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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2000-2012年清华大学大国与国际关系数据库中的双边关系指数来探索国际关系对服务贸易的作用。与货物贸易不同，由于服务贸易的无形性、不可分离性、异质性和难以储存性的特点，两国一旦在政治上处于紧张状态时，一国政府很可能拥有更多的途径去对另一国的服务贸易进口进行制裁而不违背其所缔结的国际条约。试图在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人口和汇率等影响因素找到政治与服务贸易的定量关系，经实证研究找出政治对服务贸易的正向作用，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国际政治；服务贸易；引力模型；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8.16.057
1 引言
当今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政治关系与国际贸易的往来与相互作用长久以来就是众多学者争论的焦点。在已有的文献中，许多学者就国家间关系同贸易总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中不乏有针对特定产业的，亦有考虑将国企这一主体纳入考量范围的，还有研究产业间交互作用的。
但是就以往研究而言，聚焦点往往都在货物贸易层面上，鲜有探究国家间政治关系同服务贸易之间关系的文献。 服务业本身涵盖广泛，包括文化，旅游，运输等一系列产业，具有无形性，不可分离性，异质性，不可储藏性等特点。WTO《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国际服务贸易是指服务提供者从一国国境内，通过商业存在或者向服务消费者提供并获得外汇收入的过程并细分为四类：过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或存在。
在进行国际服贸易的过程中，一国政府常对外国生产提供的服务的销售设置各种限制与障碍，诸如产品移动壁垒、技术性服务壁垒、垄断、股权限制资本移动壁垒。通过这些方式限制服务提供的数量，要么使服务的成本增加。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蔓延，许多国家通过限制进口的方式来保护其国际服务贸易的领先优势。
由于服务贸易壁垒本身所具有的灵活性、选择性、隐蔽性等特点，在必要时刻政府具有了更多的干预力。因而两个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对服务贸易可能具有影响力。本文将基于引力模型，通过研究服务贸易来丰富国家间政治对对外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探究其差别及差别背后的原因。
2 文献综述
2.1 大国关系的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了清华大学大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该数据库利用了《人民日报》和中国外交部网站的报道信息，提炼出不同事件外交影响力的大小。凭借这种方法数据库将国家间政治关系进行了量化，并将大国关系由好到坏分成了“友好”、“良好”、“普通”、“不和”、“紧张”、“对抗”这六个分值范围，数值越大代表关系越好。
本文从数据库中选取了5个国家同中国的关系指数进行研究，分别为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根据联合国2015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这五个国家均被认定为发达国家，因而使得研究具有针对性，这五个国家间的量化关系如图1。
2.2 政治对贸易的影响
2.2.1 英文文献
1971年约翰·加尔顿（Johan Galtung）也提出中心与外围国家间的贸易通常是由二者支配与被支配的政治关系所决定的，形成了对上述思想的重要补充。2012年希罗·阿姆斯特朗（Shirop Armstrong）研究了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对两国经济关系的影响，作者认为经济关系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政治关系恶化会破坏贸易关系，或者对贸易产生阻碍，但是中日之间贸易关系没有被两国政治关系的紧张破坏，而保持繁荣，原因在于中日之间近距离的地理位置，两国之间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及两国都加入的多边贸易组织。
2.2.2 中文文獻
国内学者就国家间政治同国际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政治关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学者们发现了尽管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很紧张，但是贸易上仍保持着较高数量的进出口额。
