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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汉，天元之位的地理位置，通江达海的九省通衢。
张之洞时期的武汉声名鹊起；孙中山先生“要把武汉建成纽约、伦敦之大，要建设成东方的芝加哥”；“一五”“二五”时期的“武汉制造”响誉全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综合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开风气之先。
而如今，武汉的综合经济实力，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三四名滑落到10名开外，武汉甚至被东莞、无锡等二三线城市所超越。
曾经的大武汉哪里去了？
曾经的大武汉
武汉曾经的兴盛，一直跟随国家命运的指针在走。无论是张之洞推介的“湖北新政”，还是毛泽东领导下的“赶英超美”，都把武汉放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位置。
武汉城市的发育比较久远。现代考古证明，远在商代中期，武汉就萌芽了城市，这个地方在汉口以北20公里处的盘龙湖边，又称“盘龙城”。据考证，盘龙城是长江地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城，其主要功能是军事、物资的中转。
不过，直到2000多年后的明成化年间，因汉水改道，汉口小镇才开始形成规模。在江汉平原物流的滋润中，明末清初，汉口已发展成全国四大名镇之一。
而武汉真正在中国散发异彩，却是它与国家命运相关联的时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几个重大转折点，武汉展现出了其作为大武汉的中坚力量。
张之洞18年经营：启动武汉近代化列车
光绪十五年，也就是1889年11月25日，刚刚从两广总督卸任的张之洞，从粤秀轮上迈出，踏上了武昌司门口的土地。此时的武汉，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新总督的到来，会揭开它崭新的一页——武汉近代化列车开动了。
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张之洞督鄂18年（1889～1907年），使武汉一跃成为晚清洋务重镇——超过广州，与天津争胜，直追上海的全国最大的现代工商文教中心之一。
建于武汉的汉阳铁厂，在当时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全亚洲的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比日本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早了7年；建于汉阳的湖北枪炮厂是仅次于上海江南机器局的大型兵工厂，成为近现代中国陆军装备（如七九式步枪，俗称“汉阳造”）的主要生产基地；建于武昌的“纱布丝麻四局”则是仅次于上海的现代化纺织工厂系列。1895～1913年，在中国人创办的近代企业数量中，武汉排名第二，创办资本额亦位居第二。
“九省通衢，得水居中”。武汉市1862年被批准设立江汉关正式开埠。在随后的60多年中，内陆的武汉口岸，与上海、天津、广州三大沿海口岸对外贸易额比较，武汉曾42年位居第二，18年位居第三，其中1906年，武汉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国12.04%。与繁荣的对外贸易配套发展的驻汉洋行曾达250家、华商70多家、报关行130多家；12个国家在汉设有领事馆；直接对外转递的邮政支局遍设武汉三镇，达24处，成为全国四个国际互换汇票的互换局之一；为进出口商品进行检查检验的汉口商检局不光在鄂各地，且在临省设有分支机构。以汉口为起点的京汉铁路，是纵贯中国南北的第一条铁路。加上后来修建的粤汉铁路，构筑起武汉在中国独一无二的水、铁运输的枢纽地位，武汉在中国经济地图上的“天元”地位开始确立。
武汉还成为华中最重要的文教中心，以武汉为出发点的湖北留日学生数量曾高居各省榜首。以武汉为主要基地的湖北新军是晚清军制改革的模范，是屡次“秋操”的冠军得主。
张之洞的苦心经营使武汉成为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明星。
不过，战争结束了武汉的黄金时代。1926年开始的北伐革命，再加上1938年作为陪都时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武汉的工业企业或大量内迁，或遭战火摧毁，武汉工业刚开始繁荣就凋谢了。
更重要的是交通格局的改变：川沪得以直航而西南各省从此出武汉商业势圈；陇海铁路的通车，西北各省也渐渐脱离武汉商业势圈；而粤汉铁路的开通，在某些方面也造成湖南与武汉的离心倾向，湖南随即向广州靠拢。
如此一来，随着历史的变迁，武汉的贸易总额排名从19世纪末位居上海、广州之后的第三位，下降到1931年的第10位，武汉的经济首都称号开始黯然失色。
建国20年：“武字号”成就武汉现代工业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先后三次畅游武汉长江，在他的有生之年总共16次在这里搏击江水。武汉这座城市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可见一斑。毛泽东对武汉的偏好，令这个城市加速了从战乱中复兴的速度。
“一五”期间，根据工业建设的基本任务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国家重点建设由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其中建就有7项在武汉，包括武汉钢铁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等。这些被武汉人亲昵称作“武字号”的大型国营企业，奠定了武汉引以为傲的工业基础。
“武字号”为武汉带来了荣耀和财富。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钢铁和机械一直是武汉经济的支柱，“武字号”每年上缴国家的利税约占武汉市利税总额的1/3。
1955年9月，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开工，1957年建成通车，打通了京汉、粤汉铁路，“天堑变通途”，大大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在中国运输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从此由水运时代真正进入铁路时代。
1965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武汉更是受益匪浅。按照当时主管全国计划工作的李富春的思路，“大三线”大致是以甘肃省乌鞘岭以东、山西省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省韶关以北的区域——30多年后以广东、上海、北京为中心的三大经济圈，显然都被圈在了“三线”之外。而武汉却在这场“工厂再造”运动中，收获了包括中国第二汽车厂、葛洲坝工程、武汉青山火电厂在内的一批国家级大项目，武汉这座工业重镇的经济地位更加稳固。
与此同时，从“三线建设”中成长起来的成都、重庆等工业城市，使西部经济走上工业化轨道，从另一方面又加重了武汉的物流枢纽地位。
“三线建设”工程对国民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虽然使上海、广州、天津这些传统工业城市边缘化，但同时又打造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而武汉更成了计划经济的“宠儿”。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样，当时“大武汉”名头的得来，正是在这种国家资源分配的计划结构中所累积起来的精神财富。
改革开放初：“汉正街”名扬全国
1989年，一部叫《汉正街》的电视剧在全国各大城市热播。汉正街，这个积淀着500年历史风尘的商品集散地，成了大武汉的城市名片。
