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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伴随人类文明与进步产生与发展起来的，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国家中心城市是指居于国家战略要津、肩负国家使命、引领区域发展、参与国家竞争、代表国家形象的现代化大都市。新时代，在全国布局建设若干国家中心城市，提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针对中国人口特别多的基本国情、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构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体系的重大创新，是引领全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完善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举措。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是新时代的选择
纵观世界城市发展变化，中心城市不但从前是、现在是，未来仍是主导世界发展潮流的主体，并将继续得到强化。国外虽然没有国家中心城市的直接提法，但它们的一些特大中心城市事实上发挥着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如美国的纽约、芝加哥等全球城市控制着全球金融命脉，德国的法兰克福是金融与交通中心，汉堡是水上物流中心，慕尼黑是工业中心，汉诺威是展会中心，日本的东京、大阪、名古屋共同组成了日本东海道城市群。这些城市均处于各自国家城市体系的顶端，是名副其实的“国家中心城市”。
中国是世界城市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约公元前2500-2000年，出现城市的雏型，公元前 2000-1600年间出现城市。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从战国至南北朝时期和从隋唐至清末时期两个阶段。许多城市是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战争等因素而呈现出不稳定的发展趋势。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了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工业化道路，也揭开了现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序幕。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经历了一条坎坷曲折的发展道路，包括起步阶段（1949-1957年）、大起大落阶段（1958-1965年）、停滞阶段（1966-1978年）、恢复与发展阶段（1979-1996年）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1997年至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当前已经步入了以现代化为主旋律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2006年，在《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10年）》中，首次提出了“国家中心城市”概念。《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定位国家中心城市是全国性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全国性经济中心、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16-2030》明确国家城市空间布局新格局，确定北京、广州、上海、深圳为全球城市，确定天津、重庆、沈阳、南京、武汉、成都、西安、杭州、青岛、郑州、厦门为国家中心城市。例如，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关于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形成了国家层面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政策体系，为郑州市提供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重大的使命担当和历史发展机遇。因此，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是新时代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选择。
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职责和核心功能
国家中心城市兼具国内与国际的双重使命。于国内来说，国家中心城市是一个国家城市体系中综合实力最强、能级最高的“塔尖城市”，在国家战略布局中是区域发展的空间支点和核心载体，是国家组织经济活动和配置资源的中枢、国家综合交通和信息网络枢纽、国家科教、文化、创新中心。在全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交往等领域体现国家意志，肩负国家使命，对国家经济发展发挥引领、集聚、辐射、控制、影响和带动等核心引擎的作用，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高代表。于国际而言，国家中心城市承担国家重要发展战略职能，是代表本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载体，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门户。因此，在全国发展的战略格局中，以国家中心城市为支点，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对所在区域的支撑和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一批独具特色、能够独立承担部分国家发展职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区域经濟增长板块是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职责。
国家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治管理决策功能：国家中心城市应是国家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或计划单列市，作为国家、省级政府或者行使区域管理职能的机构所在地，有利于有效贯彻落实国家战略政策意图。
二是经济中枢功能：国家中心城市是国家乃至全球层面某个领域或某个区域组织经济活动和配置资源的中枢，发挥世界级或国家级金融和贸易战略平台、综合交通物流和信息网络枢纽、科技创新中心和服务中心等职能，通过有效组织区域间生产、交换和消费，协调经济活动，辐射带动区域内乃至全国其他城市和地区崛起。国家中心城市主导产业的选择决定了中心城市优化配置区域内外资源的能力。
三是产业集群功能：较大的经济规模是国家中心城市的首要标志。国家中心城市具备互为依托、辐射带动的国家级重要城市群及其支撑腹地，能够产生规模集聚效应，有足够大的经济规模吸引高端要素、新产品和核心生产组织集聚，主要体现在人口、资金、技术等要素一体化流动水平高，提高经济增长能力和效率，从而为区域内部和相邻区域提供大量相关的高端产品和服务。
四是综合服务功能：国家中心城市是人口城镇化和就业的集中承载地，具有国家影响力的社会事业组织机构驻地，是以高度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为核心的生产性服务中心，是金融、法律、广告、会计等专业服务聚集地和总部汇集地，发挥跨区域影响力的高等级公共服务中心的职能。
五是创新功能：创新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的经济发展的带动者和中心应当能够培育科技创新能力，以高端人才和高端知识为核心要素建立发达的创新网络和区域创新体系，为区域的产业结构和制度结构的变革培育更大更强的生产能力动力，以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
