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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说主题探究题在文学作品阅读中难度较大，通过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来把握文章主旨是常见的方法。本文从大家常常忽略的小说主要人物、次要人物之间关系入手，通过对比分析人物之间关系，引领学生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寻找理解文章主题的便捷之路。
关键词：小说；人物对比；主旨
中图分类号：G633.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7）16-010-2
《职业》是汪增祺先生1982年写的一篇“旧作”，在小说后记中，他写道：“这是三十多年前在昆明写过的一篇旧作，原稿已失去。前年和去年都改写过，这一次是第三次重写了。”这足见作者对这篇小说题材和人物的喜爱。
这篇小说情节简单、语言质朴，幽默中带有辛酸和苦涩，是一篇文质兼美的小说，经常出现在各类高考模拟试卷的小说阅读中。理解本文的主旨、发掘作品的意蕴是考查的一个重点。小说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的，要想深入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正确把握文章的主旨常常从分析人物的性格特征入手。
在小说阅读中，学生往往只关注主要人物，对作者描写次要人物的意图往往重视不足：只知道次要人物是为衬托主要人物的，而往往忽略次要人物本身的价值，特别是对丰富小说意蕴的作用。
《职业》这篇小说中，出现了四类人物：“叫卖群像”“叫卖男孩”“其他男孩”“我”。“我”作为线索人物贯穿全文，“叫卖男孩”是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关注的焦点。在交流预习情况时，学生更多地注意到这个小男孩，从探究他的性格特征来看这篇小说的主题，往往忽略了作者用大量笔墨所描写的次要人物，这使得学生对作者创作意图的把握有失偏颇，对小说的深刻内涵理解不透，真如孙绍振教授所说：“以为一望而知，实际上一无所知。”[1]我在课堂教学中，尝试用对比法，通过“叫卖群像”与“叫卖男孩”、“其他男孩”与“叫卖男孩”、“叫卖男孩”工作时与给去外婆家不同表现的比较，引导学生学会利用文本比较分析，理清人物关系，从而读懂文章，了解小说的主旨，理解汪增祺在字里行间所蕴涵的悲悯情怀。
“叫卖群像”和“叫卖男孩”比较
小说由文林街的各种吆喝叫卖声入手，写了收旧衣烂衫的，卖化风丹的，卖壁虱药的，卖杨梅、玉麦粑粑的，由写声音入手，由声音写人，写四十年代昆明的底层人民生活。
通过小组讨论，学生很容易分析出，文章开头各种忙碌的叫卖声是交代的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表现了动荡年代底层人民生活的劳碌，也是为卖糕饼的男孩出场作铺垫。
我提出问题“作者用了近三分之一的文字来写叫卖群像图，难道只是作背景和铺垫用的？”学生思考后作出了否定的回答，接着，引导学生仔细分析“叫卖群像”，并与“叫卖男孩”进行比较。
文章开始描写了叫卖群像。这些人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辛苦劳作、也几乎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有旧衣烂衫找来卖！”作者写这位中年女人吆喝声音脆，“就像一个牙口极好的人咬着一个脆萝卜似的。”“真能喝得千门万户开”“破空而来，传得很远”，叫卖声中看出她是一个非常专业、且尽心尽职的人
作者听见卖“贵州遵义板桥的化风丹”的吆喝，引起了遐想，猜想板桥是什么地方，猜想化風丹是什么药、有什么作用，进而揣度“你想必是板桥的人了，你为什么总在昆明中呆着呢？你有时也回老家看看么？”在作者的揣度中，我们读出了叫卖者在外漂泊的艰辛与无奈，也读出了作者的同情。
“黄昏以后，直至深夜，就有一个极其低沉苍老的声音，很悲凉地喊着：‘壁虱药！虼蚤药！’”他的药是卖给那些被跳蚤咬的睡不着觉的人，需要这些药的往往是流落街头或住在条件极其肮脏平民窟的人们。四十年代的昆明到处充斥着贫穷、悲哀，半夜这低沉、悲凉的声音，更让人感到生活的艰辛、愁苦。
小说的重点是描写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身上。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都在街上叫卖，都很尽职，他们都没有好的职业，都是为生计所迫的社会底层穷苦人。他们都很努力，很尽职，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不同在于“叫卖群像”更多的是成人，而“叫卖男孩”还是一个孩子，是一个正值上学年龄的孩子。
