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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儿童观的发展经历了很长的历程，近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教育大师与哲学家卢梭和杜威各自提出了自己有关儿童教育的理论，二者的观点存在异曲同工之处，都对传统旧式教育进行了批判，但是，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其中略有不同，这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对我们认识和构建恰当的儿童现有很大的启示。
[关键词]卢梭 杜威 儿童观
作为近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教育大师和哲学家，卢梭和杜威都从反对传统的旧教育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它们的儿童教育论，对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教育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并最终确立了以儿童为中心的现代教育的地位。本文试图将二者的儿童教育观的异同进行对比研究。
一、儿童观概述及其发展历程
儿童观是人们对儿童的看法、认识以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观念的总和，它涉及到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儿童期的意义和价值，儿童的权利和地位，教育与儿童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儿童观作为人类观的一部分，作为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体系的一部分，对以人为对象的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社会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人们对儿童的态度和看法都不尽相同。儿童观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变革的。在18世纪以前，由于受“预成论”的影响，那时的儿童观基本上是一种“小大人”的儿童观，认为儿童与成人没有质的区别，只有量的不同，儿童就是一个微型的成人。
一般认为，西方现代儿童观起始于十八世纪。法国教育家卢梭在批判传统教育和旧的儿童观的基础上，旗帜鲜明的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到了十九世纪初，美国教育家及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作为西方现代教育理论的代表，对儿童观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杜威认为，儿童是主动的学习者，早期教育的独特方法就是利用儿童的自由冲动和本能，并且利用它们扩大和加深认识，促进行为和控制能力的发展。
二、杜威和卢梭的儿童观共同之处
(一)抨击传统教育严重脱离儿童实际生活，提出要尊重儿童的童年生活，卢梭看来，童年是儿童的极其珍贵的财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去剥夺这笔财富，童年的生活是有价值的，因此，卢梭提出：“既然是不能肯定目前的痛苦能够解除将来的痛苦，为什么又要他遭受他现时承受不了的那么多灾难呢?”杜威从反对传统的儿童教育脱离儿童生活实际出发，提出了“教育即生活”，强调教育要与儿童的生活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儿童真正适应眼前的生活。早在1897年的《我的教育信条》中，杜威就指出，“学校科目相互联系的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是儿童本身的活动。”
(二)两者都主张教育要尊重儿童的特性。卢梭认为教育应以儿童为中心，教给儿童的知识要对儿童有用，而不是看它是否对成人有用，因此必须从儿童中发现儿童，并按照儿童的特殊的年龄阶段来认识儿童，发展儿童。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儿童特有的价值。
杜威和卢梭一样，也对传统教育中忽视儿童的现象进行了批判，杜威反对传统教育不重视儿童的错误做法，他批评说传统“学校的重心是在儿童之外，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在其他你所高兴的地方，惟独不在儿童自己即时的本能活动和活动之中”，杜威认为，传统教育的最大缺点就是从“上面”或“外面”对儿童实行强迫教育和教师实行“武断性”的主导作用，他在《学校与社会》中批判了旧教育不尊重儿童的弊病，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儿童中心”的主张，“现在，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这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
(三)他们都对传统的机械的注入式教学方法进行了批判。旧式教育注重把一些外在的东西强行灌输给儿童，这些东西可能是与儿童的现实生活完全无关的知识，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习这些知识，从而有书本中心和教师中心的倾向，卢梭批评许多教师“考虑他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比考虑他学生的利益的时候多”。“他把一套易于表现的本领教给他的学生，以便随时拿出来向别人夸耀；而他所教的东西是否对学生的发展有利则全然不管”。这种不考虑儿童利益的教学对儿童的发展是不利的，它束缚了儿童的智力和个性的发展。
杜威也尖锐地批判了僵化的形式主义教育。他批判了传统教育的“三中心”的教学，即仅仅以书本的知识、课堂上的讲授和教师主导作用为教学的中心，而把真正的“中心”——儿童抛在了一边。他提出让儿童在操作中学习，从根本上转变了传统教育单向的、灌输性的教育模式。儿童天生爱好活动，并能够根据活动的苦乐而调整其活动和控制其活动，借以适应环境的需要。儿童的这种潜在动力非常强烈，教育必须尊重它、利用它。杜威认为，如果儿童想要得到某方面的知识，就必须亲自尝试一下，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从“活动中学”，使学校里的知识和活动联系起来。这种学习方式能引起儿童内心愉悦的情感体验，引发他们积极的想象、创造的欲望与行为，“当儿童有机会从事各种调动他们的自然冲动的身体活动时，上学便是一件乐事，儿童管理不再是一种负担，而学习也比较容易了”。
