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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2月，云南音像出版社编辑彭伯玲不幸遭遇车祸而变成植物人。其丈夫、云南著名作家李霁宇用大爱唤醒妻子，并用30万字的日记记录了两人“无约之吻”的爱恋。2015年1月26日彭伯玲过世。
当婚姻没有了性爱的欢悦，只剩下沉重的责任和没有回报的付出，还有多少人能坚守到最后？李霁宇做到了，他无怨无悔地坚守了十五年，而爱如当初……
凤凰树下清贫的婚约，车祸颠覆了幸福的家
2000年2月26日，这一天，是个冰冷的阴雨天。李霁宇的世界漆黑一片。妻子彭伯玲中午出门买菜，不幸遭遇车祸，生命垂危，成了植物人。
凌晨一点半，在昆明市红会医院的抢救室，李霁宇看到了妻子。她的头发乱作一团，脸上红一块紫一块，面部肿起来，门牙没了，一根粗大的管子插进嘴里，几台机器闪着灯……灾难就这样不声不响地降临。
两人都生于成都，从小相识。60年代初，彭伯玲在四川省艺校学习二胡，李霁宇在北京铁道学院攻读运输专业。一次，彭伯玲托李霁宇在京帮她买一种二胡弦，两人有了第一封信。青春的悸动和纯真留在了彩笺尺素上，他们先后写了200多封信。
两人还没毕业，文革开始了。1966年大串联时李霁宇回成都，两人一见面，就因派别观点不同争了起来。周围围上了很多人，参与者吵得一塌糊涂，他俩却抽身出来，笑着跑到锦江边的草地上谈恋爱去了。
1967年，李霁宇毕业分配到云南开远。开远古称“阿宁蛮”，是过去的瘴疠之乡，蛮荒之地。彭伯玲则留在四川艺校教二胡，她立志要做个音乐家。彭伯玲美丽大方，从艺校的学生校花变成教师校花，追逐者络绎不绝。而李霁宇无钱无势，除了爱好文学，别无所长。两个人的差距，不只是成都到开远的距离，还有一个音乐家与一个铁路小站实习生的差别。
1970年1月，云南通海大地震，彭伯玲从成都赶到开远，下定决心要跟李霁宇在一起。2月22日，是李霁宇的生日，两人在开远领取了结婚证。当晚，屋破瓦漏，没有亲朋祝福，他们在一棵凤凰树下，望着天上的星星，听着车站的汽笛，双双发誓“天长地久”。
婚后，两人两地分居。李霁宇时间不自由，每次都是彭伯玲从成都坐火车赶到开远看他。她爱美，也希望把丈夫打扮得漂漂亮亮。她不仅给李霁宇编织好看的毛衣毛裤，还给丈夫缝制帅气的铁路制服和喇叭裤。有一次，彭伯玲从开远回成都，在火车经过一个小站看到有青头菌卖，立即下车买了很多送回开远，第二天再买票回成都，只因李霁宇喜欢吃青头菌。
1970年6月，李霁宇调到昆明铁路局机关。为了跟爱人生活在一起，彭伯玲放弃了成都人人称羡的工作和音乐家的梦想，毅然来到昆明，当了一所小学的音乐老师。她的付出，让李霁宇牢记在心。1972年，他们的女儿李雪出生，生活变得更加温馨而热闹。
彭伯玲知道，丈夫喜欢文学，那时她一个月39元，却每个月都给丈夫买书。而自己想买一块6元的布都要犹豫很长时间。后来，李霁宇开始创作，只要他在写作，彭伯玲从不干扰。她还把丈夫喜欢的美术插图、舞台特写、宣传画收集起来，帮他做收藏本。
在彭伯玲的支持下，李霁宇的文学创作频见报端。他先后担任《昆明铁路报》的编辑记者，《旅行报》创办人，一直做到《滇池》杂志的编辑、主编。而彭伯玲也转行到云南音像出版社做编辑，成为知名音乐人，帮很多知名歌手打理录音、宣传、演出事宜。1984年王菲的首发专辑《风从哪里来》就是她操刀录制的。
生活宽裕起来，他们换了大房子，生活没有因柴米油盐遁入尘埃，反倒相互促进。2000年，女儿李雪远嫁珠海，在珠海酒店做收银员，日子越发安逸。
可是，这个人人称羡的幸福家庭，和它美丽的女主人，在最美好的黄金年月，被一场车祸彻底颠覆了。
“我挑起两个人生。我要尽一切努力让她康复”
好消息是，彭伯玲的生命被留住了，但医生说：“如果100天醒不来就会成植物人。”
