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DESIGN：邵教授，您什么开始公共设计的研究?
邵健伟：差不多是1994年，那个时候我刚进到香港理工大学，我就想往这方面发展。当时我想，你设计一个电话，基本上你对应的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如果用户不喜欢扔掉都可以，但如果是公共设计，比如说我做的公园的设计，你不能说你不喜欢就不要进去。而且，刚好那时我有些小的项目是关于人的行为研究的，所以就开始往这个方向发展了。在那些小的研究项目中，我认为那个阶段做的最好的一个项目是关于行人电梯研究，当时为这个专题写的学术论文也分别在知名学术期刊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Human Relations上发表，而这两本学术期刊是全球知名的。在研究中，我发现人站在人行电梯上好像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产品、一个货物。人变得静止了，好像在传输带上一样。然后我开始思考人的行为如何成为这样，而设计能够产生怎样的作用。2002年，我到麻省理工学院时，开始跟那边的教授对公共设计问题进行大量讨论和沟通，也是在这个时候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公共空间的，整个研究架构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用户接受”(uset Reception)，即用“接受”的概念研究公共空间中人的行为及其对于设计影响，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研究公共设计，一直到现在。
DESIGN：所以将近有17年的时间。
邵健伟：差不多，但是你如果问我什么时候叫公共设计，我想大概是2002年的时候吧!因为从那个时候我想定一个名字出来。英文的表述“Public Design”有点怪，如果不明白的，“Public”就好像是用来形容“Deslgn”的。中文表述我觉得比较准确，甚至比英文还好。我很喜欢“公共”这两个字，“公”跟“共”这两个字的关系非常有意思。
DESIGN：从最早关注到这个领域到现在，十几年过去，觉得这个研究领域有没有什么变化?
邵健伟：整个世界范围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大家对公共关注比较多了。这个其实比较重要。以前，他们做公共设计，通常谈的都是景观(Lanscape)、都市规划等。尽管现在也是，比如我们如果将公共设计的项目计划提交的时候，那些审批项目的机构一定将这些计划发到那些“建筑”专家去评审。但是从2000年以后，比较多的人开始将公共设计的范畴看的比较宽—点。这也是为什么以前“设计”也是在“建筑”之下。MIT的媒体实验室也是在建筑学院里。但是现在有些概念，特别是“设计”已经变成一个独立的范畴，所以相应的“公共设计”的空间也就变大。
对我自己来说，以前是一个个项目，比如行人电梯、公园的公共设计，现在有些不同的是从观念的角度看，有些研究者是从“服务”的角度，我比较多的是从“人的行为接受”这个观念。“服务”对我而言只是一个范畴，我更注重“人的行为：这是我的视角。
DESIGN：那您觉得现在的公共设计实践与研究主要关注什么?
邵健伟：我自己?
DESIGN：一方面是普遍意义上的“公共设计”在关注什么，一个是您本人主要关注哪些内容?
邵健伟：现在发展比较好的欧洲还是从公共空间角度看公共设计。因为公共设计是发生在公共空间里，不是发生你的家庭里，所以外国人很容易将广场对应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意大利、德国很多的公共设计研究是做公共广场、街道的研究，这是他们的发展方向。有趣的是韩国，首尔在两年前变成了“设计之都”在第一年的时候，他们发展一个重大的讨论公共设计的会议，我当时也去参加了，当然他们还邀请了很多有名的人比如扎哈·啥迪德，后来扎哈的助手去了，谈了一些“有机的”设计，但是整个发言，比较大一点的项目还是谈的建筑和都市规划。为什么他们邀请这些演讲者，其实这也反映出了一个关系，如果谈城市就比较“好看”一点，如果你找一个人在那谈垃圾筒、栏杆好像不合适。所以现在关于公共空间总体理解还是从一些大一点的角度比如城市、建筑看，当然也有人做一些小的项目，比如扎哈也设计桌子，但是她一定用一个大的城市语境包装起来，这个是很难改变的。
DESIGN：您觉得公共设计这个专业，或者这个工作领域，它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邵健伟：简单讲就是提高公共生活的质量和品质。但是从20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或者我们中国，我们首先发展的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家庭不是公共生活，有一台漂亮的车子、一个漂亮的房间，比如我们买iPhone，中国买的最多70中国很多有钱人买一辆漂亮的跑车，比如法拉利、保时捷，但是你看他们停车地方是什么地方，街边那些停车场非常差劲的，根本不能和车子匹配。这么漂亮的车子在城市里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停车场。
DESIGN：所以说最终公共设计的目标还是在于提高公共生活的品质，可能这也是目前在都市变化中所带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邵健伟：是的。但很多人看“公共”就是一个大的尺度，这个是对的，但不是全部。而是也要观察不同用户在其中的互动。人在里面的互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很大的空间里，人和人之间彼此互动。你自己用一个电视只是自己在用，但是城市是大家一起在用的。比如我做的一个超市购物车，它的使用者就不单是一个人。又如我刚才说的那个停车空间，很少有人关注，只要有个地方能停下来就是，无论你的车辆漂亮与否，贵贱与否，这些都无所谓。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这是最重要的。
DESIGN：在您从事公共设计研究这一块，是否存在一些特殊的研究方法?