作者关注的重点是在“叫卖男孩”身上，但绝不局限于这个男孩，大量篇幅表明他也很关注整个叫卖群体。“这些人很尽职，依然贫困；“叫卖男孩”也很尽职，他也不一定能改变自己贫困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个小男孩身上有那些叫卖者童年的影子，那些叫卖者就是这个小男孩未来的样子。比较分析，让我们了解小说所描绘的叫卖群像绝不是简单的作为背景来衬托主要人物的，他们带有某种象征意味，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不局限于表现对“叫卖男孩“的同情，更延伸为对“人世多苦辛”[2]的悲悯，这就让我们理解汪增祺“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理解小说主题的普泛性，以及小说深层次的意蕴。
“叫卖男孩”和“其他男孩”比较
小说刻画了一个在昆明街头叫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男孩，他父亲去逝早，为生活所迫，从小就做了糕点铺的小伙计，晚上忙碌，白天上街叫卖。文章还叙写了一些同他年龄相彷的小男孩，学生很容易看出“其他男孩”是为了衬托“叫卖男孩”的，有学生提出应该把“其他男孩”写的更坏些，这样能更好地表现“叫卖男孩”的不幸。针对这样想法，我引导学生从理解作者创作意图入手对两类男孩进行细致对比分析：
他们都是正值上学年龄的孩子。不同的是“叫卖男孩”晚上要劳作，白天挎着木盆走街串巷吆喝：“椒盐饼子西洋糕！”；“其他男孩”白天上学，放学后背着书包，模仿他喊：“捏着鼻子吹洋号！”
生活道路的不同和社会的不公暗含在这无形的对比中。但从文章叙述来看，孩子们学他吆喝，是因为觉得他的吆喝好听，完全出于儿童的天性，是童心的自然流露，是种游戏式的，不带有功利性的。从文章结尾，那个“叫卖男孩”大声地、清清楚楚地吆喝一声：“捏着鼻子吹洋号”，我们分明看到作者对于其他男孩的创造性的摹仿是赞许的。 作者通过他与其他男孩的对比，一方面表现他对这个男孩遭遇的同情，另一方面也在表现这个小小年经就职业化的男孩依然有童真的一面，只是在社会、生活的无形束缚和压抑下异化了。一个生活重压下，受到职业束缚，还没有彻底丧失童心的孩子是可爱的，更是可悲的，这是个体生命在社会重压下成长是如此的艰辛与无奈，这使得悲剧更带有普遍性，作者同情这个“失去童年的童年”男孩，也在有力的控诉社会不公、时代的黑暗，这使得小说的意蕴更为深广。
至此，学生也理解了作者敘写其他男孩的作用，也觉得没有必要把其他男孩写的更坏了。
“叫卖男孩”工作时表现与去外婆家表现比较
一篇好的小说，如果没有结尾的点睛之笔，必然显得平淡。小说结尾写到那个尽职的小男孩竟然“大声地、清清楚楚地吆喝一声：‘捏着鼻子吹洋号！’”幽默而又嘲谑，这又前文刻画他的尽职形成鲜明对比。
虽然吆喝的腔调是一样的。但是工作时他穿着工作服，挎着浅木盆，认真吆喝叫卖；去外婆家，他穿着干净衣裳，高高兴兴、大摇大摆地走，学其他男孩的吆喝。
作者在写他工作时，突出了“非常尽职，毫不贪玩。”甚至在每天下午看人蹓马的时候也没忘记吆喝。对此，作者用略带揶揄口气写道：“饼子和糕卖给谁呢？卖给这些马吗？”一个儿童对不属于他年龄阶段的事表现的越是尽职，就越违反常理，就越让人感到悲哀，从字里行间我们也越能体会作者隐藏的悲悯之心。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他摆脱职业束缚后的一声吆喝，那是他童心的闪现，是内心对自由的渴望，这一刻他从“职业”中解脱出来，恢复了一个孩子的天性，这一声吆喝给了这个孩子带来了职业以外的巨大愉悦，超越生活。
一个不该有职业的小孩在那个社会却有了职业，一个本该充满童真的小孩在那个社会却非常尽职，这是个体生命的痛苦与无奈，也是社会的悲哀。职业摈弃了童真、束缚了天性，固化了人的生活模式，这种固化体现在一个孩子身上，格外令人同情，这又引起我们对“职业”的思考。
汪增祺说过：“职业是对人的限制，对人的框定，意味着人的选择自由的失去，无限可能性的失去。”[3]我们每个人一定程度上不也像这个卖饼子的男孩，生活在无形的束缚和压抑中，每天重复着单调的事情，尽心尽职而毫无创新，麻木而又迟钝，但重要的是我们内心应保留一份童真，当有机会流露真情的时候，我们也会恢复了孩子式的天真。我想这也是汪增祺先生将这篇小说定名为“职业”的目的之一吧。
[参考文献]
[1]孙绍振.名作细读[G].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06）.
