，朝祖无门”的精神漂泊者，再加上在全球化趋势下的与西方体育的盲目接轨，以致当代武术的发展陷入一种文化痛楚，产生了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所说的“合法性的危机”。这是当代中华武术的危机，也是目前整个民族传统文化濒临消解的一个缩影！
其次是缺乏批判的高估颂扬。在漫长的历程中，武术毕竟是吸吮了华夏农耕文明的乳汁氤氲、滋养的，它有随社会进步而不断附丽发展起来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也当然不可避免蓄积着一些沉渣流弊。精华与糟粕共存，是传统武术的一个总体文化特征，需要理论研究的厘定、廓清。民国期间，一些武术理论研究者针对当时武林中“托名祖传，自炫其能”的门派陋习提出了“刈芟清算”的主张，“合理的使它存在，不合理的要无怜惜地剔除出来。”［57］然而，进入五十年代以后，对传统武术文化的理论认识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钟摆现象”。具体表现为前期时按照意识形态需要开展的对所谓“封建迷信和唯心主义东西”的批判，并将此视作“两种不同道路的斗争”，［58］猴拳、醉拳成了丑化劳动人民，太极拳、罗汉拳是宣扬封建迷信，取而代之的“革命诗词拳”、“语录拳”及“自选拳”走俏一时。毋庸赘言，这些多为当时“极左路线”影响下的时代产物，除了一些无限上纲的喧哗与骚动之外，本身不具备任何理论含量。因此，随着“文革”的结束，这类东西也都俱往矣！
但是，当武术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后，对传统武术文化的认识又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具体表现为对传统武术缺乏批判的高估颂扬。比如，前些年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先生的那句名言“武术属于体育，但又高于体育”，曾被许多研究者奉为圭臬。还有位原国家武术运动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在一次讨论如何发展武当武术的座谈会上竟这样说道：“道教文化具有浓厚的神秘性，谁也解释不清楚，我们何不充分利用它的长处呢？”他的出发点是为了积累资金，所以要“把武当武术炒热”，“再向世界武坛推出一个像少林一样的武术丰碑”。［59］发展武当武术的动机无可非议，但关键是发展动力的选择有误。我们承认传统武术的神秘色彩在封建社会中，对聚众习武发生过的一点影响，但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非理性现象，决非是传统武术本身内在的发展动力和文化魅力。在现代科学文明洗礼下，实现传统武术历史转型的重要任务，恰恰要以科学理性剔除那些佛道仙祖的“神秘性”，还其本来面目。另外，再翻翻近时出版的一些武术专业理论教材和研究论著，对传统武术文化的盲目颂扬已成泛滥之势，有的甚至到了戏说的地步。比如，谈到阴阳五行与武术关系时，许多人不是去梳理两者的历史关联点及其中的有价值内容，而是屏息止气去仰视其背后那道神秘光环，似乎不这样就亵渎了这笔悠久的文化遗产，认为这是中国武术中天人合一观的一大体现。古代的五行学说，本身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把五行说作为绝对法则比附万物，把事物的发展说成是种五行相克关系循环往复的结果，就使五行学说走入了误区。对此，历代学者早有鞭辟入里的分析。近代，当此类“敷衍成章”之说弥漫于武术界时，即遭遇了激烈批评。陈鑫在他的《陈氏太极拳图说》中称此为“其泛滥肤浅亦不过古人之糟粕而已”，意拳创始人王芗斋同样在他的《拳道中枢》中痛斥“此不过为江湖之流信口云云而已”，“使学者不明真相，感于鼓说而趋之若骛。”［21］墓志铭式的皮相溢美无助于中华武术的时代发展，反而使武术腾飞的翅膀更加凝重，同时，这与现实生活中传统武术所遭遇的冷遇，形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现象，如同一本装订有误的书，实在对不上页码。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指出，人们的认识只能在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其认识也就到什么程度。对于有着悠悠岁月传统武术文化，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地具体理性分析，一方面不能低估这一文化精粹在当代社会的价值意义，同时决不可在“光环”效应下忽视其中的负面影响。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蕴涵在昨天理论中的智慧，认识到缠绕在上面的藤蔓，那么我们在通往明天的路上将会更加清醒和自信。
另外是人才培养现状的困惑。把武术纳入我国的高等教育序列、培养从事武术事业的专门人才，是现代武术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也应是中华武术薪火相传的重要途径。新中国刚成立的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北京体育学院和上海体育学院等相继设立了武术系。据调查，当时报考武术专业的学生须参加学校组织的统一文化课考试和身体素质考试，在武术技术上当有一定特长或爱好武术，但未作硬性规定。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的武术专业招生，也还是依此进行。然而，时至八十年代中期，国家体委和教育部开始对获得武术和其他项目（运动训练专业）等级资格的运动员施行单考单招。按有关文件规定，凡报考者必须具有二级以上的运动员资格等级证书，符合条件者均可获得较大的政策优惠：此类考生文化考试单独进行，其成绩远低于其他体育专业考生。另外，凡曾获得一级运动员资格者可在录取二级运动员的分数基础上再减免30分，凡获得运动健将（武英级）者可免试直接入学。国家体委和教育部施行的单考单招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运动员退役后的出路问题，这对稳定运动员队伍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但落实到有着自身文化背景和文化命脉的武术上，现行武术人才的准入机制及其引发的问题，则不能不令人深感困惑。
困惑一：资格准入对传统武术的排斥。具备二级运动员以上的等级资格，是能参加武术专业单考单招的先决条件。然而，在我国竞技武术“赢家通吃”的现行体制下，凡取得该资格者，均出自竞技武术。因为，传统武术尽管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和深厚的文化意蕴，但五六十年代来如同一朵离散聚合任自由的“后庭花”，基本上作为一种民俗事象而存在，其文化土层因社会环境的变迁已相当浅薄，习武者在这类活动中取得的成绩，难以得到体育部门的资格认定。因此，不少人为了获得学习机会，不得不弃舍传统而改竞技。从文化的传承看，这样的准入机制本身就是对传统武术的强势挤压与冷落，它加剧了当代武术的偏颇发展，使得中华武术的文化绵延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发生制度性断层。
困惑二：准入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冷漠。1997年下半年，教育部将原来的“武术专业”整合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并根据该专业的培养任务与目标，规定了若干门专业理论课程，如“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中国武术史”、“武术理论基础”、“传统体育养生学”及“中国文化概论”等。不言而喻，这几门课程对于培养以武术技术见长的大学生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据本人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社会调查发现，许多学生对这几门课程缺乏起码的学习兴趣，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漠然。当然，这一现象背后有其多种深层原因，如当前我国教育体制与导向问题，该专业学生因文化基础差而缺少对理论课兴趣等，但一个不容我们忽视的深层原因是，这与目前该专业的生员都来自竞技武术有关。由于竞技武术无法与理论上的历史文化对接，所以激发不了他们对传统武术文化的亲近感，即便是一些传统拳理功法，因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两者之间的落差，故而也无法建立在他们已有的知识理解上。当代中华武术和民族传统体育的推动及弘扬需要受过系统知识训练的专业人才作为基石，而这种机制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具有这方面的责任感和能力吗？
困惑三：师资结构与培养目标的距离。目前在各高校任教的武术技术教师，基本以竞技武术为主要内容（其中不少人就是在这种准入机制下完成学业的），任教后，也以此为安身立命的所在。然而，对于博大精深、内容宏富的中华武术传承来说，这种由“鸡生蛋、蛋生鸡”培养出来的近亲式师资结构有其无法克服的缺憾。一方面因背景原因他们缺乏守卫传统武术精神家园的文化自觉，另一方面加剧了竞技武术“一花独霸”的垄断地位，同时还弱化了专业学生对中华武术文化知识、技能的全面学习和掌握，无法实现教育部制定的有关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
高校的武术（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培养，事关中华武术的发展大计。目前的准入机制和培养方式，显然无法绵延中华武术的文化内容和价值体系，反而在人才传承的这一最重要环节上造成当代武术的整体性结构畸变，这实在是一个亟待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还有是武术产业化的市场陷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如同打开的久壅闸门，对每个社会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在物质生产各部门都被推向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各种文化精神产品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商品经济的烙印。“武术产业”就是在这一潮流下由原先的“以武养武”、“开发武术资源”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口号。近二十年的实践清楚表明，武术作为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资源，有其自身的经济价值，在一个经营武术器材、服装、图书、音像及技术培训、各级赛事等的产业圈逐步形成的同时，“武术搭台，经贸唱戏”也成为许多素有习武传统地区经济建设中的重要组成。最典型的一个事例，莫过于持久不衰的“少林武术热”对登封地区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
但是，产业化的实质是以金钱为标杆的，市场经济并非是启动社会进步的一把万能钥匙，加上我国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许多地方尚不完善，因此，在武术产业化过程中不少问题也随之清晰暴露出来。比如，在技艺传承方面，传统武术历来践行“以德为主”的择人信条，鄙视那些“需索供养，以厚薄为是非”的唯利是图者。对照起眼下在商品经济冲击下，不少人把武术传承看成一种“超市式”的商品买卖关系，对学武者不分良莠，一概视作“衣食父母”，或“重利轻艺”，或“托名自炫”，传统武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价值启示。发人深省的是，在“按经济规律办事”名义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对经济效益的单一追求，已越来越成为评价武术事业兴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尺度，成为“繁荣当代武术事业”的根本出路。“一切向钱看”的利益驱动，如同一只打开的潘多拉盒，武术沦为众多“识事务者”招财进宝的榨汁机。一方面，有些人通过各种沉渣泛起的广告词和书刊，千方百计把自己装扮成一尊尊“武神”再世模样，另一方面，不少武术杂志及出版商为了赢利也心甘情愿充当“托儿”角色，故意大肆宣扬一些“怪力乱神”的荒诞怪谲之说，这难道不是一种中华武术文化精神的沉沦吗？此外，有的地方在举办武术节过程中所出现的经济问题也是够让人触目惊心的。如1988年深圳举办国际武术节中暴露的经济案，竟是一桩60宗套在一起的连环案，困扰企业达整整5年之久。［60］
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不是一般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文化安全视野中，它“是对一种新的战略资源的掌握，是对一种战略市场的争夺，是一种对于新的文化存在的主导权的争夺。”［61］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不是经济建设的派生物，凝聚着“真、善、美”的文化价值，也并非可与商品价值划等号。有学者指出，对于文化产业如不作具体分析，而“简单地搬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可能导致荒谬的结论。”［62］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先导的改革开放是一次巨大的社会进步，但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软实力”的文化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与要求。市场经济点燃起了人们“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内心激情，也对以传统文化为依托的中华武术精神世界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是中华武术面临的一个时代课题，如解决不当，武术的文化之根将被物欲飓风拔起而万劫不复。
如同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常常是因人自身造成的一样，中华武术目前呈现的文化迷失也是由于长期来的种种失误所致，其中有的是全球化趋势下西方强势文化使然，有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变革引起，还有的则与武术主管部门对中华武术缺乏历史与文化把握的“改革”有关。要给当代武术增添新的活力，寻回日益淡忘的精神家园，则当冲破长期镶嵌在我们思想上那件意识形态外套。对日后武术的健康发展进行思考，不仅是有关管理部门及理论工作者的事，也是每一位关心中华武术历史命运的人都义不容辞的时代责。
4构建当代武术精神家园的若干思考
当今世界风云跌宕，不同文化及其价值之间相互纷争，正处于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年代。在以资本、科技、市场为优势的西方文化主导下的全球化过程中，加速了传统文化的解构，中华武术在当代的文化迷失就是这样一种在西方体育文化扩张下的逻辑结果。面对这样一种局面，一个“向传统武术回归”的声音近年来在武术界回荡，其蕴意是在召唤中华武术的文化重构，以寻回日渐失落的精神家园。《易传》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苞者，本也。凡物系于苞本，则固。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根基，武术的世纪之行当然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有了它，我们才知道武术从哪里来，又该往哪儿去；有了它，中华武术才有了坚定的文化信仰和巨大的精神感召——凭什么能立于天地之间！否则，就会成为缺少文化根基的漂泊者。试想，没有了文化根基的中华武术还能走远吗？要构建当代武术的精神家园，使之成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一道有力屏障，应当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4.1文化扬弃与吸收融通的关系
文化学意义上的“回归”，简单讲是对某一文化价值系统的重新认从。体现在武术上，其实质就是接续其自身的文化之根。但是，从农耕社会发展而来的传统武术本身是一个瑜瑕互见的复杂文化体。其中既蕴藏着前人的智慧精华，也裹挟着不可避免的历史积尘，同时还更多地隐匿着需要通过一定的文化转换机制才能焕发出其时代价值的文化传统。这必须在对它进行深刻理性把握基础上的扬弃和创造性转换。如不善于吸收前人的文化成果，传统武术的智慧精华只能是“绿水青山枉自多”；如不善于批判否定，传统武术就无法实现其时代转型。因此，“向传统武术回归”以重新构建中华武术的文化家园，并非是将传统作为一种文化供奉或是对“吾家旧物”简单循袭，而需要经过深刻理性审视后的文化“扬弃”和抉择。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传统武术能否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勃发出新的文化生机的关键所在。