这得益于1979年武汉在全国率先宣布“敞开城门”，对外开放了中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汉正街。而整个80年代，武汉创造出了中国众多的第一！1983年3月，武汉洗衣机厂招标采购零部件。这个新中国的“第一标”，打开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缺口”。1984年5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批复了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同时作出三项规定：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单列，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中央、省属企业下放武汉市管理。此项改革成为国内省会城市第一家。同年6月，在认真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之后，武汉市委、市政府做出“敞开城门，两通(交通、流通)突破”的决策。
当年6月29日，时任武汉市市长的吴官正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武汉三镇彻底敞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提供24万平方米的土地，供国内外客商开发投资。武汉市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拉开了帷幕。
1984年8月，武汉在全国大城市中率先放开蔬菜市场价格。一度被扭曲的价值规律重新发挥作用。1984年11月，德国人格里希出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这是西方专家第一次执掌中国企业。1987年12月，武汉在国内率先提出“科教立市”。这一创举在全国被不断“复制”和“放大”。1988年5月，武汉市企业兼并市场开业。这是我国最早的企业产权转让市场……改革激活了武汉这座城市，“荷花洗衣机”、“莺歌电视”、“蓝波-希岛空调”、“长江音响”、“茂记名鞋”接连冒出。
“货到汉口活”，“买全国、卖全国”是对武汉作为商品集散地的生动写照。几年的功夫，汉正街这个仅有100多家个体商户的窄小街巷，便迅速成为延伸10多个社区、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元、辐射全国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并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小商品流通领域的深层次革命。到1991年，全国评出的百家最大零售商场中，武汉独占7家，雄踞全国之首。1992年，中国商业第一股——武汉大型国有企业武汉商场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标志着武汉“两通”起飞战略达到一个新高度。随后，中商、汉商、中心百货、六渡桥相继上市，一个城市拥有5家上市商业公司，全国少有。挤上资本市场这趟快车，武汉商界意欲改头换面。开设超市，业态创新；连锁经营，凸现品牌；扎堆聚集，打造规模。武汉的商业，一时间红红火火。武汉的“两通”战略达到巅峰。
可以说武汉的兴盛，一直以来是跟随国家命运的指针在走。无论是张之洞推行的“湖北新政”，还是毛泽东领导下的“赶英超美”，都把武汉放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位置。不过，在武汉的这两次盛开当中，却有着鲜明的国防味道。因此当国家的目光移开，当经济发展成为主角，而内生的力量又不足以支撑这特大城市的机器运转时，武汉便不可避免地落后了。
丢失的大武汉
武汉象一个没有坐标的城市。现代与原始在这里融合，先进和落后在这里交织，武汉成了一个大门紧闭、门槛已弃的初级开放城市，“城市病”和“乡村病”俨然并存。
有人说，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毫无疑问，武汉的开始是让人充满了期待和憧憬。
但是，好的开头只是成功的一半。
兴衰，似乎就在一夜间。
起得早 醒得晚
2000年的一项排名，让“天下第一街”汉正街遭遇当头一棒：汉正街从全国十大批发市场的“老大”退至“老八”。20年前，浙江义乌市场，销售额仅是汉正街的45%，而在20年后，义乌市场销售额已是汉正街的3倍。
而它的兴衰正是武汉变迁的缩影和写照。
1984年，武汉工业总产值还位居全国第四位，尚有75个国优名牌产品驰骋大江南北。到2003年，从城市综合竞争力来看，武汉市排名已经落后至第16位，到2006年已下降至第22位。
莺歌电视、荷花洗衣机、希岛冰箱、长江音响，这些曾经令武汉人引以自豪，而且在全国也叫得响的品牌，相继淹没在无情的商海浪潮中，并从此销声匿迹。一大批老“武字号”中央企业苦苦挣扎，小“武字号”市属企业几乎全军覆没。
武汉的服装企业有1600家左右，年产值超过70亿元，从业人员达20多万，在业内形成了“汉派服装”概念，但惭愧的是，至今没有一个名牌能与杉杉、雅戈尔相提并论。
本可以依托汉正街的前店后厂发展武汉服装制造业，可武汉人因小而不为，结果汉正街有了前店而没了后厂，汉正街这一得天独厚的品牌风光不再，汉正街文化由此败落。
武汉的教育科研实力在全国排在京、沪之后的第三位，然而武汉的高科技产业却较少享受科教优势和人才优势的阳光雨露。当北大系、清华系、中科系高科技企业在股市上呼风唤雨的时候，武汉高校的科技产业化之路却如蜗牛一般爬行，名扬天下的武汉大学也没有一支股票上市。以武汉邮科院和长飞公司为龙头的光电子与通讯产业虽然技术力量在全国处于一流，却因起步晚，而落在华为、中兴等国内通讯设备商的后头，未能成为龙头老大。
武汉基本上没有面向世界市场的产品，外商投资的目光较少瞄准武汉，在境外资本大举进入中国的时候，武汉却是门可罗雀，异常冷清，全球500强企业仅有30余家小规模进入武汉。
武汉是中西部的金融中心，却没有通过大规模的资本运作推动城市和产业的发展。武汉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改造始终在等政策要资金，完全未能利用资本市场的“四两之力”拔动产业发展的“千钧之鼎”。二十年来武汉基本处于贫血状态，走得跌跌撞撞。
与政策擦肩而过
发展战略非均衡论，一直是专家学者们分析“中部塌陷”和武汉退步的一个相对一致的观点。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央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80年代末倾力打造长江三角洲，90年代中重点建设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90年代末实施西部大开发，2003年又提出了振兴东北，“所有的政策措施似乎都与武汉有关，也似乎都与武汉擦肩而过，武汉成为政策边缘化城市。”一位长期生活在武汉的学者对记者说。
探讨武汉这20多年来的衰落，不能脱离开中部塌陷的背景。“中部是被遗忘的角落”。
确实，这么多年来，国家每设立一个经济特区，每实施一个区域发展战略，也一定会给予一系列配套的优惠政策。“中部崛起战略”是国家最后一个提出来的区域经济战略。“或许如果不是中部发展严重滞后，己成塌陷之势，说不定还要继续被遗忘下去。”采访中，一位多年生活在武汉的老教师略带情绪地说。
回顾1979年以来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实施过程，就是中部、湖北和武汉被不断边缘化的过程。武汉的命运其实正是中部地区命运的一个剪影。
而这个政策性的宿命，被认为是中部塌陷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一批以深圳为代表的四个经济特区和第二批以上海为代表的14个沿海城市以及海南岛的开放，给武汉带来的负效应是明显的——在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内地各种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技术知识资源向沿海开放城市流失。内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也相应显著下降。
“优先发展东南沿海城市的‘大政策’，让近代史上最早开埠的中部核心城市武汉，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迟了十几年。”
虽然目前还存在中部经济这个名词，但中部诸省之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联系似乎正在解体——江西在加强和浙江、福建的经济联系，湖南主要是融入大珠江三角洲，安徽与江苏、上海频繁往来接触。湖北和河南则是依旧徘徊。