[2]汪增祺.小说的思想与语言.晚翠文谈新编[G].北京三联书店，2002（07）.
[3]汪增祺.平心静气——《布衣文从》序[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03）.
关键词：小说；人物对比；主旨
中图分类号：G633.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7）16-010-2
《职业》是汪增祺先生1982年写的一篇“旧作”，在小说后记中，他写道：“这是三十多年前在昆明写过的一篇旧作，原稿已失去。前年和去年都改写过，这一次是第三次重写了。”这足见作者对这篇小说题材和人物的喜爱。
这篇小说情节简单、语言质朴，幽默中带有辛酸和苦涩，是一篇文质兼美的小说，经常出现在各类高考模拟试卷的小说阅读中。理解本文的主旨、发掘作品的意蕴是考查的一个重点。小说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的，要想深入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正确把握文章的主旨常常从分析人物的性格特征入手。
在小说阅读中，学生往往只关注主要人物，对作者描写次要人物的意图往往重视不足：只知道次要人物是为衬托主要人物的，而往往忽略次要人物本身的价值，特别是对丰富小说意蕴的作用。
《职业》这篇小说中，出现了四类人物：“叫卖群像”“叫卖男孩”“其他男孩”“我”。“我”作为线索人物贯穿全文，“叫卖男孩”是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关注的焦点。在交流预习情况时，学生更多地注意到这个小男孩，从探究他的性格特征来看这篇小说的主题，往往忽略了作者用大量笔墨所描写的次要人物，这使得学生对作者创作意图的把握有失偏颇，对小说的深刻内涵理解不透，真如孙绍振教授所说：“以为一望而知，实际上一无所知。”[1]我在课堂教学中，尝试用对比法，通过“叫卖群像”与“叫卖男孩”、“其他男孩”与“叫卖男孩”、“叫卖男孩”工作时与给去外婆家不同表现的比较，引导学生学会利用文本比较分析，理清人物关系，从而读懂文章，了解小说的主旨，理解汪增祺在字里行间所蕴涵的悲悯情怀。
“叫卖群像”和“叫卖男孩”比较
小说由文林街的各种吆喝叫卖声入手，写了收旧衣烂衫的，卖化风丹的，卖壁虱药的，卖杨梅、玉麦粑粑的，由写声音入手，由声音写人，写四十年代昆明的底层人民生活。
通过小组讨论，学生很容易分析出，文章开头各种忙碌的叫卖声是交代的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表现了动荡年代底层人民生活的劳碌，也是为卖糕饼的男孩出场作铺垫。
我提出问题“作者用了近三分之一的文字来写叫卖群像图，难道只是作背景和铺垫用的？”学生思考后作出了否定的回答，接着，引导学生仔细分析“叫卖群像”，并与“叫卖男孩”进行比较。
文章开始描写了叫卖群像。这些人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辛苦劳作、也几乎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有旧衣烂衫找来卖！”作者写这位中年女人吆喝声音脆，“就像一个牙口极好的人咬着一个脆萝卜似的。”“真能喝得千门万户开”“破空而来，传得很远”，叫卖声中看出她是一个非常专业、且尽心尽职的人
作者听见卖“贵州遵义板桥的化风丹”的吆喝，引起了遐想，猜想板桥是什么地方，猜想化風丹是什么药、有什么作用，进而揣度“你想必是板桥的人了，你为什么总在昆明中呆着呢？你有时也回老家看看么？”在作者的揣度中，我们读出了叫卖者在外漂泊的艰辛与无奈，也读出了作者的同情。
“黄昏以后，直至深夜，就有一个极其低沉苍老的声音，很悲凉地喊着：‘壁虱药！虼蚤药！’”他的药是卖给那些被跳蚤咬的睡不着觉的人，需要这些药的往往是流落街头或住在条件极其肮脏平民窟的人们。四十年代的昆明到处充斥着贫穷、悲哀，半夜这低沉、悲凉的声音，更让人感到生活的艰辛、愁苦。
小说的重点是描写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身上。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都在街上叫卖，都很尽职，他们都没有好的职业，都是为生计所迫的社会底层穷苦人。他们都很努力，很尽职，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不同在于“叫卖群像”更多的是成人，而“叫卖男孩”还是一个孩子，是一个正值上学年龄的孩子。
