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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泽从1953年出生起，就同祖父马寅初一起住，1961年马先生辞职归家时，他只有8岁。“爷爷每天非常平静地写作、锻炼，我们当小孩子的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唯一遗憾的是当时每年“五一”和“十一”天安门广场晚上的联欢。“往年这个时候爷爷都会带着我们到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联欢，我们可以见到很多国家领导人。但1958年晚会那天，我们觉得到时候了，爷爷却说不去了，身体不舒服。“这些年经常有人问我们，祖父在家里跟我们谈论过人口问题吗？我们这些兄弟姐妹仔细回想，在我们共同生活的30年间，他也许同我们的父辈谈论过，但的确从未跟我们这些第3代谈起。当年他的人口理论被批判时，我们都还是孩子，随后的十几年，人口问题成了禁区，再后来，等我们真正想要了解这些问题的时候，爷爷已经年迈，无法与我们清晰地讨论问题了。”
家里想培养他做账房先生
年幼的马思泽曾经从祖父书房翻出一本批判《新人口论》的油印册子，“云里雾里地看完，却百思不得其解”。无法将册子中批判的这个要“用战争消灭人口”的人，与身边那位阳光、慈爱，为孙子们剿灭蚂蚁而恼怒的老人联系在一起。马思泽笑着为本刊记者介绍他的堂弟马大成，“他现在杭州马寅初纪念馆工作，是9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位，当年我爷爷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起因之一就是建国后他历年回浙江嵊州老家考察，每次大成的父母都会抱着一个新出生不久的孩子出来欢迎他，着实让他吓了一大跳。”
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清光绪八年农历五月初九1出生于浙江绍兴县皋埠村，按干支纪年，他出生之年为壬午年，五月为午月，初九为午日，再加上他午时出生，又姓马，正应了老话说的“五马齐全”！
马寅初幼时举家迁居嵊县浦口镇，他的父亲马棣生有一手酿酒的好手艺，母亲王氏贤惠精干，家里开的“马树记”酒家生意甚是兴隆。马棣生最初想培养马寅初做账房先生，但马寅初执意要念书。在义父张江声的资助下，他于1898年秋入上海教会学校“英华书馆”，后考取天津北洋大学。1906年，他获得官费派往美国耶鲁大学留学的资格，并和其他留学生得到时任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召见。
马大成听族里的老人讲，马寅初要留学西洋的消息曾令举族欢欣，马家人办了几天酒，唱了几天戏，热热闹闹庆祝了—番。“按照老辈的说法，清末北洋大学毕业，就相当于旧时的‘赐进士’，一人中举，全家风光，就连村里人也跟着横起来。光绪年间，距离我们浦口5里路的塘头溪村有个读书人中举，他们村的人到我们浦口买东西不付钱，浦口人都拿他们没办法。小爷爷留洋等于给浦口人出了气。”
1916年，马寅初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哲学博士学位回国，时年34岁。他先在北洋政府财政部任职，后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
马寅初把儿女带到演讲现场
1920年起，他一边创办新式商科学校，一边陆续在上海、北京的学校和金融机构发表演讲，普及经济常识、吁请整顿币制。1927年，45岁的他辞教入仕，抱着“为国牺牲”、“为社会服务”的理想加入了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官越做越大，最初秉持的信仰却越来越虚空动摇，寄望税制改革、再造中国经济的他最终发现，政府“不能办富人税，只能在穷人身上着想”；“三民主义”是虚、权贵资本是实；“此种丧心病狂之事，在昔日清政府及军阀所不敢为者，而今已现于青天白日之下，诚可谓每况愈下，令人为之痛哭也！”
“今旧道德已渐失其势力，欲打破人民升官发财之思想，非用武力可能奏效。应将新旧两教育互为表里，10年教育之后，或有希望。”他重返文教阵地，先后在杭州财务学校、上海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很多人赞叹祖父在1958至1960年间的表现，其实这既不是他第一次因言获罪，也不是他第一次知难而进。”
马思泽指的是1939年。那时，国民党的达官显贵们大发国难财，马寅初在《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上接连发表《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等檄文，并公开发表“我对于抗战的透视”、“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收回膨胀的纸币”等演讲，矛头直指“蒋委员长”。“有人说他是‘民族英雄’，我看他只能算是个家族英雄，因为他庇护的只是他的亲戚家族。他们用租税、公债和通货膨胀三种方法，刮尽了天下的民脂民膏，甚至连他们子子孙孙的棺材钱都捞足了，哪里还管老百姓的死活！”他把儿女带到演讲现场，对着人群中的特务说：“我马某人愿效谭嗣同先生，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我自横刀向天笑！为了抗战，英勇的数十万将士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文人在后方无所贡献，也应当不惜死于后方，把应该说的话大胆地说出来。如果我惨遭毒手，也让他们（妻子儿女）知道我是怎么死的，从而把我今天讲的话，当做赠给他们的一笔遗产！”