一边是东部大都市圈的快速发展，其中心城市强大的辐射作用为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一个高速引擎，创造了一个整合全区域资源、快速提高竞争力的平台，成为“中国制造”的主力以及技术和制度创新的中心，极大地提高了东部地区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一边是中西部地区不仅缺乏大都市，而且还缺乏构成都市圈必需的中小城市群落，没有形成健康的城市生态群，难以带动和整合区域的资源和优势，也难以形成连接整个地区的产业链，变成了个别优秀大企业单打独拼，难以依托区域整体竞争力成长的艰难局面。比对搭乘政策快车道的东西部地区，武汉想要恢复从前的地位尚且须拼死一搏，更何谈超越。
背不动的体制包袱
在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武汉也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只顾人员多、包袱重、装备落后、附加值低等因素，认识仍是制约武汉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瓶颈。早在1984年，“成本控制论”就在武汉几家企业试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当它被扣上一顶“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无奈退出改革舞台时，武汉似乎也无人惋惜。而当它作为“邯钢经验”再放异彩时，却又有一批批的武汉人回过头来回去邯钢取经。
1995年率先提出资本营运的武汉，营运成功的实例寥寥无几。几年之后，不少的武汉人反而在浙江和广东体会到了资本营运的真谛。
国企改革中的阵痛在武汉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老工业基地，“武船”、“武钢”“武锅”等武字当头的重工企业成为几十年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相当一部分老国企处境艰难。
国家的各项优惠政策没有了，技改拨款、利税返还等政策早已也一去不复返，当政企分开，真正断奶被推向市场的时候，许多企业显得一筹莫展。
洗牌、淘汰也成为必然。
“九头鸟”与“码头文化”
如果说政策天平的倾斜是武汉乃至整个中部地区一蹶不振的外在原因的话，那么人文因素则是影响武汉发展的潜在阻碍。
在去过和没有去过武汉的人眼里，武汉和武汉人的口碑都是贬多赞少。曾经一度有人戏称“鄂”字有两个口，好争吵、告状、拆台；人有两只耳朵，兼听则明，但“鄂”字只有一只耳朵，只爱听好听的，好大喜功，形式主义猖獗：“鄂”字下面有一个“亏”字，结果湖北的干部、群众都落得个吃“亏”。持此论者，也曾有人对中部的文化背景作出这样的诠释：缺乏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敢为天下先的文化氛围，内在的文化品格中有太多的“小富即安，不求进取”，不拘小钱、小事、小节的草根品格，让中部人染有浓郁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表现在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欺生排外、恃勇抖狠，对人缺乏信任和宽容，防范心理重，耍小聪明，精于算计。但聪明反被聪明误，占了眼前的这点小便宜，最后却吃了大亏。武汉人的这种性格形成缘于历史上形成的码头文化，汉口是个大码头，汇聚八方人流，三教九流，鱼龙混杂，骗子众多，要想立足必须百倍小心、高度防范。
武汉人外号“九头鸟”，贬义居多，欺生狡诈，导致外地人不敢也不愿同武汉人打交道，不愿到武汉来发展。不光外地人对武汉印象不佳，就是武汉人自身亦对武汉人评价不高。
谈到武汉的治安现状时,在武汉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著名作家胡发云告诉记者, “在我小时侯很难听到杀人放火之类的凶讯，可是现在的《楚天都市报》每天都有死几个人的报道，六毛钱死一个人，两句话死一个人，一把牌死一个人……市民看得都不要看了，如此没有安全感的城市又怎么吸引人才和投资呢？”
胡发云分析到，武汉象一个没有坐标的城市。现代与原始在这里融合，先进和落后在这里交织，武汉成了一个大门紧闭、门槛已弃的初级开放城市，“城市病”和“乡村病”俨然并存。昔日的教育强市、人才强市，今天更像一个为他人作“嫁衣”的裁缝。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是个大码头，各色人等聚集的环境造就了武汉人的江湖气，更重要的是，它虽然在地理上位居中国中部，却远离政治中心，很少受到庄严典雅的庙堂束缚，因此，武汉人在保有一种楚人灵气的同时，也保有了一份楚人的蛮气。
“在城市的发展问题上，武汉人鲜少有主人翁的意识。”这一点从武汉的地理格局和成员构成可以解释。“大武汉”盛名远播的20世纪初叶，武汉的面积只有60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过百万。现在的武汉市，是市管县后的区划膨胀。在武汉，小商小贩随处可见，进城民工街头揽活；擦鞋女工结伴成群，交通主道经常塞车；高楼大厦林立之间，棚户老屋大煞风景。
世俗文化尚且只是从生活环境层面将他人拒之“市”外，作为城市发展的中坚力量，大量科技人才直接因武汉创业条件艰难和发展前景黯淡而“东南飞”。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末，武汉出现了严重的人才外流和科技成果外流。教育、科研与生产“两张皮”的死结尚未解开，致使这一重大优势并未给武汉带来应有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经济发展弱则人才外流，没有优秀的脑力资源又直接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整个城市的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
大武汉，何以称大？
寻找大武汉
一个月前落选第三批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虽然“申新”失败，但是武汉突围的决心却丝毫没有动摇。
突围，或者窒息而死。
4月10日，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办公室正式成立，这是国家继2000年设立西部办，2003年设立东北办之后的第三个区域战略办公机构，标志着中部地区崛起进入更具操作性的实质性实施阶段。
开题 从机遇开始
中央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给武汉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令沉寂的武汉重新活跃起来。在最近公布的《武汉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文件中，武汉首次提出“成为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的蓝图。随后，武汉又提出“武汉新区”的概念。
武汉的优势依然存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居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前列；科技教育发达，科教综合实力仅次于北京、上海；中部地区的金融中心；财政收入去年502亿元，2007年直奔600亿元；工业基础雄厚，并已形成门类比较齐全、配套能力较强的工业体系。以光电子产品制造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汽车业和钢材制造业居全国前三位；与沿海城市相比，武汉商务成本较低；地理位置居中，腹地广阔，交通通讯便捷，市场容量和辐射能力巨大…… “随着富士康和中石化80万吨乙烯等六大百亿产业和大项目落户武汉，武汉对圈内其他城市的产业带动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
“这些优势，单项存在于某个城市不稀奇，但这么多优势同时集中在一个城市，罕有而珍贵”，赵凌云认为，“关键的是，在过去的20年中武汉是在不断的积累，等到适当的时机这些综合优势将会集中体现。”