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纵”的继承和“横”的吸收。历史上，中华武术的演进有它自己的文化苞本，同时也能善于融摄其他异质文化。明代时，中国的武术家们曾努力学习日本刀法，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刀法内容；本世纪中叶，李小龙融中西武技为一体，开创了截拳道，成为中国武术影响世界的成功典范。在当今世界各民族的体育活动中，有着许多影响广泛的技击形式，如拳击、摔跤、击剑、泰拳、柔道、跆拳道等，均体现为不同民族文化对技击之道的认识和理解。善于吸取这种文化营养，对于丰富、发展中国武术的技法技能，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哲学倡导的认识论，也是传统武术奉行的实践哲学。由于传统的习武之道过于偏重实践体验而忽视了理论的论证与创造，使得积累了许多丰富的闪烁着实践理性之光的经验很少得到应有的系统整理和阐发，严重制约了武术的文化创新。因而，加强理论研究是推动当代中国武术焕发文化原创的强大内动力。近代史上，在与西方体育文化的撞击、冲突过程中，激发出了中国武术的自新，“武术科学化”的呼声彼此回荡，从而推动武术踏上了时代跑道。今天，西方体育科学的不少科研方法和理论成果同样可以为武术理论研究提供借鉴。由于都具有人体运动方式的自然属性，所以，其中有“许多范式是可以融通的”。［63］综观古今中外，凡是奋发进取的民族都能在充分汲取外来先进文化同时，注意保存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因此，只要是有利于人生命价值的优化和自身文化的发展，我们都应认真借鉴、吸收，以博大的胸怀不断融摄其它文化成果，夯实自己的文化根基。生生不已、异质同构，这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活力所在。
二十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斯本格勒曾预感到西方文化的价值危机，他警告：当西方文化越来越变成了没有内在精神的躯壳，“西方的没落”已为期不远。同样，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凝聚形式，武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必须是以保持自己的文化独立为前提，不能把在悠久历史中积淀形成的文化个性和价值体系消融到西方体育文化语境中去，丧失自己的内在精神与文化记忆，交出自己的价值标准，去模仿别人的文化样式。阮纪正先生在《武术——中国人的存在方式》一文中指出，传统武术阴阳互济，顺势化解等操作方式，反映了一种通过内部自觉颉颃制衡调控求得稳定和谐的内源性多样化取向，以太极图为这种文化符号的价值取向，在当今社会中似乎并非全部都要让位于体现十字架精神那种两极对立、实力抗衡的操作方式和价值取向不可。［64］对于中西方两种不同的人体文化，没必要作出高低优劣的肤浅评判，它们都是人类体育文化中的成果。全球化越来越使世界文化联为一体，但这是在保持民族文化的个性基础上的“兼蓄并收”为特征的，而不是为了“走向世界”去趋附强势文化的单一模式，去同质化。武术的时代发展，要求我们必须走出古代宫阙，但也当防止把武术搭建成西式楼台，因为西方文化滋养不了中华武术的根叶。由经济全球化启动的文化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指世界范围内人们对文化选择后的价值共享。因此，中华武术既要成为世界体育大观园中的建筑场景，同时又不能以丧失自己的精神根基与文化价值为代价，这应是当代武术发展战略研究中的一个值得认真思索的重要课题。
4.2历史继承与文化创新的关系
有着自己精神家园的中华武术是一种体现生命存在的活动方式。这种形成发展于传统社会的人体文化，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既存在“代沟”，同时也具有同构应和的关系。我们把这种同构应和的关系放到文化理性的棱境下进行考察，不难看到传统武术闪烁着自身文化光彩的多种现代价值。
首先，传统武术是一种优化生命存在的价值系统。现代社会以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换为基本运作机制，在日益喧嚣又高速运转的现代文明中，人们品悟到了传统文化中的古朴情趣，想给自己找回一点失落的“野性”。于是，传统武术以它特有的价值与魅力为世注重。传统武术在提高技击能力的过程中追求“技、身、心”的和谐统一。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技”不仅是包括形式上的套路演练，更重要的是指从“形”到“化”，从“有”到“无”——技进乎道的深刻把握。然而，由田径、体操、球类等等主要活动内容构成的西方体育，不管其评价标准还是技术诊断，都呈现出强烈的物理学特点。在这条文化轨道上，西方体育要求运动员跑的速度更快，投的距离更远，跳的高度更高，举得重量更多，旋转的难度更大，打击的力量更猛，因而逻辑地提出了“更高、更快、更强”的口号。［65］洋溢着浓郁本土哲学文化意味和传统美学特色的传统武术，历来讲究“躬行体悟”、“阴阳互济”。在技击观上，它视“气力愤发”“殆同牛斗”者为下乘之技，追求一种“意思安详”以巧打拙的“名士风流”；在健身观上，强调以“内”为主的内外兼修，而非西方体育那种外在的自我张扬；在审美观上，传统武术并不刻意形架的规范，而追求一种“拳无拳，意无意，无意之中是真意”的神明之境。世纪之交，在对“中国武术向何处去”的历史发问中，不少人把环视的目光对准了涌动着生命活力的传统武术。历史上，传统武术曲折坎坷而薪火不绝，这本身就是对它价值生命的绝好证明，它那深邃、广博的文化蕴藏，既是中华武术的重要文化库存，也是进行时代创新的文化根基。
创新是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是我们构建文化安全的自觉需求。漠视创新，其结果只能是被冷落及无可奈何的衰微。中华武术在历经千年的发展中没有寂灭，这得益于它的不断自我调整与创新。王朝闻先生曾说，“传统和创新是一致的，一个是一个的基础，一个是一个的延伸”。［66］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武术依然需要它的时代创新，但这种创新难以嫁接在西方体育的树干上，应以自身的文化命脉为根基，而不能偏离了具有自身价值的文化规定，拿别人的话语来取代自己。因为，不同的文化之间有些可以交融，而有些则难以兼容，武术的创新程度往往取决于对自身历史文化的挖掘深度。如有人讥讽这样的观点为“保守主义”的话，本人认为，认同自己文化传统的“保守”不但不应遭到鄙视，反而应当给予珍惜。笔者十分欣赏陈来先生对于“文化保守主义”两个基本含义的诠释：“一是指在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反对反传统主义的文化观和对传统文化的全盘的、粗暴的破坏，在吸收新文化的同时注重保持传统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另一是指在商业化、市场化的现代社会里，注重守护人文价值、审美品味、文化意义及传统与权威，抗拒媚俗和文化庸俗化的一种立场。”［67］可以说，与历史相伴而来的传统，本身就是一种可供创新的文化资源和力量。令人堪忧的倒是某些人走火入魔式所谓的“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的武术“创新”观，如把中华武术的将来交付这样的理论操作，其命运能是一条“不断前进”的坦途吗？［68］当年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过对待传统文化的“接着说”和“照着说”两种治学方式。今天，我们在对待武术的文化继承问题上，同样存在是“为往圣继绝学”式的“接着说”，或是“我注六经”式的“照着说”，还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式的“重新说”三种态度。
在武术的创新问题上，早些年就有不少人士针对竞技武术放弃应有的本质规定而“满片花草”的偏颇发展，提出了激烈批评。对此，有位国家武术部门管理者曾撰文予以反驳，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竞技武术“就是在吸收传统的基础上有所改进，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东西，如太极拳，从历史上刚开始的陈式发展到后来的杨史、吴式、孙式和武式，证明传统武术本来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大概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具说服力，文章还举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为例，说戚书之所以曰“新”，按其解释是“出于法而不泥于法”，竞技武术就是“继承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因此得出结论，不能认为竞技武术没有传统。［69］不去解读《纪效新书》的原文和对传统太极拳的技术旨意进行考察，表面上看，这是段不失“精彩”的论述，但必须指出的是，作者对《纪效新书》的文句以及传统太极拳的技法理解上出现了原则性误解。戚书的原文是：“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显然，“不泥于法”的基本逻辑前提是“明其出于法”，即要知晓武技法则的基本内在规定。正因为这样，“既得艺，必试敌”的“舞对合彀”，才有了它的具体归着，成为戚继光练兵思想的根本指导原则，也成为传统武术绵延相传的一条基本命脉。对此，我们不妨也以太极拳为例提出反问：请问在所列举的传统太极拳中，又有哪家哪派不是立足于为提高“两两相当“的技击能力而存在、发展的？而今天竞技武术中的太极拳套路演练，又有谁是以此为价值追求的？由于太极拳在价值观上一味强调其健身作用，在实践上又使之操舞化，使得人们往往把太极拳只视为是老弱病残者的康复活动，就连有些体育理论研究者也存在这种认识误区。如在谈到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时有人作“导引、气功、武术、太极拳”这样的文字表述，还有人想当然认为太极拳是“从我国古代导引衍化派生的”云云。对于竞技武术的这种忘却了“明其出于法”而徒为“不泥于法”的“创新”，笔者前些年就提出过这样一个设问：如果日后武术的各类拳种都复蹈了今天新式太极拳的覆辙，这到底是符合“武术套路发展的辩证法”，还是中华武术生命的涅槃？［70］恐怕是要再来一次《后汉书》中所说的“中国失礼，求之四夷”的历史轮回了。
4.3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的关系
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是当代中国武术中的两大活动样式，它们之间有一定的文化沿承关系，但也表现出很大的内容差异，其负载的文化信息也不尽相同。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形成了传统武术对技击之道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构成了传统武术的文化特点与精神气质，并依此与其他民族的武技活动相区别。然而，由过去“练为看”为价值主旨衍化而来的竞技武术，本来应该只是整个武术文化主脉的一个补充，但由于行政主管部门的长官意志及被高度组织化的各类赛事制度，从而使受到西方体育文化强烈辐射的竞技武术迅速成为当代武术文化的标志，一方面利用武术的历史文化影响声称自己是“民族传统体育”，另一方面则对传统武术造成“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式的巨大挤压，以致“武术是什么”似乎成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前些年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和武术主管部门开始关注起传统武术来，并把如何发展传统武术放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曾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和国际武术联合会主席的伍绍祖先生在1999年年初的一次讲话中强调指出：“传统武术是武术之源，是武术的发展基础”，“在发展竞技武术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传统武术，否则就会使武术走入死胡同”。［71］为此，国际武术联合会下专设了“传统武术委员会”，各级武术管理部门还不时举办一些传统武术的赛事，“传统武术”一度成为时髦而走热。但是，由于竞技武术活动样式的强烈辐射以及理论上缺乏对传统武术概念的厘定，活动方式及价值主旨认识不清，因而近年来举办的一些所谓“传统武术比赛”难以根据传统武术的文化特点来进行。进入人们眼帘的比赛内容大多是被当年王芗斋先生讥为“拳混子谋生之工具”的套路（其中还不乏近十多来才兴起的木兰拳、扇），有时可能为了显示武术的技击，就加上与套路运动毫无关联的散打，其评分标准是依照竞技武术的《武术竞赛规则》，评分者是竞技武术的裁判。可以说，在这种打、练殊途的比赛制度下，只能造成“伪传统武术”的泛滥，加剧传统武术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得不向竞技武术靠拢的局面，如同一首歌词中唱的那样：“我不再是我，但你却依然是你”。这类行效于上的“赛事活动”根本无益于传统武术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它的技术样式照样被日益过滤，精神价值被不断淡忘，身怀技艺的传人先后离去——传统武术的宝贵资源每一刻都在流失、湮灭。近年来，在我国悄然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以少林武术为代表的一些传承有源的传统拳种纷纷提出申请，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将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一个侧面清晰显现出当代武术号称有六千万习武人口的表面“盛世”下，传统武术文化濒临危境的无奈事实。［72］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武术确实是我国一笔应刻不容缓加以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竞赛是撬动体育运动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铺设的快车道。形成于50年代的竞技武术，也正因为得益于它的竞赛体制，才迅速提高了它的运动技术水平，并奠定它独领风骚的文化地位。既然包括传统武术在内的中国武术，是在“体育”的文化点上找到自身的安身立命之处的，那么，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机制就不能不引起传统武术日后发展的思考。在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中，靠自发状态的民间土壤养育不出传统武术的参天大树。请看，从奥林匹克运动的惊人发展到中国竞技武术水平的迅速提高，又有谁能离得了竞技杠杆的橇动作用呢？在世界体育史上，人们对古希腊文明的发掘，从而重燃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圣火，成为当代人类文化现象中蔚为壮观的一幕，这是否预示着中华武术的振兴也寄希望于传统武术呢？各民族都有着相对独立的文明体系。中华民族内部成熟的文化内涵如同遗传基因，并不能以削足适履的“外科手术”方式进行随意更换，尤其用单一的西方标准来进行评价、切换。因此，我们应该在对传统武术整理、研究的基础上，立即着手制订出一个符合其自身文化价值和技术特点的赛事制度，不能设想一个传统文化样式的复苏可以无视自己的文化命脉与价值规定。通过对传统武术的文化归纳，把长期被忽视的武术文化特点整合起来，从而获得一种内源性的文化张力，形成当代武术运动发展的“双轨制”，使竞技武术不再成为当代武术的主流文化现象，使已逐渐失去身影的传统武术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就目前而言，“回归传统武术”是新一轮中华武术发展的战略重点。它需要社会的普遍关注与支持，更需要行政管理部门的深刻反思和宏观调控，着手建立并落实一套如何继承传统武术、发展传统武术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政府保护与民间传承两方面的积极性。
4.4社会普及与精英群体的关系
文化的发展是需要载体来进行绵延的。有着巨大历史跨度的传统武术，就是通过代际传承的方式，最终凝聚为具有自己价值系统和活动特征的文化形式。然而，当代社会中的传统武术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双重影响：一是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结构变化和文化震荡，二是竞技武术的强势冲击，客观上使得传统武术赖以存在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必须指出，在当代社会中传统武术的这种境遇是不可能展现其应有的文化价值，勃发出竞争中的文化创新，承担起构建中华武术精神家园的时代重任，去正面应对来自西方体育文化霸权主义的全面渗透和挑战。由于文化的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今天竞技武术失去历史传统支持而发生“文化枯窘”之时，我们当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来认识营建传统武术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营建传统武术的生态环境，套用一个当下的流行词，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既需要理论上对武术历史文化的正本清源，也需要进一步的社会调查和挖掘整理，更需要形成对中华武术文化内涵和价值特征的广泛认识，使人们从内心营建起中华武术的精神家园。但是，武术的文化性质决定了它的历史衍传主要不是靠对文字的理解来进行的，而是一种需要“犯手实做其事”的动态技艺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技术传承当是传统武术生态环境工程中的紧要任务。当前传统武术的濒危，很大程度上也是技艺的失传。传统武术技艺的继承与发展载体，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人群：一是社会上的普通武术爱好者，他们是营建传统武术生态环境的基础；二是全国各体育院校从事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习的学生，由于专业基础与要求，他们应比前部分人群对传统武术技艺的理解和掌握更为深刻；三是应像竞技武术运动那样，形成一个传承传统武术的专业化精英群体，他们是传统武术拳理功法的薪火接续者，通过系统训练，由此展现中华武术技艺的迷人风采。三者相互关系，但承担的任务及作用有所不同，共同成为中华武术文化长堤的自觉守望者。
