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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7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由外交部发来的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李宗仁先生偕夫人郭德洁女士及程思远先生将于7月12日乘坐瑞士航空公司客机，由苏黎世起飞，经雅典、贝鲁特、卡拉奇到香港转道回国。考虑到美国的情报部门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会采用各种手段进行破坏，李宗仁一行三人的人身安全会受到威胁，因此周总理决定，他们到达卡拉奇国际机场后先下飞机，并指定我亲自到机场把他们接回大使馆，然后再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安排他们直接回国。同时强调此事关系重大，一定要严守机密，保证安全。
接到周总理指示后，我马上召集使馆党委成员开会研究如何落实。从如何接人、住宿，到离开卡拉奇我亲自把李先生一行安全送回北京等问题，我们都做了详尽的研究，尤其是对安全保卫工作的各个细节，也都做了周密的部署。
事前准备
首先是如何接李宗仁先生一行。根据安排，李先生从瑞士苏黎世乘坐瑞航路经卡拉奇时下飞机。如何能顺利接到并保证他们的安全呢？当然是将接客人的汽车开到停机坪直接将人接走为最好，因为这样停留的时间短，接触的人员少，危险性就可以减到最小。实现这一步，是将他们安全接回大使馆的关键。可是这种礼遇只有国家元首才能够享有，能够办成这件事简直太难了。使馆党委经过缜密考虑，决定争取采用不经过海关、机场休息厅，直接在飞机跑道旁将李先生一行接回大使馆的方案，并决定政务参赞朱汉民、二秘周保瑞二人各乘一车紧随我车之后，以确保安全。
我被派到国外工作以来，一直遵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教导，坚定积极地执行我国的外交政策，同驻在国政府及各方面人士广交朋友，并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我首先想起了努尔·汗，他原是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当时任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总经理。在此之前我和他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他常常到我们大使馆做客。周总理还指示我以我的名义邀请他和他全家到中国来度假。他曾经两次应邀来中国做客。我认为他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朋友，想请他从中帮忙开一次“后门”。我让人打电话邀请总经理来大使馆一聚，他果然爽快地如约而至。他是大使馆的常客，对中餐情有独钟。饭后，我跟他说：我的一个私人朋友要来看我，他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我想直接到机场内去接他；因为这位朋友的身体状况不佳，为了尽快回使馆，就不准备通过你们的海关了；我希望能把我的车直接开到飞机旁，以便让他一下舷梯就上我的车。总经理沉思了片刻，随即满口答应下来。他为此做了具体安排，通知机场允许我的车从一个内部专用的侧门进入停机坪。这位巴基斯坦朋友为我们解决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使我的车有可能在飞机还没有到达时就顺利地进入机场，以便飞机一停，就能直接把车开到飞机舷梯旁将客人接走。
其次是如何安排李先生一行的住宿。在酷热的夏季，安排他们住到豪华的大宾馆当然最为舒适，但安全保卫工作很难得到保障。国内指示：护送他们秘密回国，行动要绝对保密，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不允许有任何闪失。使馆党委决定，安排李先生一行在大使馆里住，这样不仅方便安全保卫工作，而且下一步行动可以更灵活机动。党委对使馆工作人员进行了动员，要求大家外松内紧，在客人停留期间实行多方位多层次的值班、巡逻。
最后是如何送李先生从巴基斯坦安全回国。使馆党委研究：租一架专机，目标太大，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乘坐普通班机，危险性太大，很难做到不走漏风声。我反复思考、推敲，认为秘密地包下一架班机的头等舱较为稳妥。至于什么时候走、怎么走，等李先生到了以后，再根据情况决定。
秘密接机
在此之前我不认识李宗仁先生，为避免差错，事先我详尽地了解了这三位客人的背景和个人特征。与此同时，在三位客人离开瑞士时，我们驻瑞使馆人员再三叮嘱他们：第一，飞机在雅典和贝鲁特停留时，千万不要下飞机；第二，飞机在卡拉奇停留时，会有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来接他们，大使会告诉他们自己的名字。
7月13日凌晨两点，瑞航一架道格拉斯客机稳稳地停在了卡拉奇国际机场。夜深人静，我紧紧盯着从舷梯上走下来的每一个人，根据特征辨认出走在最前面的是程思远先生，緊随其后的是李宗仁先生及郭德洁女士。我赶忙迎上前去，询问他们是否是李先生一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我自我介绍说：“我是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是特意来接你们回使馆的。”李先生见到我很是激动，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松开。我怕引起旁人的注意，急忙请他们坐进了我那辆插着中国国旗的林肯轿车，另外两辆奔驰也紧随其后，迅速驶离机场。我们的三辆车驶离机场时不仅未被什么人发现，而且连海关也不知道。我们顺利地返回了大使馆，此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回大使馆途中，我跟李先生说：“本来我们在卡拉奇市中心一家豪华旅馆为你们预订了装有空调的房间，以度酷暑，但是台湾方面已加紧行动，考虑到安全，只好把你们接到大使馆一起住了。”程思远先生说：“周总理和大使先生安排周到，我们一切放心。谢谢！谢谢！”
