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从此令日本百姓又敬又怕，敬的是它令死亡率大大降低，怕的是自己成为“恶魔选中的孩子”，注入身体的假疫苗非但没有逆天改命的功效，还可能把自己提前推入地狱之门。疫苗推广普及的道路，是日本人不断用生命和血泪铺就的，一次又一次的教训令“疫苗”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隐痛。
　　2015年，位于日本熊本县的化学及血清疗法研究所（简称：化血研）一名员工向厚生劳动省写了一封告发信，告发自己就职的单位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都在为普通民众提供受污染的血液制剂，并于1995年開始不断进行数据造假，以谋取厚利。这枚“重磅炸弹”砸下之后，其结果不仅仅是赔偿，也直接导致化血研企业的解体。

一、潜伏于人间的恶魔

　　根据2017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又创新高，男性平均年龄达到80.89岁，女性为87.14岁。也就是说，在医疗系统相对完善的国度，长寿老人已经无处不在，亦是日本国老龄化现象的最直观反应。
　　但是，“长寿国”不是一天炼成的，却是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练，才换得的成就。这其中，疫苗接种功不可没。
　　早在1940年代，疫苗尚未普及之时，日本人饱受百日咳的死亡威胁，每年有逾一万人被夺去了性命。十年之后，全细胞百日咳疫苗引入日本，令百日咳死亡率在往后的二十年里降低了五十倍，到了2013年，百白破三联疫苗接种率超过99%，也意味着日本人已经对这种疾病不再恐惧。健康保障的层层加码，与人民的法制观念进步呈正比，也正是因为死亡率大幅度降低，百白破三联疫苗的负作用才愈发被重视。1974年底至75年初，终于有两名婴儿不幸成为“恶魔选中的孩子”，在接种后一天内先后死亡。这两条小生命刺激了日本政府的敏感神经，于是立马中止了这种疫苗的使用，重新修订建议接种年龄的限制。其代价便是，日本人视百白破疫苗为“虎狼”，甚至抗拒为孩子接种。就这样，百日咳这一病魔再次横行人间，1979年的发病率又激增到了破万人。
　　科研人员在这个时候就发挥了“救世主”的能量，他们研发出第一种无细胞百日咳疫苗，于1981年加入常规疫苗接种计划，这一成就在九十年代得到了丰厚回报，令百日咳发病率又降到了冰点。
　　谁也没想到，此时还有另一只恶魔潜伏人间，令日本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频频受其暗算，这只恶魔正是篇首提到的化血研。
　　如果是天然疾病的侵害是命运使然，那么人为的恶行却是对道德观最残酷的挑衅。
　　化血研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便占据着全日本近三分之一的流感疫苗市场，该企业生产的乙肝疫苗加入了肝素作抗凝血剂，甚至还省略了一些生产工序，导致该疫苗至少有31项生产程序无法过审。可是即便如此，通过伪造记录等方式，还是让这些疫苗被大面积使用。日本用于采集血清的血制品都是从外国进口，也就是说多数血制品都是靠人捐血才能生产，捐血人员中不乏艾滋病病体携带者和乙肝携带者。它们就像“伏地魔”一般危险，终有一日酿成大患。到了九十年代，化血研酿造的恶果终于起显山露水，其结果便是大批接种者都感染了肝炎病毒，甚至艾滋病毒。
　　1992年，数千名直接受害者在东京、福冈、大阪等地方法院提起了集体诉讼，其中典型的是九州一位叫谷口三枝子的母亲，其儿女都被查出是乙肝携带者，最后被断定是接种疫苗惹的祸。这次集体爆发事件，再次冲击了日本人对疫苗的信任。1994年，政府不得不修订《预防接种法》，取消了“强制接种”，将疫苗分为两类，百白破、脊髓灰质炎、麻疹、风疹等疫苗全部免费，乙肝、流感、流行性腮腺炎等疫苗则归于自费接种一栏。
　　在日本媒体和普通民众的双重围剿下，厚生大臣首度承认政府在疫苗事件中负有主要责任，并宣布放弃日本法院要求国家予以赔偿的抗诉。牵涉在内的原东京大学副校长、东京大学附属医院院长安部英、原绿十字制药公司董事长，原脏器制药公司董事长难逃起诉，原厚生省管理疫苗官员松村明仕也被逮捕归案。
　　经过长达十七年的诉讼期，首批胜诉的原告均获得赔偿，偿金高达2750万日元。此后就是一连串的官司与赔偿，截止2011年初，厚生省对40万名原告的赔偿金数额节节攀升，依据受害者病情的轻重，分级分批给予赔付，重症患者及导致死亡的每人3600万日元，轻度肝硬化患者每人2500万日元，慢性肝炎患者每人1250万日元，乙肝病毒携带者每人50万日元及承担日后做检查产生的全部医疗费用和交通费。
　　由此可见，日本最高法院对政府作出的惩罚极为狠辣，判决赔偿金额总合为三万两千亿日元，在司法界也是空前的案例。同时，化血研也被勒令停业110天。这在当时的日本已经是对一个企业判罚的最长停业期限。对于这样的裁决，日本民众是相当不满意的，抗议声从不曾消褪，对疫苗的高度不信任逼得当时亲历官司的两任首相——富田康夫和菅直人，不得不把原告代表请过来，一一向他们低头赔罪。
　　而事实证明，民众的“不宽容”绝非矫枉过正，2015年化血研内部人员的一纸控诉，再次揭露了恶魔自以为隐藏得很完美的罪行，这才将毒瘤原根拔起，多少挽回了一些颜面。