邵健伟：有啊!核心的部分是对于不同的用户的理解，以及如何把握这种多样性。因为如果全部一样，就不用做公共设计，它不是找一个标准这么简单。如果我真的做标准设计，我也要考虑多样性，用户的需求是不同的。我现在的一些研究不仅是观察现在的不同，这些不同也在变化着，如何把握变化中的不同是最难的。在一定时间里停顿了，这种不同是可以获得，不是很麻烦，但是明天这些人改变了，如何把握。这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课题，也是为什么我提倡弹性的设计的原因。凯文·林奇等那些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的教授们研究弹性、自由、多样性的问题，特别是凯文林奇的《城市的形象》(Tne lmage of city)那本书中对弹性的理解，如果今天我们觉得公共设计错了，我们可不可以回到两年前，怎么办?这是其中的一个角度。
如果错了，怎么改7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怎么样，但是我们的设计如何进入改变。比如香港，我们以前没有那么多内地来的人，但是现在他们来了。这种改变是巨大的，但是怎么办，这个课题最难做的，但也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从公共设计的角度看弹性的设计。
DESIGN：我其实也观察到，您的研究里“弹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它是一种方 法吗?还是一种态度。
邵健伟：对，态度。你用这个词很好。比如我做的关于“可回收”的研究和设计，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又如，如果我到公共洗手间，如果我觉得公共不关我的事的时候，我可以不理它、破坏它，我再脏它，这里面态度非常关键。我另外举一个例子，我在电视里看到一个人在郊野公园最高的地方捡了很多垃圾回来，大家都鼓掌，但是我告诉你在外国从来没有这些事。比如在黄石公园是没有垃圾箱的，因为他们觉得人们想去那里就不会将垃圾放在那里。如果我们说中国最厉害，我们长城最多垃圾箱，其实是很怪的一件事，这是态度的问题。但是设计如何应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设计如何鼓励他们少丢点垃圾、帮助他们改变自己的态度。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措施，比如一些口号，“不要随地丢垃圾”“我们是文明的”我们有很多这些东西。
DESIGN：所以，“弹性”背后的核心是态度的问题，是怎么去应对问题的态度。
邵健伟：是你看到的用户的态度，以及设计师如何看这个问题的态度。
DESIGN：在您的观察里，城市跟十年、二十年前比，变化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特别是从公共设计的角度来观察。
邵健伟：我不能说是好了，还是差70
DESIGN：不能用进度，或先进与落后的观点来看?
邵健伟：对，这个是需要基于不同年代来看的事情。我小的时候到内地旅行，那里没有垃圾箱的，因为从来没有垃圾。我们那个时候想，香港有很多垃圾箱，你们没有，你们那么穷啊。我们问为什么，因为人们没什么可丢的，环境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现在问我是不是人们掉垃圾很多，人的行为变差。你可以这么说，但也可以说环境改变了，人们有很多东西可以丢出去70我记得以前我们家的那些月饼盒从来不丢掉的，因为那个东西还有很好的用处，可以用来放很多的东西。但是现在为什么香港每年中秋节都要进行月饼盒回收。你说是进步还是退步了?其实环境和文化的变化。
但是我们现在的教育是真的比以前好了一些。念书的人比较多，人们对一些事情反省的速度比较快一点。但也有一个问题，我们社会变化比以前快很多。所以消极方面的变化也是比较快的。所以很难说是差了还是好了。有一个真的改变比较大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越来越决、越来越多地走到一块。
DESIGN：这个变化里最核心的因素是什么?