邝艳湘，向洪金（2009）利用1980-2001年间东亚国家之间的贸易数据，对贸易和国际冲突进行了因果关系检验，得出“在某些东亚国家之间，国际贸易与双边冲突/合作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就整体而言，东亚地区的政治关系对于东亚地区的经贸活动的影响，要大于经贸活动对政治关系的影响”的结论杜映昕（201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上一年的在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大国出口存在较为显著的影响，而未来的政治关系对贸易没有显著的影响。翟凯霞（2017）年研究了国家间政治关系对货物贸易的影响，经过实证研究发现国家间政治关系对非东亚国家显著，对非东亚国国家不显著。
就服务贸易层面而言，郑吉昌（2004）对波特的“钻石模型”进行了修正，建立了服务贸易竞争力模型，将生产要素、机遇、企业挑战、需求条件、政府作用及支持型产业方面结合起来考察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变动根源。涂远芬（2016）年经实证研究分析得出中国服务贸易成本高于货物贸易成本，我国1995年-2011年关税当量的平均服务贸易成本为1.543，比同期货物贸易成本高75.75%。黄艳希（2017）年经实证研究后提出，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外资自由化进程较为缓慢，尤其表现在鼓励类别较少，同时将多种服务类项目列为金之类，也反映出了政府在服务业外资开放过程中的保守与谨慎的态度。
就以往的研究成果而言，各国学者均研究过国家间政治关系同货物贸易的关系以及服务贸易本身的竞争力及服务贸易壁垒。但是很少有学者将这二者关联起来，双边服务贸易数据的获取及如何量化国家间政治关系一直以来保持着较高的难度。
3 中国服务贸易总额现状
就整体趋势而言，尽管增长迅猛程度不及货物贸易，我国从千禧年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还是呈高速增长，其中2003年到2004年的增长幅度达到35%。我国尽管对服务贸易有所限制，但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还是缔结了很多互惠互利，对外开放的条款。据世界银行专家Ianchovichina等人的计算，中国全部市场准入承诺的平均数（“平均数”表明承诺减让表中已做出承诺的部门或服务提供方式的组合相对于最大可能组合的比例）为57.4%， 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在乌拉圭回合中提出的承诺。这进一步论证了我国在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过程中还是做出了许多尝试的。 在国际条约中，关于对货物贸易壁垒的限制条件规定得很明确，可执行性十分强，而有关服务贸易的条款则显得抽象而不够具体明细。因而当两个国家出现政治冲突时很有可能在不违背所缔结的国际条约的前提下，对服务贸易隐蔽地设置壁垒。本文所要研究的正是大国关系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检测当国家间发生冲突和矛盾时或者关系非常友好时进出口额的变化规律。
4 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4.1 引力模型
贸易引力模型源于牛顿经典力学的万有引力公式，Tinbergen（1962）和Pyhonen（1963）对其在经济学领域做了发展、延伸，提出了贸易引力模型，如下式：
转化成对数形式后可得到贸易流对出口国、进口国GDP和两国距离的弹性，此外转化成对数形式还可以减少数据中的异常点，避免残差的非正态分布和异方差现象。
4.2 综合模型设立
尽管引力模型最初是建立在货物贸易的基础上，但之后学者在做实证分析时发现服务贸易也同样对该模型适用，但是在适用上还是有些区别。2004年Kimura和Lee经实证研究发现距离对于服务贸易的影响程度要远大于货物贸易的影响程度。Linneman（1966）将人口变量、Bergstand（1985）将汇率在做研究是分别引入到模型中从各方面分析这些因素可能会对贸易流量产生的影响。
为了探究国家间政治和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总量的关系，本文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运用了清华大学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中的大国关系指标。
4.3 描述性变量及说明
GDPCt，GDPFit为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变量，其单位均为百万美元。经各个学者的实证检验，其为影响进出口贸易总量的重要变量，进而本文保留了这些变量。传统的贸易引力模型认为，国内生产总值越大，双边贸易量越大，且本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对贸易总额大于外国的然而在进行时间中心化时其会因多重共线性问题而被剔除掉。
DISit为引力模型的另一个基础变量，用两个国家的首都间的距离来表示，测绘数据来源于谷歌地图，单位为千米。一般认为地理距离对双边贸易总量呈负相关关系。所以在进行回归时保留了此数据，但由于地理距离是个固定值，不随时间变化，因而在进行个体中心化时，该变量由于多重共线性问题被剔除掉。
POPCt和POPFit的单位为万人，一般认为人口越多的国家，生产力和消费能力越高对贸易总量呈正向影响。EXFit和EXCt为一美元等价于多少单位i国货币或者中国货币。汇率的变化会影响进出口国价格上的竞争有优势，并且汇率的变化对一国的进出口影响作用刚好相反，進而汇率对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4.4 回归结果分析