调侃自己被批得“心广体胖了”
1940年12月，马寅初被逮捕，国民党中央社发稿称“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实际上他已被押进贵州息烽看守所。次年8月，他被转押至江西上饶集中营。1942年8月回到重庆，被软禁在歌乐山家中。
经周恩来等人在国民参政会上的强烈呼吁，1944年12月，62岁的马寅初终得自由，当月月底他在重庆工商界“星期五聚餐会”上第一次公开露面。数年监禁丝毫未能折损他的刚正公义，他作了题为《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的演讲，这位声名远播的经济学家、资深国民党员亮出了自己最新的政治主张，“今日中国之最大事业，要先走上民主的路而后方可解决经济问题。若反其道而行走，就是舍本逐末”。
其后数年，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坚定的黨外盟友，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察开启民智，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发表《中国为什么穷》、《今日我国经济的总检讨》、《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我们应该怪什么》等演讲。
1946年，上海18个经济学术团体为马寅初64岁寿辰庆生，打出一面“马首是瞻”的锦旗。“‘言人之言者易，言人之欲言者难，言人之不敢言者就更难’。我爷爷的这句话传播很广，很多人佩服他的硬骨头精神，把他想象成了钢铁战士，”马思泽看过一些有关祖父的文章以及影视作品，“大义凛然，言辞激昂，很正面很高大。”他笑着说，很多细节“是作者善意地夸大和演绎”，“我爷爷的性格确实具有嵊州人特有的那种倔强，但通常他为人做事、撰文演讲的风格很平实，很多时候又显得诙谐幽默。在‘新人口论’遭到全国范围持续的口诛笔伐、‘右派’帽子随时可能扣下来的政治高压态势下，他居然还会公开撰文调侃自己被批得‘心广体胖了’，‘对我泼冷水，是最受欢迎的’，可见他那深入骨子里的倔强和幽默。”
“爷爷个头不高，脸型和体态均很圆浑，不像鲁迅先生那样有棱角，完全不像个‘战士’。他将‘事’与‘人’分得很开。听我父亲讲，在重庆时期，爷爷在各种场合撰文演讲，猛烈抨击四大家族发国难财的财税政策，但同时又仍能与他们交往，所以在重庆大学的师生为深陷囹圄、失去自由的爷爷举办60寿辰庆贺会的时候，孔祥熙也送来了贺联。爷爷非常敬重和感谢周恩来总理，但在如何对待人口问题的观点上，他谢绝了周总理的劝导，选择了拒绝认错。”
邢大军据《文史月刊》徐梅、易洁/文整理
唯一遗憾的是当时每年“五一”和“十一”天安门广场晚上的联欢。“往年这个时候爷爷都会带着我们到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联欢，我们可以见到很多国家领导人。但1958年晚会那天，我们觉得到时候了，爷爷却说不去了，身体不舒服。“这些年经常有人问我们，祖父在家里跟我们谈论过人口问题吗？我们这些兄弟姐妹仔细回想，在我们共同生活的30年间，他也许同我们的父辈谈论过，但的确从未跟我们这些第3代谈起。当年他的人口理论被批判时，我们都还是孩子，随后的十几年，人口问题成了禁区，再后来，等我们真正想要了解这些问题的时候，爷爷已经年迈，无法与我们清晰地讨论问题了。”
家里想培养他做账房先生
年幼的马思泽曾经从祖父书房翻出一本批判《新人口论》的油印册子，“云里雾里地看完，却百思不得其解”。无法将册子中批判的这个要“用战争消灭人口”的人，与身边那位阳光、慈爱，为孙子们剿灭蚂蚁而恼怒的老人联系在一起。马思泽笑着为本刊记者介绍他的堂弟马大成，“他现在杭州马寅初纪念馆工作，是9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位，当年我爷爷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起因之一就是建国后他历年回浙江嵊州老家考察，每次大成的父母都会抱着一个新出生不久的孩子出来欢迎他，着实让他吓了一大跳。”
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清光绪八年农历五月初九1出生于浙江绍兴县皋埠村，按干支纪年，他出生之年为壬午年，五月为午月，初九为午日，再加上他午时出生，又姓马，正应了老话说的“五马齐全”！
马寅初幼时举家迁居嵊县浦口镇，他的父亲马棣生有一手酿酒的好手艺，母亲王氏贤惠精干，家里开的“马树记”酒家生意甚是兴隆。马棣生最初想培养马寅初做账房先生，但马寅初执意要念书。在义父张江声的资助下，他于1898年秋入上海教会学校“英华书馆”，后考取天津北洋大学。1906年，他获得官费派往美国耶鲁大学留学的资格，并和其他留学生得到时任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召见。
马大成听族里的老人讲，马寅初要留学西洋的消息曾令举族欢欣，马家人办了几天酒，唱了几天戏，热热闹闹庆祝了—番。“按照老辈的说法，清末北洋大学毕业，就相当于旧时的‘赐进士’，一人中举，全家风光，就连村里人也跟着横起来。光绪年间，距离我们浦口5里路的塘头溪村有个读书人中举，他们村的人到我们浦口买东西不付钱，浦口人都拿他们没办法。小爷爷留洋等于给浦口人出了气。”
