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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是時空压缩的现代化中社会风险的突发呈现，具有强传播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这增加了防控和治理难度。农村社会为化解疫情防控资源不足和设施薄弱等问题，实现了由常规治理向运动式治理的快速切换，通过集中资源、快速决策、硬核管控、群众参与等方式，建立起“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体系，实现了疫情的高效防控。农村高质量的防控源于治理模式的转换，也得益于村庄日常性合作文化的培育、组织载体的建设和群众路线的坚守，这对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乡村振兴的实践及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风险社会;疫情防控;新冠肺炎;应急管理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受到人类社会全球化、经济发展一体化以及科技创新的深刻影响，现代社会再次发生了剧烈变化，尤其是全球性重大疫情、灾害等事件频发，人类生存受到冲击，新的理论和话语体系亟待构建，以此来解读巨变中的现代社会。乌尔里希·贝克等后现代社会学家在对现代性及其风险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他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一种新的形式，是一系列具有风险特征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结合体[1]（p.7）。安东尼·吉登斯也指出，当代社会的变革带来了人为不确定性的增加，使现代社会成为一种风险社会，不仅既有的制度制造着巨大的风险，而且制度建设的目的也要转向预防风险尤其是人为风险的出现[2]（p.45）。中国社会也正在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转型[3]（pp.35-45）。转型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尤其是当下超速的现代化方式，带有工业化和自反性现代性的多种特点，呈现出短期内跨越发展的“时空压缩的现代化”特征[4]。压缩、短期、冲击式的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风险、灾害和疫情叠加而来，冲击着不断前行的现代中国。可以说，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5]，这考验着国家的治理能力。而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是时空压缩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突发式表达。此次疫情由于具有传播性强、不确定性和控制难度大等特点，逐渐演化为一场跨领域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这使管理体制、治理能力以及医疗体系方面的诸多问题呈现出来。尤其是应急管理体制以及行政决策方面暴露出的问题较多，引发了学界、媒体和社会各界的讨论。现代国家的行政体系多建立在理性化、确定性基础上，对应的治理和决策也都以结果的可预测和可控为前提[6]，行政决策也需要依靠专家的技术判断，但面对新的病毒，专家需要充分的论证、实验才能定性，因此地方政府依靠专家的结论来决策就更加困难。新冠肺炎疫情属于非常态下的风险，而面对非常态的问题依旧采取常态化的治理方式，就容易出现反应迟缓、决策滞后甚至失误的问题。我国重大灾害的治理，多从常规治理向运动式治理快速转换，以能够统一目标、集中资源来抗击灾害。而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我国在疫情初期并未及时切换治理模式，仍旧依靠常规治理应对新风险，以致于错过了疫情防控的最佳时机。因此，需要结合新冠肺炎疫情的控制实践，对风险社会中的应急管理体系进行再审视，转换治理思维、理念和模式，提升应急管理的综合性、机动性和应急性，以形成更具弹性的防控机制和治理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7]，也给转型中的农村稳定发展带来了新挑战。一方面，当前我国农村正在由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加速转型，人力物力资源外流，乡村空心化问题凸显，治理能力迅速下降[8];另一方面，农村医疗资源不足、防控体系脆弱与治理资源缺乏，同时还伴随着社会、制度、文化和时空的断裂[9]，这让农村传统的风险防控体系显得捉襟见肘。但是，农村社会却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展现出强硬的一面，从常规治理向运动式治理及时转换，统一目标、集中力量阻击疫情，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此，本文以河南省H村的经验为基础，对农村疫情防控实践进行系统考察。之所以选择H村进行研究，一是因为该村外出务工人员多，人口流动性强，疫情防控难度大，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二是因为该村属于中西部地区治理资源缺乏的村庄类型，这类村庄处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治理资源相对缺乏，农民组织性较弱，集中力量应对疫情的能力较弱。从H村疫情防控实践来看，村庄在社会转型中注重基层治理能力的构建，党员群众凝心聚力应对疫情，彰显出强大的动员力和组织力，有效控制了疫情，这对农村重大疫情防控体系的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同时对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和治理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
二、现代性下农村疫情防控的风险点及困境
随着农村人口流动加速，乡土中国的封闭性被打破，以市场经济、工业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性快速进入农村，深刻影响着农民的价值观念和行动逻辑，改变着村庄的治理格局和公共秩序，使传统农村开始加速向现代社会转型。快速转型也使农村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转变，农民的生活变得私密化，社会关联减弱，村庄公共性消失，村民应对疫情的协同性和组织化能力不足。同时，基层组织治权的上收导致基层治理资源减弱，治理“悬浮”问题凸显，这都使得农村疫情防控和风险防范的难度增加。
（一）转型期风险的多重不确定性
风险社会基于工业社会的根本性转型或者现代性，这种转型意味着多重的不确定性，并可能带来不可控的风险或灾害[10]。我国中西部农村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剧烈转型阶段，这个阶段新旧交替、内外互构的特点明显。尤其是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因为基础薄弱、能力不足及城乡分割，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必须用跨越、短期和追赶式发展替代常规性的发展方式，以弥合城乡差距，补齐现代化的短板。但通过跨越式、压缩式的发展方式推动农村向工业社会甚至后工业社会跨越，会累积大量的社会、自然和经济方面的风险，并可能随时爆发。由此来看，时空压缩的现代化虽然给农村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却也让农村的转型伴随着诸多的不确定性、不可控性和复杂性。同时，时空压缩的现代化也使得生活中的“物化”现象严重，大量年轻人走出农村后，感受到城市的繁华、工作的体面和娱乐生活的丰富，享受着城市丰富的物质生活，却因为缺少制度和价值观的规制，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对生态、文化和自然秩序的无底线破坏，推动着自然风险向人为风险转化，使得人们在被甩出传统风险时，又不断被卷入新的结构性风险之中。现代性虽然美好，但我们也要警惕其破坏力，时刻保持警醒，不断完善防控现代性风险的制度和体系。 （二）个体化下的风险控制能力减弱
