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是被一块标语牌诱发的。某地开发区高大的标语牌上写着：“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于是引出了下面的一些联想。
　　上面这条标语表达的是这样的一种尴尬心态：明知有利有弊，但仍希望鱼与熊掌兼得。假如用历史长时段的经历来比照，这想法比以前学得聪明多了，但不能不说仍然有点过于乐观。人类不应过度自大，更不宜贪求过奢，绝不能以为只怕想不到，不怕办不到。两者兼得，天地人三合，那是一件考验人性之善，多数情况下甚至需要适度克制贪欲的大难事。回头看看我们千年、万年走过的路，就不难理会。
　　这里，我还想发挥另一层意思：生态方面的历史经验包括教训值得记取，但不可能用以直接解决当下的现实难题。现在的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速度之迅猛，是古代中国人从未遇到过的。旧日的经验完全不敷应用，不可能再照搬老套子；恋旧怀古更是多带消极情绪，历史没有回头的老路。那么，千年、万年的中国生态史，对今日生态文明的建设能起到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呢？我想，如果我们不只是停留在历史事实层面的陈述上，而能从生态史的通感里总结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道理，抽象出一些有关生态保护的文明意识和思维方法，并借助中国古典哲学以提升认识水平，或许对改进我们目前的工作会有更好的启发。
　　中国人从来不缺乏从天地人三者的复杂关系中做出的思考，这突出地反映在《易经》所构造的八卦几何图形以及象数系统里。《周易》说它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种认知始于直观地对天地人的现象进行观察，是经验性的。经过了不知多少代人的积累和琢磨（原始的巫士起着关键的作用），连贯系统化，最后产生了八卦这样的抽象性质的哲学。感性经验不算哲学，但哲学往往产生于透过经验所获取的灵感。用天地人、一阴一阳、三合两对的思维方法，通观万物之性，体会自然和合的奥秘，就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进入到了“道法自然”的哲学思辨境界。这是中国哲学之根，先祖留下的至为珍贵的宝贝。
　　先祖何以要强调“道法自然”？我想，他 们是从经验里悟得：天地自然生态，因人类生存趋利动机的不断增强，不被改变是不可能的；人类保留着若干祖传的“猴性”（《老子》里有集中的批判），所以需要有“自然法则（天道）”这样形而上的东西，如观音菩萨的紧箍咒那样，一直罩在人的头上，提醒人类：善待天地，不得放肆。因为天、地、人三者，唯有人可能通过自我反思而不断获得进化，多侧面的人性也必须通过不断反思才能逐步改善。
　　一部《周易》全是讲“变化之道”。“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至少到西周，我们已经积累起了比较丰富的有关“变化之道”的经验，有了提升到哲学境界的条件。这种提升主要表述为政治的与人生的哲学（中国是政治学非常发达的国家），但也有不少涉及自然生态与经济活动的协调，两者又是互相关联的。
　　让我试着用“乾卦”来解释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发展的态势。上海应该有这份自信，它是一条具有潜力的“龙”，具有区位优势、人才优势、科技优势以及历史积淀优势等等“潜力”，崛起只是时机问题。先是“潜龙”伏在田野里不能随便发力，需等待时机（九一、九二）。一旦有“大人相助”，时机即来（九三），兢兢业业，朝乾夕惕，修省不怠，这条“龙”就活了起来，进可以腾跃，退可以收缩（九四），最终“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九五），成就了“九五之尊”，取得了长三角龙头、领先的地位。五条阳线逐渐有序地加热，出现了再阳光不过、再顺畅不过的风景，如果此时还想添一条阳线，到了第六步，爻辞突然变色，警告道：“亢龙有悔”（上九），骄而失位，上下离心，若坐等灾难到来，后悔就来不及了。朱熹深得其味，说道“当极盛之时，便须（忧）虑其亢（亢奋过头）”。一条道走到黑，撞到铁墙不掉头，是谓之不智。所以《周易》强调“唯变所适”，讲究节制过度以求调适，需要不断“与时而消息”，推陈出新。