十几天后，成都的亲戚们陆续走了。两个月后，女儿女婿因假到期也要走了。在送走女儿的当天，李霁宇突然感到难以言状的孤独，他在出租车前忍不住哭了起来。他知道，从此他要成为妻子的全部依靠。
一个月后，他把妻子转到环境更好的部队医院。医生说要用80年代生产的安宫牛黄丸帮助开窍醒脑。他多方联系，终于搞到药。车祸判定双方各负一半责任，对方赔偿有限。他不惜花光积蓄。
“彭伯儿成了无知无觉的‘物体’，她的痛苦、舒适，她的冷暖、饮食，都要我去揣摸、去安排。她像个活生生‘试验品’，让我心里紧张、不安。这时，愁、怨、苦、累、恨、气、烦，我都不想，只是认真地做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我每晚必看天气预报，调整妻子第二天的衣着;我找来书刊，研究各种食物的营养成分与合理搭配，学习药物使用和护理知识;我每天5点起床，给妻子煮早点，先考虑营养调配，再用搅拌机将配料打碎，又用细网过滤，然后装进七八个瓶子里，到医院后加热，用针管将食物推进她的胃里。针管很细，我就改造，让它尽可能粗些。并认真地把握进食的时间、温度和用量。忙完一天，我在日记记录着她的病例、饮食、用药及一些细小的变化。醒脑静、脑多肽、新菌必治、能全力、活血素、华佗再造丸、人参再造丸、珍珠七十丸。反反复复地用。我成了半个医生。”
时钟上的指针犹如一把旋转的利刀，每时都在绞割着李霁宇的心。第100天过去了，彭伯玲仍未醒来。李霁宇给妻子买来猪脑，又跑到动物园找猴脑。动物园的人吼他：“你不知道动物园买卖猴脑犯法吗？”最后他跑到动物研究所合法买到猴脑。除此之外，他开始刺激妻子发声：在妻子耳边喊她的小名;给她讲过去的事情;把他与妻子说过的话和女儿的声音录成磁带，每天在她耳边放。他还不停地放那首据说能唤醒人的歌——《真的好想你》。但是，仍然无效。他又想到妻子爱狗，就将家中小狗抱到医院拿妻子的手抚摸，录下小狗叫声给妻子听。几乎所有的刺激方法都用尽，彭伯玲仍旧沉睡不醒。 “对于玲和我来讲，一个时代一种生活一种生存的格局已经结束……她想不起我是谁，想不起有过的一切。这真是人世最最不幸的事，又是人生最最悲苦的事。而感受这一切的是我，承受这一切的是我，她将这一生未完的债给我背上。她平静地一无所感地注目这个纷纷攘攘的世界。我的义务责任变得分外沉重。我挑起两个人生。我要尽一切努力让她康复。”
2000年7月作家贾平凹到昆明，他建议李霁宇拜求下菩萨。李霁宇信了，清晨五点，他赶到昆明筇竹寺，叩首拜佛，虔诚祈祷。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妻子每天夜晚闭上眼睛，清晨睁开。李霁宇从她睁开的眼睛里，看到一种水汪汪的明亮。
慢慢地，彭伯玲眼睛睁开的时间越来越长。第210天，李霁宇推她到医院小花园，陪行的姐姐跟她说：“叫四姐好。”彭伯玲张了张嘴，吐出一个字“好”。这是她遭遇车祸后，发出的第一声回音。几天后，李霁宇又指着草地上的标语牌问：“认不认得？”彭伯玲吃力地吐出：“地球，只有一个！”李霁宇含泪把妻子拥入怀中。那晚，是他200多天第一次睡到天亮才醒。
2002年11月，身体趋于稳定的彭伯玲出院了。虽然苏醒过来，但她手、脚、嘴多处残疾：右手发抖，手指曲捏不能张开;右腿萎缩无力;两脚下垂，只能脚尖落地;咀嚼无力，吞咽功能差;口齿不清，近期记忆大都丧失。康复必须从机能和意识两方面进行。
李霁宇首先训练妻子的行走功能。他买了学步器，在家里墙上装了一排扶手。他抱着彭伯玲沿小区的池塘学步。除此之外，他更注重训练妻子的意识。他说笑话、忆往事、告诉朋友信息，引起她的话头来。“这些日子，我同妻子相处比以前更亲密。一年说的话超过过去10年，比热恋还要热恋。”