就在第二天，国民党和美国方面就察觉到了李宗仁一行未到香港，他们估计李宗仁一行已经在卡拉奇下了飞机，而没有随飞机继续前往香港。于是他们便开始在卡拉奇各个旅馆、饭店进行搜查。这一天，我也接到了国内的电报，告知：国民党准备在卡拉奇进行破坏，如果不成功他们就要在缅甸上空击落我们的飞机。因为当时国民党在金三角地区还有残余部队。
严密保安
把他们接到大使馆后，我并未感到轻松。我连夜安排他们三人和我们夫妇一起住在大使官邸的二楼，李宗仁夫妇住在我们对面的房间里，程思远先生住在他们隔壁。我们把万无一失地保证他们三人的安全作为使馆的重要任务，将使馆人员组织起来，采用轮流值班、日夜在使馆内巡逻等一系列安全保卫措施。使馆党委还向所有工作人员进行了保密教育。我们要让外面的人认为我们使馆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我请李先生一行三人这几天不要出门、上街，以免出事。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发现有国民党特务在大使馆外秘密寻查。
护送任务的第一步完成了，但我心里明白，后面的工作更加艰巨。为了缓解他们几天来旅途的疲劳和紧张情绪，使馆为他们安排了一些文艺活动，放映了电影，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还有反映新中国经济建设巨大成就的纪录片，及河北省军民团结互助、抗洪救灾的纪录影片。我们还拿出一些介绍新中国的书给他们看。我特别告诉他们，为了保证他们的绝对安全，此次行动所采取的周密措施都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李先生听了深受感动。
那几天我每天上午处理公务，下午基本上和他们在一起聊聊天，并且每天三顿饭都是我们夫妇俩陪着他们三人一起吃。为了让他们在使馆内就能感受到故土的气息，我还特意派了一位擅长做广西菜的厨师，烧些家乡风味的饭菜给他们吃。我们在一起相处得十分轻松愉快，很快就熟悉起来，看得出来，他们的紧张情绪也逐渐地放松了下来。
周密安排
几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接下来该考虑用什么方法和选择什么时机护送李先生一行回国。当我看到国内刚刚发来的一份加急紧急电报后，感到事情比原来想得更为复杂。电报称：从截获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电报获知，台湾已经给盘踞在缅甸的国民党残部下令做好打飞机的准备。为确保护送行动的绝对安全，我决定寻求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我找到巴时任外交部长布托，告知事情的重要性，请求帮助。在中巴双方的密切配合下，一个完整的计划制定出来了。巴方提前将一架巴航客机进入仓库，并加强警戒确保安全。这架飞机的头等舱包给中国，中国客人免检并可以提前登机。
为了吸取“克什米尔公主” 号事件血的教训，保证飞机的安全就成了最关键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是跟巴基斯坦政府的大力合作分不开的。除了向布托外长寻求帮助，我再次找到我的朋友、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努尔·汗。我坦率地告诉他们，来看我的朋友不是一般的人，是原国民党的代总统李宗仁，他要回国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我承担的任务是安全地把他们护送到北京去；现在就请他们帮我一个忙，借用他们的一架飞机，要经过严格检查的、绝对可靠的飞机。后来，他们想办法从欧洲调回来一架新飞机，并向我们保证飞机上是绝对安全的，上什么人都由中国大使馆来决定，别的人一律不让上飞机。这实际上已经是一架专机了。
这次，我们还是选择在夜里走，用的还是那三辆车。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和美国情报部门的监视，在出发之前，我先让另外两辆车快速驶出使馆引开特务，随后我们这三辆车才开出大门向卡拉奇机场驶去。进了机场，飞机就停在离跑道很近的地方，我们把车直接开到了舷梯旁，随即上了飞机。就这样，7月18日零点30分，我陪同李宗仁夫妇一行三人登上了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707客机启程回国。李宗仁夫妇显得十分兴奋和激动，我心中也充满了喜悦。
飞机在途中的达卡（当时属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首都）加完油后又继续在万米高空中飞行。李宗仁夫妇与我一路交谈。当这架飞机飞经仰光上空时，我看得出，他们也意识到这段行程的危险，显得有些紧张。当飞机越过缅甸到达国界时，我告诉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中国境内了”，他们听了非常高兴。说话之间已是次日清晨，我们正好飞临昆明上空，能很清楚地看到滇池。首先是李夫人激动得跳了起来，接着我们大家也都非常兴奋地鼓起掌来。此情此景，今天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令人十分难忘。