现代社会进程中农民个体权利意识觉醒，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追求强烈，但对应的责任和义务感却未形成[11]。在时空压缩的现代化进程中，与之相匹配的文化和制度缺位，权责一体的现代公民社会并未同步形成。全能性的乡村被个体化社会所取代，搭乘而来的是个体主义的盛行。短期经济利益的追求、非理性的思维及急功近利的行为，不仅使农民脱离了传统地方性规范的约束，而且导致其生产生活进一步分散化、个体化[12]。人口流动增加导致农民面对面交往减少，村庄内信息变得不对称、不透明，虽然熟人社会仍然在，但村庄社会的乡土逻辑却解体了[13]，由此，村庄社会关联度降低，生活逻辑私人化、生产隔离与社会分化加速。干群关系疏远，干部不再对村庄情况“烂熟于心”，在应对重大应急事件或者疫情时，由于对村庄信息不了解，难以快速决策并形成处置方案。个体化的村民不再关注村庄公共利益，而在乎自己的利益得失，村民的合作能力弱化，乡村组织在政策执行、动员宣传和活动开展中显得有心无力。乡村组织动员能力不足，个体化农民参与意愿不强，村庄社会缺乏凝聚力，在这种情况下，重大疫情一旦发生，就难以抑制其蔓延和扩散。
（三）科层化下重大疫情的治理能力不足
农村社会由总体性社会向多元化社会转变，传统的政治性和权威性治理日益被技术性、科层化治理所取代，农村办事大厅的建立、部门职员下村办公以及村干部的职业化等都是乡村组织部门化、科层化的表现[14]。科层制下的国家权力不断向乡村渗透，却并没有增强乡村组织的治理能力，监督和管控力度持续加强，行政任务繁琐且复杂，让乡村组织疲于应付，在治理中显得“有组织无效率”。专业化、职业化、科层化的管理方式虽然规范严谨，但难以与灵活性、综合化和整体性的乡村社会有机匹配[15]。在面对重大疫情时，依旧运用上级决策、部门负责、“报表抗疫”等科层化的常规治理方式，就会带来信息传导慢、决策迟缓、互相推诿、形式主义等诸多问题，加上风险防控的技术、物资、机制储备不足，容易出现决策滞后甚至失误。在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趋势下，建立一个与转型乡村社会性质匹配的治理体系和治理组织尤为重要。
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农村实践及目标
资源缺乏的农村社区与精细化管理的城市相比，虽然拥有的疫情防控资源相对短缺，但展现出超强的行动力和组织力，这种防控能力与农村社会结构密切相关。从H村的疫情防控实践来看，血缘、地缘基础上的农村社会关联性依旧较强，疫情突发事件激活了日常性储备能力和内生凝聚力，村庄公共资源得以高度聚集和整合，这使其迅速建立起了低成本、高效率的疫情防控体系。
（一）面对重大疫情的快速决策
快速有效的决策是应对重大疫情的关键。在全国首批新冠肺炎病人确诊后，2020年1月25日河南省就迅速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综合协调、疫情防控、安置救助、纪律监督等各部门协同展开工作。河南省设立市、县、乡三级治安卡点，进行严密监测、严格筛查、严加防护，疫情防控进入战时状态。省内各地市及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等迅速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1月26日H村所在乡镇就迅速成立了疫情防控指挥部，由镇党委书记亲自负责，并设立了1个疫情防控卡点联合党支部和22个疫情防控卡点党小组，建立了由县级干部包片、乡领导包村、科室干部包组、村组干部包户的责任管理体系，村庄全面进入疫情防控的战时状态。当天H村的两委干部紧急召开会议，乡镇包村干部传达上级的疫情防控精神，明确要严防严控，密织疫情防控网，同时启动问责机制，加强督查督办，对未能严格落实防控要求而出现问题的严肃追责问责。H村立即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和卡口党小组，迅速进入应战状态，所有日常工作暂停。指挥部把12名村组干部分为4组，明确职责分工，签署责任状，同时发动党员志愿者15人参与到疫情防控中，明确当天到位到岗，快速落实好上级管理、动员、宣传和防控的总要求。H村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1天内对全村进行排查，建立疑似病例隔离室，全村所有内外道路封闭，实行闭环式管理，严禁人员进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超强传播力和不确定性，基层政府快速决策，即时启用运动式治理方式，让疫情防控进入战时状态，为相关措施的实施预留出了充分的空间，将风险控制在可防可控的范圍之内。
（二）战时状态下的硬核措施
H村共有1260人、250户，外出务工的村民达到400多人，其中300多人在本县制造业园区打工，70余人到浙江、江苏及广东等地务工。疫情发生恰逢春节返乡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外出务工村民集中返乡，返乡人员行程复杂，给疫情防控带来一定难度。由于基层政府不能及时掌握外出人员信息，而且难以对疫情的危害进行预判，要将疫情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减轻疫情的破坏力，必须立刻启动战时体制。村疫情防控指挥部针对务工村民信息不可控问题，迅速采取阻击和分离策略，把工作人员分为四组，一组卡口登记，另外三组入户摸底排查，通过道路设卡点、村庄封闭、人员隔离等方式，严格控制疫情传播，隔离外地返乡人员，避免出现任何遗漏。对于H村来说，摸底排查不仅任务重，而且时间紧。由于春节期间人员流动复杂、信息不对称，很难准确掌握返乡村民动向，指挥部给入户排查各组配备了1名村民小组长和2名村老年协会成员。村民小组长熟悉本小组的情况，老年协会成员多是村庄乡贤、能人，这些人有威望、有魄力，容易获得村民信任，入户相对容易，降低了摸底排查的难度，由此1天时间就快速完成了村民健康状况及返乡人员的登记。自疫情开始以来，H村共进行了3次摸底排查，没有出现任何漏排、漏报问题，也没有出现任何工作失误。在人员隔离上，指挥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对本地务工人员居家隔离14天，分包干部和邻居对隔离人员进行监督。对外省返乡人员，利用空置的民房集中隔离，隔离期间实行台账式管理。同时，村内小巷也按村小组隔开，小组之间严禁流动，小组长负责监督管理。在疫情防控中，村庄主干道属于乡镇交通要道，人流车流大，管理难度非常大。为此，H村实行了硬核措施，执勤人员24小时轮流在卡口值班，对所有经过人员都要测量体温、登记信息，一些重点区域的外来人员直接被劝返，本村村民随身携带证件出入。H村在疫情防控期间，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措施。这种强度和硬度既来自对未知病毒及疫情的恐慌，也源自运动式治理的政治动员和激励机制，并使基层党员干部的政治责任和政治意识在运动式治理中内生激发，冲锋在前、敢于担当的责任转化为疫情防控的行动。基层组织把常规治理融入非常规的运动治理体系中，把疫情防控任务转变为保卫村庄的阻击战，实施最为硬核的措施维护公共安全，这也是对复杂环境、技术条件和治理目标平衡后采取的最有效的方式。 （三）群众参与的防控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涉及信息统计、疫情预防、隔离检测等多项工作，仅依靠基层干部管理难度较大。因此H村疫情指挥部积极发动党员、社会组织、群众志愿者等加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建立了多主体广泛参与、分工清晰和协同推进的运行体系。以两委干部为主的疫情防控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宣传动员、任务分配等总体性工作，同时参与卡口设立、岗哨值勤、入户等具体工作;村民组长负责排查、宣传、签订责任书及测量体温等具体工作;老年人协会负责动员、宣传和劝导等工作;志愿者负责道路卡口、区域消毒、值班、隔离监管等工作;以妇女为主的舞蹈队组织提供后勤保障，负责村中各类物资采购、发放，募捐物品的统计和分发等工作。总体来看，疫情防控各主体的分工明确，各项工作内容清晰，这都为工作开展提供了保障。虽然疫情防控工作严而密，但是严而有序、严中有情，把精细化严管和亲情化服务有机结合起来，让疫情中的村民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关心。在H村，疫情防控工作人员的坚守和奉献形成了极强感染力和带动力，普通村民也身体力行支持疫情防控工作。有的家庭红白事都主动简办或推迟办理，有些村民主动捐钱捐物，捐赠物资达7万余元。村里的群众感慨地说：“干部真不容易，这些天没怎么休息，我们也干不了什么，家里也没什么好东西，捐点米面也算贡献一分力量。”在疫情防控战役中，党员干部发挥了极强的示范带动作用，群众也以不同形式参与、支持、配合防疫工作，让机械化、制度化的防控体制实践为灵活性、综合化的群防群控机制。同时，市、县、乡、村四级联动防控，县级政府积极投入防控资源，为乡镇、村增加疫情防控专项资金;乡镇政府把医务人员分组配置到各村中，所有人员由村疫情指挥部统一调度;村疫情防控指挥部直接向县乡防控小组传递疫情防控信息，临时打断科层管理的层级体制。总体来看，H村疫情防控中的党员带动与全民参与，以及上下联动、扁平管理，极大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疫情防控效率。