当前有两种武术观需要分析。一种观点认为：武术讲究技击是古代军事战争的需要，今天的武术已属体育的范畴，“它的直接目的却是强身健体”，因此，以技击能力作为真功夫的标准不够恰当，武术运动的真功夫“是遵照套路技术规范和比赛规则，准确地按时地完成各项动作，把精、气、神体现出来，显示人体的健、力、美和武德精神。”［73］该论预设了“技术规范”和“比赛规则”两个逻辑前提，但这种建立在西方体育的语境中的前提能显现出中华武术的文化价值吗？社会文化学告诉我们，价值取向是调节决定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在机制。追求技击之道是武术历史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定，也是历来习武者重要的精神栖息。诚然，在价值构成上传统武术除技击之外尚有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功能存在，一些材料中也不乏诸如“详推用意终何在，延年益寿不老春”这方面的记载，但笔者以为对此不能囿于字面上的孤立理解，而应据于全面的理论分析。简单说，历史上传统武术的发展是围绕“武”的主体价值而延伸，强身健体与包括意志品质在内的道德培养是通过对技击之道的习练过程来得以实现的，不同的习武者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进行价值选择，但在理论逻辑上，不能把传统武术的价值存在与习武者本人的价值选择相混淆。竞技武术正因为偏离了武术对主体价值追求的本质规定，才失去了历史文化的支撑。另一种观点认为：以体现技击为主体价值的社会环境早已不复存在，已不具备传统武术技击技艺传承的文化土壤。这同样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我们承认，随着工业文明的全球化趋势，在民族传统文化本身及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急剧变异情况下，支撑武术技击价值的基础已经发生变化。因此，要延续农耕社会那种依靠民间土壤来自发继承、发展传统武术技击文化的可能性根本不大。但是，在社会分工日益细致的今天，它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再造这种生态环境，由部分“精英群体”来保存、发展传统武术的拳理功法（如同西方体育中的拳击、摔跤、击剑等运动，并没有随着工业文明的进程而退出社会舞台，而由专业化的运动群体在延续、发展）。这样的话，不但保存了中华武术的文化精粹，畅通了与历史文化的主脉联系，同时，还可以为理性继承传统提供一个实践平台，以此检验诸多传统武术的理论价值。这一传承群体人数不多，但能“吾道不穷”而薪火绵延。眼下各地开展的传统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固然能引起社会的一定重视，但如没有基本载体的实践传承，可以肯定说，难以改变它在文化全球化浪潮下被荡涤和吞噬的濒危厄运！5结论在当代国际社会竞争中，文化已成为衡量一个民族、国家综合实力的一竿重要标尺，保持与弘扬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与继承性，对维护国家安全具有独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74］有人预言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然而，我们有了这样一种文化准备吗？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脚步，中华民族必将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而只有加强自己的文化建设，夯实自己的文化基础，才能坚定信心、重新恢复民族自尊，才能焕发出中华民族的卓越创造力，赢得世界的普遍尊重，去构建起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文化长堤，参与国际间的文化竞争。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武术所映显出来的自觉以西方体育文化为参照的发展趋势，与其说这是传承中的代际断裂，不如说是种深刻的文化嬗变。必须指出：这种嬗变决非是“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中西会通”，而是种丧失了文化自信的自我殖民心态，它不可能成为中华武术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一条康庄坦途！
素以“悠久、博大、深邃”著称的中华武术其绵延的文化生命一如流水，拥有“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历史传统，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理念与价值信仰，拥有巨大的文化融摄力与历史适时性，正唯如此，方才形成自身的文化传承脉络和精神家园。当代世界竞技体育的大观园，是一个充分展现西方体育场景的舞台，这一场景的文化标准并不是我们评价有着独特历史背景、审美情趣及价值体系的中华武术文化的绝对尺度。中华武术走向世界需要有“全球视野”，但不能因此失去具有自身“华彩乐章”的文化传统。民族文化一旦失去了传统的滋养，如同婴儿没有了母亲的乳汁哺育一样，难以健康生长。新世纪之初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第一条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采取了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这种文化多样性体现在组成人类的群体和社会的特征的独特性和多元性……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自然界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成为当今和未来时代的人类的利益而予以承认和肯定。”
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体系的东方传统体育——武术，应当并可以按照自身的文化逻辑，在全球化的汹涌浪潮中坚持“和而不同”的中华精神，通过其智慧与实践，继往开来，与西方体育一起搭建起一座平等交流的文化立交桥，为提升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文化竞争中的综合实力，发挥积极作用，成为构建我国文化安全屏障的一块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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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化；文化安全；传统武术；竞技武术；文化迷失；精神家园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章编号：1009—783X(2007)01—0004—14
文献标识码：A
1文化安全：当代武术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冷战结束后的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进程脚步的加速，国家安全战略中原来主要以领土问题为内容的“军事安全”理论已开始发生变动与调整，“文化安全”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观。文化从广义上说，既包括器物层面，也包括制度和观念层面。它的存在样式与境况深刻反映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风尚和地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文化“比军事、政治和经济更具核心的作用”，［1］称其是一种国家的“软实力”，史籍中所谓的“不战而屈人”，某种意义上就是古代军事理论家对于文化价值的肯定。有关“文化安全”的概念界说，学术界有所讨论。在本人看来，“文化安全”一词就其内涵而言，是指维系一个民族、国家独立与发展的文化系统免于威胁或危险的稳定状态。
众所周知，民族本身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栖息的精神家园。活生生的传统文化浸透了一个民族的斑斓历史，并从中展现出其特有的观念体系、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心理结构等民族精神，支撑着该民族历史发展的心路历程，成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全部文化积淀所在，同时也是解释一个国家的文化身份、显示文化个性的依据，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自尊和自信的精神归宿”，［2］总之，它是一个民族和国家之所以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识。因此，要彻底征服一个民族的最好办法，就是泯灭该民族的传统文化，才能使其从根本上臣服于占领者。这也是历史上许多侵略者惯用的殖民手段。
绵延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以兼收并蓄的亲和力融摄、整合了众多文化元素逐步形成发展的。她那积极有为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历史传统、坚韧不跋的民族性格以及讲究情感体验的思维方式等，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写照。每当历史上出现生死存亡的危难之时，她总能给我们提供某种取之不尽的精神感召，使中华民族绵延不绝，“历五千年而不坠”。十九世纪中叶，清王朝的大门在帝国主义列强炮火下被迫洞开，西方文化随之迅速涌入中国，古老的华夏文明开始了屈辱的近代化历程。虽然在这一内忧外患过程中传统文化受到了欧风美雨的全面洗礼与侵蚀，中国社会格局也相应发生了沧桑巨变，但综观这将近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后来蔡元培提出的“要效仿欧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学”，［3］以及陈寅恪主张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4］而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立，分别代表了两代百年知识精英对西方文化的价值选择，清晰折射出其民族本位的文化之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年朱自清先生“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能成为一种令人敬慕的凛凛民族节气。
全球化在早期就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世界的扩张而启动的。近代以来，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左右世界的强大力量，深刻改变了世界各民族、国家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结构。对于中国而言，融入全球化是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时代特征，其显现出来的张力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然而，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以科技、教育、商品、信息及大众娱乐等为内容的西方文化逐步成为当代世界的强势文化而不断扩张，其他民族文化则处于这种强势文化的“笼罩”下，并被日益消解。近二十年来我国传统文化所遭遇的冷落与尴尬，正是这种强势文化无孔不入的侵蚀结果。比如，在节日兴趣方面越来越成鲜明对比的“洋盛土衰”，在方兴未艾的英语狂潮中已赚得钵满盆溢的“托福”、“GRE”、“雅思”，在大众文化上随处可见的“好莱坞”、“麦当劳”、“肯德基”，在人生价值方面由“利益至上”、“拜金主义”带来的社会道德滑坡，在体育方面整个社会趋之若骛于“NBA”、“欧洲杯”、“国际球星”而民族传统体育的渐行渐远，在学术思想方面大量被奉为圭臬的西方学说、思潮，尤其是承载了传统文化元素和思维特点的汉语言文字正面临着被洋文的解构……，无不显现了中华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改变，同时也导致了民族文化原创能力的深层弱化和大量民族文化资源的失落。这难道是中华民族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如果说中国近代史上对西方文化的接纳是一种被迫的外来“裹胁”的话，那么在全球化时代，这种对西方文化亦步亦趋的艳羡，则是从自身生发出的心甘情愿的自觉趋附。对于西方文化全面渗透与影响带来的文化全球化，韩国学者白乐冲以民族文学为例指出：“这种文化是对世界文学的压制与分解，而非促进，更非世界文学的崛起”，“如果这一全球化的特定版本对世界文学和文学本身构成威胁，民族文化也将成为一种虚设。在思想和风格都趋于雷同的潮流中……任何具有鲜明色彩的传统都将遭到诋毁”，日本学者星野昭吉更言简意赅指出：“文化全球化就是非西方文化被西方文化同质化与一体化的过程。”［5］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湿地，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美国在一份关于战后美国对外文化工作的政策纲要的备忘录中明确要“用民主的观点重新阐述中国的传统文化”，即要用美国文化的价值观来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其目的是“通过文化影响来改变中国政治制度”。［6］因此，在西方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中自身传统文化的萎顿乃至于荒芜，显然是不符合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以及对于国家安全的文化诉求的。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指出：“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列宁语），也即统治精英阶层的“士绅文化”（亦称上层文化或雅文化）和被统治民众阶层的“民俗文化”（亦称下层文化或俗文化）。两种文化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由于统治精英的文化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故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历史上中国的老百姓“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7］另一方面，民俗文化同样包含了统治阶层的共有心理，“不能排除民俗文化对上层文化的基础作用和影响”，［8］表现出其重合的一面。但是，由于两种文化主体在生活环境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所以不管在内容、方式或其特征上，也表现出它们鲜明的非重合性。例如，“士绅文化”主要是借以文字、典籍来保存和发展的，有其文化的系统性；而民俗文化则通过言传身教的代际传承来发挥作用，“不能达到更大的丰富和系统化”（钟敬文语）。即便象孔孟、老庄、佛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内容，也是经过了一番“世俗化”的整合后才渗透到民众心中去的。
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浓缩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也凸显了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面对当前全球化浪潮席卷下西方殖民文化的强劲势头，假如我们的民俗文化忘却了龙飞凤舞的集体记忆，那么所谓的国家文化安全就会失去基础。当年美国的一位情报官员艾伦·杜勒斯曾说：“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9］可见，社会民众的歌舞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身心娱乐，在本质上体现了某一文化内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认同等。因此，构建当代中国文化安全战略，如忽视了对民俗文化的具体研究，将是不完善的。前些年，伪气功、“法轮功”的一度猖獗已向我们提出了警示。同时，我们还应该把对民俗文化的继承与更新，纳入到中华文化建设的整体发展中。假如缺乏了对民俗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发展，是无论如何承担不了文化安全重任的。