虽然当时我们的飞机还没有着陆，但肩负护送任务的我，心里还是轻松了许多——毕竟，我们已经回到了伟大祖国的怀抱。到此时，我才告诉他们国民党特务曾多次计划要在中途拦截我们所乘坐的飞机，同时我还告诉他们，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一直在上海密切关注着我们所乘坐的飞机沿途的情况。他们听后，对蒋介石的狠毒十分愤慨，对周总理和陈老总无微不至的关怀万分感激。
顺利回国
7月18日上午8時，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李宗仁夫妇一行三人受到了中共中南局书记陶铸、广东省省长陈郁和当地其他党政军领导的欢迎。陶铸、陈郁和我陪同他们共进早餐。饭后稍作休息，便继续飞往上海。上午11时，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及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等党政军负责人亲自迎接他们。（实际上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是在上海迎接的李宗仁先生一行，并设宴款待了他们，但当时此事未做报道。）后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乘飞机先行一步返回了北京。
7月20日上午11时，李宗仁先生一行等乘中国民航专机到达北京首都机场，受到了以总理周恩来等人为首的党政军领导人，原国民党很多高级将领、李宗仁先生的部下及他在北京的老朋友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热烈欢迎。盛大的欢迎仪式使李宗仁先生非常激动，他频频举起帽子向人们挥动，对我们党和人民政府的盛情表示由衷地感谢。他在机场还宣读了声明，希望留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出于民族大义，为完成国家的最后统一做出贡献。当晚，周总理接见并设宴欢迎李宗仁先生和夫人及随同回国的程思远先生。对此，《人民日报》在21日的头版头条做了详细报道。27日下午1时，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宗仁先生一行，谈话时间长达五个小时。
作为原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李宗仁在新中国诞生以后，既没有留在长期居住的美国，也没有到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去，而是下决心回归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在当时是震惊中外的一件大事。他在国民党内资深位高，能够回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对国民党的震动很大，这无疑是我们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政策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又一次胜利。而我作为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能够有幸参与其中并圆满完成任务，现在回想起来，心情依然无法平静。 （作者供图）
接到周总理指示后，我马上召集使馆党委成员开会研究如何落实。从如何接人、住宿，到离开卡拉奇我亲自把李先生一行安全送回北京等问题，我们都做了详尽的研究，尤其是对安全保卫工作的各个细节，也都做了周密的部署。
事前准备
首先是如何接李宗仁先生一行。根据安排，李先生从瑞士苏黎世乘坐瑞航路经卡拉奇时下飞机。如何能顺利接到并保证他们的安全呢？当然是将接客人的汽车开到停机坪直接将人接走为最好，因为这样停留的时间短，接触的人员少，危险性就可以减到最小。实现这一步，是将他们安全接回大使馆的关键。可是这种礼遇只有国家元首才能够享有，能够办成这件事简直太难了。使馆党委经过缜密考虑，决定争取采用不经过海关、机场休息厅，直接在飞机跑道旁将李先生一行接回大使馆的方案，并决定政务参赞朱汉民、二秘周保瑞二人各乘一车紧随我车之后，以确保安全。
我被派到国外工作以来，一直遵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教导，坚定积极地执行我国的外交政策，同驻在国政府及各方面人士广交朋友，并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我首先想起了努尔·汗，他原是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当时任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总经理。在此之前我和他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他常常到我们大使馆做客。周总理还指示我以我的名义邀请他和他全家到中国来度假。他曾经两次应邀来中国做客。我认为他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朋友，想请他从中帮忙开一次“后门”。我让人打电话邀请总经理来大使馆一聚，他果然爽快地如约而至。他是大使馆的常客，对中餐情有独钟。饭后，我跟他说：我的一个私人朋友要来看我，他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我想直接到机场内去接他；因为这位朋友的身体状况不佳，为了尽快回使馆，就不准备通过你们的海关了；我希望能把我的车直接开到飞机旁，以便让他一下舷梯就上我的车。总经理沉思了片刻，随即满口答应下来。他为此做了具体安排，通知机场允许我的车从一个内部专用的侧门进入停机坪。这位巴基斯坦朋友为我们解决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使我的车有可能在飞机还没有到达时就顺利地进入机场，以便飞机一停，就能直接把车开到飞机舷梯旁将客人接走。