武汉房地产在现代中国房地产发展的篇章上一直比较沉默的。但是2007年“城市·观点论坛中国行”第一站却选择了武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武汉的经济、城市与房地产都有长足的发展，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和其他中部城市类似，武汉房地产也处于市场发展的早期形态，商铺、写字楼或者其他建筑综合体的市场占有率和住宅相比仍然较小。此外，市政基础设施的配套能力也深刻影响着武汉房地产的未来，这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梦想的市场。” 耀江神马实业(武汉)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锦汉对记者说。
武汉西郊昔日的大农场———东西湖区在武汉只是一个小区，但却提供整个武汉市场90%的啤酒、70%的牛奶、50%的方便面、40%的碳酸饮料。“东西湖农业基础优势和江汉平原腹地的原料及市场实力，周边近400平方公里的大型农场群是其上游资源。”,刚刚忙完与三江集团签订投资开发协议仪式的武汉东西湖区长晏蒲柳告诉记者, “我们在培植支柱产业，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同时,还积极发展物流产业,并高起点发展现代服务业。”
东西湖区政府将对天河机场开放物流信息平台，并在区内建立航空物流“一站式”服务运营模式，积极吸引和推介国际、国内知名航空物流和保税物流加工企业在东西湖区落户.现在东西湖区已成为武汉市三大经济增长极和城市布局的三大产业带之一。
汉正街也在重塑自己的形象。2005年9月28日，“汉正街复兴联盟成立大会”举行，6家开发企业与汉正街管委会共同结成汉正街复兴联盟，并庄严签署《汉正街复兴宣言》，重振“天下第一街”，试图以新一轮商业地产开发擦亮汉正街这块金字招牌，其最激动人心的口号莫过于“传承一个500年，再续一个500年”。
突围从城市圈开始
7月1日，由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司司长孔泾源带队的考察团飞赴武汉。10天之后，武汉市市委书记苗圩揭开了武汉方案的神秘面纱。苗圩透露，武汉申报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主打城市圈牌。
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牵头编制完成的武汉城市圈总体发展规划将于7月29日在北京进行评审，这是最后一个编制完成的中部城市群发展总体规划。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区域间的经济竞争已演变为城市群间的竞争。
武汉城市圈，是指以武汉为中心，以100 公里为半径的城市群落，它包括了武汉及湖北省内的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8 个周边城市。这里是湖北人口、产业、城市最为密集的地区，也是我国中部最具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地区。整个圈层将会强化主城武汉的综合实力。
武汉大学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伍新木教授，是武汉角逐“新特区”的积极支持者，从2003年起，伍新木就担任《武汉城市圈发展研究》这一课题的首席专家。他表示，武汉城市圈起步早，已经作出了规范权威的规划，“若能列为国家新一轮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武汉城市圈建设的经验、道路、模式、体制机制的普适性、示范性意义会很大”。他认为，“新一轮的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摒弃了之前传统建特区，给政策、给优惠的办法。新的试验区，没有政策上的倾斜，更多的是体现企业和民众在改革中的主体地位。”
他还对记者说，随着圈内产业融合步伐的加快，城市圈产业格局将呈现出专业化、规模化、集群化趋势，武汉的集聚效应会大大增强，随着周边8市一批企业的总部或营销总部搬到武汉，这种“工业双迁”的模式，使“总部经济”和“工厂经济”产生分离，将刺激原有封闭的各城市政府行政机构。
也有专家指出，由于武汉城市圈中其他八城市规模太小，武汉城市圈应该以更加开放的的姿态，积极与其他城市和地区合作，充分利用自身区位优势，争取经济良性快速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武汉城市圈不仅仅是囿于湖北省之内，而是成为中部的制造业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和教育科研中心，与其他中部的城市一起构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
破局 从高端路线开始
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中部崛起主要在于依靠接纳从东部地区转移过来的产业，或“东引西进”。但事实上，尽管湖北省、武汉市都为之付出了极大的热忱与努力，东部地区的产业并没有预期中的那样向中部转移。
“东部的产业转移被湖南、江西安徽所拦截。国家入世后，西部地区的人力优势又比中部地区明显，环境容量也比中部地区大。”在探究武汉今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时，赵凌云如是说，“由此产业资本直接跳过武汉甚至湖北这个区域，武汉发展遭遇‘东抢西夺’的困局。”
“未来武汉的商机，当属服务业和金融业两块领域最有前景。”
高端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核心，具有高科技含量、高人力资本投入、高附加值、高产业带动力、高开放度、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等特征。高端服务业发达程度逐步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如今的武汉，走的是一条“增量式发展”的道路。武汉在招商引资方面要走高端路线，占领高端资源。引进战略投资者；在引进产品内容上，要大力发展服务外包。2006年，武汉市被国家认定为“国家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成为中部地区惟一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武汉市政府决定每年设立1亿元专项基金支持发展服务外包产业。
今年4月10日－11日，在武汉召开首届“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与合作国际论坛”上，10多家与会的世界500强企业表示了入驻武汉的意向。而且世界最大的IT服务外包巨头EDS正式入驻武汉光谷，将其全球第四个服务中心设在武汉，成为继IBM之后，又一个把全球外包服务中心设在武汉的跨国外包巨头。 而排在这两家公司之后的，还有微软、英特尔、西门子等大部分企业。
再问大武汉
武汉的确重新翻开了一页，并且有一个不错的开头。
但是，冷观武汉的发展，依然并不那么乐观。
例如武汉引以为豪的几大优势，放在当前的全国乃至全球的范围来看，这些优势并不是多么突出。如今，中国的大中小城市介绍投资环境，似乎都离不开交通，“通江达海”、“贯通南北，联结东西”的也不少，即使偏远的城市也千方百计从“两通（交通、流通）突破”。
当今把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立市之本，人才争夺战更为“白热化”。被视为城市支柱的优势产业，钢铁、汽车、石化、烟草、光电子等，都不能简单称之为“人无我有”了。
具体分析武汉城市圈的城市产业构成，不难看出圈内各城市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武汉首位度过高，城市圈出现断层结构。至于城乡二元结构、传统的增长方式、环境和资源压力增大、社会转型过程中矛盾高发，自身政府管理效率不高、企业家创新意识不足、市场诚信氛围不浓等更是潜伏着的矛盾和隐患。
同时，武汉还面临着中部其他中心城市强劲发展态势的挑战。特别是分别位于武汉城市圈南北的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动作更大、发展更快，成为武汉城市圈强劲的竞争对手。
我们看到，光谷、汽车城和钢城构成的稳定铁三角正撑起武汉新世纪的天空。相对于中部其他任何一座城市，总部经济成为武汉最具有自身个性的一张“王牌”。这张牌对武汉的产业升级、城市地位、综合竞争力等诸多方面都会带来质的提升，进而可以全面带动武汉城市圈。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副牌武汉能够有多少胜算呢？