武术是华夏文明长期氤氲滋养而发展起来的传统人体活动方式，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10］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武术积淀起了博大精深的文化载量和一以贯之的文化命脉。正是芸芸民众间历来高度的价值认同和自觉实践，才使得武术在沧桑岁月中藏匿了几多厚实的灵魂，并由此筑起一条坚韧的精神堤坝，以阻挡自身在发展衍变中的异化和吞噬。然而，在近半个世纪的现代武术运动发展中，由于种种原因，有着悠久传统的武术文化发生了根本性裂变，以“高、难、美、新”为特征、以争分夺牌为目的的竞技武术脱颖而出，并迅速成为当今武术运动独领风骚的标志性符号——原有的文化内涵被过滤，传统的拳理技术发生异变。于是乎，人们就把那些恪守文化认同、活动方式、价值观念的武术样式，称之为“传统武术”。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沿承关系，但更表现出很大的文化落差。对此，近几年的武术理论界也引发了诸多讨论。把武术作为一个具体的传统文化事象放到文化安全视野中加以审视，不仅对武术在日趋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如何在“扬弃”基础上激发出的更新与历史绵延的文化命脉保持一致具有理论价值，同时，也使有关武术的战略发展研究获得了全新的学术意义：从民俗文化的一个个案来讨论如何努力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在全球化中增强我们的文化创造力与竞争力，以此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尊严，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2传统武术的文化构成及其意义
传统武术从蜿蜒的历史走来，虽屡遭封建统治阶级的严禁，但始终没发生传承的断裂，其积淀、绵延的活动样式、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循循善诱着无数皈依弟子，引起多少习武者“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折腰苦求。传统武术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全息影像”，有着自身的内涵与内容。把传统武术作为一种文化样式，在方法论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美国文化人类学学者怀特在他那本著名的《文化的科学》一书中指出：“对于文化必须依据文化自身，从文化学上加以解释”。［11］沿用理论界常用的关于“文化三层次”学说，我们不妨把传统武术文化结构分成表现为拳种套路、器械功法等的外显层（器物层），训练传承、师门规范等的中间层（制度层），以及所反映出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的内隐层（精神层）三个方面。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说得好：“真要具体认识文化，莫如根据历史。忽略了历史，文化真面目无从认识。”因此，本文就从历史的角度对传统武术三个文化层面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作一简要分析，从中去体察它的生命跳动。
2.1“舞对合彀”的武技之道
稍稍了解一点中国武术史概况的人都知道，不迟于明清时期，中国武术基本上已形成了以套路、格斗及功法练习为有机内容的人体活动样式，这也是传统武术最显著的活动特征之一。“舞对合彀”一说，首见于戚继光的《练兵实纪》卷4。所谓“舞对”，乃指两种有机的习武形式：套路单练为“舞”，两两相当的相互格打为“对”；这里的“彀”，校读戚书原文，是为“机彀”之意，喻指诀窍。因此，所谓“舞对合彀”，显然是要求套路单练当与双方的技击训练相互为用。戚继光据于军事家的立场，认为“凡武艺，不是当应官府的公事”，而是用来“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贴骨的勾当”，［12］因而“单舞”作为一种个体训练方式，必须与“既得艺，必试敌”的对手功夫相配，如仅单舞，即为戏剧套数的“花法”。因为，如果习武中徒止预设性的套路演练而不遇校雠，必将导致武术技击功能的退化，只留下一个存象忘意的躯壳。虽然戚氏的“舞对合彀”是他据于军事家立场提出的习武观，但事实上这也是对传统武术“打练结合”习武方式的一个经典概括。从明代的何良臣所说的：“宋太祖之三十六势长拳、六步拳、猴拳、拳，名虽殊，而取胜则一焉”，［13］到民国时期总结的各家之拳术“顾其式法虽各自殊别，而其能打敌制胜，则一也”，［14］）明白无误地道出了传统拳种在技击观上历史衍承的一致性。
“舞对合彀”的打练结合，是传统武术的最基本活动样式。在“广大高明而不离实用”的价值追求下，传统武术训练用“敌我双方关系”建构起了一个主客体两极互补结构。个人的套路单练并非徒炫人目的“造型艺术”，而是需要习武者在了解技法意义基础上的“练时无人似有人”；“两两相当”的对练，要求通过预设性的格打技法来强化对“用”的体会；而作为临阵实用的散手，则是“敌我关系”及武术技击价值的直接显示。也就是说，套路、对练是否得法，必须通过较技实用的散手来加以证明；传统训练中的诸多拳理技法，也只有通过技击训练才能有所体会领略，舍此则“无从得其三昧”。［15］于是，传统武术中也就有了“练拳不知体中用，枉费功夫终无成”的至理名言。“须有虚势以济之，不可兼贵实用”［16］的套路训练乃习武得艺之门径，但如迷于对手工夫，就无法领悟中国武技的生化互变之道。毫无疑问，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两两相当”的搏击之技，但是，因不同文化模式的规定使然，又使每个民族都有着对武技之道的不同认识和实践。以势势相承的套路作为习武入门之法，继而拆招、散打并兼习各类功夫，由此组成了传统武术的基本活动样式和技术发展的基本内容，从中深刻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技进乎道”的旨趣特征。
千百年来，最使学者争论不休的，莫过于一个“道”字了。道，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范畴和最高范畴，它无形无象，难以言说，而其中包含着中国先人的文化智慧。在大道运行的文化折射下，武术同样体现着恍兮惚兮的“道”的精神。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他的《艺境·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有段关于技艺与道的精辟论述：“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文以载道，武亦载道。传统武术一向推重“道”的意义和功能。站在道的角度，招式练习只是操作层面的“有形”表达，是一种有迹可寻的形而下的“筌蹄”，尚未从本质规律去把握武术的真谛，只有“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脱化神明，才是中国武技之道的“功夫深处”，展现出一种非逻辑演绎所能概括的美学特征。传统武术历来推崇“因敌成体”、“有感皆应”的臻美境界，同时把那种以硬犯硬、殆同牛斗，视为粗夫莽汉的下乘之技，无关武学；即便以熟练的招式胜人，也不过是有形之间的中乘之技，只有使对方“仰之弥高，俯之弥深”，如临天网无可逃遁，才算进入了所谓“浑然无迹，妙手空空”的上乘之境。原先各类拳种门派的招式技法训练，不过是通向脱化神明的殊途，“到此时，形意也，八卦也，太极也，诸形皆无，万象皆空，混混沦沦，一浑气然。何有太极？何有形意？何有八卦？”［17］达到技法上变化莫测而又月映万川的通融圆化。
传统武术的技击之道要义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要明阴阳之变。在中国哲学看来，阴阳互变，是天地之道的运动特征，天地之道离开了阴阳，也就成了一个混沌的存在。所以《黄帝内经·素问》中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作为一种概括性的辨证思维方式，它是用对立项的矛盾形式概括出事物运动的特征，以便迅速掌握事物的本质。宋人程颐认为：“道无无对”，“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18］指出了道（理）的对立统一性。受中国哲学文化深刻氤氲、影响的传统武术同样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系列阴阳范畴，如动静、刚柔、虚实、开合、起落、进退、攻防等等。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些范畴，传统武术的技术旨意和方法要求就难以诠释清楚，它的文化魅力就会大大逊色。对于传统武术而言，浑然无迹、有感皆应既是中华武技之道的生动体现，又是阴阳互济的契合结果。因此，明阴阳之变就成为一种“技进乎道”的习武原则。“（习武）不外阴阳，阴阳不明，从何练起”，［19］乾隆时苌乃周的这句话，强调的就是这个意思。传统武术中的阴阳互济观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于世界万物最佳存在方式的基本认识，其中寓含了“道”的法则与精神。
传统技击之道的另一层含义就是“柔弱胜刚强”。传统武术理论认为，诸如“壮欺弱”、“有力打无力”之类“皆先天自然之能，非关学力而有为也”，［20］只有“四两拨千斤”式的随机而发，方是传统武学中特有的臻美境界与技艺精髓。从先秦《庄子·说剑》中记载的“后之以发，先之以至”，到明代俞大猷《剑经》中提出的“旧力略过，新力未生”（即“拍位”学说），继而至清代形成的“彼不动，己不动；彼欲动，己先动”的太极拳理，清楚彰显出中华武技之道的历史沿传及“反者道之动”的道家哲学色彩。传统武术中“柔弱胜刚强”的另一层表现是，习武者个人的意志品质在某种意义上比身体条件更重要。近代意拳创始人王芗斋曾在《拳道中枢》一文中指出，光凭身体条件的“得天独厚，不得以代表拳学也”。［21］只要具备了应有的意志品质加上训练得法也就能弥补身体条件的不足，那怕身体有一点伤残，照样能练就惊人的功夫，这就是传统武术中一再强调的“苦恒出高手”。历史上，有不少引人入胜的武林故事讲述着这个“柔弱胜刚强”的道理。传统拳种中的“跛子拳”和“武松脱铐”等，其深层含义是在讲述身残而技高，或处于逆境而临危不惧的文化主题，充分反映了传统武术积极进取、奋发自强的不屈精神。可以说，中华先祖一贯倡导的“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在传统武术中得到了最为生动的闪现，这种精神无疑是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可贵文化资源。
“舞对合彀”的武技之道是传统武术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思考，也是一个东方智慧的文化成果。任何文化的发展都需要精神的驱动力量。神明之境的“武技之道”，长期来一直激励着习武者的热情，在实践中不断去营建技艺上的自由王国。另一方面，传统武术在整个“行之维艰”的具体过程中，它那注重“格物致知”的实践理性，强调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讲究阴阳互变的技击思想、钟情动作形式与艺术境界相统一的审美旨趣和追求内外兼修的习武原则等，都从一个侧面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隽永魅力。［22］
2.2“择徒拜师”的传承方式
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中，择徒拜师几乎是所有文化艺术门类传承过程的一个普遍现象，一切有历史跨度的、以经验认知为主导的文化事象，也必然交付给这样的传承方式。早在明代就有人说过：“中国武艺不可胜纪，古始以来，各有专门秘法散之四方……教师相传，各臻妙际。”［23］清末一份地方官员上报给朝廷的奏折中也写道：“拳民所习各种技勇，互有师承”。［24］中国传统武术的历史屣痕就是这样逶迤而来。
“谈玄授道，贵乎择人”。［25］择徒，是传统武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历史上，各家拳种门派无一不把传人的选择当否，视为本门拳种是否能够辈嗣繁盛的第一关键所在。尽管在林林总总的资料中也有关于对求艺者身体条件方面的要求，但其最终关注的是包括意志品质在内的道德状况。这种关注早有记载，西汉时的司马迁曾说：“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26］显然，这位一代史家已把良好的道德品质看成是“传兵论剑”的首要条件。在世代传承中，许多人恪守着“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的信条，实践着心目中的择徒理念。尤其进入明清以后，“学拳宜以德行为先”已成为整个习武群体的普遍认识，由此形成了入室传薪的择徒样式。作为传承载体中另一结构的“师”，在整个人类文化传播中的价值、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传统社会中，一切以实践经验为特征的百工诸艺的衍流，往往是通过掌握着丰富实践经验知识的师辈对后继者的传带，其中包括武术。“凡学百艺，莫不有师，况乎技击之学。疾徐闪展之度，非亲拟不能悉；开合封闭之妙，无启示不为功。苟无师承，宁窥其要耶？”［27］然而，传统武术在对“徒”提出了种种要求外，也对为师者提出了相应的责任与规范：既要有拳理功夫上的真技实艺，同时也需有良好的道德修养，这是每一位被尊为“师”者赖以建立个人威信和地位，并能对本拳门产生强大凝聚力的两个必要条件。传统武术历来鄙视那些“一技在身，如藏至室，便不肯尽其法以诲人，且或需索供养，以厚薄为是非”［28］的唯利是图者。
丰富琳琅的拳种门派，是传统武术中最重要的文化库存。考察其形成和文化根源，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对此作出种种分析和推断，但以模拟血缘为特征的师徒传承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无疑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在封闭型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中形成的师徒传承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历史局限，如对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人身依附，对外“纷纭扰攘”的门派之争等陈腐流弊。但是，师徒传承在传统武术的生命进程中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脉搏跳动，这本身就是对它文化价值的历史肯定。当我们今天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又如何看待师徒传承在当代的积极意义呢？对此，我们不妨从两个方面稍加分析。
首先是有利于拳种技艺的经验积累和技术发展。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未必都是在开放的状态下进行和完成的。严复当年曾说过：“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守旧”是每个传统文化系统中都普遍存在的现象，若无守旧，传统文化也不会延承下来，问题的关键是守什么旧。师徒传承是在一种相对狭窄的范围内进行的，但是，正是这种传承范围的狭窄，传承双方又是通过模拟血缘连结的师“父”与徒“儿”关系，这就使传技者有可能尽心尽力，反复言传身教；同时，习武者在师父的严厉管束下刻苦训练，不断领会掌握。这样，各门拳种的技理功法就会在这基础上不断向纵深发展与提高，从而形成了传统武术博大深邃的文化气象。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印度种姓工匠的技艺时说的那样：“正是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代积累下来的特殊熟练，才使印度人具有蜘蛛一样的技艺。”其次是具有在文化认同基础上产生的群体凝聚价值。双方以武术传习为纽带而自觉组合起来，形成了一张充满家族情味的人伦网络，即使是位初入师门的他乡异客，只要进了师门，都能在这一人伦关系网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不会显得孤单寂寥，从而产生一种让人难以摆脱的归属感。清代学者李土恭曾讲过一句话：“人特患无归耳”，此言说出了人类这个物种最根本的情感所在。人在生命旅程上最怕的是“嫁与东风春不管”的漂泊无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归属具体表现在人对家的眷恋，对于一位习武者而言，师门即是他习武生涯中的精神家园，而不是一种“诘其所学，茫无应声”的无根之艺。向恺然先生在民国初期就指出过：“中国拳术家，素重门户家数”。［29］尤其对一些入了“名门大宗”的习武者而言，这种归属需求就更为强烈，由此形成一种文化凝聚。这种凝聚力可以推动传统武术的不断发展，也可能造成不同拳种之间的心理隔阂而酿成门派之争。不同的技术门派，是传统武术赖以存在的文化基础。要发展传统武术，最后的归着点也就在对传统拳种具体拳理技法的发展上，注意消除的应是由此而可能滋生的彼此之间的文化心理隔阂，这也正是现代社会对传统武术历史转型的一个要求和难点。
具有鲜明人伦色彩的师徒传承，至今在广大民间的习武群落中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被自觉实践着。它对武术传习双方的道德要求和群体凝聚力，是我们今天继承发展传统武术、弘扬民族文化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人文内容。
2.3“道德本位”的人格塑造