六是生态宜居功能：良好的生态环境、硬件和软件的保护提供能力能够为国家中心城市吸引高端人才和核心生产资源等资源提供有利条件，包括清新、洁净、葱郁、优美的自然环境，完善的城市公共设施、交通、住房、安全、就业、就医等硬件物质基础，亲和的人文氛围软件基础。 七是人文凝聚功能：国家中心城市是国家重要的文化名片，具有国家级的文化品牌价值和影响力，能代表中华文明在某一领域的历史文化地位和特色，具有国内领先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
八是国际化开放高地功能：国家中心城市是其所在区域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最重要的平台与载体，承担国际交往的窗口和战略平台作用，需要集聚有一定数量的国际人口和组织机构，国际会展、论坛、节庆赛事的重要举办地，具有较大的国际地缘政治文化影响力。具有吸引国际投资能力和国际贸易能力。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重要意义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对于新时代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推进国际化、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战略意义
第一，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有利于打造中国特色城镇体系顶层架构。新中国建立以来，长期沿用的传统城镇体系格局：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和乡镇五级城镇体系，实际上是缺乏经济区划理念的行政区划体系。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针对中国人地矛盾突出、进入城镇人口数量特别大等问题，如何创造性地破解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历史性矛盾，是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历史需要。因此，建设一批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体系的重大创新，是促进中国国家中心城市在全球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战略举措，对未来全球城镇体系，特别是发展中人口大国城镇体系将会产生重要影响，对中国国内的区域发展战略格局影响深远。
第二，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有利于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较快发展，2017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7%，是日本的2倍以上，创造出了大国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新时代，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已经不再可能靠哪一个经济中心支撑，而是要逐步迈向全面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东部地区的山东半岛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中部地区的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西部地区的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东北地区的哈长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等都保持较快发展，区域增长活力迸发，多点支撑、全面发力的雏型已经显现。因此，建设一批国家中心城市，既有利于增强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也提高了中国经济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韧性，是新时代中国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一种战略性部署。
第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有利于提升中国特色城市建设质量之路。1996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30.48%，2017年城镇化率达到58.52%，21年提高了28个百分点；全国城镇人口由1996年的37304万人升至81347万人，增加44043万人，城镇人口增长成为影响全球城乡格局的最活跃因素。这么大规模的人口进入城市，创造了举世无双的人口城镇化奇迹，同时也面临城镇化过程中质量提升的历史性难题。因此，建设郑州等一批国家中心城市，将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城镇化质量的全面提升，促进中国城镇体系在区域上的多样化、文化上的地域化、功能上的国际化、方向上的绿色化。既破解了进一步发展与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又保障了国家中心城市可持续发展。
現实意义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有利于优化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空间布局，进一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上实行的是区域平衡发展布局战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提出了优先发展沿海，以东部沿海的发展带动中部和西部的区域发展战略。东部区域经济发展迅速，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总体经济发展呈现出区域发展不平衡态势。而国际金融危机及不间断的全球贸易摩擦，都会给世界经济发展增添诸多不确定性，由于外部需求大幅下降，内需经济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提升，产业由东部沿海向内陆地区转移进程加快。内陆地区腹地广阔，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恰是我国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和平台。比如，地处中华腹地的郑州市是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地域市场广阔，人力资源丰富，经济发展迅速，综合交通枢纽、商业资源集聚度等优势明显，作为连接我国中西部的战略枢纽，具备在全国引领、辐射、集散等功能，具有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先天优势。因此，通过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打造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不断拓展开放发展新空间，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将更有力地推动我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理论意义
实践是理论之源。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是我国经济发展新时代的伟大社会实践，既不能简单套用国外城市建设发展的翻版，也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城市建设历史实践，必须走符合新时代发展之路，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迫切需要推进理论创新。因此，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巨大成就的新时代背景中，必须站位新的历史高点，坚持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扬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立足中原城市群，着眼新时代我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围绕更好地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带动作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立场、观点、方法，通过理论上不断探索、不断突破来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新的实践，同时在新的实践发展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是新时代的选择