开始，彭伯玲对李霁宇说的毫无反应，慢慢能听懂了，想交流却嘴不由心。她口齿不清，李霁宇要猜，要借助语气和肢体语言，有时要让她重复。一天又一天，彼此慢慢靠拢。这时，他开始教妻子读唐诗。读后又背，教她用僵硬的右手握笔写字。
为了恢复妻子对生活的热爱，李霁宇几乎每天都推着她外出。从他们所住的月牙塘小区出发，穿梭在昆明的各大超市，步行街，翠湖畔，花丛前，柳树下。
几个月后，康复治疗有了效果。除了说话渐渐清楚，彭伯玲开始有了喜怒哀乐;能想起朋友的名字;能判断是非对错;她用颤抖的手写字;能将《长恨歌》完整背下来，接着又背《葬花词》和《大观楼长联》;她的记忆恢复，爱美个性逐步复苏。看见新潮手袋、喜欢的白色呢绒、鄂尔多斯毛料、琳琅满目的鞋，都会眼睛发亮。她还提出要重新安一口瓷牙……妻子的意愿，李霁宇一一满足。他在日记里说：“我要用五彩斑斓的世界，一根一根地治愈爱妻被损害的神经。”
一天，彭伯玲突然问他：“我现在这个样儿，你还喜不喜欢我？”这问题如此直接，深深刺痛了李霁宇的心，他马上打断她：“不喜欢你，我还这么长时间地照顾你？！”彭伯玲两行热泪滚出眼眶。那天晚上，李霁宇想了很多，他想到平时朋友来电话，妻子那警惕的眼睛：“我喜欢她什么呢？喜欢她30年前的花容月貌，还是喜欢眼前残疾的她？这种拷问把人逼上绝路。我以为，这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从感官走向情感，从激情走向理智，正如我们从年轻走向死亡，它是一个与生俱来与生命同在的过程。这个休戚与共的过程叫它什么呢？爱这个字，有时还显得太轻了些。”
为了让妻子感受到自己的爱，他更加用心地照顾。“我们从此真的相濡以沫，我吃她的剩饭剩菜剩汤剩水，而她咬不动的东西我给咬，给她用嘴剔除骨头或鱼刺。给她洗脚洗澡，吹发，理疗，按摩，擦痰，擦口水，修手脚指甲，上厕所，上尿片，上开塞露，拉她、扶她、抱她，做得心安理得，自自然然。为了防止她尿管感染，我宁可每天洗10多次尿布。全家的饮食围绕她转。凡是她要吃的，全部满足。她因为吞咽功能不好，伤后不能吃辣椒，但她又想吃，就煎一点嫩椒给她调调口味。尽管有保姆，但我在家，她就不要保姆。我祈愿这种日子能天长地久，陪她到永远。”
彭伯玲受伤后，脾气变得怪异、暴躁，蛮不讲理。而调和妻子和保姆矛盾是李霁宇最头疼的事。十五年时间里他换过几十位保姆。一次，家中100元不见了（最后在沙发下面找到），彭伯玲说是保姆偷了。保姆哭着拿起行李就走出门，李霁宇出去追，并说了妻子两句。谁知，彭伯玲骂他：“你嫌我丑了，就娶她好了！”那天事后，李霁宇外出购物。恍惚中，他闯红灯过马路，交警在背后大叫，他只管往前走。当时他想，最好自己也撞车，撞得比妻子更重。
当晚，等彭伯玲睡着后，李霁宇久久凝视妻子的面容，他想起曾经相爱的日子，想起云南开远，想起凤凰树下的婚约，忍不住眼泪直涌。再以后，每当彭伯玲发脾气，他就静静地看着，一言不发，要保姆回避。等她发够了，他拿一块温毛巾轻轻擦干她的口沫。他到处求精神症状的药，后来彭伯玲吃了“奥氮平片”，精神症状好转。他在日记写道：“她的急躁脾气和不近人情的孤傲，以及不可理喻的发怒，让我们在许多日子无法交流沟通和磨合，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掩蔽她曾经给过我的情爱。”
“尽管我们都还不老，尽管彭伯儿美丽不再，但我仍然守护着，守护着我们的无约之吻”
进入2010年后，彭伯玲的状态大不如从前。长期轮椅生活让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她的话越来越少;眼睛开始无神;她对朋友来访变得淡漠。这时，李霁宇开始怀念她过去的坏脾气和无理取闹，他甚至希望妻子能天天对他吼：“你嫌我丑了，就娶她好了。”
“人如果有脾气也不发了，就说明对生活没信心了。长期的伤病对肢体和精神的折磨，已使她对人生慢慢绝望。”李霁宇在日记悲观地写道。但他想，也许骨肉亲情能再次唤醒妻子对生命的信心。于是，2014年初，李霁宇携瘫妻进行了人生最后一次大转移。他打算离开生活了46年的昆明，回到故乡成都定居。
