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于中国的影响很大，自东汉末年传入后，历经六朝隋唐的发展，已深入民间，成为中国人生活标准之一种。在宗教上，佛教与其它宗教的比较，是个大问题；它对于中国民族性格的左右，也是个大问题。这些问题，是民族文化上的问题。
　　宗教总是劝人为善。佛教强调主动的为善，也强调被动的逆来顺受。逆来顺受自然是善的表现，它和忍耐有很相似的地方。只是现世中的忍耐，有忍辱负重、忍辱待时的积极性。而佛教的忍耐，却有完全放下的意味。这种完全放下，是对于人生本质的高度认识。这种认识的建立，在于彻底了解死亡是人生的必然结果与归宿。一个人要是真切地知道自己必死，是会放下很多事的。问题是，一个人得知自己必死，和一个人要不要在死前好好活，是两码事情。就像鞋带系上了，终究要解开。难道因为它终究要解开，我们就不把它系上吗?
　　佛教劝人放下，基本上，其道理的根源在于因果。认为若是不放下，而与各种逆境相抗，便会造业，便会形成下一轮事件的因。有因即有果，因此烦恼不断。这种业，不但在这一世发生作用，还影响下一世。有人不愿意现世有烦恼，有人怕下世受恶果，所以，放下就成了佛教的重要旨趣。而放下的方法，在佛教而言，可以大约分为两种：一是被动的由戒律来约束之，使人不得不放下；一是主动的透过各种修行，使人面对逆境，而不生分别心——面对事件，不见其利弊得失的分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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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生分别心，是佛教的重要观念；甚至，分别心的有无，可以看作佛法果位的指标。有分别心是众生，无分别心是佛菩萨。这种分别心的减少，的确是离去烦恼的妙方。但是分别心要减少多少?是不是可以无限制地减少?对于深究佛法，而非盲目信从的佛徒而言，是个应该思索的问题。
　　事实上，人的分别心自婴儿出世便已开始。婴儿对事物的第一个分别，大概是冷热。随着年龄增长，渐渐地由分别而会分类；又渐渐地由分类而会分析；以致长大成人。人若是如佛教讲的完全没有分别心，就是由分析而退至分类，由分类而退至分别，最后，进入心智丧失的，不如一个婴儿的，无分别无反应状态。一旦他人对自己做什么事，完全没有分别没有反应，也就失去了生物应该具备的趋吉避凶本能。由他人操纵生活、生命甚或生死的人，是不必存在的生命体。因为，活着还是死了，也没有什么分别。死了，也就算了；活着，也是苟活。这种思想，和生物的求生意志相反。这种不分别的无反应思想，真是一种彻底的虚无思想。它对于个人，团体，甚至一个物种，没有什么好处。
　　怎么办呢?其实分别和不分别，并不是绝对的两极化。凡事两极化，就是极端。佛法不是要讲圆融吗?(中国传统的诸子思想，特别是重量级的儒道二家，则更不讲极端，更讲究圆融)在分别与不分别之间，在所谓的世间法与出世法之间，并不是完全地没有空间。禅宗六祖慧能和尚于《法宝坛经》上就说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同样的，不分别这种出世的观念，也可以有入世的讲法。那就是：并非不分别，而是分别后不计较。
　　没有疑问，计较是件坏事。当然，那也要看计较什么事。我常喜欢说，“和小人物计较，就变成小人物。和大人物计较，就变成大人物。和时间计较，就变成历史人物”。这个说法，也武断了些。不过我真的把它写下，视为座右。记得见过一个偈子：“何必多计较，自有大乘除。”文辞虽然粗糙，却极有见地。不计较，是理智的行为；是对于事情原委透彻分析后的理智判断；是对于与自己生命主轴无关的逆境一笑置之。不计较，非但有睿智的气味，还透着三分潇洒。它看似与不分别一样，不对世事反应；但是虽不反应，却有精致的原因；虽不反应，却是为了更有效率的发展。这种不计较的无反应，充满生趣。
　　佛教说不分别，我看出不分别的问题。我提出不计较的说法，代替不分别。以不计较代替不分别，是我对于佛教的一种批判。因为不计较是理智的，生命操于自己手中。不分别是不理智的，生命操之于他人手中。
　　佛法清净优美，但是，每每想到人因为不分别而可能导致的种种，不禁有悲悯的感觉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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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的后半生》，陈红民等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58.00元
　　这本书的作者在广为搜集两岸出版的各类重要史料，尤其是认真披阅了此一时期的台湾报刊，并逐日查找蒋介石言论与活动的线索，继而又专程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最新开放的《蒋介石日记》的基础上，长期专研，累年经营，创作出了这部有关蒋介石生平的不可多得之佳作。这本书专写台湾时期的蒋介石，以信史的角度，完整而准确地勾绘出蒋介石在台湾26年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