（四）灵活机动的疫情防控手段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H村采取了硬核措施，而在实践中仍需要面对熟人社会的基础环境，虽然制度是抽象和机械的，但日常生活中的情理是鲜活的[16]。在基于人情关系建立的农村社会，并不能冷漠无情，完全按章办事，必须采取机动灵活的措施，以确保完成疫情防控的部署和要求。在疫情防控中也存在不少难题，如有些工作人员的亲戚朋友患有普通感冒发烧，因害怕被隔离，不愿意接受体温测量;有些年轻人仍然放松散漫，从事聚会、打牌等聚集性活动;有些村民碍于情面，对人情往来、红白喜事等抱着能办尽量办的心理。村组干部为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采取强硬措施，而是依靠家族中的老人、协会中的能人等对其进行劝说教育，或者通过对其家人的走访慰问、父母的劝导等柔性策略，变通引导村民改变行为。当然，工作人员也并没有纵容多次劝说无效甚至出现过激行为的村民，而是将其强制隔离或交给驻村民警处置。被劝导的年轻人说：“村干部也是为我们好，为村里安全着想，我们会坚决配合好疫情防控工作。”全村除1名返乡人员因为不听劝阻而被强制隔离外，其余村民都积极配合防控工作。村干部通过软硬兼施、变通执行等权宜性手段，尽量缩短问题处理的时间，化解疫情防控中的各类矛盾和问题。同时，村疫情防控指挥部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为疫情防控提供保障。指挥部积极引导村蔬菜种植农户、食品加工作坊、农资销售户及村内超市等把各类物资以合理价格卖给村民，努力解决村庄封闭带来的生产生活物资缺乏问题。在信息上传下达过程中，指挥部发现“报表式抗疫”的方式存在信息反馈迟缓、工作效率低等问题，因此建立了疫情防控微信、钉钉等联络组，实现了信息的及时沟通传导，提高了问题的处置效率。
四、农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实践机制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会的风险意识、防控能力和应对措施相对欠缺，加上面临人口流动、组织弱化及资源不足等问题，理论上对疫情的控制能力应该相对较低。但H村不仅有效阻击了疫情，而且还赢得了群众的认可和支持，彰显出农村社会应对疫情强有力的一面。H村的强大疫情防控能力以及良好的运行机制，源于常规治理向运动式治理的快速转换，也得益于对日常性合作文化的培育、组织载体的建设和群众路线的坚守，这对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鄉村振兴实践及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价值凝聚：疫情防控的文化机制
在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的传统农村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文化断裂导致乡土秩序离散和矛盾丛生，乡村衰败问题明显，乡土振兴必须重建乡土文化[17]。H村中不仅党员、群众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甚至刚就业的年轻人、进城定居的村民、家庭困难的农户都积极响应，以捐钱捐物、值勤、消毒等方式参与其中，村庄社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和团结性。这种能量不只是疫情激发形成的，更与村庄日常性的文化、规范和知识的培育有关。一是基层党组织注重文化建设，战斗力和凝聚力持续提升。村党支部非常注重日常性活动的开展，通过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学习研讨、开展志愿服务、慰问困难党员等形式，使党员群众的凝聚力持续增强;党员干部在政策落实、村庄建设中主动作为，形成极强的个人和组织威望，这都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转化为战斗力和组织力。二是政策执行的公平公正，营造了村庄发展的正能量。对困难户的救助、灾害中受损农户的帮扶，以及在政策实践、农村建设中的诸多公平、公正行为，让底层群众看到自己没有被甩出村庄，并获得了应有的尊重，从内心深处产生了村庄认同感，这也让基层干部赢得了信任，正气和正义的力量不断传导，为疫情防控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正如一位老党员所说，“村干部一心铺在村庄发展上，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党员的作用也明显了，村里很多活动都有发言权”。三是优秀文化的传承弘扬，构建起良好的乡风文明。村中的老年人协会，通过开展文化活动、技能培训、爱心救助等，时刻传递着尊老爱幼、邻里互助、勤劳简朴、团结合作的价值理念，为村民合作“抗疫”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虽然H村的人口流动较强，但是多数村民都就地就近务工，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得以保持，村规民约、优良风俗依托家庭而得以维系，代际关系和谐，老年人权威较高，文化的断裂问题得以改善。以往农村社会的诸多矛盾、风险都与转型带来的失序有关，而在这场疫情防控战中，乡土社会的价值魅力充分展现，文化成为村民有机团结的纽带，转型社会的风险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村民内心激发的归属性和认同感，构建起了和谐的村庄秩序，这为风险的防控提供了公共规范和价值基础，也有利于防止自然风险的人为转化。由此可见，疫情稳定后断裂的文化弥合势在必行。 （二）组织再造：疫情防控的动员载体
无论是应急事件管理，还是乡村振兴，都需要依托组织化的农民，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抗击各种天灾人祸。我国农村治理从宗族、家族、村社到村民自治的转变，其实都在努力建立起超越家庭之上的公共组织，通过组织起来的公共性力量和简约治理的方式，低成本、高效率地化解内外风险。而随着农村快速步入现代社会，农民群体分化加速，村庄社会关系撕裂，农民家庭、阶层或群体之间的对立形成[18]，农村社会的原子化、个体化明显，农民合作起来变得困难，组织起来抵抗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H村则积极从传统社会和党的治理实践中汲取经验，把组织建设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并提供保障让各类组织充分发展，这些组织与村两委共同维持秩序，协同推进村庄建设，增强了村庄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在H村的疫情防控工作中，乡镇行政机构、村两委、老年人协会与疫情指挥部协同推进，展现出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一是基层组织治理能力突出。取消农业税以来，乡村治理资源减少，基层政权“悬浮”[19]，治理的内卷化问题显现，基层秩序失衡。由此，地方政府开始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通过建立农村党支部、下派驻村工作队、乡镇干部包村、选优选强村干部、建立健全巡视巡察监督机制等多项举措，使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明显提升，基层治理状况得以改善，尤其是以村支部书记为核心的党组织的战斗力不断增强。