成都买房，昆明卖房。装修，搬家，安家，全是他一个人奔波。朋友们对此都不理解：“你这是在折磨自己，都这么多年了，你已尽心，何必为那十分渺茫的希望做如此大的牺牲？”李霁宇摇摇头，也不辩解。 为了守望爱情，他推掉了远处的作家采风，以及多次朋友聚会。15年中，他没有单独出去旅游过，没回成都给父母扫过一次墓。北京的朋友邀请他过去发展，他全婉拒。而最让他有所牺牲的，是自从彭伯玲出车祸以后，他们再没有夫妻生活。
朋友劝他：“这样不行，你还年轻。”有朋友甚至劝他离婚再娶，条件是共同照顾彭伯玲。李霁宇一概回复：“就是彭伯玲同意，我也不做那样的事。”
当然，李霁宇不是没有欲望。在彭伯玲康复最好的期间，他也曾经幻想昨日的欢爱可以重新回来。他在日记写道：“每当月色如水般温柔地洒在我的床前，我就忍不住竖起耳朵，仔细搜索彭伯儿的声音。有时候我甚至会产生幻觉，听到彭伯儿在敲我卧室的门。那敲门声叩响在我的心头，我的心动荡得像大海的潮汐。”但是，直到彭伯玲过世，她也没有敲过丈夫卧室的门。那份情爱，成了无望的奢望。李霁宇在日记写道：“彭伯儿没有敲我卧室的门，但几十年前就叩开了我的心灵之门。这扇门既然为她打开了，就不会再关上。尽管我们都还不老，尽管彭伯儿美丽不再，但我仍然守护着，在精神世界守护着我们的无约之吻……”
这份“无约之吻“，执著而艰难。为了淡化情欲，李霁宇把每天的时间都安排满，用大量体力和脑力劳动把自己累倒在床。陪伴妻子的时间，他事无巨细;晚上，妻子睡了，累了一天的他就打开电脑，把欲望通过抒写加以排解。那段时间，他写就长篇小说《风逝》和《青瓦》，报告文学《生命的乐章》，散文集《我山我水》、《昆明图》等数百万字著作。他也因文学成绩推选为云南省作协副主席，昆明市作协主席。他对妻子的情义，感动了周围所有的朋友，有朋友写文说：“李霁宇面对的是一个连意识也没有的精神已残缺的瘫妻。我想这应该是一种伟大崇高的人性，它已经超越了性，超越了爱，超越了灵魂。”但李霁宇的大爱还是未能挽救爱妻生命。2015年1月26日，彭伯玲有点流鼻涕，而且咳嗽。晚上李霁宇就让她早早上床睡了。早上起床，发现妻子已溘然而去。他久久不能平静：“太突然了，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事前也没任何病痛征兆。那是种什么感觉呢？像是我存在的一切意义都突然消失了。本来每天都是围着她转，突然完全空了下来，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面对李霁宇的悲痛，朋友们纷纷劝慰：“爱妻永去，当然是件悲伤的事。但换个角度，它对深陷病榻的彭伯玲，对你自己，都是个解脱。”李霁宇说：“这些我都明白，但对我来说，那种世界一下子失重的感觉，和她出车祸时一模一样。”他在妻子去世之后，又写下了几万字的追忆日记，连同之前的文字，已近30万字。
“2015年4月10日。这房子房间，她的床，她的上百件衣物，她的轮椅，她爱的清蒸猪肉、夹沙肉，她逛的伊滕、珠江、永辉、家乐福、银海湾等超市菜市，她天天看的电视，她惦念的春熙路，她凭窗眺望的江安河……时间会抹平所有痛楚的回忆，而永远抹不掉我和她付出的这半生经历和情感。从此天下无彭伯玲，从此天下只有我这一个永远爱她想她念她珍惜她了解她的人了。半生缘分无尽时，一生只留长相思！”