其次是如何安排李先生一行的住宿。在酷热的夏季，安排他们住到豪华的大宾馆当然最为舒适，但安全保卫工作很难得到保障。国内指示：护送他们秘密回国，行动要绝对保密，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不允许有任何闪失。使馆党委决定，安排李先生一行在大使馆里住，这样不仅方便安全保卫工作，而且下一步行动可以更灵活机动。党委对使馆工作人员进行了动员，要求大家外松内紧，在客人停留期间实行多方位多层次的值班、巡逻。
最后是如何送李先生从巴基斯坦安全回国。使馆党委研究：租一架专机，目标太大，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乘坐普通班机，危险性太大，很难做到不走漏风声。我反复思考、推敲，认为秘密地包下一架班机的头等舱较为稳妥。至于什么时候走、怎么走，等李先生到了以后，再根据情况决定。
秘密接机
在此之前我不认识李宗仁先生，为避免差错，事先我详尽地了解了这三位客人的背景和个人特征。与此同时，在三位客人离开瑞士时，我们驻瑞使馆人员再三叮嘱他们：第一，飞机在雅典和贝鲁特停留时，千万不要下飞机；第二，飞机在卡拉奇停留时，会有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来接他们，大使会告诉他们自己的名字。
7月13日凌晨两点，瑞航一架道格拉斯客机稳稳地停在了卡拉奇国际机场。夜深人静，我紧紧盯着从舷梯上走下来的每一个人，根据特征辨认出走在最前面的是程思远先生，緊随其后的是李宗仁先生及郭德洁女士。我赶忙迎上前去，询问他们是否是李先生一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我自我介绍说：“我是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是特意来接你们回使馆的。”李先生见到我很是激动，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松开。我怕引起旁人的注意，急忙请他们坐进了我那辆插着中国国旗的林肯轿车，另外两辆奔驰也紧随其后，迅速驶离机场。我们的三辆车驶离机场时不仅未被什么人发现，而且连海关也不知道。我们顺利地返回了大使馆，此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回大使馆途中，我跟李先生说：“本来我们在卡拉奇市中心一家豪华旅馆为你们预订了装有空调的房间，以度酷暑，但是台湾方面已加紧行动，考虑到安全，只好把你们接到大使馆一起住了。”程思远先生说：“周总理和大使先生安排周到，我们一切放心。谢谢！谢谢！”
就在第二天，国民党和美国方面就察觉到了李宗仁一行未到香港，他们估计李宗仁一行已经在卡拉奇下了飞机，而没有随飞机继续前往香港。于是他们便开始在卡拉奇各个旅馆、饭店进行搜查。这一天，我也接到了国内的电报，告知：国民党准备在卡拉奇进行破坏，如果不成功他们就要在缅甸上空击落我们的飞机。因为当时国民党在金三角地区还有残余部队。
严密保安
把他们接到大使馆后，我并未感到轻松。我连夜安排他们三人和我们夫妇一起住在大使官邸的二楼，李宗仁夫妇住在我们对面的房间里，程思远先生住在他们隔壁。我们把万无一失地保证他们三人的安全作为使馆的重要任务，将使馆人员组织起来，采用轮流值班、日夜在使馆内巡逻等一系列安全保卫措施。使馆党委还向所有工作人员进行了保密教育。我们要让外面的人认为我们使馆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我请李先生一行三人这几天不要出门、上街，以免出事。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发现有国民党特务在大使馆外秘密寻查。
护送任务的第一步完成了，但我心里明白，后面的工作更加艰巨。为了缓解他们几天来旅途的疲劳和紧张情绪，使馆为他们安排了一些文艺活动，放映了电影，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还有反映新中国经济建设巨大成就的纪录片，及河北省军民团结互助、抗洪救灾的纪录影片。我们还拿出一些介绍新中国的书给他们看。我特别告诉他们，为了保证他们的绝对安全，此次行动所采取的周密措施都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李先生听了深受感动。
那几天我每天上午处理公务，下午基本上和他们在一起聊聊天，并且每天三顿饭都是我们夫妇俩陪着他们三人一起吃。为了让他们在使馆内就能感受到故土的气息，我还特意派了一位擅长做广西菜的厨师，烧些家乡风味的饭菜给他们吃。我们在一起相处得十分轻松愉快，很快就熟悉起来，看得出来，他们的紧张情绪也逐渐地放松了下来。
周密安排
几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接下来该考虑用什么方法和选择什么时机护送李先生一行回国。当我看到国内刚刚发来的一份加急紧急电报后，感到事情比原来想得更为复杂。电报称：从截获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电报获知，台湾已经给盘踞在缅甸的国民党残部下令做好打飞机的准备。为确保护送行动的绝对安全，我决定寻求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我找到巴时任外交部长布托，告知事情的重要性，请求帮助。在中巴双方的密切配合下，一个完整的计划制定出来了。巴方提前将一架巴航客机进入仓库，并加强警戒确保安全。这架飞机的头等舱包给中国，中国客人免检并可以提前登机。