中国的文化传统素来视道德为根本，其他不过是道德的枝叶。“拳之一艺，虽是小道，然未尝不可即以小见大。”［30］在这一传统浸润、滋养下的传统武术，同样奏鸣着中国文化的主旋律。传统武术就象大海那样广博而幽深，几乎涉及到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诸多拳种技法犹如海面的滚滚波涛，而作为其内隐文化的武德，则如同海水深处的暗涌，浑灏深沉。它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历史积淀，也是构成中华武术文化的一节重要环链。深入这一研究，不仅对深刻把握、继承传统武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对建设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培育民族精神，有着不言而喻的现实意义。
传统武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习武群体中有着各自的具体内容，但其主体精神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作为对习武者的行为规范，从本质上讲，即是提出的一个如何做人的价值尺度。这个尺度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而是有着明显的内在多重结构形成的一张反映广大习武群落的道德伦理之网，这张道德之网大致由武德伦理规范、习武中的意志品质和体现为乡土文化的侠义精神三部分内容所组成。
武德伦理规范是传统社会一般道德伦理在习武群体的投射，其核心内容是孝悌、敬诚。孝，原指服从血亲长辈的家长权力。由于师徒传承是以模拟血缘关系为特点的，因此，血亲之孝也就自然转换成服从以“师”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与要求。“父母面前他不孝，师徒情肠焉孝贤”，［31］反映的就是对父母之孝向师父情肠的换置。悌，是指师门中的横向人际关系。《说文解字》释“悌”为“善兄弟也”，即敬爱兄弟之意，反映在师门中即是师兄弟之间的敦厚和睦。敬诚，原是宋明理学中为仁达圣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修养功夫。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并没有把敬诚仅仅作为一种理论说教，而是力图通过一种日常行为来摄入人心。清人颜习斋曾有言“古人教人洒扫即洒扫主敬，教应对进退即应对进退主敬。”传统武术训练理论中也极为注重敬诚两字，并赋予了它自己的文化内容。第一是表现为伦理意义上的恭敬谦和，其次是在强调伦理规范的同时，还明显包含训练学的内容。明代的“内家拳法”中有“敬、紧、径、劲、切”五字拳诀，［32］清末的陈鑫也曾对“敬”字作过具有训练理论意义的反复解释：“打拳之道自始至终不外一个敬字。能敬则专心致志，自无鸿鹄之射绕乱胸中”；“壹志凝神专主于敬”，这有利于“初学者上场时先洗涤虑去其妄念，平心静气，以待其动，如此而已，可以学拳”；“打拳时执事敬，自然周中规、折中矩，而视听言动皆在规矩中矣”。［33］由于这两层内容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故在旧时的一些拳谱理论中也常将此连一起加以阐发：“静由敬得，静从动见，得静于敬，其静乃真……真静学技，技自得焉。”［34］这个交和着道德伦理原则与训练要求的“敬”字，是传统武术训练理论中的一大内容和特色。
依照本人的认识，所谓意志品质是指一个人在具体实践中自觉克服困难，实现预定目标的一种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由于这种心理特征与道德实践发生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故人们习惯上也把它归入道德图景之中，称为“道德意志品质”，作为对人的“思想品德教育内容之一”。如果说意志品质在当代竞技体育中主要体现为运动员的顽强拼搏精神，赞美的是一种“力”的伟大；那么在传统武术中强调的是习武者通过体肤磨砺而达到的人格完善，是一种对“勇能达德”的颂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在各自的社会实践中来获取对道德法则和内容的理解，继而在实践中加以体现的。对习武者而言，从拜师习武到学有所成，既是武技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锻炼自己意志品质、逐步深化对武德的理解过程。《武术汇宗》中说“苦练功夫，体得先贤”，就是带有这样一种道德指向的概括。另一方面，传统训练理论有这样一个认识，良好的意志品质是习武者能得武技真谛的保证。武谚中的“德薄艺难高”，其中也有这层含义。作为完整反映一个习武者习武过程中心理特征的意志品质，主要由习武者心无旁骛的专心、刻苦磨砺的苦心和以生死相许的恒心三方面内容组成。专心、苦心和恒心互为作用，是对每一位希冀在武功上登堂入室者的要求与考验，其中透射出了中华民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
传统武术有两个文化向度：一是习武者在技艺上的不断提高，二是在自我道德上的逐步完善。在传统武德的结构图景上，武德伦理规范是武德的基础，意志品质是武德的实践磨砺，而集中体现了习武者理想价值的侠义精神，则是传统武德中流光溢彩的无限风光。千百年来，它绽开“武”的横空浩气，渗入广大民众的心灵，成为人们判断事物的某种价值尺度，也是为习武者所设计的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境界。要对包蕴了丰富文化内容的侠义精神作出一个简明的概念表述，并非是件容易的事。为了便于讨论，本人把“侠义精神”的概念理解为：所谓侠义精神，是指历史上习武者以武技为手段，以道义为规范，在社会活动中显示自我价值的一种自觉心理状态，其具体内容主要表现在对习武者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对本人的秉性修养两个方面。长年寒来暑往的种种苛严磨砺，习武者不但把道德伦理深深地烙入了自己的灵魂深处，而且又锤炼出了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品质和良好的行为规范，原本抽象的道德概念已转化为一种内心的价值认同和生活态度，随之而至的是对侠义精神的主动选择和不懈追求。侠义精神至今在民间习武群落中作为一种文化“无意识”，发生着价值取向上的影响，如不切实走近这个群体去把握他们的文化脉搏，这种深层心态是不易体察得到的。“人们往往是根据自己拥有的价值理想或最优化社会价值来进行期望、选择和评价的。”［35］人们欣赏侠的高超武功，更崇拜侠的人格魅力。在道德本位的规定下，艰苦的体肤磨砺是一个道德意志品质的培养过程，在以后的社会实践中，“武”也只是捍卫道义的手段。舍此，习武则会陷入无穷的迷罔，甚至误入歧途。
“中国哲学思维的核心是关于人的存在、本质和价值的问题。”［36］传统武术的根本旨意在于对习武者技术以及身与心的全面塑造，由此构成了“目标——实践——价值”这样一个文化指向系统。作为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文化，它不会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自身活动范围之内，必然带着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价值观，进入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在人们的理解阐释和实践中实现着自己的生存与进化，它的基本精神和价值理念，至今在广大的民间习武群落中发生着深刻影响。3西学语境下武术的嬗变与文化迷失当代中国武术，从技术样式上讲，大致由作为标志性文化符号的竞技武术和主要依托于民间习武群落的传统武术两大结构所组成。所谓竞技武术是指，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因竞技体育比赛之需而逐步形成、发展的中国现代竞技项目。黑格尔曾有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里的“现实”正如恩格斯所准确理解的那样，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37］今天，当我们从文化战略的角度审视中华武术的历史走向，当代武术运动面临的种种嬗变与迷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深反省。
3.1竞技武术的历史形成
多姿多彩的套路无疑是中国武术最为基本的场景建筑。［38］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各自有着不同的价值旨趣，因此其套路活动也有着不同的表达样式和文化功能。这里，就以武术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套路为例，稍加剖析。
在以提高克敌制胜技击能力为主体价值的传统武术技术体系中，势势相承的套路训练作为各家各派的武技入门之法，它为广大习武者提供了一个可依仿、可规矩的活动形式，集中体现了中国武术的文化特点和实践方式。可以说，以套路为入门之法，继而拆招、散打并兼习各类功夫，由此组成了传统武术“练为战”的基本训练方式，自明代以后成为中国传统武术发展的一条主体文化命脉。然而，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都不可能只是一种单一因素，而总会包含着不同价值体系的对立和冲突。传统武术中的“练为看”，就是相对于“练为战”而存在的另一价值追求。人们常说中国文化是种“审美文化”，即往往习惯于在一切人文领域中体现一种艺术精神。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古代武术套路的形成与发展，是在军事武艺基础上还不断受到古代舞蹈、戏剧、杂技等多种文化形式的影响，因而具有自身的审美功能。不过，由于作为内在机制的两种不同价值追求，导致了中国武术发展中“练为战”和“练为看”的两种不同技术走向。它体现出一种实用理性追求下的两元结构。练为战，以具有强烈攻防含义的套路为入门之法，以对接散打为中介，最终追求一种“因敌成体”而发人于无形之间的脱化神明之境；练为看，则是为了博得观众喝彩而强调其观赏性，始终停留在一种预设的势势相承的“形”的表达上，在一种虚拟、写意的举手投足间，表现出演练者的一种攻防情景，从而产生出美学理论中所谓的“移情作用”，给观赏者以浩然自快的审美愉悦。练为看的艺风流韵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从文化源头看，由于受到汉唐婀娜瑰丽的乐舞文化的滋育，当时就作为一种潜流在涌动，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其破土而出。《太平广记》和《梦粱录》等书中记载宋代有些行医卖药者往往会事前耍弄拳棒以招览观众，或由市井艺人“打套子令人观睹”，反映的就是练为看的价值取向，这一取向同样折射着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精神。因为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方式，客观上并不要求注重克敌制胜的实战功夫，而是在乎如何吸引、取悦观众，目的就是热闹好看。但是，因出于对“武”的主体价值刻骨铭心的认同，所以自古至今在习武群体的意识深处，随时流露出对花枝招展“江湖卖技”的鄙薄。早有明代，就有所谓“花拳入门，错了一生”的诫言，［39］尤其象戚继光、何良臣等人，则直接将那种“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的花式拳棒，戏谑为“戏剧套数”或“套子武艺”。清末民初尊我斋主人的《少林拳术秘诀》中也认为“江湖卖技者流之使演拳棒，纵使得五花八门，终属外家（即外行），不能入名人之眼也”。事实上，江湖卖技的“套子武艺”只是传统武术的一条支脉，始终未能成为中国传统武术技术发展的主体价值所在。
20世纪开始，随西方文化侵入的欧美体育已在中国逐步占据了重要地位，传统体育在当时“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浪潮推动下，开始了它的近代化过程，由此也引发了一场中国近代体育史上以武术为代表的传统体育和西方近代体育之间的“土洋体育之争”。西方近代体育文化的洗礼激发出了武术的自新力，无论其理论研究还是运动方式，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并在向现代武术的跨越中作出了重要铺垫。组织各类形式的武术比赛，并初步制定出有关的比赛制度，是近代武术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民国时期较正式的武术比赛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纯套路演练，另一种是套路演练与技击格斗相结合。近代纯套路的武术赛事可追溯到1923年4月由马良等人发起筹办的“中华全国武术大会”，以及民国时期几次全运会上的武术比赛。尽管比赛的规则极为粗陋，但对新中国竞技武术的形成，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40］饶有趣味的是，这种与技击相分离的套路比赛并未得到武术有识人士的认可，戏称其为“特别套子”，并诟病云：
特别套子演练起来，很能引起人叫好：因他的方法，是三个人打一个人，或三个人执了长枪向一个人乱刺，或是四五个人执了兵器向一个人乱杀乱刺；临了那一个人不但不受损伤，并且还能打败这四五个人……这种特别套子若当作老戏看，原可搏人一笑，若把它当作中华武术看，未免太不切实。［41］
尚未成熟而足以增进国民勇武精神的拳击刀枪（指实战性的武术拳械技艺）比赛，竟被取消。而这些大权在握，粉饰门面的体育家，不知延揽专门知识的人物来加以改进，推展尚武雄风。反把花法套数的东西，采为竞技项目。［42］
“打练结合”是民国时期武术的另一种比赛方式，这以1928年和1933年中央国术馆主持举办的两次“全国国术考试”（简称“国术国考”）为典型。为了搞好“国术国考”，中央国术馆分别颁布了《国术考试条例》和《国术考试细则》。《条例》和《细则》从选手的资格、考试日期、所考的术学两科内容、考试程序及裁判长的聘请等，都作了较明细的规定。两次国考的术科考试都设有预试和正试。预试有搏击、摔跤、劈剑、刺枪和拳械套路，正试则为“两两相当”的技击对抗比赛，其内容有搏击（散打）、摔跤、劈剑（短兵）、刺枪（长兵）。预试及格，方能参加正试。1928年的“国术国考”初赛内容是刀、枪、剑、棍、拳的套路演练，初赛及格后方参加对抗项目。由于种种原因，全国性的国术考试只举行了两次，但产生的影响值得重视。1953年11月，新中国举办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上所设置的武术项目和竞赛制度，保留了民国时期国术考试的某些特点。中央国术馆的“国术国考”之所以采用套路演练和技击散打相结合的比试方式，固然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原因，但其中与馆长张之江个人对武术的认识，应有莫大关系。他在1928年的《中央国术馆成立大会宣言》一文中提出，武术一方面“是一种优美的锻炼，稍得门径，便有可观，果能得其精深，手、眼、身、步具有风虎云龙的变化，足以增加体育上的兴趣和美感”，另一方面，“能增进百兵格斗的技术”，［43］两者是一个互为关联的有机结构。张之江对武术功能的这种认识，自有其军旅戎马生涯及当时强种御侮的种种背景，但他对武术活动形式及关系的认识，符合明清以来武术“舞对合彀”的发展基本规律及其价值指向。
如果说明清时期那种满片花草的“戏剧套数”是现代竞技武术套路运动的滥觞，近代运动会上的套路比赛是竞技武术套路运动的氤氲，那么50年代则是竞技武术套路运动形成的最重要定型期。新中国成立不久，武术界曾就武术的性质、形式、功能及发展问题进行过热烈讨论，尽管其中有不同意见的争鸣，但因多种原因，偏重于套路演练及欣赏价值的观点显然占有主导地位，也成为奠定日后长时间内竞技套路运动一花独放局面的思想基础。1953年天津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上“打练结合”的比赛方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时期武术发展的延续性，但《新体育》杂志的一篇社论中并没有对这种竞赛方式给予明确肯定，而是提到许多项目“毕竟是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不免会受封建性的影响……所以，如何使民族形式体育更能具备锻炼身体的实用价值和树立优美的形象，就是今后民族形式体育发展的方向。”［44］此后，天津的武术比赛方式便嘎然而止，1956年北京举办的12省市武术比赛内容纯为套路，并在会上施行了五条40字的评分标准，这为以后武术比赛“树立优美的形象”的套路化，拉开了序幕。