二、“双刃剑”的烦恼

　　1991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免疫和代谢研究所的伊恩.弗雷泽和中国科学家周健，利用重组DNA技术制造出了一种外形与HPV疫苗（人乳头瘤病毒疫苗）极为相似的“HPV病毒样颗粒”，并证实其内部不含导致疾病的DNA，却能刺激身体产生针对HPV的免疫反应，于是宫颈癌疫苗诞生了，并于2006年正式投入使用。日本每年有近三万名女性饱受宫颈癌的折磨，死亡人数高达三千多人，HPV疫苗的普及势在必行。2009年至2014年间，有逾300万女性接种了此疫苗。2013年4月，厚生劳动省出台政策，将HPV疫苗正式加入国民免费接种计划。 　　但是，有日本媒体指出，已经有接种该疫苗者产生了癫痫等负作用，有的甚至失去了行走能力。信州大学的医生池田秀一也在论文中阐述，HPV疫苗会给小白鼠的大脑带来伤害。饱受疫苗之害的日本人再次退怯了，恐慌情绪迅速蔓延，使得HPV疫苗也成了“过街老鼠”，接种率一度跌至1%。
　　疫苗这把“双刃剑”在日本如何再受认可？那便不得不提到一位叫做村中璃子的醫学博士。村中璃子出生于医学世家，系北海道大学医学博士，毕业后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办事处，负责针对传染病进行疫情监视。回到日本以后，他在一家制药公司从事关于肺炎球菌疫苗的研究，并频频在媒体上发表关于疫苗和医学的文章。
　　在这期间，村中璃子借机向日本民众普及HPV疫苗的概念，倡导女性为防止子宫颈癌、肛门癌和阴道癌等疾病的产生而接种。疫苗效果受到非议的时候，村中璃子详细调查了池田秀一的论文，检查其实验过程，结果发现这不过是误会一场，原来池田公布的白鼠脑损伤照片，不过是其人为制造的一种假相，根本无法证明HPV疫苗与脑损伤存在必然联系。与此同时，她也调查了那位癫痫症女性，并证实她没有器质性病变，病症发作时脑电波显示也是正常的。
　　村中璃子的这一结论，得到了信州大学的认同，却未能被不明真相的群众所接受。迎接她的不是鲜花与掌声，却是池田与之对簿公堂的决心，民间的反对疫苗人士也对她进行了大规模的抹黑行动，前京都知事的女儿给她寄出了威胁信，还有人污蔑她收受疫苗公司的贿赂，甚至直指她是“间谍”。就这样，村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报纸媒体撤掉了她的专栏，她写的关于HPV疫苗的著作《十万个子宫》也迟迟不予发售。日本适时成立了“全国反HPV疫苗受害者联络会”，其事务局局长池田利惠还是日野市议的女议员。
　　据统计，自2009年至今，困接种HPV疫苗产生不良反应的有2584人，2016年7月，其中63名日本女性与日本政府及两家疫苗制药公司打起了官司，理由是“疫苗损伤了神经系统”，这些女性来自东京、名古屋、大阪和福冈四个不同地区，每人提出赔偿1500万日元，并根据个人症状进行追加。原告律师也从水口真寿美一人，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律师团。
　　对于这一连串的暴击，村中璃子没有退缩，她依然不停奔走于各地，为HPV疫苗正名，并于2017年获得英国约翰.马多克斯奖。因在祖国倍受非议而不得不走“国际路线”，是村中璃子最无奈的选择，所幸外国媒体给予她的肯定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十万个子宫》终于得以发售，她凭借个人力量不屈不挠地向世俗偏见发起了“独孤的战斗”。尽管这本书得到的评价毁誉参半，但至少也让日本人对HPV有了最为全面的认知。
　　然而时至今日，还有人嘲讽说“约翰.马多克斯奖颁给了一个骗子”，可见本该是造福社会的良药，却成了很多人的心理阴影。疫苗在日本经历了太长的黑暗期，终于招来了极端的怨恨。
　　接种疫苗对于警惕心极强的日本人来说，究竟是福是祸？至今都还在口水战中无法结案。
　　尽管疫苗对日本来讲，是一种必要又纠结的存在，但日本政府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曾向中国提供过脊髓灰质炎疫苗援助，在十年里先后通过日本协力事业团为中国送上了1560万份疫苗。向外伸出援手的同时，日本人对于内修却是极度严苛，高额赔偿、打击制造黑疫苗的单位，形成正反两派势力不停角力，这都是死亡与疾病带来的副作用，更是体现一个国家对于个体生命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