2015年5月，李霁宇给亡妻画了一幅水墨像。那是他们谈恋爱时的彭伯玲，青涩、稚嫩、美丽。画上题诗：“伊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他知道，他们的情，绵绵无绝;他们的爱，天上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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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婚姻没有了性爱的欢悦，只剩下沉重的责任和没有回报的付出，还有多少人能坚守到最后？李霁宇做到了，他无怨无悔地坚守了十五年，而爱如当初……
凤凰树下清贫的婚约，车祸颠覆了幸福的家
2000年2月26日，这一天，是个冰冷的阴雨天。李霁宇的世界漆黑一片。妻子彭伯玲中午出门买菜，不幸遭遇车祸，生命垂危，成了植物人。
凌晨一点半，在昆明市红会医院的抢救室，李霁宇看到了妻子。她的头发乱作一团，脸上红一块紫一块，面部肿起来，门牙没了，一根粗大的管子插进嘴里，几台机器闪着灯……灾难就这样不声不响地降临。
两人都生于成都，从小相识。60年代初，彭伯玲在四川省艺校学习二胡，李霁宇在北京铁道学院攻读运输专业。一次，彭伯玲托李霁宇在京帮她买一种二胡弦，两人有了第一封信。青春的悸动和纯真留在了彩笺尺素上，他们先后写了200多封信。
两人还没毕业，文革开始了。1966年大串联时李霁宇回成都，两人一见面，就因派别观点不同争了起来。周围围上了很多人，参与者吵得一塌糊涂，他俩却抽身出来，笑着跑到锦江边的草地上谈恋爱去了。
1967年，李霁宇毕业分配到云南开远。开远古称“阿宁蛮”，是过去的瘴疠之乡，蛮荒之地。彭伯玲则留在四川艺校教二胡，她立志要做个音乐家。彭伯玲美丽大方，从艺校的学生校花变成教师校花，追逐者络绎不绝。而李霁宇无钱无势，除了爱好文学，别无所长。两个人的差距，不只是成都到开远的距离，还有一个音乐家与一个铁路小站实习生的差别。
1970年1月，云南通海大地震，彭伯玲从成都赶到开远，下定决心要跟李霁宇在一起。2月22日，是李霁宇的生日，两人在开远领取了结婚证。当晚，屋破瓦漏，没有亲朋祝福，他们在一棵凤凰树下，望着天上的星星，听着车站的汽笛，双双发誓“天长地久”。
婚后，两人两地分居。李霁宇时间不自由，每次都是彭伯玲从成都坐火车赶到开远看他。她爱美，也希望把丈夫打扮得漂漂亮亮。她不仅给李霁宇编织好看的毛衣毛裤，还给丈夫缝制帅气的铁路制服和喇叭裤。有一次，彭伯玲从开远回成都，在火车经过一个小站看到有青头菌卖，立即下车买了很多送回开远，第二天再买票回成都，只因李霁宇喜欢吃青头菌。
1970年6月，李霁宇调到昆明铁路局机关。为了跟爱人生活在一起，彭伯玲放弃了成都人人称羡的工作和音乐家的梦想，毅然来到昆明，当了一所小学的音乐老师。她的付出，让李霁宇牢记在心。1972年，他们的女儿李雪出生，生活变得更加温馨而热闹。
彭伯玲知道，丈夫喜欢文学，那时她一个月39元，却每个月都给丈夫买书。而自己想买一块6元的布都要犹豫很长时间。后来，李霁宇开始创作，只要他在写作，彭伯玲从不干扰。她还把丈夫喜欢的美术插图、舞台特写、宣传画收集起来，帮他做收藏本。
在彭伯玲的支持下，李霁宇的文学创作频见报端。他先后担任《昆明铁路报》的编辑记者，《旅行报》创办人，一直做到《滇池》杂志的编辑、主编。而彭伯玲也转行到云南音像出版社做编辑，成为知名音乐人，帮很多知名歌手打理录音、宣传、演出事宜。1984年王菲的首发专辑《风从哪里来》就是她操刀录制的。
生活宽裕起来，他们换了大房子，生活没有因柴米油盐遁入尘埃，反倒相互促进。2000年，女儿李雪远嫁珠海，在珠海酒店做收银员，日子越发安逸。
可是，这个人人称羡的幸福家庭，和它美丽的女主人，在最美好的黄金年月，被一场车祸彻底颠覆了。
“我挑起两个人生。我要尽一切努力让她康复”
好消息是，彭伯玲的生命被留住了，但医生说：“如果100天醒不来就会成植物人。”
十几天后，成都的亲戚们陆续走了。两个月后，女儿女婿因假到期也要走了。在送走女儿的当天，李霁宇突然感到难以言状的孤独，他在出租车前忍不住哭了起来。他知道，从此他要成为妻子的全部依靠。