张之洞时期的武汉声名鹊起；孙中山先生“要把武汉建成纽约、伦敦之大，要建设成东方的芝加哥”；“一五”“二五”时期的“武汉制造”响誉全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综合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开风气之先。
而如今，武汉的综合经济实力，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三四名滑落到10名开外，武汉甚至被东莞、无锡等二三线城市所超越。
曾经的大武汉哪里去了？
曾经的大武汉
武汉曾经的兴盛，一直跟随国家命运的指针在走。无论是张之洞推介的“湖北新政”，还是毛泽东领导下的“赶英超美”，都把武汉放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位置。
武汉城市的发育比较久远。现代考古证明，远在商代中期，武汉就萌芽了城市，这个地方在汉口以北20公里处的盘龙湖边，又称“盘龙城”。据考证，盘龙城是长江地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城，其主要功能是军事、物资的中转。
不过，直到2000多年后的明成化年间，因汉水改道，汉口小镇才开始形成规模。在江汉平原物流的滋润中，明末清初，汉口已发展成全国四大名镇之一。
而武汉真正在中国散发异彩，却是它与国家命运相关联的时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几个重大转折点，武汉展现出了其作为大武汉的中坚力量。
张之洞18年经营：启动武汉近代化列车
光绪十五年，也就是1889年11月25日，刚刚从两广总督卸任的张之洞，从粤秀轮上迈出，踏上了武昌司门口的土地。此时的武汉，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新总督的到来，会揭开它崭新的一页——武汉近代化列车开动了。
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张之洞督鄂18年（1889～1907年），使武汉一跃成为晚清洋务重镇——超过广州，与天津争胜，直追上海的全国最大的现代工商文教中心之一。
建于武汉的汉阳铁厂，在当时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全亚洲的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比日本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早了7年；建于汉阳的湖北枪炮厂是仅次于上海江南机器局的大型兵工厂，成为近现代中国陆军装备（如七九式步枪，俗称“汉阳造”）的主要生产基地；建于武昌的“纱布丝麻四局”则是仅次于上海的现代化纺织工厂系列。1895～1913年，在中国人创办的近代企业数量中，武汉排名第二，创办资本额亦位居第二。
“九省通衢，得水居中”。武汉市1862年被批准设立江汉关正式开埠。在随后的60多年中，内陆的武汉口岸，与上海、天津、广州三大沿海口岸对外贸易额比较，武汉曾42年位居第二，18年位居第三，其中1906年，武汉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国12.04%。与繁荣的对外贸易配套发展的驻汉洋行曾达250家、华商70多家、报关行130多家；12个国家在汉设有领事馆；直接对外转递的邮政支局遍设武汉三镇，达24处，成为全国四个国际互换汇票的互换局之一；为进出口商品进行检查检验的汉口商检局不光在鄂各地，且在临省设有分支机构。以汉口为起点的京汉铁路，是纵贯中国南北的第一条铁路。加上后来修建的粤汉铁路，构筑起武汉在中国独一无二的水、铁运输的枢纽地位，武汉在中国经济地图上的“天元”地位开始确立。
武汉还成为华中最重要的文教中心，以武汉为出发点的湖北留日学生数量曾高居各省榜首。以武汉为主要基地的湖北新军是晚清军制改革的模范，是屡次“秋操”的冠军得主。
张之洞的苦心经营使武汉成为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明星。
不过，战争结束了武汉的黄金时代。1926年开始的北伐革命，再加上1938年作为陪都时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武汉的工业企业或大量内迁，或遭战火摧毁，武汉工业刚开始繁荣就凋谢了。
更重要的是交通格局的改变：川沪得以直航而西南各省从此出武汉商业势圈；陇海铁路的通车，西北各省也渐渐脱离武汉商业势圈；而粤汉铁路的开通，在某些方面也造成湖南与武汉的离心倾向，湖南随即向广州靠拢。
如此一来，随着历史的变迁，武汉的贸易总额排名从19世纪末位居上海、广州之后的第三位，下降到1931年的第10位，武汉的经济首都称号开始黯然失色。
建国20年：“武字号”成就武汉现代工业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先后三次畅游武汉长江，在他的有生之年总共16次在这里搏击江水。武汉这座城市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可见一斑。毛泽东对武汉的偏好，令这个城市加速了从战乱中复兴的速度。
“一五”期间，根据工业建设的基本任务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国家重点建设由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其中建就有7项在武汉，包括武汉钢铁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等。这些被武汉人亲昵称作“武字号”的大型国营企业，奠定了武汉引以为傲的工业基础。
“武字号”为武汉带来了荣耀和财富。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钢铁和机械一直是武汉经济的支柱，“武字号”每年上缴国家的利税约占武汉市利税总额的1/3。
1955年9月，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开工，1957年建成通车，打通了京汉、粤汉铁路，“天堑变通途”，大大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在中国运输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从此由水运时代真正进入铁路时代。
1965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武汉更是受益匪浅。按照当时主管全国计划工作的李富春的思路，“大三线”大致是以甘肃省乌鞘岭以东、山西省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省韶关以北的区域——30多年后以广东、上海、北京为中心的三大经济圈，显然都被圈在了“三线”之外。而武汉却在这场“工厂再造”运动中，收获了包括中国第二汽车厂、葛洲坝工程、武汉青山火电厂在内的一批国家级大项目，武汉这座工业重镇的经济地位更加稳固。
与此同时，从“三线建设”中成长起来的成都、重庆等工业城市，使西部经济走上工业化轨道，从另一方面又加重了武汉的物流枢纽地位。
“三线建设”工程对国民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虽然使上海、广州、天津这些传统工业城市边缘化，但同时又打造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而武汉更成了计划经济的“宠儿”。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样，当时“大武汉”名头的得来，正是在这种国家资源分配的计划结构中所累积起来的精神财富。
改革开放初：“汉正街”名扬全国
1989年，一部叫《汉正街》的电视剧在全国各大城市热播。汉正街，这个积淀着500年历史风尘的商品集散地，成了大武汉的城市名片。