H村的支部书记是村里的老党员，在村里有着较高的威望，各项工作中带头表率。例如，村支书和其他村干部积极推动村庄建设，依托老年人协会推动成立老年土地流转合作社，建立老年协会活动场所，为老年人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通过项目引进、土地调整、产业发展等，带动了村民增收，增强了农民的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由此，村民的收入不断提升，文化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对村庄的归属感日益增强。村干部因此获得村民的支持，组织动员能力不断增强，在落实国家政策、建设基层党组织和维护村庄秩序中的行动能力突出，尤其是在疫情防控中基层组织的这种能力得到充分展现。二是社会组织的动员。由村中负担不重的低龄老年人组成的老年人协会，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着重要的协助作用。老年人协会属于村庄公共社会组织，主要负责村老年文艺队伍建设、节庆文化活动的组织、红白喜事的协调，以及老年家庭的帮扶、老年合作社的运营管理等工作。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老年人协会把日常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威望和动员能力运用到疫情预防、信息传导和行为引导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协助作用，成为行政机构之外的重要组织化力量。三是临时性机构的统筹。由于科层化管理中的常规治理方式单一、刚性运作，难以对突发性、应急性的重大疫情进行统筹防控，因此成立了统筹能力突出的临时机构，即疫情防控指挥部。临时机构是运动式治理的重要表现，疫情防控指挥部作为临时机构，责权关系高度关联，资源整合能力突出，治理方式灵活多样，有效解决了疫情防控中资源分散、目标多元、行动协调难等诸多问题。
（三）内生融合：疫情防控的扁平化治理
自乡村社会被纳入现代国家建设的轨道后，国家已将改革前的总体性支配权力转变为一种技术化的治理权力[20]，以技术治理为表征的行政体系的科层化、专业化、程序化、规范化日益增强，但是技术治理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具有内生规则、结构自洽的乡村社会，规范的、专业化的技术治理在遇到灵活性、整体性的乡村社会时效果并不理想[21]。在重大疫情防控中，地方政府单纯依靠技术治理，借助专家技术或者经验惯习进行决策，难以与社会性质差异、生态环境复杂的农村相适应，有可能导致决策的失误。因此面对重大疫情风险，地方政府必须及时推动常规治理向运动治理转换，把技术治理与综合治理有机结合起来，赋予村社组织更多治理空间和治理资源，形成以乡村为主体的扁平化治理架构，这样才能够即刻提升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合理调配资源，有效防控疫情的蔓延。医疗卫生专家对村疫情的监测、判断和提供的方案，给疫情防控的行政决策提供了支撑;县、乡、村行政力量的支持和介入，赋予了疫情防控极强的政治激励;村社组织对疫情防控资源的统一调配，有效统筹了技术、行政主体，使多方治理资源顺畅流动，提高了防控工作的效率。从H村的疫情防控实践来看，不同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并未因为分割而闲置或者浪费，而是在基层治理体系中相互配合、协同推进，共同转化为疫情防控的治理能力。面对复杂的治理对象和生态环境，村组干部在疫情防控中虽然采取变通的策略、软硬兼施的手段等非正式举措，但并未受到村民的排斥，相反却间接得到承认，并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这些成效都源于扁平化的治理机制，其使上下级关系、干群关系等在局促空间中得以再造，共同演化为应对疫情的能量，不同主体配合顺畅，权责利紧密结合，各环节有序衔接，治理资源高效使用，治理能量充分释放，疫情防控目标得以达成。
（四）群众路线：疫情防控的社会基础
习近平指出，要“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法宝，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路线，其不仅在土地改革、改造旧官僚体制、形成国家新观念等国家政权建设中起到关键作用，还塑造了新中国独特的国家治理体系[22]。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以及日常社会管理、重大应急管理事件和很多公共事务中，都要将群众路线放在重要位置。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更须坚守群众路线，形成正确的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方法，这樣才能取得阻击战的最终胜利。在H村的疫情防控中，党员干部、村庄积极分子、负担不重的低龄老年人、妇女等承担了大量急难险重的一线防控工作，是防控的中坚力量。党员干部的行动能力和责任感并不只来自行政性的任务安排，更源自其对村庄公共利益和村民安全的关切，是践行党的宗旨意识的内在表达，这是我们党长期政治教育熏陶和感染的结果。同时党员的责任担当转化为极强的感染力和战斗力，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也因此出现了村民积极参加疫情防控及捐钱捐物等种种助力行动。在疫情防控实践中，群众路线不再是一种话语表述，而是转化为群众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尤其是面对多元的农民群体和向现代转化的村庄社会，村干部持续创新的工作方式，赢得了村民的认可。其中，基层干部柔性治理、分类管理、变通执行、综合治理等，都是新时代对群众工作方法灵活运用的体现。可以看出，面对不可预测的、突发式的重大风险和灾害，单纯依靠正式制度或者行政力量，必然要付出较高的成本，甚至可能会出现决策的失误。因此风险社会中的应急管理体系，必须注重把行政力量、技术手段和制度体系转化为回应群众需要的政治实践和政治表达，努力找回群众、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回应群众的诉求，维护好群众的利益，这样才能形成群防群控的治理体系，并为不断走向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五、小结
风险社会下的灾害本来就具有不确定性、传播性和隐蔽性等特点，再嵌套到多元、转型、变动的农村之中，加之其公共卫生医疗资源的缺乏，使风险变得复杂且难以防控。然而，幸运的是农村社会的认同感、归属感依旧明显，虽然由地缘、血缘建立的乡土文化正在断裂，但村庄共同体的内核依然存在，断裂的文化依旧可以弥合。基层组织依旧具有强而有力的治理能力和权威，从而能够推动常规治理向运动治理和战时体制的快速转换，并肩负起维系农村稳定和健康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面向未来，要吸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经验教训，突出源头防控、制度建设和综合治理，补齐疫情防控短板，提升农村疫情防控的水平。为此，要健全农村重大疫情应急管理体系，持续加强农村公共卫生资源的输入，完善重大疫情的研判、决策和防控机制，建立农村重大疾病的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推动农村疫情防控的制度化、法治化建设;要建强农村基层组织，完善激励机制，拓宽治理空间，塑造治理责任和主体意识，使基层组织有较强的动员、管理和防控能力，更好地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疫情;要坚守好群众路线，探索群众参与管理的方式方法，依靠群众的力量来防控现代社会的风险，尤其是要推动农村社会基础、动员机制和公共的建设，增强农村社会的凝聚力和农民的组织化水平，