邵健伟：经济，这是对人的生活影响最大的因素。我们不谈那些发生战争的国家，但是你看新加坡、韩国、中国，包括香港。经济的改变非常快，而且经济的改变影响到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价值观。当然，更重要的变化的是价值观，我们的经济影响了我们的价值观。以前我们觉得朋友对我们很重要，但是现在可能觉得朋友对我们不重要。以前我希望住在我们旁边的朋友帮我的忙，现在我不需要你的帮忙，不要找我的麻烦，你帮我我也觉得麻烦，我可以花钱找别人来照顾我。
DESIGN：怎么看待城市变迁中建筑师、规划师的角色和工作，是不是重要的?
邵健伟：我觉得是重要的。就我自己而言，我的研究态度和研究立场是，我特别想走到一边，不想站到中间的位置。因为我接受比较多的是法国的理论。法国的理论是将人放在两边，而不像美国的理论常常将人放在中间。你看凯文林奇也是站在中间。但是法国的理论希望在一边，找到一个立场来看问题。
我认为现在的建筑师还是把太多的规则放到我们的城市里面，而我很想少一点这些东西。我不能说他们不好，但我很想他们少一点规则。当然我知道他们也很想设计一个完美的系统。
但是确实认为那些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有太多的控制和规则在这方面。为什么我会这么认为、这是因为我刚才说的，我很想站在一边来看问题，我不想站在中间，如果站在中间就没问题了。
DESIGN：怎么评价一个好的设计研究者?
邵健伟：我的经验是他本身要有一个好的学术背景，尽管有些人说不重要。可能有些人一出生就非常有创意性，但是如果是做研究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学术基础。比如说你看过很多的书，就拥有很好的经验，因为你看过，这是一种重要的经验。这也是为什么我到～个地方都喜欢早上出去跑步，因为我能看到很多东西。另外一个就是态度，如果我们是做公共设计研究的，我们有没有尊重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我有两个关键词“尊重”和“理解：这两个词是不断循环反复的。你尊重他们，你就知道他们；你知道他们就懂得怎么尊重他们。如果能够做到这两个方面，作设计研究就没有问题。其它只是方法的问题，比如用量化研究、质性研究方法等。
当然还有他要喜欢做研究，如果你的目的是赚钱，或者是特别功利也会不同，也是态度的问题吧。我从来不担心具体性的操作方法，你不懂的话可以邀请人家帮你做。设计研究者不是要做所有的事，可以请人家一起做。
DESIGN：茌公共设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关注的设计领域，您怎么看待自己的工作。
邵健伟：我很想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做研究不快乐，你也做不好研究，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多做一点公共空间的研究，我想让多一点的人快乐。你可以看到我的工作里有很多关于穷人、盲人、残疾人的研究，我不是说他们不快乐。但是作为设计研究者，如果我们做一个设计出来不是单单照顾有钱的人，其他的人也能够有平等的机会用这个设计，这是非常重要的立场。比如我们之前做关于公园的设计，以前的公园只有门口有一个地图，然后让盲人去触摸，但是之后怎么办，盲人怎么记得住，公园那么大完全不考虑。所以，我们应该充分给他们公平使用公园的机会，要创造更多的便利性。比如国外现在有给盲A,--个手持地图，他们可以摸着地图走进去，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设计，但可以帮助盲人走进公园的时候让他们知道走在什么位置。我们没有，有那么多钱但没有这个。他们做很多用金子包起来的洗手间，但不会做这个。所以你问我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是一个蛮喜欢让自己快乐的人，而做这样的研究能够让快乐。
DESIGN：具体什么原因让您一直专注于盲人、残疾人等人群的研究?因为很多研究者并不关心这个。
邵健伟：我想是公平吧。特别是公共空间方面，如果你不公平会怎么样?