纵观世界城市发展变化，中心城市不但从前是、现在是，未来仍是主导世界发展潮流的主体，并将继续得到强化。国外虽然没有国家中心城市的直接提法，但它们的一些特大中心城市事实上发挥着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如美国的纽约、芝加哥等全球城市控制着全球金融命脉，德国的法兰克福是金融与交通中心，汉堡是水上物流中心，慕尼黑是工业中心，汉诺威是展会中心，日本的东京、大阪、名古屋共同组成了日本东海道城市群。这些城市均处于各自国家城市体系的顶端，是名副其实的“国家中心城市”。
中国是世界城市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约公元前2500-2000年，出现城市的雏型，公元前 2000-1600年间出现城市。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从战国至南北朝时期和从隋唐至清末时期两个阶段。许多城市是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战争等因素而呈现出不稳定的发展趋势。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了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工业化道路，也揭开了现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序幕。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经历了一条坎坷曲折的发展道路，包括起步阶段（1949-1957年）、大起大落阶段（1958-1965年）、停滞阶段（1966-1978年）、恢复与发展阶段（1979-1996年）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1997年至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当前已经步入了以现代化为主旋律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2006年，在《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10年）》中，首次提出了“国家中心城市”概念。《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定位国家中心城市是全国性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全国性经济中心、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16-2030》明确国家城市空间布局新格局，确定北京、广州、上海、深圳为全球城市，确定天津、重庆、沈阳、南京、武汉、成都、西安、杭州、青岛、郑州、厦门为国家中心城市。例如，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关于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形成了国家层面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政策体系，为郑州市提供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重大的使命担当和历史发展机遇。因此，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是新时代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选择。
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职责和核心功能
国家中心城市兼具国内与国际的双重使命。于国内来说，国家中心城市是一个国家城市体系中综合实力最强、能级最高的“塔尖城市”，在国家战略布局中是区域发展的空间支点和核心载体，是国家组织经济活动和配置资源的中枢、国家综合交通和信息网络枢纽、国家科教、文化、创新中心。在全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交往等领域体现国家意志，肩负国家使命，对国家经济发展发挥引领、集聚、辐射、控制、影响和带动等核心引擎的作用，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高代表。于国际而言，国家中心城市承担国家重要发展战略职能，是代表本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载体，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门户。因此，在全国发展的战略格局中，以国家中心城市为支点，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对所在区域的支撑和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一批独具特色、能够独立承担部分国家发展职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区域经濟增长板块是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职责。
国家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治管理决策功能：国家中心城市应是国家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或计划单列市，作为国家、省级政府或者行使区域管理职能的机构所在地，有利于有效贯彻落实国家战略政策意图。
二是经济中枢功能：国家中心城市是国家乃至全球层面某个领域或某个区域组织经济活动和配置资源的中枢，发挥世界级或国家级金融和贸易战略平台、综合交通物流和信息网络枢纽、科技创新中心和服务中心等职能，通过有效组织区域间生产、交换和消费，协调经济活动，辐射带动区域内乃至全国其他城市和地区崛起。国家中心城市主导产业的选择决定了中心城市优化配置区域内外资源的能力。
三是产业集群功能：较大的经济规模是国家中心城市的首要标志。国家中心城市具备互为依托、辐射带动的国家级重要城市群及其支撑腹地，能够产生规模集聚效应，有足够大的经济规模吸引高端要素、新产品和核心生产组织集聚，主要体现在人口、资金、技术等要素一体化流动水平高，提高经济增长能力和效率，从而为区域内部和相邻区域提供大量相关的高端产品和服务。
四是综合服务功能：国家中心城市是人口城镇化和就业的集中承载地，具有国家影响力的社会事业组织机构驻地，是以高度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为核心的生产性服务中心，是金融、法律、广告、会计等专业服务聚集地和总部汇集地，发挥跨区域影响力的高等级公共服务中心的职能。
五是创新功能：创新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的经济发展的带动者和中心应当能够培育科技创新能力，以高端人才和高端知识为核心要素建立发达的创新网络和区域创新体系，为区域的产业结构和制度结构的变革培育更大更强的生产能力动力，以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
六是生态宜居功能：良好的生态环境、硬件和软件的保护提供能力能够为国家中心城市吸引高端人才和核心生产资源等资源提供有利条件，包括清新、洁净、葱郁、优美的自然环境，完善的城市公共设施、交通、住房、安全、就业、就医等硬件物质基础，亲和的人文氛围软件基础。 七是人文凝聚功能：国家中心城市是国家重要的文化名片，具有国家级的文化品牌价值和影响力，能代表中华文明在某一领域的历史文化地位和特色，具有国内领先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