在STATA 13.0录入相关数据后并进行回归得到如图4的结果。
根据（1）（2）（3）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系数对进出口服务贸易总额显著，无论是否加入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这表明了国家关系本身会影响到进出口服务贸易总额，且每个国家均存在一些随时间变化而不随个体变化及随个体变化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前者有可能归因于国际及经济大形势，例如经历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各国服务贸易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09年均有所下降。后者有可能归因于国家间本身的特征，例如中国同日本尽管关系上很紧张，但是因为历史原因，地理原因仍拥有者较高的贸易总额；或者说是因为尽管国家间关系有一阵十分紧张，但因二者均为WTO成员国，仍需遵循之前所缔结的相应的国际条约。
（5）（6）证明了引力模型中的主要因素——进出口国GDP总量和距离均对服务贸易总量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也符合我们对模型的预期。此时我们可以发现在大国关系对国际服务贸易的影响在此时此刻为负值。这和我们的预期刚好相反，为什么出现此原因我们对之前的数据进行了相应的查询，我们发现即便英国法国GDP总量均高于韩国，但是韩国对中国的进出口服务贸易总额仍更加高；从日本方面讲我们可以发现其国家关系整体而言同中国最为紧张，但其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对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这两点因素可能会导致政治关系对服务贸易总额的影响为负值。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可能是某些和区位相关的遗漏变量没有完全剔除导致了遗漏变量偏差进而使政治关系，取得了负向效应。
在（7）中，我们采用了时间固定效应，并加入了外国人口数量作为又一控制变量，此时我们发现所有的变量和截距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人口在前几个回归中属于影响因素较为重大的遗漏变量，这证明了人口越多那么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量的供给和需求就越大。对比人口和服务贸易数据我们发现日本和美国人口均比较多，且同中国服务贸易的总量较大，并且政治关系上不如其他国家。由此可以推测为什么人口这一变量十分的重要。LnGDPF的系数是负值，不符合于贸易引力模型，其原因可归为加入了LnPOPF，就发达国家而言，往往人口总量越多，人均GDP也越多，二者有一定程度上的关联性。研究所选取的五个国家均为发达国家，加上人口的影响因素强，因而出现了此结果。对比（8），采取时间固定效应我们可以发现回归的效果并不如（7），这说明有更多的遗漏变量是随时间变化而非个体变化的。
就（9）而言，我们采用了时间固定效应，并加入了汇率，但是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距离对服务贸易总量起到了正向的作用，这和贸易引力模型出入十分大，不符合之前的研究结果，因而予以舍弃。可能也是假如汇率后，由于对进出口总量方向既可能产生增加的效应，也可能产生减少的作用，因而造成了此种不确定性较强的结果。
因此在此阶段最优的回归模型为（7）：
5 结论及建议
5.1 研究结论
由于服务贸易数据的统计的保全并非十分完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因而本文在选取变量时多使用的是发达国家的数据。在之前相关学者研究大国关系对货物贸易的影响时，由于研究的时间段对象国和贸易领域的不同，对其并没有统一的结论。政治关系对贸易的影响有可能是正相关、负相关，或者是不显著。但是大部分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两国政治关系越友好，贸易总量往往越大，反之因不友好的关系产生相应的制裁行动则会降低双边贸易量。这一观点是符合人们的逻辑和常识的。 本文的面板数据主要来源于5个发达国家从2000-2012年这十三年间的发展状况数据，其中有两个国家为亚洲国家，另外三个是西方国家，得到如下的结论：
（1）就整体而言我们发现通过用时间固定效应处理数据后，发现了政治关系对国际服务贸易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滞后性。这同之前学者研究的政治关系与货物贸易的关系是一致的。
同货物贸易一样，往往两个国家的地理距离越近，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量也会越多。韩国正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尽管其人口属于这五个国家里面最少的，但由于其距离近并且同中国关系良好，韩国同中国进出口服务贸易总量位居这五个国家中的第二位。
（2）中国不同区域的贸易伙伴，政治关系与服务贸易的关系是不同。总回归结果中lnGDPF系数为负可能是样本量有限的结果。本文中韩国的GDP低于法国和英国然而，贸易总量却更多，可能因为地理位置，文化相似性，自贸区的优势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GDP的回归结果是负数。因而在探究贸易伙伴间的关系时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区域具体分析，综合考量所有的相关因素及其可能影响的范畴。