邵健伟：差不多是1994年，那个时候我刚进到香港理工大学，我就想往这方面发展。当时我想，你设计一个电话，基本上你对应的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如果用户不喜欢扔掉都可以，但如果是公共设计，比如说我做的公园的设计，你不能说你不喜欢就不要进去。而且，刚好那时我有些小的项目是关于人的行为研究的，所以就开始往这个方向发展了。在那些小的研究项目中，我认为那个阶段做的最好的一个项目是关于行人电梯研究，当时为这个专题写的学术论文也分别在知名学术期刊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Human Relations上发表，而这两本学术期刊是全球知名的。在研究中，我发现人站在人行电梯上好像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产品、一个货物。人变得静止了，好像在传输带上一样。然后我开始思考人的行为如何成为这样，而设计能够产生怎样的作用。2002年，我到麻省理工学院时，开始跟那边的教授对公共设计问题进行大量讨论和沟通，也是在这个时候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公共空间的，整个研究架构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用户接受”(uset Reception)，即用“接受”的概念研究公共空间中人的行为及其对于设计影响，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研究公共设计，一直到现在。
DESIGN：所以将近有17年的时间。
邵健伟：差不多，但是你如果问我什么时候叫公共设计，我想大概是2002年的时候吧!因为从那个时候我想定一个名字出来。英文的表述“Public Design”有点怪，如果不明白的，“Public”就好像是用来形容“Deslgn”的。中文表述我觉得比较准确，甚至比英文还好。我很喜欢“公共”这两个字，“公”跟“共”这两个字的关系非常有意思。
DESIGN：从最早关注到这个领域到现在，十几年过去，觉得这个研究领域有没有什么变化?
邵健伟：整个世界范围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大家对公共关注比较多了。这个其实比较重要。以前，他们做公共设计，通常谈的都是景观(Lanscape)、都市规划等。尽管现在也是，比如我们如果将公共设计的项目计划提交的时候，那些审批项目的机构一定将这些计划发到那些“建筑”专家去评审。但是从2000年以后，比较多的人开始将公共设计的范畴看的比较宽—点。这也是为什么以前“设计”也是在“建筑”之下。MIT的媒体实验室也是在建筑学院里。但是现在有些概念，特别是“设计”已经变成一个独立的范畴，所以相应的“公共设计”的空间也就变大。
对我自己来说，以前是一个个项目，比如行人电梯、公园的公共设计，现在有些不同的是从观念的角度看，有些研究者是从“服务”的角度，我比较多的是从“人的行为接受”这个观念。“服务”对我而言只是一个范畴，我更注重“人的行为：这是我的视角。
DESIGN：那您觉得现在的公共设计实践与研究主要关注什么?
邵健伟：我自己?
DESIGN：一方面是普遍意义上的“公共设计”在关注什么，一个是您本人主要关注哪些内容?
邵健伟：现在发展比较好的欧洲还是从公共空间角度看公共设计。因为公共设计是发生在公共空间里，不是发生你的家庭里，所以外国人很容易将广场对应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意大利、德国很多的公共设计研究是做公共广场、街道的研究，这是他们的发展方向。有趣的是韩国，首尔在两年前变成了“设计之都”在第一年的时候，他们发展一个重大的讨论公共设计的会议，我当时也去参加了，当然他们还邀请了很多有名的人比如扎哈·啥迪德，后来扎哈的助手去了，谈了一些“有机的”设计，但是整个发言，比较大一点的项目还是谈的建筑和都市规划。为什么他们邀请这些演讲者，其实这也反映出了一个关系，如果谈城市就比较“好看”一点，如果你找一个人在那谈垃圾筒、栏杆好像不合适。所以现在关于公共空间总体理解还是从一些大一点的角度比如城市、建筑看，当然也有人做一些小的项目，比如扎哈也设计桌子，但是她一定用一个大的城市语境包装起来，这个是很难改变的。
DESIGN：您觉得公共设计这个专业，或者这个工作领域，它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邵健伟：简单讲就是提高公共生活的质量和品质。但是从20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或者我们中国，我们首先发展的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家庭不是公共生活，有一台漂亮的车子、一个漂亮的房间，比如我们买iPhone，中国买的最多70中国很多有钱人买一辆漂亮的跑车，比如法拉利、保时捷，但是你看他们停车地方是什么地方，街边那些停车场非常差劲的，根本不能和车子匹配。这么漂亮的车子在城市里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停车场。
DESIGN：所以说最终公共设计的目标还是在于提高公共生活的品质，可能这也是目前在都市变化中所带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邵健伟：是的。但很多人看“公共”就是一个大的尺度，这个是对的，但不是全部。而是也要观察不同用户在其中的互动。人在里面的互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很大的空间里，人和人之间彼此互动。你自己用一个电视只是自己在用，但是城市是大家一起在用的。比如我做的一个超市购物车，它的使用者就不单是一个人。又如我刚才说的那个停车空间，很少有人关注，只要有个地方能停下来就是，无论你的车辆漂亮与否，贵贱与否，这些都无所谓。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这是最重要的。
DESIGN：在您从事公共设计研究这一块，是否存在一些特殊的研究方法?