这得益于1979年武汉在全国率先宣布“敞开城门”，对外开放了中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汉正街。而整个80年代，武汉创造出了中国众多的第一！1983年3月，武汉洗衣机厂招标采购零部件。这个新中国的“第一标”，打开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缺口”。1984年5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批复了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同时作出三项规定：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单列，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中央、省属企业下放武汉市管理。此项改革成为国内省会城市第一家。同年6月，在认真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之后，武汉市委、市政府做出“敞开城门，两通(交通、流通)突破”的决策。
当年6月29日，时任武汉市市长的吴官正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武汉三镇彻底敞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提供24万平方米的土地，供国内外客商开发投资。武汉市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拉开了帷幕。
1984年8月，武汉在全国大城市中率先放开蔬菜市场价格。一度被扭曲的价值规律重新发挥作用。1984年11月，德国人格里希出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这是西方专家第一次执掌中国企业。1987年12月，武汉在国内率先提出“科教立市”。这一创举在全国被不断“复制”和“放大”。1988年5月，武汉市企业兼并市场开业。这是我国最早的企业产权转让市场……改革激活了武汉这座城市，“荷花洗衣机”、“莺歌电视”、“蓝波-希岛空调”、“长江音响”、“茂记名鞋”接连冒出。
“货到汉口活”，“买全国、卖全国”是对武汉作为商品集散地的生动写照。几年的功夫，汉正街这个仅有100多家个体商户的窄小街巷，便迅速成为延伸10多个社区、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元、辐射全国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并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小商品流通领域的深层次革命。到1991年，全国评出的百家最大零售商场中，武汉独占7家，雄踞全国之首。1992年，中国商业第一股——武汉大型国有企业武汉商场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标志着武汉“两通”起飞战略达到一个新高度。随后，中商、汉商、中心百货、六渡桥相继上市，一个城市拥有5家上市商业公司，全国少有。挤上资本市场这趟快车，武汉商界意欲改头换面。开设超市，业态创新；连锁经营，凸现品牌；扎堆聚集，打造规模。武汉的商业，一时间红红火火。武汉的“两通”战略达到巅峰。
可以说武汉的兴盛，一直以来是跟随国家命运的指针在走。无论是张之洞推行的“湖北新政”，还是毛泽东领导下的“赶英超美”，都把武汉放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位置。不过，在武汉的这两次盛开当中，却有着鲜明的国防味道。因此当国家的目光移开，当经济发展成为主角，而内生的力量又不足以支撑这特大城市的机器运转时，武汉便不可避免地落后了。
丢失的大武汉
武汉象一个没有坐标的城市。现代与原始在这里融合，先进和落后在这里交织，武汉成了一个大门紧闭、门槛已弃的初级开放城市，“城市病”和“乡村病”俨然并存。
有人说，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毫无疑问，武汉的开始是让人充满了期待和憧憬。
但是，好的开头只是成功的一半。
兴衰，似乎就在一夜间。
起得早 醒得晚
2000年的一项排名，让“天下第一街”汉正街遭遇当头一棒：汉正街从全国十大批发市场的“老大”退至“老八”。20年前，浙江义乌市场，销售额仅是汉正街的45%，而在20年后，义乌市场销售额已是汉正街的3倍。
而它的兴衰正是武汉变迁的缩影和写照。
1984年，武汉工业总产值还位居全国第四位，尚有75个国优名牌产品驰骋大江南北。到2003年，从城市综合竞争力来看，武汉市排名已经落后至第16位，到2006年已下降至第22位。
莺歌电视、荷花洗衣机、希岛冰箱、长江音响，这些曾经令武汉人引以自豪，而且在全国也叫得响的品牌，相继淹没在无情的商海浪潮中，并从此销声匿迹。一大批老“武字号”中央企业苦苦挣扎，小“武字号”市属企业几乎全军覆没。
武汉的服装企业有1600家左右，年产值超过70亿元，从业人员达20多万，在业内形成了“汉派服装”概念，但惭愧的是，至今没有一个名牌能与杉杉、雅戈尔相提并论。
本可以依托汉正街的前店后厂发展武汉服装制造业，可武汉人因小而不为，结果汉正街有了前店而没了后厂，汉正街这一得天独厚的品牌风光不再，汉正街文化由此败落。
武汉的教育科研实力在全国排在京、沪之后的第三位，然而武汉的高科技产业却较少享受科教优势和人才优势的阳光雨露。当北大系、清华系、中科系高科技企业在股市上呼风唤雨的时候，武汉高校的科技产业化之路却如蜗牛一般爬行，名扬天下的武汉大学也没有一支股票上市。以武汉邮科院和长飞公司为龙头的光电子与通讯产业虽然技术力量在全国处于一流，却因起步晚，而落在华为、中兴等国内通讯设备商的后头，未能成为龙头老大。
武汉基本上没有面向世界市场的产品，外商投资的目光较少瞄准武汉，在境外资本大举进入中国的时候，武汉却是门可罗雀，异常冷清，全球500强企业仅有30余家小规模进入武汉。
武汉是中西部的金融中心，却没有通过大规模的资本运作推动城市和产业的发展。武汉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改造始终在等政策要资金，完全未能利用资本市场的“四两之力”拔动产业发展的“千钧之鼎”。二十年来武汉基本处于贫血状态，走得跌跌撞撞。
与政策擦肩而过
发展战略非均衡论，一直是专家学者们分析“中部塌陷”和武汉退步的一个相对一致的观点。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央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80年代末倾力打造长江三角洲，90年代中重点建设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90年代末实施西部大开发，2003年又提出了振兴东北，“所有的政策措施似乎都与武汉有关，也似乎都与武汉擦肩而过，武汉成为政策边缘化城市。”一位长期生活在武汉的学者对记者说。
探讨武汉这20多年来的衰落，不能脱离开中部塌陷的背景。“中部是被遗忘的角落”。
确实，这么多年来，国家每设立一个经济特区，每实施一个区域发展战略，也一定会给予一系列配套的优惠政策。“中部崛起战略”是国家最后一个提出来的区域经济战略。“或许如果不是中部发展严重滞后，己成塌陷之势，说不定还要继续被遗忘下去。”采访中，一位多年生活在武汉的老教师略带情绪地说。
回顾1979年以来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实施过程，就是中部、湖北和武汉被不断边缘化的过程。武汉的命运其实正是中部地区命运的一个剪影。
而这个政策性的宿命，被认为是中部塌陷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一批以深圳为代表的四个经济特区和第二批以上海为代表的14个沿海城市以及海南岛的开放，给武汉带来的负效应是明显的——在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内地各种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技术知识资源向沿海开放城市流失。内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也相应显著下降。
“优先发展东南沿海城市的‘大政策’，让近代史上最早开埠的中部核心城市武汉，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迟了十几年。”
虽然目前还存在中部经济这个名词，但中部诸省之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联系似乎正在解体——江西在加强和浙江、福建的经济联系，湖南主要是融入大珠江三角洲，安徽与江苏、上海频繁往来接触。湖北和河南则是依旧徘徊。
