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追究行为人的环境修复责任成为环境犯罪治理的重要内容.但环境修复的责任形式形成和发展于司法实践,尚缺乏明确的刑法依据,有违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并且导致适用的混乱,亟需立法完善予以化解适用难题.现有刑罚体系以传统的自由刑、罚金刑等刑罚手段为主,与环境治理的时代需求严重脱节.恢复性司法、环境犯罪的生态属性、刑罚体系的开放性为环境修复责任在刑法中的确立提供了实践依据、理论支撑和立法空间.环境修复责任在刑法中的展开,应包括三个层次:首先将环境治理确立为刑法的任务,为环境修
【机 构】
：
青岛大学 法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出 处】
：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追究行为人的环境修复责任成为环境犯罪治理的重要内容.但环境修复的责任形式形成和发展于司法实践,尚缺乏明确的刑法依据,有违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并且导致适用的混乱,亟需立法完善予以化解适用难题.现有刑罚体系以传统的自由刑、罚金刑等刑罚手段为主,与环境治理的时代需求严重脱节.恢复性司法、环境犯罪的生态属性、刑罚体系的开放性为环境修复责任在刑法中的确立提供了实践依据、理论支撑和立法空间.环境修复责任在刑法中的展开,应包括三个层次:首先将环境治理确立为刑法的任务,为环境修复责任纳入刑法提供方向指引;其次厘清环境修复的性质,将其明确为非刑罚手段,弥补传统刑罚手段的缺陷;最后是构建环境修复的责任体系,将环境修复设置为强制适用的责任方式.
其他文献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是基于人与自然之间交互及对立关系的产生与消解的伟大创造.基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科学内涵以及西方生态社会主义哲学思潮对现代生态问题的回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从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协同、人的全面发展等辩证关系出发,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从理论维度上看,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的创新发展;从实践维度上看,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工程体系化发展,探索构建美好生活的现实路径;从时代价值维度看,是我国对全球生态问题和发展责任的积极关切和自觉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全
环境宪法是指在宪法位阶上以环境保护、经济开发和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规范体系.我国环境宪法主要是宪法或宪法修正案中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条文.宪法序言中“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作为国家任务的宣示,符合环境保护的宪法目的,要求通过建设符合美好生活需要的生存空间,保护人民健康的生存环境以及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在宪法总纲中,可以得出与生态环境保护有关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内容.环境保护应在宪法现有的基本权利保护的体系内涵基础上加以充实或重构,通过宪法体系的客观规范内容以及价值决定的方式,成为国家任务的一部分,而非宪法基本权利
土壤污染作为一种公害,其污染过程具有隐蔽性、持久性和不可逆性等特性,因此土壤污染犯罪行为的认定和刑事责任的承担有其特殊性.根据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和司法解释的有关精神,土壤污染犯罪的危害结果可区分为危险结果和实害结果,在判断土壤污染行为与危害结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时,应坚持科学因果关系理论,并结合特定的生态学等非法律专门知识对土壤污染进行综合评价,同时要把握测试方法的科学性、实施主体的专业性和统计结果的全面性;土壤污染行为人的主观罪过既包括故意的情形又包括过失的情形,为了更好地处置土壤污染犯罪行为,有效避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党的百年历史充分表明,我们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高度重视文艺工作的政党.一百多年来,从“左联”到“鲁艺”,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从第一次文代会到第十一次文代会,党对文艺工作始终高度重视、亲切关怀,文艺事业在党的引领下蓬勃发展、繁荣兴盛,创作了一大批经典作品,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文艺工作者,中华文苑百花竞放、硕果满枝.
我国实践中将非国有林地直接划定为公益林,完全符合管制性征收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行政行为限制权利人的权利行使;二是对权利人造成财产损失.非国有林地管制性征收补偿的可能依据有二:一是管制性征收及其补偿规定;二是基于意思自治的补偿约定.我国现行法律并无非国有林地管制性征收补偿规定,而且现有多数公益林于划定之初并非基于当事人意思,调出区划亦对当事人意思多有限制,难以认定公益林划定以当事人意思为基础.非国有公益林权利人主张权利限制补偿的依据应为《民法典》第10条,即适用管制性征收补偿习惯.2017年前,非国有林地管
环境权是环境法学的核心范畴.关于环境权的法律属性,在学说上始终存在着公权与私权之争,这两种观点都具有其各自的优点,同时它们也具有各自的缺陷,因此,作为领域法学的环境法学之环境权应该是一种兼具公私属性独立、新型的权利.现代环境权以环境利益为中心而展开的权利,是一种新型的良好环境享用权,其主要内容应涉及对环境生态的、精神的、文化的、审美的利益而非财产性权利.因此,当代自然人才是环境权的唯一权利主体,不包括国家、单位、法人等法律拟制的主体与人类、未出生的后代人;环境权的核心内容应该是自然人个体(公民)享有优质环
随着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我国民间调解的作用机制正在从“社会权力主导”向“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共治”的方向转变.在以“人民调解”为主要样态的背景下,当代民间调解解纷效果和治理功能的实现,也在运行机制上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民间调解.实践中存在“规则悬置”现象,以及作为重要强制力保障的“社会性制裁”运行失范,使得民间调解在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国家权力介入.借助国家权力优化民间调解机制,应当通过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拓宽救济渠道、制定基层群众自治规范等,实现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融会贯通和合作,以形成基层治理合力.
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下,规模与效率并重,动态把握两者时空演化特征和耦合协调关系对推动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测度黄河流域9个省域单元2001—2018年的旅游规模,引入超效率SBM模型测算旅游效率,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等方法探讨流域旅游效率和旅游规模的时空动态特征,构建旅游效率与规模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两者的耦合优良性和协同一致性.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旅游效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始终位于生产前沿面以下;空间演变方面,旅游效率表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整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保护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因此,保护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至关重要.以闽南地区厦门市翔安区金柄村为例,根据实地调研情况,分析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指明金柄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基层保护机构、地方性管理办法缺乏;保护投入不足,宣传渠道单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挖掘力度不够,利用不充分;文化传承,后续无人;民众参与保护意识不高,文化自觉性低;民间组织参与保护不显著等问题.确定多元主体共同保护为主要内容的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点任务.加强政府主导
森林保健游憩作为一种快速发展的新型游憩形式,是旅游业与现代林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对森林公园游憩者保健游憩因素与健康效益感知量表的构建,以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410位游憩者样本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践理论模型验证,同时以健康状态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多群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森林公园保健游憩体验要素是自然景观、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与游憩机会,健康效益感知为生理健康恢复、心理情绪调节、社会适应力改善与环境道德品质导向;健康状态的游憩者对于森林公园保健游憩体验与健康效益感知的其中四条路径感知显著,亚健康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