1957年至1958年，武术界内展开了一场有关武术性质、形式等的理论大讨论。这场讨论是由蔡龙云在57年《新体育》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对武术的看法》引起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主要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形式上“我国武术从创始到现在，始终是循着‘击’和‘舞’两个方向发展的”。二是作为套路的“舞”，功能上“在于它的动作优美，气势雄健，能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是‘击’反映在‘舞’中的表演艺术”，所以“这种‘舞’可以看作一种‘古典艺术体操’，归纳在体育项目中”；相比较下的“击”，它的作用是古代的“防身杀贼”，而武术在今天的任务不再如此，“是为了增强人民体质”。据此蔡文进而提出，武术在今天“既（然）是任务在于增强人民体质”，那么就要看表演性的花法套路“是不是能完成这个任务”，文章的寓意是再清楚不过了。需要指出的是，蔡文有关武术套路文化地位、功能的意见与稍前时任国家体委武术部门负责人毛伯浩的观点十分相近，甚至有些用词也如出一辙。毛伯浩在195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说过，“套路是武术运动的主要内容……一旦锻炼成熟，自然会表现出矫健敏捷，勇敢优美的形象”，“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的自由体操或艺术体操。”［45］将入门之法的套路简单视为“自由体操”或“艺术体操”，可见主此论者对武术套路运动的发展是基于西方体育为参照的。难怪该论甫出，不同意见和批评之声就随之而起。绝大多数人认为，武术的“击”和“舞”不是孤立的，舞“联系着技击的内容——无论是练法还是用法”；在价值上，健身与技击“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不仅不相矛盾，而且互为因果。”鉴此，武术的发展用温敬铭的话来说就是“必须经过整理研究，发出新芽，绝对反对砍掉老树接新枝的办法。”［46］本来，对武术性质、形式和功能等的共识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探索，不难找到一条在适合新的社会条件下武术的发展坦途，但这样的理论认识似乎没有得到应有重视。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单一的套路比赛和《竞赛规则》的使用，标志着新颖套路运动独领风骚的开始，而且当时武术行政管理部门对这样的武术运动方式给予了充分肯定：武术的传统风格技术，由此“大大得到发展和提高”，“它有力地驳斥了‘武术体操、舞蹈化了’、‘现在不讲工夫了’、‘失去武术风格’等荒谬论调”，“在新规则有力地推动下……出现了武术运动的新面貌。”［47］加上随之而起的阵阵“唯技击论”批判声中，更使一批不同意见者不寒而栗，以致在近30年的时间内，竞技武术套路样式成为中国武术的样板。［48］在“高、难、美、新”的竞赛规则杠杆撬动下，套路运动的操舞化、造型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以“创新动作”为难度的动作组合如同一块任意拼装的七巧板，充满“摇滚”特色，与所谓“遵循技击规律”、“体现攻防含义”云云相剥离，不过是张徒有虚名的文化标签。
值得提到的是，在举国上下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1978年9月9日，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廖承志在一次与国家体委副主任李梦华的谈话中严厉批评了已失去技击价值的竞技武术，翌月，国务院办公室转来了由邓小平亲笔批示“转国家体委研究”的北京四位老武术家上书的批评国家体委在武术上搞“一家独霸”、“一花独秀”，压制开展武术技击的信函。1980年2月26日，另一位国家体委负责人荣高棠也针对当时的武术境况语重心长坦言：“现在是一家独霸，走的舞台化，不是搞武术，而是把武术给毁了。”为此，当时的国家体委准备对现有的武术运动方式进行改革，以纠正其发展方向。但此举措触动了某些赖以比赛拿分为安身立命的武术教练员的切身利益，他们联名上书国家体委，疾呼手下留情。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以至于国家体委领导在武术的技击问题上，“处于手捧热山芋的尴尬状态，态度暧昧不明”，［49］丧失掉了当时武术改革的一次重要契机。虽说1979年开始的散打运动试验，是对原来单一套路比赛形式的补充，或者是对社会上批评操舞化套路运动的回应，但无论是比赛方式还是场地等，处处透显着西方搏击运动的文化痕迹，难以寻觅中华武术的文化灵魂；同时，在结构上，套路与散打也不再是有机整体的“舞对合彀”，自明清以来形成的有机技术体系就这样被活生生肢解了，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永远走不到一起去。
3.2当代武术的文化迷失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发生了新旧鼎革的巨变，武术也霍然进入了一个由近代武术向现代武术的历史转型。竞技武术的形成应该是这一历史转型的基本标志。作为当代中国武术运动的标志性符号，竞技武术它那异乎寻常的发展动力，基本上来自一种由政府管理部门介入、被高度组织化的各类赛事制度，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实践、完善，已形成了一个从训练体制、竞赛规则到技术样式的有机体系。对于以套路和散打为两大基本活动形式的竞技武术所取得的成绩具有何等文化价值，可以讨论，但却不容陶醉。文化精神的沉寂、武技之道的异化、传统武术的淡出、市场产业的尘嚣……具有丰富文化载量的武术变得日益媚俗浅薄，中华武术的发展失去了原有动力。
首先是武术发展的思想迷惘。长期来，传统武术是以追求技击之道为本质属性，以此规定并制约着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并逻辑地延伸出了以技（技击）、身（强身）、性（道德）三者有机结合的基本价值体系。所以，当我们综观古代或近代武术的各家拳种门派时不难发现，其拳理功法互有所长，但作为一种技艺的修炼之道和价值认知，被习武者所恪守、遵循，由此铸造了中华武术博大的文化景象，而当代竞技武术的文化迷惘也正是从这儿开始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有部分武术界人士先将追求技击之道的武术本质属性混同于武术价值功能的技击格斗，再将武术的技击价值与健身价值对立起来，继而认为：“武术在今天的任务不再是‘防身杀敌立功’，而是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是为‘增强人民体质’。”［50］将武术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功能相混淆，至今是目前武术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盲点。比如，有位武术的博导曾说：“现代武术以‘技击’为惟一本质是不合适的……套路运动的本质是多层次的。人们往往看到它裸露在浅表层面的攻防技击本质，而没有深入观察其不同层面的健身本质、竞技本质和艺术本质。”［51］除隐藏于事物内部的本质之外是否还有“裸露在浅表层面的本质”，建议该博导应该去学一点有关形式逻辑的基本常识，但文中所提套路运动的“技击本质”、“健身本质”、“竞技本质”、“艺术（演练）本质”云云，显然在概念上将事物的本质与功能混为一谈。应该指出，当代武术套路运动所谓“高难美新”口号下的技术异化，就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的产物。
当代武术的思想迷惘还表现在自觉以西方体育文化为参照，使得传统武术文化无论是其活动样式、价值体系及文化内涵，均发生了过滤和割裂。历史上，中华武术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孕育、滋养，中华民族的哲学、艺术、医学和历史等构成了传统武术的文化基础，这一文化库存是难以全部用西方体育的现有理论来诠释的。肇始民国时期，随着西方体育在我国的传播，导致了中国武术的文化河床中开始流淌进来自大洋彼岸的涓涓细流。众所周知，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是各种运动项目，更重要的是它还包括了诸如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运动心理学及体育学概论等一批体育基础学科在内。在这一点上，与长期积淀在农耕社会、缺乏自我批判和偏重经验传承的武术相比，充分显示出了优越性。当时许多人士清楚看到，欧美体育的兴盛发展，得以科学的佐助，“国术一道，脱不以科学方法从而改进，势难邀上之信用，必致完全失传”，［52］由此，中国武术史上第一次振聋发聩地喊出了“武术科学化”的时代口号。值得肯定的是，时人对武术科学化的了解，并非简单地“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里”，而是要“采取欧美体育长处”，“要科学方法、教育力量来改造我国的固有体育”，明确提出了“建设民族本位体育”的主张。［53］相比较之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逐步形成的竞技武术套路，从其一开始就定位于“自由体操”和“艺术体操”，所以其历年制定的《竞赛规则》越来越显现出西方体育文化的色彩。笔者注意到，随着近年来竞技武术的走向世界，不少人进一步提出了武术发展要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接轨的具体内容可谓是全方位的，从竞赛体制、项目设置到技术创新及规则裁判等，尤其是在当前中国武术要步入奥运会的口号下，武术的改革要适应西方体育文化的要求，似乎已成为众口一词的不易之论。［54］
武术的传统活动样式，是华夏先民在长期实践与思考中积淀和凝聚的一个文化成果，它深刻传递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价值信仰等多种文化元素。在当今西方文化以宗主地位无孔不入地剥蚀民族文化之时，所谓的“武术与国际（西方体育）接轨”，其实质是“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里”式的对自身文化命脉的自我疏离、自我阉割，使充满生生之变的中华武术在西方体育文化的“裹挟”下不断被过滤，话语权不断失落，自己的文化创新发生深层弱化——活生生一场中华武术文化的“和平演变”。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所说：工业社会拥有种种把形而上的东西改变为形而下的东西，把内在的东西改变为外在的东西的手段。［55］竞技武术的文化嬗变印证了马氏的这个观点。比如追求意境神韵是传统武术的一个显著文化特征，它需要欣赏者内心的体悟咀嚼才能体会；然而，在以西方体育文化为参照的“可量化”竞赛规则使然下，竞技武术到底比什么？多少年来是个难以言说的“文化空场”。日新月异的套路“创新动作”犹同随取随舍的快餐，成为一个揉杂了不中不西的怪胎。可以断言，这样的“创新”与“规则”的出台，丝毫不会改变武术夕阳西下的凋零命运。更应该引起警惕的是，近来有人在“转变观念”的致思途径下，竟把武术比做“都市餐饮业”，提出武术应该向“全球生意兴隆”的麦当劳学习。［56］对此，我们不禁试问：麦当劳化的武术还能凝聚人们对武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内在信念吗？这样的表白除了是一种露骨的文化自宫作践外还能是什么呢？
当代的竞技武术总体上是在体操化的技术改造和竞赛规则的修订这二维平面上做文章，导致口口声声的民族传统文化与实际上的技术异化发生了偏离。武术偏离了传统，就失却了它的文化家园，发自内心的价值信仰也就日益萎缩，成为“归宗无路，朝祖无门”的精神漂泊者，再加上在全球化趋势下的与西方体育的盲目接轨，以致当代武术的发展陷入一种文化痛楚，产生了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所说的“合法性的危机”。这是当代中华武术的危机，也是目前整个民族传统文化濒临消解的一个缩影！
其次是缺乏批判的高估颂扬。在漫长的历程中，武术毕竟是吸吮了华夏农耕文明的乳汁氤氲、滋养的，它有随社会进步而不断附丽发展起来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也当然不可避免蓄积着一些沉渣流弊。精华与糟粕共存，是传统武术的一个总体文化特征，需要理论研究的厘定、廓清。民国期间，一些武术理论研究者针对当时武林中“托名祖传，自炫其能”的门派陋习提出了“刈芟清算”的主张，“合理的使它存在，不合理的要无怜惜地剔除出来。”［57］然而，进入五十年代以后，对传统武术文化的理论认识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钟摆现象”。具体表现为前期时按照意识形态需要开展的对所谓“封建迷信和唯心主义东西”的批判，并将此视作“两种不同道路的斗争”，［58］猴拳、醉拳成了丑化劳动人民，太极拳、罗汉拳是宣扬封建迷信，取而代之的“革命诗词拳”、“语录拳”及“自选拳”走俏一时。毋庸赘言，这些多为当时“极左路线”影响下的时代产物，除了一些无限上纲的喧哗与骚动之外，本身不具备任何理论含量。因此，随着“文革”的结束，这类东西也都俱往矣！
但是，当武术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后，对传统武术文化的认识又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具体表现为对传统武术缺乏批判的高估颂扬。比如，前些年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先生的那句名言“武术属于体育，但又高于体育”，曾被许多研究者奉为圭臬。还有位原国家武术运动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在一次讨论如何发展武当武术的座谈会上竟这样说道：“道教文化具有浓厚的神秘性，谁也解释不清楚，我们何不充分利用它的长处呢？”他的出发点是为了积累资金，所以要“把武当武术炒热”，“再向世界武坛推出一个像少林一样的武术丰碑”。［59］发展武当武术的动机无可非议，但关键是发展动力的选择有误。我们承认传统武术的神秘色彩在封建社会中，对聚众习武发生过的一点影响，但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非理性现象，决非是传统武术本身内在的发展动力和文化魅力。在现代科学文明洗礼下，实现传统武术历史转型的重要任务，恰恰要以科学理性剔除那些佛道仙祖的“神秘性”，还其本来面目。另外，再翻翻近时出版的一些武术专业理论教材和研究论著，对传统武术文化的盲目颂扬已成泛滥之势，有的甚至到了戏说的地步。比如，谈到阴阳五行与武术关系时，许多人不是去梳理两者的历史关联点及其中的有价值内容，而是屏息止气去仰视其背后那道神秘光环，似乎不这样就亵渎了这笔悠久的文化遗产，认为这是中国武术中天人合一观的一大体现。古代的五行学说，本身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把五行说作为绝对法则比附万物，把事物的发展说成是种五行相克关系循环往复的结果，就使五行学说走入了误区。对此，历代学者早有鞭辟入里的分析。近代，当此类“敷衍成章”之说弥漫于武术界时，即遭遇了激烈批评。陈鑫在他的《陈氏太极拳图说》中称此为“其泛滥肤浅亦不过古人之糟粕而已”，意拳创始人王芗斋同样在他的《拳道中枢》中痛斥“此不过为江湖之流信口云云而已”，“使学者不明真相，感于鼓说而趋之若骛。”［21］墓志铭式的皮相溢美无助于中华武术的时代发展，反而使武术腾飞的翅膀更加凝重，同时，这与现实生活中传统武术所遭遇的冷遇，形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现象，如同一本装订有误的书，实在对不上页码。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指出，人们的认识只能在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其认识也就到什么程度。对于有着悠悠岁月传统武术文化，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地具体理性分析，一方面不能低估这一文化精粹在当代社会的价值意义，同时决不可在“光环”效应下忽视其中的负面影响。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蕴涵在昨天理论中的智慧，认识到缠绕在上面的藤蔓，那么我们在通往明天的路上将会更加清醒和自信。
另外是人才培养现状的困惑。把武术纳入我国的高等教育序列、培养从事武术事业的专门人才，是现代武术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也应是中华武术薪火相传的重要途径。新中国刚成立的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北京体育学院和上海体育学院等相继设立了武术系。据调查，当时报考武术专业的学生须参加学校组织的统一文化课考试和身体素质考试，在武术技术上当有一定特长或爱好武术，但未作硬性规定。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的武术专业招生，也还是依此进行。然而，时至八十年代中期，国家体委和教育部开始对获得武术和其他项目（运动训练专业）等级资格的运动员施行单考单招。按有关文件规定，凡报考者必须具有二级以上的运动员资格等级证书，符合条件者均可获得较大的政策优惠：此类考生文化考试单独进行，其成绩远低于其他体育专业考生。另外，凡曾获得一级运动员资格者可在录取二级运动员的分数基础上再减免30分，凡获得运动健将（武英级）者可免试直接入学。国家体委和教育部施行的单考单招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运动员退役后的出路问题，这对稳定运动员队伍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但落实到有着自身文化背景和文化命脉的武术上，现行武术人才的准入机制及其引发的问题，则不能不令人深感困惑。
困惑一：资格准入对传统武术的排斥。具备二级运动员以上的等级资格，是能参加武术专业单考单招的先决条件。然而，在我国竞技武术“赢家通吃”的现行体制下，凡取得该资格者，均出自竞技武术。因为，传统武术尽管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和深厚的文化意蕴，但五六十年代来如同一朵离散聚合任自由的“后庭花”，基本上作为一种民俗事象而存在，其文化土层因社会环境的变迁已相当浅薄，习武者在这类活动中取得的成绩，难以得到体育部门的资格认定。因此，不少人为了获得学习机会，不得不弃舍传统而改竞技。从文化的传承看，这样的准入机制本身就是对传统武术的强势挤压与冷落，它加剧了当代武术的偏颇发展，使得中华武术的文化绵延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发生制度性断层。
