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届国展，我参加了首次设立的多媒体类的比赛，这次有幸成为纪录类的评委。以这两种不同的身份来看国展，心境是完全不同的。作为参赛者，觉得国展获奖很难；而当评委的感觉则相反。大概是因为，参赛者最后只能看到评委沙里淘金的结果——掏出来的“金子”；而评委满眼看到的都是“沙粒”。
　　这届国展来稿大约12万张（组），纪录类作品占到了其中的七成，这还是参赛规则限制投稿量的结果。我本想，国展最不缺的是数量，但是这两年我所见到的许多优秀照片并未出现在国展来稿中。究其原因，或许有些专业摄影记者更看重专业性更强的荷赛、华赛之类的赛事。另外，多数重大影赛的投稿时间每年是基本固定的，摄影师与之有一种“约会”意识，到哪个月投哪个奖心里都有个小九九。即便是根本不愁参赛者的荷赛，在每年底都要给各国参加过荷赛的摄影师发出多封电子邮件，提醒他们参赛。而国展基本上两年举办一届，但征稿时间却并不固定。这就有可能使一部分未注意到征稿启示的摄影师错过了投稿时间。再有，动辄十万的来稿量本身也许会吓退一些潜在参赛者，觉得获奖过于渺茫。这次淘金的过程充满纠结。为了鼓励单幅作品，这次单幅的奖项设置要多于组照。但评到最后，总觉得令人眼前一亮的“金子”并未出现。特别是纪录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的照片，数量和质最都低于我的预期。组照的整体水平超出单幅，评到最后，给我的感觉是单幅谁上都勉强，组照谁下都可惜。
　　据我观察，选题扎堆的现象仍然非常严重，特别是几乎成为每一次影赛中主角的民俗类照片仍然占相当大的比例。我们常常感叹，现代化的大潮令中国传统文化流失。而看我们国展纪录类的来稿，仿佛中国还生活在100年前。只不过，摄影者镜头中的“传统”，很多并非是活之于民众之中的情感需要，而是在商业利益驱动下的表演。从照片的题目就可见一斑。来稿中冠以“最后的”“即将消失的”之类题目的照片特别多。例如：“最后的茶馆”、“最后的蒸汽机车”、“最后的打刀客”、“最后的养雕人”、“最后的榨油坊”、“最后的土法造纸”等等。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些带有时代烙印的历史文化景观正在消失。这些年，有的严肃的纪实摄影家出于一种文化使命，用相机追怀过去、保存历史。但也有大最摄影者不断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比如，至少有十几组照片拍的是成都的同一个茶馆。在甘肃永泰古城拍的“牧归图”，相似的羊群、相似的落日、相似的角度、大同小异的照片不下几十幅。这类影像在各大影赛和摄影节中不断出现，说明这些所谓“最后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会是“最后的”，我断言仍然会不断出现在今后的影赛中。有意思的是，来自成都的评委事后说，很多拍成都茶馆的并不是来自成都的摄影者。有一个词这几年蛮流行，叫做“行摄”，就是旅游+摄影，有些人是为了旅行而摄影，还有些人是为了摄影而旅行。一般而言，文化差异性越强，对旅行者或者说摄影者吸引力越大。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多摄影爱好者热衷于拍摄他自己并不熟悉的他乡民俗。很多地方为了吸引游人，都举办旅游文化节，吸引各地游客和影友参加。这些作品通过不断获奖和展出，又带动了大批新的摄影爱好者奔向这些地区。于是，我们看到同样的题材被不断重复。这次，这类作品最终鲜有获奖。这也体现了本次国展记录类评选一个带有导向性的态度，就是更加褒奖那些关注现实，关注进程、关注民生的作品。
　　我个人始终认为，摄影有多种功能：纪录、认识、审美、教育、娱乐、装饰等等。摄影之于不同的摄影者的意义和使命也是不同的。纪实摄影家的使命是做时代之眼历史之眼，人民之眼。而对于绝大多数摄影爱好者来说，摄影只是一项健康的爱好，在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把摄影与旅游结合起来，走马观花也好，蜻蜓点水也好，刻意猎奇也好，目的是怡情养性，如果能和摄影家拍得一样好看，甚至在比赛中得个奖就更好了。他们没有反映社会现实，纪录历史进程的责任。对于抱着游客的心态在拍摄的影友们，没有必要大加鞭挞，斥为“糖水”和“恶俗”。我们常常说，摄影师更应该关注身边的生活，这无疑是对的。但是，作品的优劣并不一定取决于作者身份是否属于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个生活圈和文化圈。有很多优秀作品的作者是外来人。比如，作为一个巴西人，萨尔加多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无论是乌克兰的钢铁厂、古巴的甘蔗田，还是卢旺达的茶园、玻利维亚的锡矿……萨尔加多的作品都充满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首先来自于坚定的信念和真诚的态度。一个优秀的摄影家一定会在拍摄别处生活的时候，找到自己。爱有多深，投入就有多深，了解有多深，表达就有多深。
　　全世界的摄影人都羡慕中国摄影师身处摄影资源如此丰富的国度和正在经历伟大变革的时代。数年一次的国展寻找的正是能够成为今天这个时代记忆的摄影作品。对于一味扎堆，没有独行，欠缺思考，模仿复制出的作品，国展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展示平台。摄影当然是要看到，才能拍到；但很多时候，只有想到，才能看到。哪怕看到的一样，看出的也应该不一样。
　　世界在摄影者眼中应该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