一边是东部大都市圈的快速发展，其中心城市强大的辐射作用为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一个高速引擎，创造了一个整合全区域资源、快速提高竞争力的平台，成为“中国制造”的主力以及技术和制度创新的中心，极大地提高了东部地区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一边是中西部地区不仅缺乏大都市，而且还缺乏构成都市圈必需的中小城市群落，没有形成健康的城市生态群，难以带动和整合区域的资源和优势，也难以形成连接整个地区的产业链，变成了个别优秀大企业单打独拼，难以依托区域整体竞争力成长的艰难局面。比对搭乘政策快车道的东西部地区，武汉想要恢复从前的地位尚且须拼死一搏，更何谈超越。
背不动的体制包袱
在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武汉也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只顾人员多、包袱重、装备落后、附加值低等因素，认识仍是制约武汉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瓶颈。早在1984年，“成本控制论”就在武汉几家企业试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当它被扣上一顶“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无奈退出改革舞台时，武汉似乎也无人惋惜。而当它作为“邯钢经验”再放异彩时，却又有一批批的武汉人回过头来回去邯钢取经。
1995年率先提出资本营运的武汉，营运成功的实例寥寥无几。几年之后，不少的武汉人反而在浙江和广东体会到了资本营运的真谛。
国企改革中的阵痛在武汉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老工业基地，“武船”、“武钢”“武锅”等武字当头的重工企业成为几十年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相当一部分老国企处境艰难。
国家的各项优惠政策没有了，技改拨款、利税返还等政策早已也一去不复返，当政企分开，真正断奶被推向市场的时候，许多企业显得一筹莫展。
洗牌、淘汰也成为必然。
“九头鸟”与“码头文化”
如果说政策天平的倾斜是武汉乃至整个中部地区一蹶不振的外在原因的话，那么人文因素则是影响武汉发展的潜在阻碍。
在去过和没有去过武汉的人眼里，武汉和武汉人的口碑都是贬多赞少。曾经一度有人戏称“鄂”字有两个口，好争吵、告状、拆台；人有两只耳朵，兼听则明，但“鄂”字只有一只耳朵，只爱听好听的，好大喜功，形式主义猖獗：“鄂”字下面有一个“亏”字，结果湖北的干部、群众都落得个吃“亏”。持此论者，也曾有人对中部的文化背景作出这样的诠释：缺乏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敢为天下先的文化氛围，内在的文化品格中有太多的“小富即安，不求进取”，不拘小钱、小事、小节的草根品格，让中部人染有浓郁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表现在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欺生排外、恃勇抖狠，对人缺乏信任和宽容，防范心理重，耍小聪明，精于算计。但聪明反被聪明误，占了眼前的这点小便宜，最后却吃了大亏。武汉人的这种性格形成缘于历史上形成的码头文化，汉口是个大码头，汇聚八方人流，三教九流，鱼龙混杂，骗子众多，要想立足必须百倍小心、高度防范。
武汉人外号“九头鸟”，贬义居多，欺生狡诈，导致外地人不敢也不愿同武汉人打交道，不愿到武汉来发展。不光外地人对武汉印象不佳，就是武汉人自身亦对武汉人评价不高。
谈到武汉的治安现状时,在武汉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著名作家胡发云告诉记者, “在我小时侯很难听到杀人放火之类的凶讯，可是现在的《楚天都市报》每天都有死几个人的报道，六毛钱死一个人，两句话死一个人，一把牌死一个人……市民看得都不要看了，如此没有安全感的城市又怎么吸引人才和投资呢？”
胡发云分析到，武汉象一个没有坐标的城市。现代与原始在这里融合，先进和落后在这里交织，武汉成了一个大门紧闭、门槛已弃的初级开放城市，“城市病”和“乡村病”俨然并存。昔日的教育强市、人才强市，今天更像一个为他人作“嫁衣”的裁缝。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是个大码头，各色人等聚集的环境造就了武汉人的江湖气，更重要的是，它虽然在地理上位居中国中部，却远离政治中心，很少受到庄严典雅的庙堂束缚，因此，武汉人在保有一种楚人灵气的同时，也保有了一份楚人的蛮气。
“在城市的发展问题上，武汉人鲜少有主人翁的意识。”这一点从武汉的地理格局和成员构成可以解释。“大武汉”盛名远播的20世纪初叶，武汉的面积只有60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过百万。现在的武汉市，是市管县后的区划膨胀。在武汉，小商小贩随处可见，进城民工街头揽活；擦鞋女工结伴成群，交通主道经常塞车；高楼大厦林立之间，棚户老屋大煞风景。
世俗文化尚且只是从生活环境层面将他人拒之“市”外，作为城市发展的中坚力量，大量科技人才直接因武汉创业条件艰难和发展前景黯淡而“东南飞”。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末，武汉出现了严重的人才外流和科技成果外流。教育、科研与生产“两张皮”的死结尚未解开，致使这一重大优势并未给武汉带来应有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经济发展弱则人才外流，没有优秀的脑力资源又直接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整个城市的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
大武汉，何以称大？
寻找大武汉
一个月前落选第三批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虽然“申新”失败，但是武汉突围的决心却丝毫没有动摇。
突围，或者窒息而死。
4月10日，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办公室正式成立，这是国家继2000年设立西部办，2003年设立东北办之后的第三个区域战略办公机构，标志着中部地区崛起进入更具操作性的实质性实施阶段。
开题 从机遇开始
中央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给武汉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令沉寂的武汉重新活跃起来。在最近公布的《武汉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文件中，武汉首次提出“成为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的蓝图。随后，武汉又提出“武汉新区”的概念。
武汉的优势依然存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居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前列；科技教育发达，科教综合实力仅次于北京、上海；中部地区的金融中心；财政收入去年502亿元，2007年直奔600亿元；工业基础雄厚，并已形成门类比较齐全、配套能力较强的工业体系。以光电子产品制造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汽车业和钢材制造业居全国前三位；与沿海城市相比，武汉商务成本较低；地理位置居中，腹地广阔，交通通讯便捷，市场容量和辐射能力巨大…… “随着富士康和中石化80万吨乙烯等六大百亿产业和大项目落户武汉，武汉对圈内其他城市的产业带动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
“这些优势，单项存在于某个城市不稀奇，但这么多优势同时集中在一个城市，罕有而珍贵”，赵凌云认为，“关键的是，在过去的20年中武汉是在不断的积累，等到适当的时机这些综合优势将会集中体现。”