邵健伟：有啊!核心的部分是对于不同的用户的理解，以及如何把握这种多样性。因为如果全部一样，就不用做公共设计，它不是找一个标准这么简单。如果我真的做标准设计，我也要考虑多样性，用户的需求是不同的。我现在的一些研究不仅是观察现在的不同，这些不同也在变化着，如何把握变化中的不同是最难的。在一定时间里停顿了，这种不同是可以获得，不是很麻烦，但是明天这些人改变了，如何把握。这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课题，也是为什么我提倡弹性的设计的原因。凯文·林奇等那些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的教授们研究弹性、自由、多样性的问题，特别是凯文林奇的《城市的形象》(Tne lmage of city)那本书中对弹性的理解，如果今天我们觉得公共设计错了，我们可不可以回到两年前，怎么办?这是其中的一个角度。
如果错了，怎么改7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怎么样，但是我们的设计如何进入改变。比如香港，我们以前没有那么多内地来的人，但是现在他们来了。这种改变是巨大的，但是怎么办，这个课题最难做的，但也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从公共设计的角度看弹性的设计。
DESIGN：我其实也观察到，您的研究里“弹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它是一种方 法吗?还是一种态度。
邵健伟：对，态度。你用这个词很好。比如我做的关于“可回收”的研究和设计，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又如，如果我到公共洗手间，如果我觉得公共不关我的事的时候，我可以不理它、破坏它，我再脏它，这里面态度非常关键。我另外举一个例子，我在电视里看到一个人在郊野公园最高的地方捡了很多垃圾回来，大家都鼓掌，但是我告诉你在外国从来没有这些事。比如在黄石公园是没有垃圾箱的，因为他们觉得人们想去那里就不会将垃圾放在那里。如果我们说中国最厉害，我们长城最多垃圾箱，其实是很怪的一件事，这是态度的问题。但是设计如何应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设计如何鼓励他们少丢点垃圾、帮助他们改变自己的态度。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措施，比如一些口号，“不要随地丢垃圾”“我们是文明的”我们有很多这些东西。
DESIGN：所以，“弹性”背后的核心是态度的问题，是怎么去应对问题的态度。
邵健伟：是你看到的用户的态度，以及设计师如何看这个问题的态度。
DESIGN：在您的观察里，城市跟十年、二十年前比，变化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特别是从公共设计的角度来观察。
邵健伟：我不能说是好了，还是差70
DESIGN：不能用进度，或先进与落后的观点来看?
邵健伟：对，这个是需要基于不同年代来看的事情。我小的时候到内地旅行，那里没有垃圾箱的，因为从来没有垃圾。我们那个时候想，香港有很多垃圾箱，你们没有，你们那么穷啊。我们问为什么，因为人们没什么可丢的，环境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现在问我是不是人们掉垃圾很多，人的行为变差。你可以这么说，但也可以说环境改变了，人们有很多东西可以丢出去70我记得以前我们家的那些月饼盒从来不丢掉的，因为那个东西还有很好的用处，可以用来放很多的东西。但是现在为什么香港每年中秋节都要进行月饼盒回收。你说是进步还是退步了?其实环境和文化的变化。
但是我们现在的教育是真的比以前好了一些。念书的人比较多，人们对一些事情反省的速度比较快一点。但也有一个问题，我们社会变化比以前快很多。所以消极方面的变化也是比较快的。所以很难说是差了还是好了。有一个真的改变比较大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越来越决、越来越多地走到一块。
DESIGN：这个变化里最核心的因素是什么?