5.2 政策建议
根据回归结果，整体而言发达国家同中国的政治关系会对服务贸易进出口额造成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这也启示着我国要不断地加强同外国的经贸合作，完善法制建设，进一步完备投资招商策略，以促进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在推动自贸区建设的同时，要不断推动和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鼓励“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国家政策。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当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使自己的产品和文化能够走出去。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John Galtung.A Structural Theory of Imperialism[J].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71，8（2）：81-117.
[2]Armstrong S P.The Politics of Japan-China trade and the role of the world trade system[J].The World Economy， 2012，35（9）：1102-1120.
[3]Poyhonen， P.A Tentative Model of the Volume of Trade between Countries[J].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e， Band 90，1963：9-21.
[4]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使用方法[Z].2012.
[5]邝艳湘，向洪金.贸易与国际冲突的因果检验[J].国际政治科学，2009，（2），1-26.
[6]杜映昕.国家间政治冲突对贸易的影响——文献综述及基于中国与大国关系的實证研究[J].经济学报，2015，2（01）：124-144.
[7]翟凯霞.国家间政治关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7.
[8]郑吉昌，夏晴.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相关因素探讨[J].国际贸易问题，2004，（12）：15-18+23.
[9]涂远芬.中国双边服务贸易成本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6，（01）：17-27.
[10]黄艳希.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政治经济分析[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7.
[11] 杜映昕，郭美新，余心玎.国家间政治关系对行业贸易的影响：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J].经济学报，2017，4（01）：13-40.
关键词：国际政治；服务贸易；引力模型；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8.16.057
1 引言
当今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政治关系与国际贸易的往来与相互作用长久以来就是众多学者争论的焦点。在已有的文献中，许多学者就国家间关系同贸易总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中不乏有针对特定产业的，亦有考虑将国企这一主体纳入考量范围的，还有研究产业间交互作用的。
但是就以往研究而言，聚焦点往往都在货物贸易层面上，鲜有探究国家间政治关系同服务贸易之间关系的文献。 服务业本身涵盖广泛，包括文化，旅游，运输等一系列产业，具有无形性，不可分离性，异质性，不可储藏性等特点。WTO《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国际服务贸易是指服务提供者从一国国境内，通过商业存在或者向服务消费者提供并获得外汇收入的过程并细分为四类：过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或存在。
在进行国际服贸易的过程中，一国政府常对外国生产提供的服务的销售设置各种限制与障碍，诸如产品移动壁垒、技术性服务壁垒、垄断、股权限制资本移动壁垒。通过这些方式限制服务提供的数量，要么使服务的成本增加。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蔓延，许多国家通过限制进口的方式来保护其国际服务贸易的领先优势。
由于服务贸易壁垒本身所具有的灵活性、选择性、隐蔽性等特点，在必要时刻政府具有了更多的干预力。因而两个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对服务贸易可能具有影响力。本文将基于引力模型，通过研究服务贸易来丰富国家间政治对对外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探究其差别及差别背后的原因。