困惑二：准入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冷漠。1997年下半年，教育部将原来的“武术专业”整合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并根据该专业的培养任务与目标，规定了若干门专业理论课程，如“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中国武术史”、“武术理论基础”、“传统体育养生学”及“中国文化概论”等。不言而喻，这几门课程对于培养以武术技术见长的大学生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据本人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社会调查发现，许多学生对这几门课程缺乏起码的学习兴趣，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漠然。当然，这一现象背后有其多种深层原因，如当前我国教育体制与导向问题，该专业学生因文化基础差而缺少对理论课兴趣等，但一个不容我们忽视的深层原因是，这与目前该专业的生员都来自竞技武术有关。由于竞技武术无法与理论上的历史文化对接，所以激发不了他们对传统武术文化的亲近感，即便是一些传统拳理功法，因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两者之间的落差，故而也无法建立在他们已有的知识理解上。当代中华武术和民族传统体育的推动及弘扬需要受过系统知识训练的专业人才作为基石，而这种机制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具有这方面的责任感和能力吗？
困惑三：师资结构与培养目标的距离。目前在各高校任教的武术技术教师，基本以竞技武术为主要内容（其中不少人就是在这种准入机制下完成学业的），任教后，也以此为安身立命的所在。然而，对于博大精深、内容宏富的中华武术传承来说，这种由“鸡生蛋、蛋生鸡”培养出来的近亲式师资结构有其无法克服的缺憾。一方面因背景原因他们缺乏守卫传统武术精神家园的文化自觉，另一方面加剧了竞技武术“一花独霸”的垄断地位，同时还弱化了专业学生对中华武术文化知识、技能的全面学习和掌握，无法实现教育部制定的有关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
高校的武术（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培养，事关中华武术的发展大计。目前的准入机制和培养方式，显然无法绵延中华武术的文化内容和价值体系，反而在人才传承的这一最重要环节上造成当代武术的整体性结构畸变，这实在是一个亟待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还有是武术产业化的市场陷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如同打开的久壅闸门，对每个社会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在物质生产各部门都被推向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各种文化精神产品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商品经济的烙印。“武术产业”就是在这一潮流下由原先的“以武养武”、“开发武术资源”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口号。近二十年的实践清楚表明，武术作为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资源，有其自身的经济价值，在一个经营武术器材、服装、图书、音像及技术培训、各级赛事等的产业圈逐步形成的同时，“武术搭台，经贸唱戏”也成为许多素有习武传统地区经济建设中的重要组成。最典型的一个事例，莫过于持久不衰的“少林武术热”对登封地区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
但是，产业化的实质是以金钱为标杆的，市场经济并非是启动社会进步的一把万能钥匙，加上我国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许多地方尚不完善，因此，在武术产业化过程中不少问题也随之清晰暴露出来。比如，在技艺传承方面，传统武术历来践行“以德为主”的择人信条，鄙视那些“需索供养，以厚薄为是非”的唯利是图者。对照起眼下在商品经济冲击下，不少人把武术传承看成一种“超市式”的商品买卖关系，对学武者不分良莠，一概视作“衣食父母”，或“重利轻艺”，或“托名自炫”，传统武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价值启示。发人深省的是，在“按经济规律办事”名义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对经济效益的单一追求，已越来越成为评价武术事业兴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尺度，成为“繁荣当代武术事业”的根本出路。“一切向钱看”的利益驱动，如同一只打开的潘多拉盒，武术沦为众多“识事务者”招财进宝的榨汁机。一方面，有些人通过各种沉渣泛起的广告词和书刊，千方百计把自己装扮成一尊尊“武神”再世模样，另一方面，不少武术杂志及出版商为了赢利也心甘情愿充当“托儿”角色，故意大肆宣扬一些“怪力乱神”的荒诞怪谲之说，这难道不是一种中华武术文化精神的沉沦吗？此外，有的地方在举办武术节过程中所出现的经济问题也是够让人触目惊心的。如1988年深圳举办国际武术节中暴露的经济案，竟是一桩60宗套在一起的连环案，困扰企业达整整5年之久。［60］
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不是一般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文化安全视野中，它“是对一种新的战略资源的掌握，是对一种战略市场的争夺，是一种对于新的文化存在的主导权的争夺。”［61］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不是经济建设的派生物，凝聚着“真、善、美”的文化价值，也并非可与商品价值划等号。有学者指出，对于文化产业如不作具体分析，而“简单地搬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可能导致荒谬的结论。”［62］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先导的改革开放是一次巨大的社会进步，但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软实力”的文化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与要求。市场经济点燃起了人们“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内心激情，也对以传统文化为依托的中华武术精神世界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是中华武术面临的一个时代课题，如解决不当，武术的文化之根将被物欲飓风拔起而万劫不复。
如同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常常是因人自身造成的一样，中华武术目前呈现的文化迷失也是由于长期来的种种失误所致，其中有的是全球化趋势下西方强势文化使然，有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变革引起，还有的则与武术主管部门对中华武术缺乏历史与文化把握的“改革”有关。要给当代武术增添新的活力，寻回日益淡忘的精神家园，则当冲破长期镶嵌在我们思想上那件意识形态外套。对日后武术的健康发展进行思考，不仅是有关管理部门及理论工作者的事，也是每一位关心中华武术历史命运的人都义不容辞的时代责。
4构建当代武术精神家园的若干思考
当今世界风云跌宕，不同文化及其价值之间相互纷争，正处于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年代。在以资本、科技、市场为优势的西方文化主导下的全球化过程中，加速了传统文化的解构，中华武术在当代的文化迷失就是这样一种在西方体育文化扩张下的逻辑结果。面对这样一种局面，一个“向传统武术回归”的声音近年来在武术界回荡，其蕴意是在召唤中华武术的文化重构，以寻回日渐失落的精神家园。《易传》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苞者，本也。凡物系于苞本，则固。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根基，武术的世纪之行当然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有了它，我们才知道武术从哪里来，又该往哪儿去；有了它，中华武术才有了坚定的文化信仰和巨大的精神感召——凭什么能立于天地之间！否则，就会成为缺少文化根基的漂泊者。试想，没有了文化根基的中华武术还能走远吗？要构建当代武术的精神家园，使之成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一道有力屏障，应当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4.1文化扬弃与吸收融通的关系
文化学意义上的“回归”，简单讲是对某一文化价值系统的重新认从。体现在武术上，其实质就是接续其自身的文化之根。但是，从农耕社会发展而来的传统武术本身是一个瑜瑕互见的复杂文化体。其中既蕴藏着前人的智慧精华，也裹挟着不可避免的历史积尘，同时还更多地隐匿着需要通过一定的文化转换机制才能焕发出其时代价值的文化传统。这必须在对它进行深刻理性把握基础上的扬弃和创造性转换。如不善于吸收前人的文化成果，传统武术的智慧精华只能是“绿水青山枉自多”；如不善于批判否定，传统武术就无法实现其时代转型。因此，“向传统武术回归”以重新构建中华武术的文化家园，并非是将传统作为一种文化供奉或是对“吾家旧物”简单循袭，而需要经过深刻理性审视后的文化“扬弃”和抉择。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传统武术能否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勃发出新的文化生机的关键所在。
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纵”的继承和“横”的吸收。历史上，中华武术的演进有它自己的文化苞本，同时也能善于融摄其他异质文化。明代时，中国的武术家们曾努力学习日本刀法，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刀法内容；本世纪中叶，李小龙融中西武技为一体，开创了截拳道，成为中国武术影响世界的成功典范。在当今世界各民族的体育活动中，有着许多影响广泛的技击形式，如拳击、摔跤、击剑、泰拳、柔道、跆拳道等，均体现为不同民族文化对技击之道的认识和理解。善于吸取这种文化营养，对于丰富、发展中国武术的技法技能，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哲学倡导的认识论，也是传统武术奉行的实践哲学。由于传统的习武之道过于偏重实践体验而忽视了理论的论证与创造，使得积累了许多丰富的闪烁着实践理性之光的经验很少得到应有的系统整理和阐发，严重制约了武术的文化创新。因而，加强理论研究是推动当代中国武术焕发文化原创的强大内动力。近代史上，在与西方体育文化的撞击、冲突过程中，激发出了中国武术的自新，“武术科学化”的呼声彼此回荡，从而推动武术踏上了时代跑道。今天，西方体育科学的不少科研方法和理论成果同样可以为武术理论研究提供借鉴。由于都具有人体运动方式的自然属性，所以，其中有“许多范式是可以融通的”。［63］综观古今中外，凡是奋发进取的民族都能在充分汲取外来先进文化同时，注意保存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因此，只要是有利于人生命价值的优化和自身文化的发展，我们都应认真借鉴、吸收，以博大的胸怀不断融摄其它文化成果，夯实自己的文化根基。生生不已、异质同构，这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活力所在。
二十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斯本格勒曾预感到西方文化的价值危机，他警告：当西方文化越来越变成了没有内在精神的躯壳，“西方的没落”已为期不远。同样，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凝聚形式，武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必须是以保持自己的文化独立为前提，不能把在悠久历史中积淀形成的文化个性和价值体系消融到西方体育文化语境中去，丧失自己的内在精神与文化记忆，交出自己的价值标准，去模仿别人的文化样式。阮纪正先生在《武术——中国人的存在方式》一文中指出，传统武术阴阳互济，顺势化解等操作方式，反映了一种通过内部自觉颉颃制衡调控求得稳定和谐的内源性多样化取向，以太极图为这种文化符号的价值取向，在当今社会中似乎并非全部都要让位于体现十字架精神那种两极对立、实力抗衡的操作方式和价值取向不可。［64］对于中西方两种不同的人体文化，没必要作出高低优劣的肤浅评判，它们都是人类体育文化中的成果。全球化越来越使世界文化联为一体，但这是在保持民族文化的个性基础上的“兼蓄并收”为特征的，而不是为了“走向世界”去趋附强势文化的单一模式，去同质化。武术的时代发展，要求我们必须走出古代宫阙，但也当防止把武术搭建成西式楼台，因为西方文化滋养不了中华武术的根叶。由经济全球化启动的文化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指世界范围内人们对文化选择后的价值共享。因此，中华武术既要成为世界体育大观园中的建筑场景，同时又不能以丧失自己的精神根基与文化价值为代价，这应是当代武术发展战略研究中的一个值得认真思索的重要课题。
4.2历史继承与文化创新的关系
有着自己精神家园的中华武术是一种体现生命存在的活动方式。这种形成发展于传统社会的人体文化，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既存在“代沟”，同时也具有同构应和的关系。我们把这种同构应和的关系放到文化理性的棱境下进行考察，不难看到传统武术闪烁着自身文化光彩的多种现代价值。
首先，传统武术是一种优化生命存在的价值系统。现代社会以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换为基本运作机制，在日益喧嚣又高速运转的现代文明中，人们品悟到了传统文化中的古朴情趣，想给自己找回一点失落的“野性”。于是，传统武术以它特有的价值与魅力为世注重。传统武术在提高技击能力的过程中追求“技、身、心”的和谐统一。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技”不仅是包括形式上的套路演练，更重要的是指从“形”到“化”，从“有”到“无”——技进乎道的深刻把握。然而，由田径、体操、球类等等主要活动内容构成的西方体育，不管其评价标准还是技术诊断，都呈现出强烈的物理学特点。在这条文化轨道上，西方体育要求运动员跑的速度更快，投的距离更远，跳的高度更高，举得重量更多，旋转的难度更大，打击的力量更猛，因而逻辑地提出了“更高、更快、更强”的口号。［65］洋溢着浓郁本土哲学文化意味和传统美学特色的传统武术，历来讲究“躬行体悟”、“阴阳互济”。在技击观上，它视“气力愤发”“殆同牛斗”者为下乘之技，追求一种“意思安详”以巧打拙的“名士风流”；在健身观上，强调以“内”为主的内外兼修，而非西方体育那种外在的自我张扬；在审美观上，传统武术并不刻意形架的规范，而追求一种“拳无拳，意无意，无意之中是真意”的神明之境。世纪之交，在对“中国武术向何处去”的历史发问中，不少人把环视的目光对准了涌动着生命活力的传统武术。历史上，传统武术曲折坎坷而薪火不绝，这本身就是对它价值生命的绝好证明，它那深邃、广博的文化蕴藏，既是中华武术的重要文化库存，也是进行时代创新的文化根基。
创新是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是我们构建文化安全的自觉需求。漠视创新，其结果只能是被冷落及无可奈何的衰微。中华武术在历经千年的发展中没有寂灭，这得益于它的不断自我调整与创新。王朝闻先生曾说，“传统和创新是一致的，一个是一个的基础，一个是一个的延伸”。［66］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武术依然需要它的时代创新，但这种创新难以嫁接在西方体育的树干上，应以自身的文化命脉为根基，而不能偏离了具有自身价值的文化规定，拿别人的话语来取代自己。因为，不同的文化之间有些可以交融，而有些则难以兼容，武术的创新程度往往取决于对自身历史文化的挖掘深度。如有人讥讽这样的观点为“保守主义”的话，本人认为，认同自己文化传统的“保守”不但不应遭到鄙视，反而应当给予珍惜。笔者十分欣赏陈来先生对于“文化保守主义”两个基本含义的诠释：“一是指在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反对反传统主义的文化观和对传统文化的全盘的、粗暴的破坏，在吸收新文化的同时注重保持传统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另一是指在商业化、市场化的现代社会里，注重守护人文价值、审美品味、文化意义及传统与权威，抗拒媚俗和文化庸俗化的一种立场。”［67］可以说，与历史相伴而来的传统，本身就是一种可供创新的文化资源和力量。令人堪忧的倒是某些人走火入魔式所谓的“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的武术“创新”观，如把中华武术的将来交付这样的理论操作，其命运能是一条“不断前进”的坦途吗？［68］当年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过对待传统文化的“接着说”和“照着说”两种治学方式。今天，我们在对待武术的文化继承问题上，同样存在是“为往圣继绝学”式的“接着说”，或是“我注六经”式的“照着说”，还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式的“重新说”三种态度。
