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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北京的小学接二连三地减少,我总以为天龙东里小学不会拆迁或合并到其他小学,因为它是一个有着上千学生的大校。
其实,我的“总以为”准确地说应是“总希望”,希望天龙东里小学永远敞开在广渠门大街,成为我京城漂泊的一个临时歇脚点。自己初到北京4年的时光都在这儿,认识的熟人也多在这儿,对它的精神皈依算是融到血液里了。离开天龙东里小学后,我只回访过一次,第二次登门却是一片废墟,学生早已分散到其他学校了。我徘徊在废墟前,像只觅食归来突然没了巢的鸟儿,满是无家可归的伤感。
天龙东里小学最终只成了我记忆深处的故乡。
从“爸”到“叔”的新鲜感
我是1996年9月1日到天龙东里小学当清洁工的。能到学校干活,有些翻身做主人的感觉:管吃,和北京的老师学生吃一锅饭,有肉有菜,随便吃;管住,虽是一间油毡搭铺的简易房,可就住自己一个人,业余读书写字很是幽静。天天和一帮小学生在一起,说说笑笑,其乐融融。我总想象着1949年中国人站起来的喜悦,也就是自己到天龙东里小学当清洁工的心情吧。
说是清洁工,其实是杂工,除了清洁4层教学楼,还要浇校园里的花草,修理各班的桌椅,再蹬着自行车外出取送文件,那时学校没有传真机,所有的文字材料传送都靠自行车跑。一天忙忙碌碌,可心里总是乐开了花,我陶醉于和北京人一起工作和生活的新鲜感中。
在甘肃秦安农村老家,没有“叔”这一称呼,都是姓氏加一个“爸”,称呼父亲的兄弟就叫二爸、三爸、四爸之类的“数字爸爸”。到了天龙东里小学,突然被许多城里娃叫“李叔叔”,心里尽是新奇和兴奋。
再让我感到新鲜的是每周一的升旗仪式。我是躲在自己屋前的大树背后看升国旗的:1000多学生穿着一样的服装,排着整齐的队伍,几个学生抬着国旗正步绕操场一圈,然后走到升旗台,这时《义勇军进行曲》响起,随着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嘹亮的国歌声便响彻校园。此前在农村老家上学,一年半载才升一次国旗,大家都穿得破破烂烂,乍看就像一帮叫花子,升国旗唱国歌的威严便逊色了许多。现在我虽然躲在暗处旁观,可心里充满升国旗的庄严感。
还让我感到新鲜的是城里娃娃的劳动。那时学校冬天靠烧煤供暖气,每年10月就运来50吨煤,先堆在操场,再一点点倒腾到音乐教室旁边的旮旯里。这么一山煤,每天下午自习便由六年级的4个班轮流着帮我们校工运煤。我们大人用架子车往里推,四五十个小学生用簸箕和塑料袋往里端和背。一帮小学生被煤黑得没了人样,唯有微笑时露出的牙齿才显出一道白。他们搬煤总是争先恐后比着看谁运得多运得快。这热闹场景,让我想起电影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重大工程中大干快上的劳动竞赛。
一山煤愣是被他们蚂蚁搬家搬到煤棚里,3米高的煤堆,很难想象是由一帮城里娃娃一点点垒起来的。原以为北京的娃娃都是小皇帝,四体不勤,谁料他们干苦力活如此生龙活虎。
以最朴实的方法报答北京人的恩
一次我掏垃圾道掏出来200元,便上交到雷冠英校长手里。谁知道第二天我便成了学校的“明星人物”,全校师生除了捐给我好多衣物,还邀请我去班里讲拾金不昧和艰苦奋斗的事。看着黑板上写的“向李叔叔学习”的大标题,学生们争先恐后地讲述着我的种种功劳——一个清洁工的点点滴滴竟被一班小孩串串拎出来赞扬,我心中最柔软处颤抖个不停,眼泪哗啦啦地流了一行又一行……
大家对我这么好,我也得对大家好。
我首先得给大家一个清洁的环境。除了擦洗教学楼,我还随时捡操场和花园的废纸。有时碰到校领导亲自捡废纸,很叫我惶恐,总觉得自己卫生没搞好。
我甘当“校园110”,随时等待大家的“报警”。班上的课桌椅和门窗坏了,我去修;一些班的老师不敢登高,我去帮着擦灯管和贴宣传画;一些老师分的大米拿不动,我就用三轮车帮他们送回家去;学生的沙包或毽子挂到树上,我就踩着梯子往下勾。最忙的是晚上放学后,总有学生返回来取落在教室的东西,一晚上常常上上下下跑七八趟去开教室门。
我把给老师自行车打气的活揽下来。放学后,一帮女老师推着自行车排队,我躬着腰一个个地给打气。在天龙东里小学4年,我共买了5把打气筒都没有去报销,因为我觉得一报销,自己会欠学校更多的人情。