武汉房地产在现代中国房地产发展的篇章上一直比较沉默的。但是2007年“城市·观点论坛中国行”第一站却选择了武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武汉的经济、城市与房地产都有长足的发展，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和其他中部城市类似，武汉房地产也处于市场发展的早期形态，商铺、写字楼或者其他建筑综合体的市场占有率和住宅相比仍然较小。此外，市政基础设施的配套能力也深刻影响着武汉房地产的未来，这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梦想的市场。” 耀江神马实业(武汉)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锦汉对记者说。
武汉西郊昔日的大农场———东西湖区在武汉只是一个小区，但却提供整个武汉市场90%的啤酒、70%的牛奶、50%的方便面、40%的碳酸饮料。“东西湖农业基础优势和江汉平原腹地的原料及市场实力，周边近400平方公里的大型农场群是其上游资源。”,刚刚忙完与三江集团签订投资开发协议仪式的武汉东西湖区长晏蒲柳告诉记者, “我们在培植支柱产业，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同时,还积极发展物流产业,并高起点发展现代服务业。”
东西湖区政府将对天河机场开放物流信息平台，并在区内建立航空物流“一站式”服务运营模式，积极吸引和推介国际、国内知名航空物流和保税物流加工企业在东西湖区落户.现在东西湖区已成为武汉市三大经济增长极和城市布局的三大产业带之一。
汉正街也在重塑自己的形象。2005年9月28日，“汉正街复兴联盟成立大会”举行，6家开发企业与汉正街管委会共同结成汉正街复兴联盟，并庄严签署《汉正街复兴宣言》，重振“天下第一街”，试图以新一轮商业地产开发擦亮汉正街这块金字招牌，其最激动人心的口号莫过于“传承一个500年，再续一个500年”。
突围从城市圈开始
7月1日，由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司司长孔泾源带队的考察团飞赴武汉。10天之后，武汉市市委书记苗圩揭开了武汉方案的神秘面纱。苗圩透露，武汉申报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主打城市圈牌。
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牵头编制完成的武汉城市圈总体发展规划将于7月29日在北京进行评审，这是最后一个编制完成的中部城市群发展总体规划。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区域间的经济竞争已演变为城市群间的竞争。
武汉城市圈，是指以武汉为中心，以100 公里为半径的城市群落，它包括了武汉及湖北省内的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8 个周边城市。这里是湖北人口、产业、城市最为密集的地区，也是我国中部最具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地区。整个圈层将会强化主城武汉的综合实力。
武汉大学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伍新木教授，是武汉角逐“新特区”的积极支持者，从2003年起，伍新木就担任《武汉城市圈发展研究》这一课题的首席专家。他表示，武汉城市圈起步早，已经作出了规范权威的规划，“若能列为国家新一轮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武汉城市圈建设的经验、道路、模式、体制机制的普适性、示范性意义会很大”。他认为，“新一轮的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摒弃了之前传统建特区，给政策、给优惠的办法。新的试验区，没有政策上的倾斜，更多的是体现企业和民众在改革中的主体地位。”
他还对记者说，随着圈内产业融合步伐的加快，城市圈产业格局将呈现出专业化、规模化、集群化趋势，武汉的集聚效应会大大增强，随着周边8市一批企业的总部或营销总部搬到武汉，这种“工业双迁”的模式，使“总部经济”和“工厂经济”产生分离，将刺激原有封闭的各城市政府行政机构。
也有专家指出，由于武汉城市圈中其他八城市规模太小，武汉城市圈应该以更加开放的的姿态，积极与其他城市和地区合作，充分利用自身区位优势，争取经济良性快速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武汉城市圈不仅仅是囿于湖北省之内，而是成为中部的制造业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和教育科研中心，与其他中部的城市一起构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
破局 从高端路线开始
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中部崛起主要在于依靠接纳从东部地区转移过来的产业，或“东引西进”。但事实上，尽管湖北省、武汉市都为之付出了极大的热忱与努力，东部地区的产业并没有预期中的那样向中部转移。
“东部的产业转移被湖南、江西安徽所拦截。国家入世后，西部地区的人力优势又比中部地区明显，环境容量也比中部地区大。”在探究武汉今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时，赵凌云如是说，“由此产业资本直接跳过武汉甚至湖北这个区域，武汉发展遭遇‘东抢西夺’的困局。”
“未来武汉的商机，当属服务业和金融业两块领域最有前景。”
高端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核心，具有高科技含量、高人力资本投入、高附加值、高产业带动力、高开放度、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等特征。高端服务业发达程度逐步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如今的武汉，走的是一条“增量式发展”的道路。武汉在招商引资方面要走高端路线，占领高端资源。引进战略投资者；在引进产品内容上，要大力发展服务外包。2006年，武汉市被国家认定为“国家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成为中部地区惟一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武汉市政府决定每年设立1亿元专项基金支持发展服务外包产业。
今年4月10日－11日，在武汉召开首届“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与合作国际论坛”上，10多家与会的世界500强企业表示了入驻武汉的意向。而且世界最大的IT服务外包巨头EDS正式入驻武汉光谷，将其全球第四个服务中心设在武汉，成为继IBM之后，又一个把全球外包服务中心设在武汉的跨国外包巨头。 而排在这两家公司之后的，还有微软、英特尔、西门子等大部分企业。
再问大武汉
武汉的确重新翻开了一页，并且有一个不错的开头。
但是，冷观武汉的发展，依然并不那么乐观。
例如武汉引以为豪的几大优势，放在当前的全国乃至全球的范围来看，这些优势并不是多么突出。如今，中国的大中小城市介绍投资环境，似乎都离不开交通，“通江达海”、“贯通南北，联结东西”的也不少，即使偏远的城市也千方百计从“两通（交通、流通）突破”。
当今把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立市之本，人才争夺战更为“白热化”。被视为城市支柱的优势产业，钢铁、汽车、石化、烟草、光电子等，都不能简单称之为“人无我有”了。
具体分析武汉城市圈的城市产业构成，不难看出圈内各城市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武汉首位度过高，城市圈出现断层结构。至于城乡二元结构、传统的增长方式、环境和资源压力增大、社会转型过程中矛盾高发，自身政府管理效率不高、企业家创新意识不足、市场诚信氛围不浓等更是潜伏着的矛盾和隐患。
同时，武汉还面临着中部其他中心城市强劲发展态势的挑战。特别是分别位于武汉城市圈南北的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动作更大、发展更快，成为武汉城市圈强劲的竞争对手。
我们看到，光谷、汽车城和钢城构成的稳定铁三角正撑起武汉新世纪的天空。相对于中部其他任何一座城市，总部经济成为武汉最具有自身个性的一张“王牌”。这张牌对武汉的产业升级、城市地位、综合竞争力等诸多方面都会带来质的提升，进而可以全面带动武汉城市圈。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副牌武汉能够有多少胜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