作者关注的重点是在“叫卖男孩”身上，但绝不局限于这个男孩，大量篇幅表明他也很关注整个叫卖群体。“这些人很尽职，依然贫困；“叫卖男孩”也很尽职，他也不一定能改变自己贫困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个小男孩身上有那些叫卖者童年的影子，那些叫卖者就是这个小男孩未来的样子。比较分析，让我们了解小说所描绘的叫卖群像绝不是简单的作为背景来衬托主要人物的，他们带有某种象征意味，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不局限于表现对“叫卖男孩“的同情，更延伸为对“人世多苦辛”[2]的悲悯，这就让我们理解汪增祺“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理解小说主题的普泛性，以及小说深层次的意蕴。
“叫卖男孩”和“其他男孩”比较
小说刻画了一个在昆明街头叫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男孩，他父亲去逝早，为生活所迫，从小就做了糕点铺的小伙计，晚上忙碌，白天上街叫卖。文章还叙写了一些同他年龄相彷的小男孩，学生很容易看出“其他男孩”是为了衬托“叫卖男孩”的，有学生提出应该把“其他男孩”写的更坏些，这样能更好地表现“叫卖男孩”的不幸。针对这样想法，我引导学生从理解作者创作意图入手对两类男孩进行细致对比分析：
他们都是正值上学年龄的孩子。不同的是“叫卖男孩”晚上要劳作，白天挎着木盆走街串巷吆喝：“椒盐饼子西洋糕！”；“其他男孩”白天上学，放学后背着书包，模仿他喊：“捏着鼻子吹洋号！”
生活道路的不同和社会的不公暗含在这无形的对比中。但从文章叙述来看，孩子们学他吆喝，是因为觉得他的吆喝好听，完全出于儿童的天性，是童心的自然流露，是种游戏式的，不带有功利性的。从文章结尾，那个“叫卖男孩”大声地、清清楚楚地吆喝一声：“捏着鼻子吹洋号”，我们分明看到作者对于其他男孩的创造性的摹仿是赞许的。 作者通过他与其他男孩的对比，一方面表现他对这个男孩遭遇的同情，另一方面也在表现这个小小年经就职业化的男孩依然有童真的一面，只是在社会、生活的无形束缚和压抑下异化了。一个生活重压下，受到职业束缚，还没有彻底丧失童心的孩子是可爱的，更是可悲的，这是个体生命在社会重压下成长是如此的艰辛与无奈，这使得悲剧更带有普遍性，作者同情这个“失去童年的童年”男孩，也在有力的控诉社会不公、时代的黑暗，这使得小说的意蕴更为深广。
至此，学生也理解了作者敘写其他男孩的作用，也觉得没有必要把其他男孩写的更坏了。
“叫卖男孩”工作时表现与去外婆家表现比较
一篇好的小说，如果没有结尾的点睛之笔，必然显得平淡。小说结尾写到那个尽职的小男孩竟然“大声地、清清楚楚地吆喝一声：‘捏着鼻子吹洋号！’”幽默而又嘲谑，这又前文刻画他的尽职形成鲜明对比。
虽然吆喝的腔调是一样的。但是工作时他穿着工作服，挎着浅木盆，认真吆喝叫卖；去外婆家，他穿着干净衣裳，高高兴兴、大摇大摆地走，学其他男孩的吆喝。
作者在写他工作时，突出了“非常尽职，毫不贪玩。”甚至在每天下午看人蹓马的时候也没忘记吆喝。对此，作者用略带揶揄口气写道：“饼子和糕卖给谁呢？卖给这些马吗？”一个儿童对不属于他年龄阶段的事表现的越是尽职，就越违反常理，就越让人感到悲哀，从字里行间我们也越能体会作者隐藏的悲悯之心。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他摆脱职业束缚后的一声吆喝，那是他童心的闪现，是内心对自由的渴望，这一刻他从“职业”中解脱出来，恢复了一个孩子的天性，这一声吆喝给了这个孩子带来了职业以外的巨大愉悦，超越生活。
一个不该有职业的小孩在那个社会却有了职业，一个本该充满童真的小孩在那个社会却非常尽职，这是个体生命的痛苦与无奈，也是社会的悲哀。职业摈弃了童真、束缚了天性，固化了人的生活模式，这种固化体现在一个孩子身上，格外令人同情，这又引起我们对“职业”的思考。
汪增祺说过：“职业是对人的限制，对人的框定，意味着人的选择自由的失去，无限可能性的失去。”[3]我们每个人一定程度上不也像这个卖饼子的男孩，生活在无形的束缚和压抑中，每天重复着单调的事情，尽心尽职而毫无创新，麻木而又迟钝，但重要的是我们内心应保留一份童真，当有机会流露真情的时候，我们也会恢复了孩子式的天真。我想这也是汪增祺先生将这篇小说定名为“职业”的目的之一吧。
[参考文献]
[1]孙绍振.名作细读[G].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06）.
[2]汪增祺.小说的思想与语言.晚翠文谈新编[G].北京三联书店，2002（07）.
[3]汪增祺.平心静气——《布衣文从》序[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