这样再次面对风险时，就可以形成更为强大的组合能量，高效预防、控制和消除风险，这也是农村社会在疫情防控中最为有效的方式和最大的优势。至此，虽然疫情已经逐步得到控制，农村开始由静转向有序的动，生活会快速恢复正常，但是对于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增强危机管理水平，形成日常化的、预防式的应急管理体系等诸多问题，依然需要不断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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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堃]
关键词：风险社会;疫情防控;新冠肺炎;应急管理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受到人类社会全球化、经济发展一体化以及科技创新的深刻影响，现代社会再次发生了剧烈变化，尤其是全球性重大疫情、灾害等事件频发，人类生存受到冲击，新的理论和话语体系亟待构建，以此来解读巨变中的现代社会。乌尔里希·贝克等后现代社会学家在对现代性及其风险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他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一种新的形式，是一系列具有风险特征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结合体[1]（p.7）。安东尼·吉登斯也指出，当代社会的变革带来了人为不确定性的增加，使现代社会成为一种风险社会，不仅既有的制度制造着巨大的风险，而且制度建设的目的也要转向预防风险尤其是人为风险的出现[2]（p.45）。中国社会也正在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转型[3]（pp.35-45）。转型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尤其是当下超速的现代化方式，带有工业化和自反性现代性的多种特点，呈现出短期内跨越发展的“时空压缩的现代化”特征[4]。压缩、短期、冲击式的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风险、灾害和疫情叠加而来，冲击着不断前行的现代中国。可以说，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5]，这考验着国家的治理能力。而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是时空压缩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突发式表达。此次疫情由于具有传播性强、不确定性和控制难度大等特点，逐渐演化为一场跨领域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这使管理体制、治理能力以及医疗体系方面的诸多问题呈现出来。尤其是应急管理体制以及行政决策方面暴露出的问题较多，引发了学界、媒体和社会各界的讨论。现代国家的行政体系多建立在理性化、确定性基础上，对应的治理和决策也都以结果的可预测和可控为前提[6]，行政决策也需要依靠专家的技术判断，但面对新的病毒，专家需要充分的论证、实验才能定性，因此地方政府依靠专家的结论来决策就更加困难。新冠肺炎疫情属于非常态下的风险，而面对非常态的问题依旧采取常态化的治理方式，就容易出现反应迟缓、决策滞后甚至失误的问题。我国重大灾害的治理，多从常规治理向运动式治理快速转换，以能够统一目标、集中资源来抗击灾害。而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我国在疫情初期并未及时切换治理模式，仍旧依靠常规治理应对新风险，以致于错过了疫情防控的最佳时机。因此，需要结合新冠肺炎疫情的控制实践，对风险社会中的应急管理体系进行再审视，转换治理思维、理念和模式，提升应急管理的综合性、机动性和应急性，以形成更具弹性的防控机制和治理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7]，也给转型中的农村稳定发展带来了新挑战。一方面，当前我国农村正在由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加速转型，人力物力资源外流，乡村空心化问题凸显，治理能力迅速下降[8];另一方面，农村医疗资源不足、防控体系脆弱与治理资源缺乏，同时还伴随着社会、制度、文化和时空的断裂[9]，这让农村传统的风险防控体系显得捉襟见肘。但是，农村社会却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展现出强硬的一面，从常规治理向运动式治理及时转换，统一目标、集中力量阻击疫情，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此，本文以河南省H村的经验为基础，对农村疫情防控实践进行系统考察。之所以选择H村进行研究，一是因为该村外出务工人员多，人口流动性强，疫情防控难度大，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二是因为该村属于中西部地区治理资源缺乏的村庄类型，这类村庄处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治理资源相对缺乏，农民组织性较弱，集中力量应对疫情的能力较弱。从H村疫情防控实践来看，村庄在社会转型中注重基层治理能力的构建，党员群众凝心聚力应对疫情，彰显出强大的动员力和组织力，有效控制了疫情，这对农村重大疫情防控体系的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同时对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和治理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
二、现代性下农村疫情防控的风险点及困境
随着农村人口流动加速，乡土中国的封闭性被打破，以市场经济、工业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性快速进入农村，深刻影响着农民的价值观念和行动逻辑，改变着村庄的治理格局和公共秩序，使传统农村开始加速向现代社会转型。快速转型也使农村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转变，农民的生活变得私密化，社会关联减弱，村庄公共性消失，村民应对疫情的协同性和组织化能力不足。同时，基层组织治权的上收导致基层治理资源减弱，治理“悬浮”问题凸显，这都使得农村疫情防控和风险防范的难度增加。
（一）转型期风险的多重不确定性
风险社会基于工业社会的根本性转型或者现代性，这种转型意味着多重的不确定性，并可能带来不可控的风险或灾害[10]。我国中西部农村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剧烈转型阶段，这个阶段新旧交替、内外互构的特点明显。尤其是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因为基础薄弱、能力不足及城乡分割，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必须用跨越、短期和追赶式发展替代常规性的发展方式，以弥合城乡差距，补齐现代化的短板。但通过跨越式、压缩式的发展方式推动农村向工业社会甚至后工业社会跨越，会累积大量的社会、自然和经济方面的风险，并可能随时爆发。由此来看，时空压缩的现代化虽然给农村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却也让农村的转型伴随着诸多的不确定性、不可控性和复杂性。同时，时空压缩的现代化也使得生活中的“物化”现象严重，大量年轻人走出农村后，感受到城市的繁华、工作的体面和娱乐生活的丰富，享受着城市丰富的物质生活，却因为缺少制度和价值观的规制，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对生态、文化和自然秩序的无底线破坏，推动着自然风险向人为风险转化，使得人们在被甩出传统风险时，又不断被卷入新的结构性风险之中。现代性虽然美好，但我们也要警惕其破坏力，时刻保持警醒，不断完善防控现代性风险的制度和体系。 （二）个体化下的风险控制能力减弱