2 文献综述
2.1 大国关系的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了清华大学大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该数据库利用了《人民日报》和中国外交部网站的报道信息，提炼出不同事件外交影响力的大小。凭借这种方法数据库将国家间政治关系进行了量化，并将大国关系由好到坏分成了“友好”、“良好”、“普通”、“不和”、“紧张”、“对抗”这六个分值范围，数值越大代表关系越好。
本文从数据库中选取了5个国家同中国的关系指数进行研究，分别为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根据联合国2015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这五个国家均被认定为发达国家，因而使得研究具有针对性，这五个国家间的量化关系如图1。
2.2 政治对贸易的影响
2.2.1 英文文献
1971年约翰·加尔顿（Johan Galtung）也提出中心与外围国家间的贸易通常是由二者支配与被支配的政治关系所决定的，形成了对上述思想的重要补充。2012年希罗·阿姆斯特朗（Shirop Armstrong）研究了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对两国经济关系的影响，作者认为经济关系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政治关系恶化会破坏贸易关系，或者对贸易产生阻碍，但是中日之间贸易关系没有被两国政治关系的紧张破坏，而保持繁荣，原因在于中日之间近距离的地理位置，两国之间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及两国都加入的多边贸易组织。
2.2.2 中文文獻
国内学者就国家间政治同国际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政治关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学者们发现了尽管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很紧张，但是贸易上仍保持着较高数量的进出口额。
邝艳湘，向洪金（2009）利用1980-2001年间东亚国家之间的贸易数据，对贸易和国际冲突进行了因果关系检验，得出“在某些东亚国家之间，国际贸易与双边冲突/合作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就整体而言，东亚地区的政治关系对于东亚地区的经贸活动的影响，要大于经贸活动对政治关系的影响”的结论杜映昕（201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上一年的在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大国出口存在较为显著的影响，而未来的政治关系对贸易没有显著的影响。翟凯霞（2017）年研究了国家间政治关系对货物贸易的影响，经过实证研究发现国家间政治关系对非东亚国家显著，对非东亚国国家不显著。
就服务贸易层面而言，郑吉昌（2004）对波特的“钻石模型”进行了修正，建立了服务贸易竞争力模型，将生产要素、机遇、企业挑战、需求条件、政府作用及支持型产业方面结合起来考察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变动根源。涂远芬（2016）年经实证研究分析得出中国服务贸易成本高于货物贸易成本，我国1995年-2011年关税当量的平均服务贸易成本为1.543，比同期货物贸易成本高75.75%。黄艳希（2017）年经实证研究后提出，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外资自由化进程较为缓慢，尤其表现在鼓励类别较少，同时将多种服务类项目列为金之类，也反映出了政府在服务业外资开放过程中的保守与谨慎的态度。
就以往的研究成果而言，各国学者均研究过国家间政治关系同货物贸易的关系以及服务贸易本身的竞争力及服务贸易壁垒。但是很少有学者将这二者关联起来，双边服务贸易数据的获取及如何量化国家间政治关系一直以来保持着较高的难度。
3 中国服务贸易总额现状
就整体趋势而言，尽管增长迅猛程度不及货物贸易，我国从千禧年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还是呈高速增长，其中2003年到2004年的增长幅度达到35%。我国尽管对服务贸易有所限制，但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还是缔结了很多互惠互利，对外开放的条款。据世界银行专家Ianchovichina等人的计算，中国全部市场准入承诺的平均数（“平均数”表明承诺减让表中已做出承诺的部门或服务提供方式的组合相对于最大可能组合的比例）为57.4%， 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在乌拉圭回合中提出的承诺。这进一步论证了我国在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过程中还是做出了许多尝试的。 在国际条约中，关于对货物贸易壁垒的限制条件规定得很明确，可执行性十分强，而有关服务贸易的条款则显得抽象而不够具体明细。因而当两个国家出现政治冲突时很有可能在不违背所缔结的国际条约的前提下，对服务贸易隐蔽地设置壁垒。本文所要研究的正是大国关系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检测当国家间发生冲突和矛盾时或者关系非常友好时进出口额的变化规律。