1916年，马寅初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哲学博士学位回国，时年34岁。他先在北洋政府财政部任职，后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
马寅初把儿女带到演讲现场
1920年起，他一边创办新式商科学校，一边陆续在上海、北京的学校和金融机构发表演讲，普及经济常识、吁请整顿币制。1927年，45岁的他辞教入仕，抱着“为国牺牲”、“为社会服务”的理想加入了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官越做越大，最初秉持的信仰却越来越虚空动摇，寄望税制改革、再造中国经济的他最终发现，政府“不能办富人税，只能在穷人身上着想”；“三民主义”是虚、权贵资本是实；“此种丧心病狂之事，在昔日清政府及军阀所不敢为者，而今已现于青天白日之下，诚可谓每况愈下，令人为之痛哭也！”
“今旧道德已渐失其势力，欲打破人民升官发财之思想，非用武力可能奏效。应将新旧两教育互为表里，10年教育之后，或有希望。”他重返文教阵地，先后在杭州财务学校、上海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很多人赞叹祖父在1958至1960年间的表现，其实这既不是他第一次因言获罪，也不是他第一次知难而进。”
马思泽指的是1939年。那时，国民党的达官显贵们大发国难财，马寅初在《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上接连发表《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等檄文，并公开发表“我对于抗战的透视”、“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收回膨胀的纸币”等演讲，矛头直指“蒋委员长”。“有人说他是‘民族英雄’，我看他只能算是个家族英雄，因为他庇护的只是他的亲戚家族。他们用租税、公债和通货膨胀三种方法，刮尽了天下的民脂民膏，甚至连他们子子孙孙的棺材钱都捞足了，哪里还管老百姓的死活！”他把儿女带到演讲现场，对着人群中的特务说：“我马某人愿效谭嗣同先生，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我自横刀向天笑！为了抗战，英勇的数十万将士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文人在后方无所贡献，也应当不惜死于后方，把应该说的话大胆地说出来。如果我惨遭毒手，也让他们（妻子儿女）知道我是怎么死的，从而把我今天讲的话，当做赠给他们的一笔遗产！”
调侃自己被批得“心广体胖了”
1940年12月，马寅初被逮捕，国民党中央社发稿称“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实际上他已被押进贵州息烽看守所。次年8月，他被转押至江西上饶集中营。1942年8月回到重庆，被软禁在歌乐山家中。
经周恩来等人在国民参政会上的强烈呼吁，1944年12月，62岁的马寅初终得自由，当月月底他在重庆工商界“星期五聚餐会”上第一次公开露面。数年监禁丝毫未能折损他的刚正公义，他作了题为《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的演讲，这位声名远播的经济学家、资深国民党员亮出了自己最新的政治主张，“今日中国之最大事业，要先走上民主的路而后方可解决经济问题。若反其道而行走，就是舍本逐末”。
其后数年，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坚定的黨外盟友，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察开启民智，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发表《中国为什么穷》、《今日我国经济的总检讨》、《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我们应该怪什么》等演讲。
1946年，上海18个经济学术团体为马寅初64岁寿辰庆生，打出一面“马首是瞻”的锦旗。“‘言人之言者易，言人之欲言者难，言人之不敢言者就更难’。我爷爷的这句话传播很广，很多人佩服他的硬骨头精神，把他想象成了钢铁战士，”马思泽看过一些有关祖父的文章以及影视作品，“大义凛然，言辞激昂，很正面很高大。”他笑着说，很多细节“是作者善意地夸大和演绎”，“我爷爷的性格确实具有嵊州人特有的那种倔强，但通常他为人做事、撰文演讲的风格很平实，很多时候又显得诙谐幽默。在‘新人口论’遭到全国范围持续的口诛笔伐、‘右派’帽子随时可能扣下来的政治高压态势下，他居然还会公开撰文调侃自己被批得‘心广体胖了’，‘对我泼冷水，是最受欢迎的’，可见他那深入骨子里的倔强和幽默。”
“爷爷个头不高，脸型和体态均很圆浑，不像鲁迅先生那样有棱角，完全不像个‘战士’。他将‘事’与‘人’分得很开。听我父亲讲，在重庆时期，爷爷在各种场合撰文演讲，猛烈抨击四大家族发国难财的财税政策，但同时又仍能与他们交往，所以在重庆大学的师生为深陷囹圄、失去自由的爷爷举办60寿辰庆贺会的时候，孔祥熙也送来了贺联。爷爷非常敬重和感谢周恩来总理，但在如何对待人口问题的观点上，他谢绝了周总理的劝导，选择了拒绝认错。”
邢大军据《文史月刊》徐梅、易洁/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