邵健伟：经济，这是对人的生活影响最大的因素。我们不谈那些发生战争的国家，但是你看新加坡、韩国、中国，包括香港。经济的改变非常快，而且经济的改变影响到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价值观。当然，更重要的变化的是价值观，我们的经济影响了我们的价值观。以前我们觉得朋友对我们很重要，但是现在可能觉得朋友对我们不重要。以前我希望住在我们旁边的朋友帮我的忙，现在我不需要你的帮忙，不要找我的麻烦，你帮我我也觉得麻烦，我可以花钱找别人来照顾我。
DESIGN：怎么看待城市变迁中建筑师、规划师的角色和工作，是不是重要的?
邵健伟：我觉得是重要的。就我自己而言，我的研究态度和研究立场是，我特别想走到一边，不想站到中间的位置。因为我接受比较多的是法国的理论。法国的理论是将人放在两边，而不像美国的理论常常将人放在中间。你看凯文林奇也是站在中间。但是法国的理论希望在一边，找到一个立场来看问题。
我认为现在的建筑师还是把太多的规则放到我们的城市里面，而我很想少一点这些东西。我不能说他们不好，但我很想他们少一点规则。当然我知道他们也很想设计一个完美的系统。
但是确实认为那些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有太多的控制和规则在这方面。为什么我会这么认为、这是因为我刚才说的，我很想站在一边来看问题，我不想站在中间，如果站在中间就没问题了。
DESIGN：怎么评价一个好的设计研究者?
邵健伟：我的经验是他本身要有一个好的学术背景，尽管有些人说不重要。可能有些人一出生就非常有创意性，但是如果是做研究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学术基础。比如说你看过很多的书，就拥有很好的经验，因为你看过，这是一种重要的经验。这也是为什么我到～个地方都喜欢早上出去跑步，因为我能看到很多东西。另外一个就是态度，如果我们是做公共设计研究的，我们有没有尊重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我有两个关键词“尊重”和“理解：这两个词是不断循环反复的。你尊重他们，你就知道他们；你知道他们就懂得怎么尊重他们。如果能够做到这两个方面，作设计研究就没有问题。其它只是方法的问题，比如用量化研究、质性研究方法等。
当然还有他要喜欢做研究，如果你的目的是赚钱，或者是特别功利也会不同，也是态度的问题吧。我从来不担心具体性的操作方法，你不懂的话可以邀请人家帮你做。设计研究者不是要做所有的事，可以请人家一起做。
DESIGN：茌公共设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关注的设计领域，您怎么看待自己的工作。
邵健伟：我很想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做研究不快乐，你也做不好研究，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多做一点公共空间的研究，我想让多一点的人快乐。你可以看到我的工作里有很多关于穷人、盲人、残疾人的研究，我不是说他们不快乐。但是作为设计研究者，如果我们做一个设计出来不是单单照顾有钱的人，其他的人也能够有平等的机会用这个设计，这是非常重要的立场。比如我们之前做关于公园的设计，以前的公园只有门口有一个地图，然后让盲人去触摸，但是之后怎么办，盲人怎么记得住，公园那么大完全不考虑。所以，我们应该充分给他们公平使用公园的机会，要创造更多的便利性。比如国外现在有给盲A,--个手持地图，他们可以摸着地图走进去，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设计，但可以帮助盲人走进公园的时候让他们知道走在什么位置。我们没有，有那么多钱但没有这个。他们做很多用金子包起来的洗手间，但不会做这个。所以你问我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是一个蛮喜欢让自己快乐的人，而做这样的研究能够让快乐。
DESIGN：具体什么原因让您一直专注于盲人、残疾人等人群的研究?因为很多研究者并不关心这个。
邵健伟：我想是公平吧。特别是公共空间方面，如果你不公平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