　　现在，发展要讲谐调，社会要讲和合。以《周易》为根底的中国古典思维方法，讲求二二相对，但更讲相交相合，一分为二，合二为一。八卦中乾与坤、坎与离两对卦具有解释生命现象的象征意义。天地乾坤相合而为大自然，人秉天地之气，坎（肾）离（心）相交合而为“生人”（具有生命体征的活人）。心火由上而下，肾精由下而上，水火相交相合，此称“相济（既济）”，人体健康，元气充沛。无论心过弱火过旺，或火过弱心过旺，直到肾水熄了心火，或心火灭了肾水，均称“（生命）未济”，萎靡不振，恹恹有疾，久病不治则死。故《周易》曰：“水火合则生，水火离则病，水火绝则死。”
　　犹如乾与坤、离与坎，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发展与守成，这一对一对的概念，若用中国古典思维的通则去考量，决不会像现在那样，认了一条就得丢掉另一条，“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器”。“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如果天下人都只认现代化才是好东西，那这“现代化”也会由善变成恶。西方人吃亏后有所觉悟，把它叫“现代病”，为了救弊，发明一个新名词叫“后现代”；同理，与城市化对应的也还有“城市病”，又另起了一个新名词叫“后城市化”。中国的古典思维比这高明，我们从来都讲相互交融和合，什么东西都要适度发展，相互呼应，过犹不及。
　　如果以“水火相济”的通则比照城市“生命”，电气能源汽车空调为“火”，河流湖泊绿地湿地为“水”。今年的苦夏，考验上海的“水火既济”尚在生命可容忍的范围之内；但追究稍远，周边环境（长三角）城市化形成的“热岛”范围极大，如无有“变通”之法，“火气”越来越旺，容或会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近来我跑过长三角的一些县（现在都称市），惊诧的是圈地之风仍然很盛，一圈一大片，忙着填河、拆房、拔树、扒土，滴水不留，寸土无绿。想想徐根宝尚且在他的小小足球基地种植蔬菜粮食，“抢逼围”绿色西瓜受人垂青，叫响沪上。那么，在长三角的许多企业周围，企业内部的诸多空间，为什么不学学我们的“根宝意识”，利用空地建起绿色农业基地，却甘心让它朝天晒太阳呢？贪利无极，不知进退，奢望着让所有的空地变成金砖，却不忧虑绝了生命绿色之源！值得欣慰的，上海决心保留崇明岛这样的绿色宝地不受侵染，这次又看到芦潮港的改造，渔业、林业、蔬果为主的农业都兼顾到了，处处见绿，说明只要有“水火相济”的那份意识，办法还是有的。
　　当读到“昔日青山绿水，几成童山浊溪”，禁不住唏嘘长叹：山水给了我们恩泽，何以我们不能善待山水？我同意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在描述这类生态事故时，不应产生错觉，似乎经济开发与环境恶化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开发不是罪过，问题在于是良性开发还是恶性开发。“吉凶以情迁”，利弊迥异。开发有道的关键，就在“出入以度”四个字上。所谓“度”，表面看好像是“数”或大或小的技术问题，骨子里却是文明意识和思维方法问题。《周易》曰：“与时而消息，不极于亢，而善其终”。也是说，只有准确把握好“度”，方可成事，有始有终。何谓“亢”？“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失，极穷而悔也。”换上今日的用语，就是说：如果敢于蔑视“与时而消息”的种种预警，过度开发，必致穷极而悔，殃及子孙后代，岂可不慎乎？
　　行文至此，不禁联想当下，恕我说点杞人之忧。这二三十年里，上海城市化带来的经济效能与生活变化，一年一个样，十年大变样，这是我们都亲身体验到的。然而，有时也会叫人想起：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人口容量、汽车总量、建筑密度与高度，应不应该有个上限，是否需要有个“适度”的概念？最近看到市府召开专家会，给出了上海人口容量总数的限度，这很好。那么，汽车总量的限度呢？得谋个法子，未雨绸缪，不要像有的城市闹得汽车比人走得慢。“日中则移，月盈则亏，物盛则衰”，这个思维通则贯穿于整部《周易》之中。像这样的思维方法，我觉得对于城市化进程中的规划与管理应有所启示。至少也应有这样的忧患意识，从而对可能产生的城市化生态灾变做出必要的预判和防备。
　　（此文系作者在由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上海市精神文明办、上海市老年基金会举办的第四届敬老崇文论坛上演讲的摘要）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