4 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4.1 引力模型
贸易引力模型源于牛顿经典力学的万有引力公式，Tinbergen（1962）和Pyhonen（1963）对其在经济学领域做了发展、延伸，提出了贸易引力模型，如下式：
转化成对数形式后可得到贸易流对出口国、进口国GDP和两国距离的弹性，此外转化成对数形式还可以减少数据中的异常点，避免残差的非正态分布和异方差现象。
4.2 综合模型设立
尽管引力模型最初是建立在货物贸易的基础上，但之后学者在做实证分析时发现服务贸易也同样对该模型适用，但是在适用上还是有些区别。2004年Kimura和Lee经实证研究发现距离对于服务贸易的影响程度要远大于货物贸易的影响程度。Linneman（1966）将人口变量、Bergstand（1985）将汇率在做研究是分别引入到模型中从各方面分析这些因素可能会对贸易流量产生的影响。
为了探究国家间政治和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总量的关系，本文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运用了清华大学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中的大国关系指标。
4.3 描述性变量及说明
GDPCt，GDPFit为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变量，其单位均为百万美元。经各个学者的实证检验，其为影响进出口贸易总量的重要变量，进而本文保留了这些变量。传统的贸易引力模型认为，国内生产总值越大，双边贸易量越大，且本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对贸易总额大于外国的然而在进行时间中心化时其会因多重共线性问题而被剔除掉。
DISit为引力模型的另一个基础变量，用两个国家的首都间的距离来表示，测绘数据来源于谷歌地图，单位为千米。一般认为地理距离对双边贸易总量呈负相关关系。所以在进行回归时保留了此数据，但由于地理距离是个固定值，不随时间变化，因而在进行个体中心化时，该变量由于多重共线性问题被剔除掉。
POPCt和POPFit的单位为万人，一般认为人口越多的国家，生产力和消费能力越高对贸易总量呈正向影响。EXFit和EXCt为一美元等价于多少单位i国货币或者中国货币。汇率的变化会影响进出口国价格上的竞争有优势，并且汇率的变化对一国的进出口影响作用刚好相反，進而汇率对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4.4 回归结果分析
在STATA 13.0录入相关数据后并进行回归得到如图4的结果。
根据（1）（2）（3）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系数对进出口服务贸易总额显著，无论是否加入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这表明了国家关系本身会影响到进出口服务贸易总额，且每个国家均存在一些随时间变化而不随个体变化及随个体变化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前者有可能归因于国际及经济大形势，例如经历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各国服务贸易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09年均有所下降。后者有可能归因于国家间本身的特征，例如中国同日本尽管关系上很紧张，但是因为历史原因，地理原因仍拥有者较高的贸易总额；或者说是因为尽管国家间关系有一阵十分紧张，但因二者均为WTO成员国，仍需遵循之前所缔结的相应的国际条约。
（5）（6）证明了引力模型中的主要因素——进出口国GDP总量和距离均对服务贸易总量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也符合我们对模型的预期。此时我们可以发现在大国关系对国际服务贸易的影响在此时此刻为负值。这和我们的预期刚好相反，为什么出现此原因我们对之前的数据进行了相应的查询，我们发现即便英国法国GDP总量均高于韩国，但是韩国对中国的进出口服务贸易总额仍更加高；从日本方面讲我们可以发现其国家关系整体而言同中国最为紧张，但其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对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这两点因素可能会导致政治关系对服务贸易总额的影响为负值。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可能是某些和区位相关的遗漏变量没有完全剔除导致了遗漏变量偏差进而使政治关系，取得了负向效应。
在（7）中，我们采用了时间固定效应，并加入了外国人口数量作为又一控制变量，此时我们发现所有的变量和截距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人口在前几个回归中属于影响因素较为重大的遗漏变量，这证明了人口越多那么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量的供给和需求就越大。对比人口和服务贸易数据我们发现日本和美国人口均比较多，且同中国服务贸易的总量较大，并且政治关系上不如其他国家。由此可以推测为什么人口这一变量十分的重要。LnGDPF的系数是负值，不符合于贸易引力模型，其原因可归为加入了LnPOPF，就发达国家而言，往往人口总量越多，人均GDP也越多，二者有一定程度上的关联性。研究所选取的五个国家均为发达国家，加上人口的影响因素强，因而出现了此结果。对比（8），采取时间固定效应我们可以发现回归的效果并不如（7），这说明有更多的遗漏变量是随时间变化而非个体变化的。