现代社会进程中农民个体权利意识觉醒，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追求强烈，但对应的责任和义务感却未形成[11]。在时空压缩的现代化进程中，与之相匹配的文化和制度缺位，权责一体的现代公民社会并未同步形成。全能性的乡村被个体化社会所取代，搭乘而来的是个体主义的盛行。短期经济利益的追求、非理性的思维及急功近利的行为，不仅使农民脱离了传统地方性规范的约束，而且导致其生产生活进一步分散化、个体化[12]。人口流动增加导致农民面对面交往减少，村庄内信息变得不对称、不透明，虽然熟人社会仍然在，但村庄社会的乡土逻辑却解体了[13]，由此，村庄社会关联度降低，生活逻辑私人化、生产隔离与社会分化加速。干群关系疏远，干部不再对村庄情况“烂熟于心”，在应对重大应急事件或者疫情时，由于对村庄信息不了解，难以快速决策并形成处置方案。个体化的村民不再关注村庄公共利益，而在乎自己的利益得失，村民的合作能力弱化，乡村组织在政策执行、动员宣传和活动开展中显得有心无力。乡村组织动员能力不足，个体化农民参与意愿不强，村庄社会缺乏凝聚力，在这种情况下，重大疫情一旦发生，就难以抑制其蔓延和扩散。
（三）科层化下重大疫情的治理能力不足
农村社会由总体性社会向多元化社会转变，传统的政治性和权威性治理日益被技术性、科层化治理所取代，农村办事大厅的建立、部门职员下村办公以及村干部的职业化等都是乡村组织部门化、科层化的表现[14]。科层制下的国家权力不断向乡村渗透，却并没有增强乡村组织的治理能力，监督和管控力度持续加强，行政任务繁琐且复杂，让乡村组织疲于应付，在治理中显得“有组织无效率”。专业化、职业化、科层化的管理方式虽然规范严谨，但难以与灵活性、综合化和整体性的乡村社会有机匹配[15]。在面对重大疫情时，依旧运用上级决策、部门负责、“报表抗疫”等科层化的常规治理方式，就会带来信息传导慢、决策迟缓、互相推诿、形式主义等诸多问题，加上风险防控的技术、物资、机制储备不足，容易出现决策滞后甚至失误。在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趋势下，建立一个与转型乡村社会性质匹配的治理体系和治理组织尤为重要。
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农村实践及目标
资源缺乏的农村社区与精细化管理的城市相比，虽然拥有的疫情防控资源相对短缺，但展现出超强的行动力和组织力，这种防控能力与农村社会结构密切相关。从H村的疫情防控实践来看，血缘、地缘基础上的农村社会关联性依旧较强，疫情突发事件激活了日常性储备能力和内生凝聚力，村庄公共资源得以高度聚集和整合，这使其迅速建立起了低成本、高效率的疫情防控体系。
（一）面对重大疫情的快速决策
快速有效的决策是应对重大疫情的关键。在全国首批新冠肺炎病人确诊后，2020年1月25日河南省就迅速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综合协调、疫情防控、安置救助、纪律监督等各部门协同展开工作。河南省设立市、县、乡三级治安卡点，进行严密监测、严格筛查、严加防护，疫情防控进入战时状态。省内各地市及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等迅速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1月26日H村所在乡镇就迅速成立了疫情防控指挥部，由镇党委书记亲自负责，并设立了1个疫情防控卡点联合党支部和22个疫情防控卡点党小组，建立了由县级干部包片、乡领导包村、科室干部包组、村组干部包户的责任管理体系，村庄全面进入疫情防控的战时状态。当天H村的两委干部紧急召开会议，乡镇包村干部传达上级的疫情防控精神，明确要严防严控，密织疫情防控网，同时启动问责机制，加强督查督办，对未能严格落实防控要求而出现问题的严肃追责问责。H村立即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和卡口党小组，迅速进入应战状态，所有日常工作暂停。指挥部把12名村组干部分为4组，明确职责分工，签署责任状，同时发动党员志愿者15人参与到疫情防控中，明确当天到位到岗，快速落实好上级管理、动员、宣传和防控的总要求。H村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1天内对全村进行排查，建立疑似病例隔离室，全村所有内外道路封闭，实行闭环式管理，严禁人员进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超强传播力和不确定性，基层政府快速决策，即时启用运动式治理方式，让疫情防控进入战时状态，为相关措施的实施预留出了充分的空间，将风险控制在可防可控的范圍之内。
（二）战时状态下的硬核措施
H村共有1260人、250户，外出务工的村民达到400多人，其中300多人在本县制造业园区打工，70余人到浙江、江苏及广东等地务工。疫情发生恰逢春节返乡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外出务工村民集中返乡，返乡人员行程复杂，给疫情防控带来一定难度。由于基层政府不能及时掌握外出人员信息，而且难以对疫情的危害进行预判，要将疫情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减轻疫情的破坏力，必须立刻启动战时体制。村疫情防控指挥部针对务工村民信息不可控问题，迅速采取阻击和分离策略，把工作人员分为四组，一组卡口登记，另外三组入户摸底排查，通过道路设卡点、村庄封闭、人员隔离等方式，严格控制疫情传播，隔离外地返乡人员，避免出现任何遗漏。对于H村来说，摸底排查不仅任务重，而且时间紧。由于春节期间人员流动复杂、信息不对称，很难准确掌握返乡村民动向，指挥部给入户排查各组配备了1名村民小组长和2名村老年协会成员。村民小组长熟悉本小组的情况，老年协会成员多是村庄乡贤、能人，这些人有威望、有魄力，容易获得村民信任，入户相对容易，降低了摸底排查的难度，由此1天时间就快速完成了村民健康状况及返乡人员的登记。自疫情开始以来，H村共进行了3次摸底排查，没有出现任何漏排、漏报问题，也没有出现任何工作失误。在人员隔离上，指挥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对本地务工人员居家隔离14天，分包干部和邻居对隔离人员进行监督。对外省返乡人员，利用空置的民房集中隔离，隔离期间实行台账式管理。同时，村内小巷也按村小组隔开，小组之间严禁流动，小组长负责监督管理。在疫情防控中，村庄主干道属于乡镇交通要道，人流车流大，管理难度非常大。为此，H村实行了硬核措施，执勤人员24小时轮流在卡口值班，对所有经过人员都要测量体温、登记信息，一些重点区域的外来人员直接被劝返，本村村民随身携带证件出入。H村在疫情防控期间，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措施。这种强度和硬度既来自对未知病毒及疫情的恐慌，也源自运动式治理的政治动员和激励机制，并使基层党员干部的政治责任和政治意识在运动式治理中内生激发，冲锋在前、敢于担当的责任转化为疫情防控的行动。基层组织把常规治理融入非常规的运动治理体系中，把疫情防控任务转变为保卫村庄的阻击战，实施最为硬核的措施维护公共安全，这也是对复杂环境、技术条件和治理目标平衡后采取的最有效的方式。 （三）群众参与的防控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涉及信息统计、疫情预防、隔离检测等多项工作，仅依靠基层干部管理难度较大。因此H村疫情指挥部积极发动党员、社会组织、群众志愿者等加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建立了多主体广泛参与、分工清晰和协同推进的运行体系。以两委干部为主的疫情防控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宣传动员、任务分配等总体性工作，同时参与卡口设立、岗哨值勤、入户等具体工作;村民组长负责排查、宣传、签订责任书及测量体温等具体工作;老年人协会负责动员、宣传和劝导等工作;志愿者负责道路卡口、区域消毒、值班、隔离监管等工作;以妇女为主的舞蹈队组织提供后勤保障，负责村中各类物资采购、发放，募捐物品的统计和分发等工作。总体来看，疫情防控各主体的分工明确，各项工作内容清晰，这都为工作开展提供了保障。虽然疫情防控工作严而密，但是严而有序、严中有情，把精细化严管和亲情化服务有机结合起来，让疫情中的村民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关心。在H村，疫情防控工作人员的坚守和奉献形成了极强感染力和带动力，普通村民也身体力行支持疫情防控工作。有的家庭红白事都主动简办或推迟办理，有些村民主动捐钱捐物，捐赠物资达7万余元。村里的群众感慨地说：“干部真不容易，这些天没怎么休息，我们也干不了什么，家里也没什么好东西，捐点米面也算贡献一分力量。”在疫情防控战役中，党员干部发挥了极强的示范带动作用，群众也以不同形式参与、支持、配合防疫工作，让机械化、制度化的防控体制实践为灵活性、综合化的群防群控机制。同时，市、县、乡、村四级联动防控，县级政府积极投入防控资源，为乡镇、村增加疫情防控专项资金;乡镇政府把医务人员分组配置到各村中，所有人员由村疫情指挥部统一调度;村疫情防控指挥部直接向县乡防控小组传递疫情防控信息，临时打断科层管理的层级体制。总体来看，H村疫情防控中的党员带动与全民参与，以及上下联动、扁平管理，极大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疫情防控效率。