除了打气筒,我还用自己的钱给学校买了一些公用品,像清洁用的盐酸、纸篓、灯泡、纸张等,有些自己干脆就没开发票。至今我的一个笔记本里还夹着天龙东里小学的5张90元发票。一张发票是1999年5月11日购买的20张彩纸,学校用于制作花圈献给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牺牲的三名烈士。
1999年夏,学校组织老师献血,我以为这是报答北京人的一个机会,便毅然参加了献血。谁料我献血归来,许多老师为我买来大堆吃的喝的。我至今还记着王素玲、汤宪华、马桂森老师提着大筐鸡蛋汗流满面地往我屋里疾步走来的情景;杨秀茹和张伟老师在家熬了乌鸡汤,大清早给我提到学校来;周美华老师看大家送的东西太多,干脆给了我50元让我买些补品。
我替学校献血本想还些人情,结果人情越欠越多,至今我都欠着那么多老师的人情。
说起人情,我不能不多说两句黄建荣校长。一次我感冒,黄校长给我送来了药。2000年春节我第一次回家,黄校长除了给我买了许多好茶,还托人帮我弄火车票。如果没有她,那年我是回不了甘肃秦安老家的。
到天龙东里小学的第二年,我开始业余自学大专,许多师生的鼓励成了我前进的动力。每次考试后,大家都来询问。每次有文章发表,他们会上门道喜。一次,我擦着楼道,突然听一间教室里传出熟悉的声音,原来一班学生正在读我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文章,顿时听得我连手上的大墩布也刷啦啦地抖动起来。
还有一次,我刚到4楼擦楼道,碰上林爽爽老师。她说昨天看到我发表在《北京青年报》上的文章。那篇文章是2000年4月2日发表的,而林老师给我道喜应是4月3日上午8时40分。能推算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每天上午擦楼道在不同的地段会有固定的时间,即便误差也不超过1分钟。
1999年12月,我拿到高自考大专毕业证。2000年12月31日,我离开天龙东里小学到某出版公司当编辑。虽然从清洁工变成“小白领”,可自己仍对这个校园恋恋不舍,临走前将整个操场扫了又扫,将花浇了又浇。即便今天,我仍然留恋天龙东里小学,如果让我重新回去当个清洁工,我依然很乐意。因为在外闯荡多年,让我体会到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哪儿能给你尊严哪儿就是幸福的。可惜,天龙东里小学早不在了,我只能在记忆中一遍遍地回想那几年那所小学的人和事……
编辑/王文娜 [email protected]
其实,我的“总以为”准确地说应是“总希望”,希望天龙东里小学永远敞开在广渠门大街,成为我京城漂泊的一个临时歇脚点。自己初到北京4年的时光都在这儿,认识的熟人也多在这儿,对它的精神皈依算是融到血液里了。离开天龙东里小学后,我只回访过一次,第二次登门却是一片废墟,学生早已分散到其他学校了。我徘徊在废墟前,像只觅食归来突然没了巢的鸟儿,满是无家可归的伤感。
天龙东里小学最终只成了我记忆深处的故乡。
从“爸”到“叔”的新鲜感
我是1996年9月1日到天龙东里小学当清洁工的。能到学校干活,有些翻身做主人的感觉:管吃,和北京的老师学生吃一锅饭,有肉有菜,随便吃;管住,虽是一间油毡搭铺的简易房,可就住自己一个人,业余读书写字很是幽静。天天和一帮小学生在一起,说说笑笑,其乐融融。我总想象着1949年中国人站起来的喜悦,也就是自己到天龙东里小学当清洁工的心情吧。
说是清洁工,其实是杂工,除了清洁4层教学楼,还要浇校园里的花草,修理各班的桌椅,再蹬着自行车外出取送文件,那时学校没有传真机,所有的文字材料传送都靠自行车跑。一天忙忙碌碌,可心里总是乐开了花,我陶醉于和北京人一起工作和生活的新鲜感中。
在甘肃秦安农村老家,没有“叔”这一称呼,都是姓氏加一个“爸”,称呼父亲的兄弟就叫二爸、三爸、四爸之类的“数字爸爸”。到了天龙东里小学,突然被许多城里娃叫“李叔叔”,心里尽是新奇和兴奋。
再让我感到新鲜的是每周一的升旗仪式。我是躲在自己屋前的大树背后看升国旗的:1000多学生穿着一样的服装,排着整齐的队伍,几个学生抬着国旗正步绕操场一圈,然后走到升旗台,这时《义勇军进行曲》响起,随着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嘹亮的国歌声便响彻校园。此前在农村老家上学,一年半载才升一次国旗,大家都穿得破破烂烂,乍看就像一帮叫花子,升国旗唱国歌的威严便逊色了许多。现在我虽然躲在暗处旁观,可心里充满升国旗的庄严感。