一个月后，他把妻子转到环境更好的部队医院。医生说要用80年代生产的安宫牛黄丸帮助开窍醒脑。他多方联系，终于搞到药。车祸判定双方各负一半责任，对方赔偿有限。他不惜花光积蓄。
“彭伯儿成了无知无觉的‘物体’，她的痛苦、舒适，她的冷暖、饮食，都要我去揣摸、去安排。她像个活生生‘试验品’，让我心里紧张、不安。这时，愁、怨、苦、累、恨、气、烦，我都不想，只是认真地做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我每晚必看天气预报，调整妻子第二天的衣着;我找来书刊，研究各种食物的营养成分与合理搭配，学习药物使用和护理知识;我每天5点起床，给妻子煮早点，先考虑营养调配，再用搅拌机将配料打碎，又用细网过滤，然后装进七八个瓶子里，到医院后加热，用针管将食物推进她的胃里。针管很细，我就改造，让它尽可能粗些。并认真地把握进食的时间、温度和用量。忙完一天，我在日记记录着她的病例、饮食、用药及一些细小的变化。醒脑静、脑多肽、新菌必治、能全力、活血素、华佗再造丸、人参再造丸、珍珠七十丸。反反复复地用。我成了半个医生。”
时钟上的指针犹如一把旋转的利刀，每时都在绞割着李霁宇的心。第100天过去了，彭伯玲仍未醒来。李霁宇给妻子买来猪脑，又跑到动物园找猴脑。动物园的人吼他：“你不知道动物园买卖猴脑犯法吗？”最后他跑到动物研究所合法买到猴脑。除此之外，他开始刺激妻子发声：在妻子耳边喊她的小名;给她讲过去的事情;把他与妻子说过的话和女儿的声音录成磁带，每天在她耳边放。他还不停地放那首据说能唤醒人的歌——《真的好想你》。但是，仍然无效。他又想到妻子爱狗，就将家中小狗抱到医院拿妻子的手抚摸，录下小狗叫声给妻子听。几乎所有的刺激方法都用尽，彭伯玲仍旧沉睡不醒。 “对于玲和我来讲，一个时代一种生活一种生存的格局已经结束……她想不起我是谁，想不起有过的一切。这真是人世最最不幸的事，又是人生最最悲苦的事。而感受这一切的是我，承受这一切的是我，她将这一生未完的债给我背上。她平静地一无所感地注目这个纷纷攘攘的世界。我的义务责任变得分外沉重。我挑起两个人生。我要尽一切努力让她康复。”
2000年7月作家贾平凹到昆明，他建议李霁宇拜求下菩萨。李霁宇信了，清晨五点，他赶到昆明筇竹寺，叩首拜佛，虔诚祈祷。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妻子每天夜晚闭上眼睛，清晨睁开。李霁宇从她睁开的眼睛里，看到一种水汪汪的明亮。
慢慢地，彭伯玲眼睛睁开的时间越来越长。第210天，李霁宇推她到医院小花园，陪行的姐姐跟她说：“叫四姐好。”彭伯玲张了张嘴，吐出一个字“好”。这是她遭遇车祸后，发出的第一声回音。几天后，李霁宇又指着草地上的标语牌问：“认不认得？”彭伯玲吃力地吐出：“地球，只有一个！”李霁宇含泪把妻子拥入怀中。那晚，是他200多天第一次睡到天亮才醒。
2002年11月，身体趋于稳定的彭伯玲出院了。虽然苏醒过来，但她手、脚、嘴多处残疾：右手发抖，手指曲捏不能张开;右腿萎缩无力;两脚下垂，只能脚尖落地;咀嚼无力，吞咽功能差;口齿不清，近期记忆大都丧失。康复必须从机能和意识两方面进行。
李霁宇首先训练妻子的行走功能。他买了学步器，在家里墙上装了一排扶手。他抱着彭伯玲沿小区的池塘学步。除此之外，他更注重训练妻子的意识。他说笑话、忆往事、告诉朋友信息，引起她的话头来。“这些日子，我同妻子相处比以前更亲密。一年说的话超过过去10年，比热恋还要热恋。”
开始，彭伯玲对李霁宇说的毫无反应，慢慢能听懂了，想交流却嘴不由心。她口齿不清，李霁宇要猜，要借助语气和肢体语言，有时要让她重复。一天又一天，彼此慢慢靠拢。这时，他开始教妻子读唐诗。读后又背，教她用僵硬的右手握笔写字。