（四）灵活机动的疫情防控手段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H村采取了硬核措施，而在实践中仍需要面对熟人社会的基础环境，虽然制度是抽象和机械的，但日常生活中的情理是鲜活的[16]。在基于人情关系建立的农村社会，并不能冷漠无情，完全按章办事，必须采取机动灵活的措施，以确保完成疫情防控的部署和要求。在疫情防控中也存在不少难题，如有些工作人员的亲戚朋友患有普通感冒发烧，因害怕被隔离，不愿意接受体温测量;有些年轻人仍然放松散漫，从事聚会、打牌等聚集性活动;有些村民碍于情面，对人情往来、红白喜事等抱着能办尽量办的心理。村组干部为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采取强硬措施，而是依靠家族中的老人、协会中的能人等对其进行劝说教育，或者通过对其家人的走访慰问、父母的劝导等柔性策略，变通引导村民改变行为。当然，工作人员也并没有纵容多次劝说无效甚至出现过激行为的村民，而是将其强制隔离或交给驻村民警处置。被劝导的年轻人说：“村干部也是为我们好，为村里安全着想，我们会坚决配合好疫情防控工作。”全村除1名返乡人员因为不听劝阻而被强制隔离外，其余村民都积极配合防控工作。村干部通过软硬兼施、变通执行等权宜性手段，尽量缩短问题处理的时间，化解疫情防控中的各类矛盾和问题。同时，村疫情防控指挥部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为疫情防控提供保障。指挥部积极引导村蔬菜种植农户、食品加工作坊、农资销售户及村内超市等把各类物资以合理价格卖给村民，努力解决村庄封闭带来的生产生活物资缺乏问题。在信息上传下达过程中，指挥部发现“报表式抗疫”的方式存在信息反馈迟缓、工作效率低等问题，因此建立了疫情防控微信、钉钉等联络组，实现了信息的及时沟通传导，提高了问题的处置效率。
四、农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实践机制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会的风险意识、防控能力和应对措施相对欠缺，加上面临人口流动、组织弱化及资源不足等问题，理论上对疫情的控制能力应该相对较低。但H村不仅有效阻击了疫情，而且还赢得了群众的认可和支持，彰显出农村社会应对疫情强有力的一面。H村的强大疫情防控能力以及良好的运行机制，源于常规治理向运动式治理的快速转换，也得益于对日常性合作文化的培育、组织载体的建设和群众路线的坚守，这对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鄉村振兴实践及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价值凝聚：疫情防控的文化机制
在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的传统农村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文化断裂导致乡土秩序离散和矛盾丛生，乡村衰败问题明显，乡土振兴必须重建乡土文化[17]。H村中不仅党员、群众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甚至刚就业的年轻人、进城定居的村民、家庭困难的农户都积极响应，以捐钱捐物、值勤、消毒等方式参与其中，村庄社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和团结性。这种能量不只是疫情激发形成的，更与村庄日常性的文化、规范和知识的培育有关。一是基层党组织注重文化建设，战斗力和凝聚力持续提升。村党支部非常注重日常性活动的开展，通过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学习研讨、开展志愿服务、慰问困难党员等形式，使党员群众的凝聚力持续增强;党员干部在政策落实、村庄建设中主动作为，形成极强的个人和组织威望，这都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转化为战斗力和组织力。二是政策执行的公平公正，营造了村庄发展的正能量。对困难户的救助、灾害中受损农户的帮扶，以及在政策实践、农村建设中的诸多公平、公正行为，让底层群众看到自己没有被甩出村庄，并获得了应有的尊重，从内心深处产生了村庄认同感，这也让基层干部赢得了信任，正气和正义的力量不断传导，为疫情防控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正如一位老党员所说，“村干部一心铺在村庄发展上，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党员的作用也明显了，村里很多活动都有发言权”。三是优秀文化的传承弘扬，构建起良好的乡风文明。村中的老年人协会，通过开展文化活动、技能培训、爱心救助等，时刻传递着尊老爱幼、邻里互助、勤劳简朴、团结合作的价值理念，为村民合作“抗疫”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虽然H村的人口流动较强，但是多数村民都就地就近务工，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得以保持，村规民约、优良风俗依托家庭而得以维系，代际关系和谐，老年人权威较高，文化的断裂问题得以改善。以往农村社会的诸多矛盾、风险都与转型带来的失序有关，而在这场疫情防控战中，乡土社会的价值魅力充分展现，文化成为村民有机团结的纽带，转型社会的风险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村民内心激发的归属性和认同感，构建起了和谐的村庄秩序，这为风险的防控提供了公共规范和价值基础，也有利于防止自然风险的人为转化。由此可见，疫情稳定后断裂的文化弥合势在必行。 （二）组织再造：疫情防控的动员载体
无论是应急事件管理，还是乡村振兴，都需要依托组织化的农民，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抗击各种天灾人祸。我国农村治理从宗族、家族、村社到村民自治的转变，其实都在努力建立起超越家庭之上的公共组织，通过组织起来的公共性力量和简约治理的方式，低成本、高效率地化解内外风险。而随着农村快速步入现代社会，农民群体分化加速，村庄社会关系撕裂，农民家庭、阶层或群体之间的对立形成[18]，农村社会的原子化、个体化明显，农民合作起来变得困难，组织起来抵抗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H村则积极从传统社会和党的治理实践中汲取经验，把组织建设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并提供保障让各类组织充分发展，这些组织与村两委共同维持秩序，协同推进村庄建设，增强了村庄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在H村的疫情防控工作中，乡镇行政机构、村两委、老年人协会与疫情指挥部协同推进，展现出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一是基层组织治理能力突出。取消农业税以来，乡村治理资源减少，基层政权“悬浮”[19]，治理的内卷化问题显现，基层秩序失衡。由此，地方政府开始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通过建立农村党支部、下派驻村工作队、乡镇干部包村、选优选强村干部、建立健全巡视巡察监督机制等多项举措，使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明显提升，基层治理状况得以改善，尤其是以村支部书记为核心的党组织的战斗力不断增强。H村的支部书记是村里的老党员，在村里有着较高的威望，各项工作中带头表率。