八是国际化开放高地功能：国家中心城市是其所在区域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最重要的平台与载体，承担国际交往的窗口和战略平台作用，需要集聚有一定数量的国际人口和组织机构，国际会展、论坛、节庆赛事的重要举办地，具有较大的国际地缘政治文化影响力。具有吸引国际投资能力和国际贸易能力。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重要意义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对于新时代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推进国际化、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战略意义
第一，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有利于打造中国特色城镇体系顶层架构。新中国建立以来，长期沿用的传统城镇体系格局：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和乡镇五级城镇体系，实际上是缺乏经济区划理念的行政区划体系。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针对中国人地矛盾突出、进入城镇人口数量特别大等问题，如何创造性地破解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历史性矛盾，是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历史需要。因此，建设一批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体系的重大创新，是促进中国国家中心城市在全球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战略举措，对未来全球城镇体系，特别是发展中人口大国城镇体系将会产生重要影响，对中国国内的区域发展战略格局影响深远。
第二，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有利于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较快发展，2017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7%，是日本的2倍以上，创造出了大国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新时代，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已经不再可能靠哪一个经济中心支撑，而是要逐步迈向全面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东部地区的山东半岛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中部地区的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西部地区的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东北地区的哈长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等都保持较快发展，区域增长活力迸发，多点支撑、全面发力的雏型已经显现。因此，建设一批国家中心城市，既有利于增强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也提高了中国经济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韧性，是新时代中国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一种战略性部署。
第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有利于提升中国特色城市建设质量之路。1996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30.48%，2017年城镇化率达到58.52%，21年提高了28个百分点；全国城镇人口由1996年的37304万人升至81347万人，增加44043万人，城镇人口增长成为影响全球城乡格局的最活跃因素。这么大规模的人口进入城市，创造了举世无双的人口城镇化奇迹，同时也面临城镇化过程中质量提升的历史性难题。因此，建设郑州等一批国家中心城市，将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城镇化质量的全面提升，促进中国城镇体系在区域上的多样化、文化上的地域化、功能上的国际化、方向上的绿色化。既破解了进一步发展与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又保障了国家中心城市可持续发展。
現实意义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有利于优化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空间布局，进一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上实行的是区域平衡发展布局战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提出了优先发展沿海，以东部沿海的发展带动中部和西部的区域发展战略。东部区域经济发展迅速，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总体经济发展呈现出区域发展不平衡态势。而国际金融危机及不间断的全球贸易摩擦，都会给世界经济发展增添诸多不确定性，由于外部需求大幅下降，内需经济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提升，产业由东部沿海向内陆地区转移进程加快。内陆地区腹地广阔，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恰是我国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和平台。比如，地处中华腹地的郑州市是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地域市场广阔，人力资源丰富，经济发展迅速，综合交通枢纽、商业资源集聚度等优势明显，作为连接我国中西部的战略枢纽，具备在全国引领、辐射、集散等功能，具有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先天优势。因此，通过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打造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不断拓展开放发展新空间，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将更有力地推动我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理论意义
实践是理论之源。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是我国经济发展新时代的伟大社会实践，既不能简单套用国外城市建设发展的翻版，也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城市建设历史实践，必须走符合新时代发展之路，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迫切需要推进理论创新。因此，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巨大成就的新时代背景中，必须站位新的历史高点，坚持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扬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立足中原城市群，着眼新时代我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围绕更好地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带动作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立场、观点、方法，通过理论上不断探索、不断突破来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新的实践，同时在新的实践发展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