(四)他们都反对传统教育中教师的绝对权威，主张建立平等对话的师生关系。卢梭提到，“不要对你的学生进行任何种类的口头教训，应该使他们从经验中去取得教习；也不要对他们施加任何种类的惩罚，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错究竟错在什么地方；也不要叫他们请求你的宽恕，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冒犯了你”。此外，还要能正确地评价儿童，即不用成人的标准来评价儿童。“如果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那简直是最愚蠢的事情”。
杜威则强调指出，教育过程是儿童和教师共同参与的过程，也是儿童和教师真正合作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儿童和教师双方都是作为平等者和学习者来参与的，他反对在旧式教育体制下形成的教师中心论及服从型师生关系。他认为教师的作用在于了解儿童的兴趣和需要以及以什么样的活动可以使之得到有益的表现；并据以提供必要的刺激和材料，这些论述表明，杜威虽然主张“儿童中心论”，但教师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仍起着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
三、共性中的个性——两者的差异
(一)杜威较之卢梭更加强调了社会环境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卢梭强调教育要顺应自然，让儿童自然地成长，但是，他忽视了教育的社会性，如果说卢梭发现了作为“自然人”的儿童，那么，杜威则发现了作为“社会人”的儿童。他认为“儿童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发展的”。
(二)杜威在卢梭的基础上提出了让儿童从做中学的观点，杜威尽管赞赏卢梭尊重儿童天性和潜能的论述，但是他反对卢梭所谓的2～12岁时实施所谓的“消极教育”，认为这一阶段儿童是可以学习的，只不过儿童学习的方式是“从做中学”，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卢梭主张教育是以儿童为本位，但是因为成人对儿童的了解相当有限，这样的教育难免有误。如果一味迎合特殊需要对儿童施教育，形成了儿童某种特性，儿童一旦失去原有的环境，教育就失去应有的价值。
(三)两者对待儿童的“自由”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卢梭在尊重儿童天性的基础上，倡导儿童率性发展，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主张儿童自主发展，而不要过多地干预。卢梭从顺应儿童的天性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自然后果”教育方法：当儿童由于不小心打破了房间窗户的玻璃，成人不要马上换上好玻璃，而是让儿童在房间里感受寒风的刺骨，这样，他就自己认识到，打破玻璃的行为是错误的，而今后不再重犯了。
但是，杜威认为，自由不是放纵，儿童没有绝对的自由。儿童既要有自由，又不能没有纪律，“自由若不加以限制，就是自由的消极方面，其价值仅仅在于他是一种取得力量的自由的工具，”在强调“儿童中心”思想的同时，杜威并不同意教师采取“放手”的政策。教师不仅应该给儿童提供生长的适当机会和条件，而且应该观察儿童的生长并给以真正的引导。
综上所述，卢梭和杜威的儿童观既存在较多的共识，又有一定的分歧，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吸收二者的合理因素，避免其可能产生的缺陷，就能够在不违背儿童天性发展的基础上，使儿童健康快乐自由的成长。
[关键词]卢梭 杜威 儿童观
作为近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教育大师和哲学家，卢梭和杜威都从反对传统的旧教育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它们的儿童教育论，对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教育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并最终确立了以儿童为中心的现代教育的地位。本文试图将二者的儿童教育观的异同进行对比研究。
一、儿童观概述及其发展历程
儿童观是人们对儿童的看法、认识以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观念的总和，它涉及到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儿童期的意义和价值，儿童的权利和地位，教育与儿童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儿童观作为人类观的一部分，作为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体系的一部分，对以人为对象的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社会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人们对儿童的态度和看法都不尽相同。儿童观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变革的。在18世纪以前，由于受“预成论”的影响，那时的儿童观基本上是一种“小大人”的儿童观，认为儿童与成人没有质的区别，只有量的不同，儿童就是一个微型的成人。
一般认为，西方现代儿童观起始于十八世纪。法国教育家卢梭在批判传统教育和旧的儿童观的基础上，旗帜鲜明的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到了十九世纪初，美国教育家及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作为西方现代教育理论的代表，对儿童观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杜威认为，儿童是主动的学习者，早期教育的独特方法就是利用儿童的自由冲动和本能，并且利用它们扩大和加深认识，促进行为和控制能力的发展。
二、杜威和卢梭的儿童观共同之处
(一)抨击传统教育严重脱离儿童实际生活，提出要尊重儿童的童年生活，卢梭看来，童年是儿童的极其珍贵的财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去剥夺这笔财富，童年的生活是有价值的，因此，卢梭提出：“既然是不能肯定目前的痛苦能够解除将来的痛苦，为什么又要他遭受他现时承受不了的那么多灾难呢?”杜威从反对传统的儿童教育脱离儿童生活实际出发，提出了“教育即生活”，强调教育要与儿童的生活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儿童真正适应眼前的生活。早在1897年的《我的教育信条》中，杜威就指出，“学校科目相互联系的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是儿童本身的活动。”
