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农历正月十八，太阳还有一竿子高，临清县前大屯村街口上人声嘈杂，热闹得很。村里年轻人簇拥着村长崔保安，听他兴致勃勃地向人们高谈阔论。崔保安刚从下堡寺区政府开会回来，中午喝了点老烧酒，嘴上沾满了油腻，脸上挂着笑容，头上一条蓝道道白毛巾也箍歪了。区上给村里分配了两个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保安军第5旅临清驻军第1团招兵名额，征招条件非常优越——在自己家门口当兵，现赏5块现大洋，120斤小米。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年轻人都想一日三餐吃上饱饭，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当兵吃粮是唯一出路。
　　那一天，舅舅韩风鸣到邱县香城固村地主家打短工，回到村口时听到了这档子事。他想都没想，扒开人群，冲到崔保安跟前，哀求道：“崔二爷，俺家里穷，不怕死，叫俺去吧！”
　　崔保安很不情愿地瞟了舅舅一眼，派头十足地打着官腔说：“国民韩风鸣先生，今年贵庚是多少啊？”
　　舅舅没念过书，这点知识还有：“我17岁。”
　　“哎吆，还没成年。过两年，二爷给你找个差事。”
　　“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就让俺到外面去闯一闯吧！”
　　崔保安突然脸上一沉：“没大没小！今天出门前喝了几碗高粱面糊糊，路上尿过泡没有啊？”
　　舅舅从小就没有坏心眼，回答说：“喝了五碗，路上尿过三泡。”
　　“也没有照照自己，你凭啥？”
　　“凭啥？”舅舅黑脸一下子紫到了耳根，“俺身高七尺，有劲！论打仗，仨俩人凑不上来。”
　　崔保安一脸不屑：“吃骆驼粪还不用垫杌子呢，大伙儿说是吧？”
　　人群在讥讽、咒骂、哄笑声中渐次散尽：“啥玩意儿！不过是一个小村长，有几个臭钱，能这样糟践人吗？”
　　大舅金刚怒目，咬牙切齿，在萧瑟寒风中站立了很久。
　　1983年5月，舅舅开始写回忆录，他在《我的革命经历》中写道：“从那一天开始，我内心深处就产生了阶级斗争的观念，决心参加红军，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当天晚上，村小学老师王明辉找到我，介绍我到共产党鲁西北特委从事地下工作，化名叫韩兴旺。”
　　崔保安大儿子崔九海和财主王观涛三儿子王保富当兵走了还不到半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相继南撤，各种地方势力均以“抗日救国”的名义，行搜刮之实，组建起民间武装。原有虎头子、碰破天、刀口子等帮会组织也沉渣泛起，兴风作浪。保安旅属于地方兵种，守土有责，不允许南撤，王保富在一次执行剿匪任务时阵亡了。《阵亡通知书》送到村里，崔保安顿时失去了理智，也失去了往日的淫威。偶尔传来的鞭炮声，抑或风吹树枝窸窸窣窣的声响和鸟鸣声，都会使他噤若寒蝉，惊恐不安。
　　终于有一天，舅舅家的屋门被慢慢地、轻轻地推开了。崔保安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走到舅舅身边，温柔而谦逊地说：“爷们儿，给你10块现大洋，240斤小米，把俺家崔九海替回来，去不去？”
　　舅舅回答他简慢而倨傲：“20块现大洋，明天走人。”
　　崔保安闻言大喜，溢美之词脱口而出：“爷们儿你人高马大，虎背熊腰，一看就是当大官的坯子。”
　　真让崔保安给说着了，舅舅到保安旅未满一年，在地下党组织帮助下，从临清保安团带出来两个排的人和枪，参加共产党鲁西北抗日军政府老五团，任3营9连连长。舅舅当连长那一年，带着两个警卫回过一次家，给家里带来百来斤红薯片，就跳到外线作战去了。
　　姥爷韩书玉死于1943年大饥荒，韩家只剩下了姥娘韩杨氏和我母亲韩风兰。1950年农历六月初三，母亲在村里识字班上完夜课，跟小伙伴们一起回家，在大街上碰见老村长崔保安，他叫住母亲，递给母亲一封信说：“韩妮，你哥哥韩风鸣来信了，他在河南省开封市工作，改名叫韩兴旺啦。”
　　“娘……娘，俺哥哥来信啦，他没有死，没有死啊！”母亲丢下小伙伴，跑一阵喘一阵，像空中飘落下来的树叶在街道上摇摆，疯子一样沿街呼号，“哥哥落在了市里工作啦！”
　　舅舅来信是这样说的。他已转业到地方工作，出任市公安局副局长，等忙完这一阵子，年底前回乡探家，希望姥娘在老家给他寻一房媳妇。
　　那一年，舅舅35岁。
　　婚礼安排在舅舅到家前三个月。按照乡下规矩，是跟家里大红公鸡拜的堂，母亲陪嫂子圓的房。妗妗名叫崔九香，是老村长崔保安家的小闺女，比舅舅小1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