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中幸运的一件大事是拜张幼丞先生为师。向老师学习刻铜艺术，目的很单纯，就是学习刻铜技艺，并没过多的想拜师的事情。有一次，周继烈老师和我聊天，问我是否已经拜师。我说还没有，老师身体很硬朗，不急。周老师说：“这件事，你一定要急，先把手头的事情放一放，先办这事，即使不摆仪式，拜师帖一定要写，我做证人。”在周老师的积极帮助下，2016年正式拜师。
　　拜师帖释文
　　学生陈洪超，河北省冀州市人，酷爱刻铜，久慕张幼丞先生刻铜艺术造诣，为求深造和更好的继承弘扬张氏刻铜艺术，恳拜张幼丞先生门下为徒。敬祈赐教
　　尊师张幼丞
　　学生陈洪超
　　见证周继烈
　　公元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于北京
　　每次带上我自己的刻铜墨盒给老师看時，他总会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就连非常小的瑕疵都给指出来。如某地方下刀过狠，某地方下刀的力度不够。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会拿自己的刻刀和我的刻刀做比较，指出刀具刃磨的角度，以及容易出现的问题。虽然不能亲自操刀，但也会左手持刀，右手握锤，给我示范刻铜姿势。刀刃入铜的角度直接导致刀痕出什么样的效果。铜墨盒制作上的不仔细看不出来的小毛病，他也会指出来，不留情面。老师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让我发自内心的敬佩。
　　他不止一次跟我说，想回老家看看，去父母的墓添一捧土。因年事已高，有好几次都未能成行。我找出每年清明节给师祖扫墓献花的照片给他看，并答应年年清明节都去扫墓。老师非常高兴，还送了我礼物。我不但学习了刻铜技艺，更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老师豁达、宽阔的胸怀也深深地影响着我。
　　张幼丞先生（1925—2019），名永琛，张樾丞先生次子，祖籍河北省新河县南小寨，五岁即从父张樾丞先生学了篆刻书法，七岁时篆刻作品已经发表在当时的《华北日报》《华北画报》，被誉为“七龄神通”。因刻铜技艺打下了坚实基础，后入辅仁大学学习古文与书法，经此历练，技艺更精。《琉璃厂小志》（作者孙殿起，1894-1958，冀州市北安阳城村人）这样评论张樾丞先生说：“子二，长少丞，次幼丞，皆能承其业，钝刀浅刻轻轻拓，铁线文成细细拦。可谓家学渊源。”
　　新中国成立之时，张樾丞先生接受第一枚开国大印刻制任务，铜质印坯的铸造、打磨等制作工序，老师协助其父亲参与其中。同期，中央政务院在同古堂订制了200多件办公用铜墨盒，其中亦有许多是老师作品。1954年，同古堂公私合营，老师参加了北京刻字社，“文革”期间，张家亦受冲击，大量文物、字画、书籍、家具被抄走，部分房屋被没收。
　　改革开放后，文化艺术界许多知名人士慕名求印者甚多，启功先生、范曾先生、季羡林先生等也都特意登门请治印。据老师亲口讲在上世纪80年代初，许多书画家慕同古堂张氏刻铜之名，上门求刻铜墨盒，找到当年为同古堂制做墨盒的师傅。但经历“文革”特殊时期，老师傅那里做铜墨盒的铜料全无，工具也不齐全，老师多方托人辗转从南方购得白铜板等材料，经过一年多时间，才把材料、工具等准备齐全，陆陆续续做了几十个墨盒。老师刻了大约有二三十个，既有与启功先生等书画大家的合作，也有以家藏拓片的过稿墨盒作品。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老师应奥组委邀请参加了奥运中国印的设计。
　　任何一门成熟的艺术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大多都要有几代人努力，通过不断尝试、创新以及技艺经验的叠加积累，最终成为一门成熟的艺术。张氏刻铜也不例外，张樾丞先生、张寿丞先生继承清末北京刻铜艺人们技法，又在姚茫父、陈师曾、张大千、齐白石、汪慎生等大家们的积极参与帮助下，改进刻铜刀具与刻铜表现技法，民国时期发展至鼎盛，在大量实践中，成熟为张氏刻铜艺术。第一代，张樾丞先生和张寿丞先生;第二代，张少丞先生、张幼丞先生等;第三代，张国睿、陈洪超等人。传承有序，绵延不断。张家人为人极低调，让刻铜圈的有些人误以为同古堂张氏刻铜技艺已失传，甚至对张氏刻铜工具、技法等曲解。恩师张幼丞先生对刻铜刀具又有改进，同时对刻铜技艺进行了大胆尝试并有所突破。上承父辈刻铜艺术，下培养下一代刻铜传人。老师不仅印坛夺锋，刻铜功力也非常深厚，不愧为当代刻铜艺术大家。
　　老师晚年在家，每天收听收看新闻、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为灾区和街道党员捐款奉献爱心，一生兢兢业业、勤俭持家，严格要求教育子女，为寺庙建设修缮、放生等慷慨捐款，精劲学佛、打坐、念经、食素，每日诵经数百次，一生诵《金刚经》六十余载。他待人和善、性情爽快、为人低调、品德崇高，永远是我辈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