为了恢复妻子对生活的热爱，李霁宇几乎每天都推着她外出。从他们所住的月牙塘小区出发，穿梭在昆明的各大超市，步行街，翠湖畔，花丛前，柳树下。
几个月后，康复治疗有了效果。除了说话渐渐清楚，彭伯玲开始有了喜怒哀乐;能想起朋友的名字;能判断是非对错;她用颤抖的手写字;能将《长恨歌》完整背下来，接着又背《葬花词》和《大观楼长联》;她的记忆恢复，爱美个性逐步复苏。看见新潮手袋、喜欢的白色呢绒、鄂尔多斯毛料、琳琅满目的鞋，都会眼睛发亮。她还提出要重新安一口瓷牙……妻子的意愿，李霁宇一一满足。他在日记里说：“我要用五彩斑斓的世界，一根一根地治愈爱妻被损害的神经。”
一天，彭伯玲突然问他：“我现在这个样儿，你还喜不喜欢我？”这问题如此直接，深深刺痛了李霁宇的心，他马上打断她：“不喜欢你，我还这么长时间地照顾你？！”彭伯玲两行热泪滚出眼眶。那天晚上，李霁宇想了很多，他想到平时朋友来电话，妻子那警惕的眼睛：“我喜欢她什么呢？喜欢她30年前的花容月貌，还是喜欢眼前残疾的她？这种拷问把人逼上绝路。我以为，这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从感官走向情感，从激情走向理智，正如我们从年轻走向死亡，它是一个与生俱来与生命同在的过程。这个休戚与共的过程叫它什么呢？爱这个字，有时还显得太轻了些。”
为了让妻子感受到自己的爱，他更加用心地照顾。“我们从此真的相濡以沫，我吃她的剩饭剩菜剩汤剩水，而她咬不动的东西我给咬，给她用嘴剔除骨头或鱼刺。给她洗脚洗澡，吹发，理疗，按摩，擦痰，擦口水，修手脚指甲，上厕所，上尿片，上开塞露，拉她、扶她、抱她，做得心安理得，自自然然。为了防止她尿管感染，我宁可每天洗10多次尿布。全家的饮食围绕她转。凡是她要吃的，全部满足。她因为吞咽功能不好，伤后不能吃辣椒，但她又想吃，就煎一点嫩椒给她调调口味。尽管有保姆，但我在家，她就不要保姆。我祈愿这种日子能天长地久，陪她到永远。”
彭伯玲受伤后，脾气变得怪异、暴躁，蛮不讲理。而调和妻子和保姆矛盾是李霁宇最头疼的事。十五年时间里他换过几十位保姆。一次，家中100元不见了（最后在沙发下面找到），彭伯玲说是保姆偷了。保姆哭着拿起行李就走出门，李霁宇出去追，并说了妻子两句。谁知，彭伯玲骂他：“你嫌我丑了，就娶她好了！”那天事后，李霁宇外出购物。恍惚中，他闯红灯过马路，交警在背后大叫，他只管往前走。当时他想，最好自己也撞车，撞得比妻子更重。
当晚，等彭伯玲睡着后，李霁宇久久凝视妻子的面容，他想起曾经相爱的日子，想起云南开远，想起凤凰树下的婚约，忍不住眼泪直涌。再以后，每当彭伯玲发脾气，他就静静地看着，一言不发，要保姆回避。等她发够了，他拿一块温毛巾轻轻擦干她的口沫。他到处求精神症状的药，后来彭伯玲吃了“奥氮平片”，精神症状好转。他在日记写道：“她的急躁脾气和不近人情的孤傲，以及不可理喻的发怒，让我们在许多日子无法交流沟通和磨合，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掩蔽她曾经给过我的情爱。”
“尽管我们都还不老，尽管彭伯儿美丽不再，但我仍然守护着，守护着我们的无约之吻”
进入2010年后，彭伯玲的状态大不如从前。长期轮椅生活让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她的话越来越少;眼睛开始无神;她对朋友来访变得淡漠。这时，李霁宇开始怀念她过去的坏脾气和无理取闹，他甚至希望妻子能天天对他吼：“你嫌我丑了，就娶她好了。”
“人如果有脾气也不发了，就说明对生活没信心了。长期的伤病对肢体和精神的折磨，已使她对人生慢慢绝望。”李霁宇在日记悲观地写道。但他想，也许骨肉亲情能再次唤醒妻子对生命的信心。于是，2014年初，李霁宇携瘫妻进行了人生最后一次大转移。他打算离开生活了46年的昆明，回到故乡成都定居。