为了吸取“克什米尔公主” 号事件血的教训，保证飞机的安全就成了最关键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是跟巴基斯坦政府的大力合作分不开的。除了向布托外长寻求帮助，我再次找到我的朋友、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努尔·汗。我坦率地告诉他们，来看我的朋友不是一般的人，是原国民党的代总统李宗仁，他要回国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我承担的任务是安全地把他们护送到北京去；现在就请他们帮我一个忙，借用他们的一架飞机，要经过严格检查的、绝对可靠的飞机。后来，他们想办法从欧洲调回来一架新飞机，并向我们保证飞机上是绝对安全的，上什么人都由中国大使馆来决定，别的人一律不让上飞机。这实际上已经是一架专机了。
这次，我们还是选择在夜里走，用的还是那三辆车。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和美国情报部门的监视，在出发之前，我先让另外两辆车快速驶出使馆引开特务，随后我们这三辆车才开出大门向卡拉奇机场驶去。进了机场，飞机就停在离跑道很近的地方，我们把车直接开到了舷梯旁，随即上了飞机。就这样，7月18日零点30分，我陪同李宗仁夫妇一行三人登上了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707客机启程回国。李宗仁夫妇显得十分兴奋和激动，我心中也充满了喜悦。
飞机在途中的达卡（当时属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首都）加完油后又继续在万米高空中飞行。李宗仁夫妇与我一路交谈。当这架飞机飞经仰光上空时，我看得出，他们也意识到这段行程的危险，显得有些紧张。当飞机越过缅甸到达国界时，我告诉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中国境内了”，他们听了非常高兴。说话之间已是次日清晨，我们正好飞临昆明上空，能很清楚地看到滇池。首先是李夫人激动得跳了起来，接着我们大家也都非常兴奋地鼓起掌来。此情此景，今天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令人十分难忘。
虽然当时我们的飞机还没有着陆，但肩负护送任务的我，心里还是轻松了许多——毕竟，我们已经回到了伟大祖国的怀抱。到此时，我才告诉他们国民党特务曾多次计划要在中途拦截我们所乘坐的飞机，同时我还告诉他们，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一直在上海密切关注着我们所乘坐的飞机沿途的情况。他们听后，对蒋介石的狠毒十分愤慨，对周总理和陈老总无微不至的关怀万分感激。
顺利回国
7月18日上午8時，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李宗仁夫妇一行三人受到了中共中南局书记陶铸、广东省省长陈郁和当地其他党政军领导的欢迎。陶铸、陈郁和我陪同他们共进早餐。饭后稍作休息，便继续飞往上海。上午11时，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及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等党政军负责人亲自迎接他们。（实际上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是在上海迎接的李宗仁先生一行，并设宴款待了他们，但当时此事未做报道。）后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乘飞机先行一步返回了北京。
7月20日上午11时，李宗仁先生一行等乘中国民航专机到达北京首都机场，受到了以总理周恩来等人为首的党政军领导人，原国民党很多高级将领、李宗仁先生的部下及他在北京的老朋友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热烈欢迎。盛大的欢迎仪式使李宗仁先生非常激动，他频频举起帽子向人们挥动，对我们党和人民政府的盛情表示由衷地感谢。他在机场还宣读了声明，希望留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出于民族大义，为完成国家的最后统一做出贡献。当晚，周总理接见并设宴欢迎李宗仁先生和夫人及随同回国的程思远先生。对此，《人民日报》在21日的头版头条做了详细报道。27日下午1时，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宗仁先生一行，谈话时间长达五个小时。
作为原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李宗仁在新中国诞生以后，既没有留在长期居住的美国，也没有到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去，而是下决心回归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在当时是震惊中外的一件大事。他在国民党内资深位高，能够回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对国民党的震动很大，这无疑是我们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政策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又一次胜利。而我作为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能够有幸参与其中并圆满完成任务，现在回想起来，心情依然无法平静。 （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