例如，村支书和其他村干部积极推动村庄建设，依托老年人协会推动成立老年土地流转合作社，建立老年协会活动场所，为老年人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通过项目引进、土地调整、产业发展等，带动了村民增收，增强了农民的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由此，村民的收入不断提升，文化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对村庄的归属感日益增强。村干部因此获得村民的支持，组织动员能力不断增强，在落实国家政策、建设基层党组织和维护村庄秩序中的行动能力突出，尤其是在疫情防控中基层组织的这种能力得到充分展现。二是社会组织的动员。由村中负担不重的低龄老年人组成的老年人协会，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着重要的协助作用。老年人协会属于村庄公共社会组织，主要负责村老年文艺队伍建设、节庆文化活动的组织、红白喜事的协调，以及老年家庭的帮扶、老年合作社的运营管理等工作。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老年人协会把日常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威望和动员能力运用到疫情预防、信息传导和行为引导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协助作用，成为行政机构之外的重要组织化力量。三是临时性机构的统筹。由于科层化管理中的常规治理方式单一、刚性运作，难以对突发性、应急性的重大疫情进行统筹防控，因此成立了统筹能力突出的临时机构，即疫情防控指挥部。临时机构是运动式治理的重要表现，疫情防控指挥部作为临时机构，责权关系高度关联，资源整合能力突出，治理方式灵活多样，有效解决了疫情防控中资源分散、目标多元、行动协调难等诸多问题。
（三）内生融合：疫情防控的扁平化治理
自乡村社会被纳入现代国家建设的轨道后，国家已将改革前的总体性支配权力转变为一种技术化的治理权力[20]，以技术治理为表征的行政体系的科层化、专业化、程序化、规范化日益增强，但是技术治理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具有内生规则、结构自洽的乡村社会，规范的、专业化的技术治理在遇到灵活性、整体性的乡村社会时效果并不理想[21]。在重大疫情防控中，地方政府单纯依靠技术治理，借助专家技术或者经验惯习进行决策，难以与社会性质差异、生态环境复杂的农村相适应，有可能导致决策的失误。因此面对重大疫情风险，地方政府必须及时推动常规治理向运动治理转换，把技术治理与综合治理有机结合起来，赋予村社组织更多治理空间和治理资源，形成以乡村为主体的扁平化治理架构，这样才能够即刻提升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合理调配资源，有效防控疫情的蔓延。医疗卫生专家对村疫情的监测、判断和提供的方案，给疫情防控的行政决策提供了支撑;县、乡、村行政力量的支持和介入，赋予了疫情防控极强的政治激励;村社组织对疫情防控资源的统一调配，有效统筹了技术、行政主体，使多方治理资源顺畅流动，提高了防控工作的效率。从H村的疫情防控实践来看，不同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并未因为分割而闲置或者浪费，而是在基层治理体系中相互配合、协同推进，共同转化为疫情防控的治理能力。面对复杂的治理对象和生态环境，村组干部在疫情防控中虽然采取变通的策略、软硬兼施的手段等非正式举措，但并未受到村民的排斥，相反却间接得到承认，并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这些成效都源于扁平化的治理机制，其使上下级关系、干群关系等在局促空间中得以再造，共同演化为应对疫情的能量，不同主体配合顺畅，权责利紧密结合，各环节有序衔接，治理资源高效使用，治理能量充分释放，疫情防控目标得以达成。
（四）群众路线：疫情防控的社会基础
习近平指出，要“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法宝，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路线，其不仅在土地改革、改造旧官僚体制、形成国家新观念等国家政权建设中起到关键作用，还塑造了新中国独特的国家治理体系[22]。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以及日常社会管理、重大应急管理事件和很多公共事务中，都要将群众路线放在重要位置。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更须坚守群众路线，形成正确的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方法，这樣才能取得阻击战的最终胜利。在H村的疫情防控中，党员干部、村庄积极分子、负担不重的低龄老年人、妇女等承担了大量急难险重的一线防控工作，是防控的中坚力量。党员干部的行动能力和责任感并不只来自行政性的任务安排，更源自其对村庄公共利益和村民安全的关切，是践行党的宗旨意识的内在表达，这是我们党长期政治教育熏陶和感染的结果。同时党员的责任担当转化为极强的感染力和战斗力，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也因此出现了村民积极参加疫情防控及捐钱捐物等种种助力行动。在疫情防控实践中，群众路线不再是一种话语表述，而是转化为群众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尤其是面对多元的农民群体和向现代转化的村庄社会，村干部持续创新的工作方式，赢得了村民的认可。其中，基层干部柔性治理、分类管理、变通执行、综合治理等，都是新时代对群众工作方法灵活运用的体现。可以看出，面对不可预测的、突发式的重大风险和灾害，单纯依靠正式制度或者行政力量，必然要付出较高的成本，甚至可能会出现决策的失误。因此风险社会中的应急管理体系，必须注重把行政力量、技术手段和制度体系转化为回应群众需要的政治实践和政治表达，努力找回群众、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回应群众的诉求，维护好群众的利益，这样才能形成群防群控的治理体系，并为不断走向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五、小结
风险社会下的灾害本来就具有不确定性、传播性和隐蔽性等特点，再嵌套到多元、转型、变动的农村之中，加之其公共卫生医疗资源的缺乏，使风险变得复杂且难以防控。然而，幸运的是农村社会的认同感、归属感依旧明显，虽然由地缘、血缘建立的乡土文化正在断裂，但村庄共同体的内核依然存在，断裂的文化依旧可以弥合。基层组织依旧具有强而有力的治理能力和权威，从而能够推动常规治理向运动治理和战时体制的快速转换，并肩负起维系农村稳定和健康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面向未来，要吸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经验教训，突出源头防控、制度建设和综合治理，补齐疫情防控短板，提升农村疫情防控的水平。为此，要健全农村重大疫情应急管理体系，持续加强农村公共卫生资源的输入，完善重大疫情的研判、决策和防控机制，建立农村重大疾病的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推动农村疫情防控的制度化、法治化建设;要建强农村基层组织，完善激励机制，拓宽治理空间，塑造治理责任和主体意识，使基层组织有较强的动员、管理和防控能力，更好地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疫情;要坚守好群众路线，探索群众参与管理的方式方法，依靠群众的力量来防控现代社会的风险，尤其是要推动农村社会基础、动员机制和公共的建设，增强农村社会的凝聚力和农民的组织化水平，
这样再次面对风险时，就可以形成更为强大的组合能量，高效预防、控制和消除风险，这也是农村社会在疫情防控中最为有效的方式和最大的优势。至此，虽然疫情已经逐步得到控制，农村开始由静转向有序的动，生活会快速恢复正常，但是对于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增强危机管理水平，形成日常化的、预防式的应急管理体系等诸多问题，依然需要不断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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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