成都买房，昆明卖房。装修，搬家，安家，全是他一个人奔波。朋友们对此都不理解：“你这是在折磨自己，都这么多年了，你已尽心，何必为那十分渺茫的希望做如此大的牺牲？”李霁宇摇摇头，也不辩解。 为了守望爱情，他推掉了远处的作家采风，以及多次朋友聚会。15年中，他没有单独出去旅游过，没回成都给父母扫过一次墓。北京的朋友邀请他过去发展，他全婉拒。而最让他有所牺牲的，是自从彭伯玲出车祸以后，他们再没有夫妻生活。
朋友劝他：“这样不行，你还年轻。”有朋友甚至劝他离婚再娶，条件是共同照顾彭伯玲。李霁宇一概回复：“就是彭伯玲同意，我也不做那样的事。”
当然，李霁宇不是没有欲望。在彭伯玲康复最好的期间，他也曾经幻想昨日的欢爱可以重新回来。他在日记写道：“每当月色如水般温柔地洒在我的床前，我就忍不住竖起耳朵，仔细搜索彭伯儿的声音。有时候我甚至会产生幻觉，听到彭伯儿在敲我卧室的门。那敲门声叩响在我的心头，我的心动荡得像大海的潮汐。”但是，直到彭伯玲过世，她也没有敲过丈夫卧室的门。那份情爱，成了无望的奢望。李霁宇在日记写道：“彭伯儿没有敲我卧室的门，但几十年前就叩开了我的心灵之门。这扇门既然为她打开了，就不会再关上。尽管我们都还不老，尽管彭伯儿美丽不再，但我仍然守护着，在精神世界守护着我们的无约之吻……”
这份“无约之吻“，执著而艰难。为了淡化情欲，李霁宇把每天的时间都安排满，用大量体力和脑力劳动把自己累倒在床。陪伴妻子的时间，他事无巨细;晚上，妻子睡了，累了一天的他就打开电脑，把欲望通过抒写加以排解。那段时间，他写就长篇小说《风逝》和《青瓦》，报告文学《生命的乐章》，散文集《我山我水》、《昆明图》等数百万字著作。他也因文学成绩推选为云南省作协副主席，昆明市作协主席。他对妻子的情义，感动了周围所有的朋友，有朋友写文说：“李霁宇面对的是一个连意识也没有的精神已残缺的瘫妻。我想这应该是一种伟大崇高的人性，它已经超越了性，超越了爱，超越了灵魂。”但李霁宇的大爱还是未能挽救爱妻生命。2015年1月26日，彭伯玲有点流鼻涕，而且咳嗽。晚上李霁宇就让她早早上床睡了。早上起床，发现妻子已溘然而去。他久久不能平静：“太突然了，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事前也没任何病痛征兆。那是种什么感觉呢？像是我存在的一切意义都突然消失了。本来每天都是围着她转，突然完全空了下来，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面对李霁宇的悲痛，朋友们纷纷劝慰：“爱妻永去，当然是件悲伤的事。但换个角度，它对深陷病榻的彭伯玲，对你自己，都是个解脱。”李霁宇说：“这些我都明白，但对我来说，那种世界一下子失重的感觉，和她出车祸时一模一样。”他在妻子去世之后，又写下了几万字的追忆日记，连同之前的文字，已近30万字。
“2015年4月10日。这房子房间，她的床，她的上百件衣物，她的轮椅，她爱的清蒸猪肉、夹沙肉，她逛的伊滕、珠江、永辉、家乐福、银海湾等超市菜市，她天天看的电视，她惦念的春熙路，她凭窗眺望的江安河……时间会抹平所有痛楚的回忆，而永远抹不掉我和她付出的这半生经历和情感。从此天下无彭伯玲，从此天下只有我这一个永远爱她想她念她珍惜她了解她的人了。半生缘分无尽时，一生只留长相思！”
2015年5月，李霁宇给亡妻画了一幅水墨像。那是他们谈恋爱时的彭伯玲，青涩、稚嫩、美丽。画上题诗：“伊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他知道，他们的情，绵绵无绝;他们的爱，天上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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