还让我感到新鲜的是城里娃娃的劳动。那时学校冬天靠烧煤供暖气,每年10月就运来50吨煤,先堆在操场,再一点点倒腾到音乐教室旁边的旮旯里。这么一山煤,每天下午自习便由六年级的4个班轮流着帮我们校工运煤。我们大人用架子车往里推,四五十个小学生用簸箕和塑料袋往里端和背。一帮小学生被煤黑得没了人样,唯有微笑时露出的牙齿才显出一道白。他们搬煤总是争先恐后比着看谁运得多运得快。这热闹场景,让我想起电影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重大工程中大干快上的劳动竞赛。
一山煤愣是被他们蚂蚁搬家搬到煤棚里,3米高的煤堆,很难想象是由一帮城里娃娃一点点垒起来的。原以为北京的娃娃都是小皇帝,四体不勤,谁料他们干苦力活如此生龙活虎。
以最朴实的方法报答北京人的恩
一次我掏垃圾道掏出来200元,便上交到雷冠英校长手里。谁知道第二天我便成了学校的“明星人物”,全校师生除了捐给我好多衣物,还邀请我去班里讲拾金不昧和艰苦奋斗的事。看着黑板上写的“向李叔叔学习”的大标题,学生们争先恐后地讲述着我的种种功劳——一个清洁工的点点滴滴竟被一班小孩串串拎出来赞扬,我心中最柔软处颤抖个不停,眼泪哗啦啦地流了一行又一行……
大家对我这么好,我也得对大家好。
我首先得给大家一个清洁的环境。除了擦洗教学楼,我还随时捡操场和花园的废纸。有时碰到校领导亲自捡废纸,很叫我惶恐,总觉得自己卫生没搞好。
我甘当“校园110”,随时等待大家的“报警”。班上的课桌椅和门窗坏了,我去修;一些班的老师不敢登高,我去帮着擦灯管和贴宣传画;一些老师分的大米拿不动,我就用三轮车帮他们送回家去;学生的沙包或毽子挂到树上,我就踩着梯子往下勾。最忙的是晚上放学后,总有学生返回来取落在教室的东西,一晚上常常上上下下跑七八趟去开教室门。
我把给老师自行车打气的活揽下来。放学后,一帮女老师推着自行车排队,我躬着腰一个个地给打气。在天龙东里小学4年,我共买了5把打气筒都没有去报销,因为我觉得一报销,自己会欠学校更多的人情。
除了打气筒,我还用自己的钱给学校买了一些公用品,像清洁用的盐酸、纸篓、灯泡、纸张等,有些自己干脆就没开发票。至今我的一个笔记本里还夹着天龙东里小学的5张90元发票。一张发票是1999年5月11日购买的20张彩纸,学校用于制作花圈献给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牺牲的三名烈士。
1999年夏,学校组织老师献血,我以为这是报答北京人的一个机会,便毅然参加了献血。谁料我献血归来,许多老师为我买来大堆吃的喝的。我至今还记着王素玲、汤宪华、马桂森老师提着大筐鸡蛋汗流满面地往我屋里疾步走来的情景;杨秀茹和张伟老师在家熬了乌鸡汤,大清早给我提到学校来;周美华老师看大家送的东西太多,干脆给了我50元让我买些补品。
我替学校献血本想还些人情,结果人情越欠越多,至今我都欠着那么多老师的人情。
说起人情,我不能不多说两句黄建荣校长。一次我感冒,黄校长给我送来了药。2000年春节我第一次回家,黄校长除了给我买了许多好茶,还托人帮我弄火车票。如果没有她,那年我是回不了甘肃秦安老家的。
到天龙东里小学的第二年,我开始业余自学大专,许多师生的鼓励成了我前进的动力。每次考试后,大家都来询问。每次有文章发表,他们会上门道喜。一次,我擦着楼道,突然听一间教室里传出熟悉的声音,原来一班学生正在读我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文章,顿时听得我连手上的大墩布也刷啦啦地抖动起来。
还有一次,我刚到4楼擦楼道,碰上林爽爽老师。她说昨天看到我发表在《北京青年报》上的文章。那篇文章是2000年4月2日发表的,而林老师给我道喜应是4月3日上午8时40分。能推算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每天上午擦楼道在不同的地段会有固定的时间,即便误差也不超过1分钟。
1999年12月,我拿到高自考大专毕业证。2000年12月31日,我离开天龙东里小学到某出版公司当编辑。虽然从清洁工变成“小白领”,可自己仍对这个校园恋恋不舍,临走前将整个操场扫了又扫,将花浇了又浇。即便今天,我仍然留恋天龙东里小学,如果让我重新回去当个清洁工,我依然很乐意。因为在外闯荡多年,让我体会到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哪儿能给你尊严哪儿就是幸福的。可惜,天龙东里小学早不在了,我只能在记忆中一遍遍地回想那几年那所小学的人和事……
编辑/王文娜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