(二)两者都主张教育要尊重儿童的特性。卢梭认为教育应以儿童为中心，教给儿童的知识要对儿童有用，而不是看它是否对成人有用，因此必须从儿童中发现儿童，并按照儿童的特殊的年龄阶段来认识儿童，发展儿童。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儿童特有的价值。
杜威和卢梭一样，也对传统教育中忽视儿童的现象进行了批判，杜威反对传统教育不重视儿童的错误做法，他批评说传统“学校的重心是在儿童之外，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在其他你所高兴的地方，惟独不在儿童自己即时的本能活动和活动之中”，杜威认为，传统教育的最大缺点就是从“上面”或“外面”对儿童实行强迫教育和教师实行“武断性”的主导作用，他在《学校与社会》中批判了旧教育不尊重儿童的弊病，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儿童中心”的主张，“现在，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这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
(三)他们都对传统的机械的注入式教学方法进行了批判。旧式教育注重把一些外在的东西强行灌输给儿童，这些东西可能是与儿童的现实生活完全无关的知识，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习这些知识，从而有书本中心和教师中心的倾向，卢梭批评许多教师“考虑他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比考虑他学生的利益的时候多”。“他把一套易于表现的本领教给他的学生，以便随时拿出来向别人夸耀；而他所教的东西是否对学生的发展有利则全然不管”。这种不考虑儿童利益的教学对儿童的发展是不利的，它束缚了儿童的智力和个性的发展。
杜威也尖锐地批判了僵化的形式主义教育。他批判了传统教育的“三中心”的教学，即仅仅以书本的知识、课堂上的讲授和教师主导作用为教学的中心，而把真正的“中心”——儿童抛在了一边。他提出让儿童在操作中学习，从根本上转变了传统教育单向的、灌输性的教育模式。儿童天生爱好活动，并能够根据活动的苦乐而调整其活动和控制其活动，借以适应环境的需要。儿童的这种潜在动力非常强烈，教育必须尊重它、利用它。杜威认为，如果儿童想要得到某方面的知识，就必须亲自尝试一下，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从“活动中学”，使学校里的知识和活动联系起来。这种学习方式能引起儿童内心愉悦的情感体验，引发他们积极的想象、创造的欲望与行为，“当儿童有机会从事各种调动他们的自然冲动的身体活动时，上学便是一件乐事，儿童管理不再是一种负担，而学习也比较容易了”。
(四)他们都反对传统教育中教师的绝对权威，主张建立平等对话的师生关系。卢梭提到，“不要对你的学生进行任何种类的口头教训，应该使他们从经验中去取得教习；也不要对他们施加任何种类的惩罚，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错究竟错在什么地方；也不要叫他们请求你的宽恕，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冒犯了你”。此外，还要能正确地评价儿童，即不用成人的标准来评价儿童。“如果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那简直是最愚蠢的事情”。
杜威则强调指出，教育过程是儿童和教师共同参与的过程，也是儿童和教师真正合作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儿童和教师双方都是作为平等者和学习者来参与的，他反对在旧式教育体制下形成的教师中心论及服从型师生关系。他认为教师的作用在于了解儿童的兴趣和需要以及以什么样的活动可以使之得到有益的表现；并据以提供必要的刺激和材料，这些论述表明，杜威虽然主张“儿童中心论”，但教师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仍起着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
三、共性中的个性——两者的差异
(一)杜威较之卢梭更加强调了社会环境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卢梭强调教育要顺应自然，让儿童自然地成长，但是，他忽视了教育的社会性，如果说卢梭发现了作为“自然人”的儿童，那么，杜威则发现了作为“社会人”的儿童。他认为“儿童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发展的”。
(二)杜威在卢梭的基础上提出了让儿童从做中学的观点，杜威尽管赞赏卢梭尊重儿童天性和潜能的论述，但是他反对卢梭所谓的2～12岁时实施所谓的“消极教育”，认为这一阶段儿童是可以学习的，只不过儿童学习的方式是“从做中学”，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卢梭主张教育是以儿童为本位，但是因为成人对儿童的了解相当有限，这样的教育难免有误。如果一味迎合特殊需要对儿童施教育，形成了儿童某种特性，儿童一旦失去原有的环境，教育就失去应有的价值。
(三)两者对待儿童的“自由”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卢梭在尊重儿童天性的基础上，倡导儿童率性发展，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主张儿童自主发展，而不要过多地干预。卢梭从顺应儿童的天性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自然后果”教育方法：当儿童由于不小心打破了房间窗户的玻璃，成人不要马上换上好玻璃，而是让儿童在房间里感受寒风的刺骨，这样，他就自己认识到，打破玻璃的行为是错误的，而今后不再重犯了。
但是，杜威认为，自由不是放纵，儿童没有绝对的自由。儿童既要有自由，又不能没有纪律，“自由若不加以限制，就是自由的消极方面，其价值仅仅在于他是一种取得力量的自由的工具，”在强调“儿童中心”思想的同时，杜威并不同意教师采取“放手”的政策。教师不仅应该给儿童提供生长的适当机会和条件，而且应该观察儿童的生长并给以真正的引导。
综上所述，卢梭和杜威的儿童观既存在较多的共识，又有一定的分歧，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吸收二者的合理因素，避免其可能产生的缺陷，就能够在不违背儿童天性发展的基础上，使儿童健康快乐自由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