就（9）而言，我们采用了时间固定效应，并加入了汇率，但是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距离对服务贸易总量起到了正向的作用，这和贸易引力模型出入十分大，不符合之前的研究结果，因而予以舍弃。可能也是假如汇率后，由于对进出口总量方向既可能产生增加的效应，也可能产生减少的作用，因而造成了此种不确定性较强的结果。
因此在此阶段最优的回归模型为（7）：
5 结论及建议
5.1 研究结论
由于服务贸易数据的统计的保全并非十分完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因而本文在选取变量时多使用的是发达国家的数据。在之前相关学者研究大国关系对货物贸易的影响时，由于研究的时间段对象国和贸易领域的不同，对其并没有统一的结论。政治关系对贸易的影响有可能是正相关、负相关，或者是不显著。但是大部分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两国政治关系越友好，贸易总量往往越大，反之因不友好的关系产生相应的制裁行动则会降低双边贸易量。这一观点是符合人们的逻辑和常识的。 本文的面板数据主要来源于5个发达国家从2000-2012年这十三年间的发展状况数据，其中有两个国家为亚洲国家，另外三个是西方国家，得到如下的结论：
（1）就整体而言我们发现通过用时间固定效应处理数据后，发现了政治关系对国际服务贸易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滞后性。这同之前学者研究的政治关系与货物贸易的关系是一致的。
同货物贸易一样，往往两个国家的地理距离越近，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量也会越多。韩国正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尽管其人口属于这五个国家里面最少的，但由于其距离近并且同中国关系良好，韩国同中国进出口服务贸易总量位居这五个国家中的第二位。
（2）中国不同区域的贸易伙伴，政治关系与服务贸易的关系是不同。总回归结果中lnGDPF系数为负可能是样本量有限的结果。本文中韩国的GDP低于法国和英国然而，贸易总量却更多，可能因为地理位置，文化相似性，自贸区的优势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GDP的回归结果是负数。因而在探究贸易伙伴间的关系时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区域具体分析，综合考量所有的相关因素及其可能影响的范畴。
5.2 政策建议
根据回归结果，整体而言发达国家同中国的政治关系会对服务贸易进出口额造成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这也启示着我国要不断地加强同外国的经贸合作，完善法制建设，进一步完备投资招商策略，以促进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在推动自贸区建设的同时，要不断推动和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鼓励“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国家政策。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当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使自己的产品和文化能够走出去。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John Galtung.A Structural Theory of Imperialism[J].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71，8（2）：81-117.
[2]Armstrong S P.The Politics of Japan-China trade and the role of the world trade system[J].The World Economy， 2012，35（9）：1102-1120.
[3]Poyhonen， P.A Tentative Model of the Volume of Trade between Countries[J].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e， Band 90，1963：9-21.
[4]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使用方法[Z].2012.
[5]邝艳湘，向洪金.贸易与国际冲突的因果检验[J].国际政治科学，2009，（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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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翟凯霞.国家间政治关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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