在武术的创新问题上，早些年就有不少人士针对竞技武术放弃应有的本质规定而“满片花草”的偏颇发展，提出了激烈批评。对此，有位国家武术部门管理者曾撰文予以反驳，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竞技武术“就是在吸收传统的基础上有所改进，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东西，如太极拳，从历史上刚开始的陈式发展到后来的杨史、吴式、孙式和武式，证明传统武术本来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大概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具说服力，文章还举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为例，说戚书之所以曰“新”，按其解释是“出于法而不泥于法”，竞技武术就是“继承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因此得出结论，不能认为竞技武术没有传统。［69］不去解读《纪效新书》的原文和对传统太极拳的技术旨意进行考察，表面上看，这是段不失“精彩”的论述，但必须指出的是，作者对《纪效新书》的文句以及传统太极拳的技法理解上出现了原则性误解。戚书的原文是：“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显然，“不泥于法”的基本逻辑前提是“明其出于法”，即要知晓武技法则的基本内在规定。正因为这样，“既得艺，必试敌”的“舞对合彀”，才有了它的具体归着，成为戚继光练兵思想的根本指导原则，也成为传统武术绵延相传的一条基本命脉。对此，我们不妨也以太极拳为例提出反问：请问在所列举的传统太极拳中，又有哪家哪派不是立足于为提高“两两相当“的技击能力而存在、发展的？而今天竞技武术中的太极拳套路演练，又有谁是以此为价值追求的？由于太极拳在价值观上一味强调其健身作用，在实践上又使之操舞化，使得人们往往把太极拳只视为是老弱病残者的康复活动，就连有些体育理论研究者也存在这种认识误区。如在谈到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时有人作“导引、气功、武术、太极拳”这样的文字表述，还有人想当然认为太极拳是“从我国古代导引衍化派生的”云云。对于竞技武术的这种忘却了“明其出于法”而徒为“不泥于法”的“创新”，笔者前些年就提出过这样一个设问：如果日后武术的各类拳种都复蹈了今天新式太极拳的覆辙，这到底是符合“武术套路发展的辩证法”，还是中华武术生命的涅槃？［70］恐怕是要再来一次《后汉书》中所说的“中国失礼，求之四夷”的历史轮回了。
4.3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的关系
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是当代中国武术中的两大活动样式，它们之间有一定的文化沿承关系，但也表现出很大的内容差异，其负载的文化信息也不尽相同。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形成了传统武术对技击之道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构成了传统武术的文化特点与精神气质，并依此与其他民族的武技活动相区别。然而，由过去“练为看”为价值主旨衍化而来的竞技武术，本来应该只是整个武术文化主脉的一个补充，但由于行政主管部门的长官意志及被高度组织化的各类赛事制度，从而使受到西方体育文化强烈辐射的竞技武术迅速成为当代武术文化的标志，一方面利用武术的历史文化影响声称自己是“民族传统体育”，另一方面则对传统武术造成“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式的巨大挤压，以致“武术是什么”似乎成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前些年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和武术主管部门开始关注起传统武术来，并把如何发展传统武术放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曾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和国际武术联合会主席的伍绍祖先生在1999年年初的一次讲话中强调指出：“传统武术是武术之源，是武术的发展基础”，“在发展竞技武术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传统武术，否则就会使武术走入死胡同”。［71］为此，国际武术联合会下专设了“传统武术委员会”，各级武术管理部门还不时举办一些传统武术的赛事，“传统武术”一度成为时髦而走热。但是，由于竞技武术活动样式的强烈辐射以及理论上缺乏对传统武术概念的厘定，活动方式及价值主旨认识不清，因而近年来举办的一些所谓“传统武术比赛”难以根据传统武术的文化特点来进行。进入人们眼帘的比赛内容大多是被当年王芗斋先生讥为“拳混子谋生之工具”的套路（其中还不乏近十多来才兴起的木兰拳、扇），有时可能为了显示武术的技击，就加上与套路运动毫无关联的散打，其评分标准是依照竞技武术的《武术竞赛规则》，评分者是竞技武术的裁判。可以说，在这种打、练殊途的比赛制度下，只能造成“伪传统武术”的泛滥，加剧传统武术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得不向竞技武术靠拢的局面，如同一首歌词中唱的那样：“我不再是我，但你却依然是你”。这类行效于上的“赛事活动”根本无益于传统武术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它的技术样式照样被日益过滤，精神价值被不断淡忘，身怀技艺的传人先后离去——传统武术的宝贵资源每一刻都在流失、湮灭。近年来，在我国悄然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以少林武术为代表的一些传承有源的传统拳种纷纷提出申请，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将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一个侧面清晰显现出当代武术号称有六千万习武人口的表面“盛世”下，传统武术文化濒临危境的无奈事实。［72］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武术确实是我国一笔应刻不容缓加以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竞赛是撬动体育运动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铺设的快车道。形成于50年代的竞技武术，也正因为得益于它的竞赛体制，才迅速提高了它的运动技术水平，并奠定它独领风骚的文化地位。既然包括传统武术在内的中国武术，是在“体育”的文化点上找到自身的安身立命之处的，那么，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机制就不能不引起传统武术日后发展的思考。在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中，靠自发状态的民间土壤养育不出传统武术的参天大树。请看，从奥林匹克运动的惊人发展到中国竞技武术水平的迅速提高，又有谁能离得了竞技杠杆的橇动作用呢？在世界体育史上，人们对古希腊文明的发掘，从而重燃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圣火，成为当代人类文化现象中蔚为壮观的一幕，这是否预示着中华武术的振兴也寄希望于传统武术呢？各民族都有着相对独立的文明体系。中华民族内部成熟的文化内涵如同遗传基因，并不能以削足适履的“外科手术”方式进行随意更换，尤其用单一的西方标准来进行评价、切换。因此，我们应该在对传统武术整理、研究的基础上，立即着手制订出一个符合其自身文化价值和技术特点的赛事制度，不能设想一个传统文化样式的复苏可以无视自己的文化命脉与价值规定。通过对传统武术的文化归纳，把长期被忽视的武术文化特点整合起来，从而获得一种内源性的文化张力，形成当代武术运动发展的“双轨制”，使竞技武术不再成为当代武术的主流文化现象，使已逐渐失去身影的传统武术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就目前而言，“回归传统武术”是新一轮中华武术发展的战略重点。它需要社会的普遍关注与支持，更需要行政管理部门的深刻反思和宏观调控，着手建立并落实一套如何继承传统武术、发展传统武术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政府保护与民间传承两方面的积极性。
4.4社会普及与精英群体的关系
文化的发展是需要载体来进行绵延的。有着巨大历史跨度的传统武术，就是通过代际传承的方式，最终凝聚为具有自己价值系统和活动特征的文化形式。然而，当代社会中的传统武术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双重影响：一是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结构变化和文化震荡，二是竞技武术的强势冲击，客观上使得传统武术赖以存在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必须指出，在当代社会中传统武术的这种境遇是不可能展现其应有的文化价值，勃发出竞争中的文化创新，承担起构建中华武术精神家园的时代重任，去正面应对来自西方体育文化霸权主义的全面渗透和挑战。由于文化的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今天竞技武术失去历史传统支持而发生“文化枯窘”之时，我们当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来认识营建传统武术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营建传统武术的生态环境，套用一个当下的流行词，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既需要理论上对武术历史文化的正本清源，也需要进一步的社会调查和挖掘整理，更需要形成对中华武术文化内涵和价值特征的广泛认识，使人们从内心营建起中华武术的精神家园。但是，武术的文化性质决定了它的历史衍传主要不是靠对文字的理解来进行的，而是一种需要“犯手实做其事”的动态技艺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技术传承当是传统武术生态环境工程中的紧要任务。当前传统武术的濒危，很大程度上也是技艺的失传。传统武术技艺的继承与发展载体，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人群：一是社会上的普通武术爱好者，他们是营建传统武术生态环境的基础；二是全国各体育院校从事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习的学生，由于专业基础与要求，他们应比前部分人群对传统武术技艺的理解和掌握更为深刻；三是应像竞技武术运动那样，形成一个传承传统武术的专业化精英群体，他们是传统武术拳理功法的薪火接续者，通过系统训练，由此展现中华武术技艺的迷人风采。三者相互关系，但承担的任务及作用有所不同，共同成为中华武术文化长堤的自觉守望者。
当前有两种武术观需要分析。一种观点认为：武术讲究技击是古代军事战争的需要，今天的武术已属体育的范畴，“它的直接目的却是强身健体”，因此，以技击能力作为真功夫的标准不够恰当，武术运动的真功夫“是遵照套路技术规范和比赛规则，准确地按时地完成各项动作，把精、气、神体现出来，显示人体的健、力、美和武德精神。”［73］该论预设了“技术规范”和“比赛规则”两个逻辑前提，但这种建立在西方体育的语境中的前提能显现出中华武术的文化价值吗？社会文化学告诉我们，价值取向是调节决定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在机制。追求技击之道是武术历史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定，也是历来习武者重要的精神栖息。诚然，在价值构成上传统武术除技击之外尚有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功能存在，一些材料中也不乏诸如“详推用意终何在，延年益寿不老春”这方面的记载，但笔者以为对此不能囿于字面上的孤立理解，而应据于全面的理论分析。简单说，历史上传统武术的发展是围绕“武”的主体价值而延伸，强身健体与包括意志品质在内的道德培养是通过对技击之道的习练过程来得以实现的，不同的习武者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进行价值选择，但在理论逻辑上，不能把传统武术的价值存在与习武者本人的价值选择相混淆。竞技武术正因为偏离了武术对主体价值追求的本质规定，才失去了历史文化的支撑。另一种观点认为：以体现技击为主体价值的社会环境早已不复存在，已不具备传统武术技击技艺传承的文化土壤。这同样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我们承认，随着工业文明的全球化趋势，在民族传统文化本身及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急剧变异情况下，支撑武术技击价值的基础已经发生变化。因此，要延续农耕社会那种依靠民间土壤来自发继承、发展传统武术技击文化的可能性根本不大。但是，在社会分工日益细致的今天，它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再造这种生态环境，由部分“精英群体”来保存、发展传统武术的拳理功法（如同西方体育中的拳击、摔跤、击剑等运动，并没有随着工业文明的进程而退出社会舞台，而由专业化的运动群体在延续、发展）。这样的话，不但保存了中华武术的文化精粹，畅通了与历史文化的主脉联系，同时，还可以为理性继承传统提供一个实践平台，以此检验诸多传统武术的理论价值。这一传承群体人数不多，但能“吾道不穷”而薪火绵延。眼下各地开展的传统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固然能引起社会的一定重视，但如没有基本载体的实践传承，可以肯定说，难以改变它在文化全球化浪潮下被荡涤和吞噬的濒危厄运！5结论在当代国际社会竞争中，文化已成为衡量一个民族、国家综合实力的一竿重要标尺，保持与弘扬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与继承性，对维护国家安全具有独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74］有人预言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然而，我们有了这样一种文化准备吗？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脚步，中华民族必将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而只有加强自己的文化建设，夯实自己的文化基础，才能坚定信心、重新恢复民族自尊，才能焕发出中华民族的卓越创造力，赢得世界的普遍尊重，去构建起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文化长堤，参与国际间的文化竞争。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武术所映显出来的自觉以西方体育文化为参照的发展趋势，与其说这是传承中的代际断裂，不如说是种深刻的文化嬗变。必须指出：这种嬗变决非是“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中西会通”，而是种丧失了文化自信的自我殖民心态，它不可能成为中华武术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一条康庄坦途！
素以“悠久、博大、深邃”著称的中华武术其绵延的文化生命一如流水，拥有“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历史传统，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理念与价值信仰，拥有巨大的文化融摄力与历史适时性，正唯如此，方才形成自身的文化传承脉络和精神家园。当代世界竞技体育的大观园，是一个充分展现西方体育场景的舞台，这一场景的文化标准并不是我们评价有着独特历史背景、审美情趣及价值体系的中华武术文化的绝对尺度。中华武术走向世界需要有“全球视野”，但不能因此失去具有自身“华彩乐章”的文化传统。民族文化一旦失去了传统的滋养，如同婴儿没有了母亲的乳汁哺育一样，难以健康生长。新世纪之初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第一条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采取了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这种文化多样性体现在组成人类的群体和社会的特征的独特性和多元性……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自然界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成为当今和未来时代的人类的利益而予以承认和肯定。”
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体系的东方传统体育——武术，应当并可以按照自身的文化逻辑，在全球化的汹涌浪潮中坚持“和而不同”的中华精神，通过其智慧与实践，继往开来，与西方体育一起搭建起一座平等交流的文化立交桥，为提升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文化竞争中的综合实力，发挥积极作用，成为构建我国文化安全屏障的一块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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