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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300个主要大都市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近一半。可以说，如今没有人会否定大都市对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意义。不过，除了带动和引领作用，城乡差距拉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使学术界对大都市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愈加好奇。2018年1月10日，航拍广州繁华的市区，高楼大厦鳞次栉比。
今年6月，布鲁金斯学会的四位研究员马克斯·布歇（Max Bouchet）、刘思凡、约瑟夫·帕里拉（Joseph Parilla）和纳德·卡巴尼（Nader Kabbani）联名发布了《全球大都市监测报告》，通过梳理研究全球300个大都市的经济指标发现，大都市对全球经济总量、就业和人口吸纳的贡献率已呈现出“不成比例”的压倒性优势。
报告认为，这一失衡态势对全球发展是好是坏值得深究，尤其是大都市在很多地区和国家的巨大拉动作用，已成为掩盖现实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遮羞布”，这一趋势值得警惕。
“次国家级动力”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在2017年10月的封面文章中，探讨大都市的经济命运如何深刻影响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形态这一话题。
文章认为，从美国民粹主义浪潮盛行到英国脱欧，都不能仅从国家整体经济兴衰的角度来解析，因为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国家内部最重要的经济引擎——大都市的发展态势，决定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走向。
一大批国际化大都市不断从其他地區汲取优势产业和人才红利的“养分”，国家内部的区域差距不断扩大。但与此同时，随着住房、教育等费用一路飙涨，大都市的准入门槛越来越高，区域间的人口流动逐渐减少，阶层固化已是既成事实，这显然是民粹主义盛行的原因之一。
而且，除了西方发达国家，在亚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大批人口还在源源不断地从乡村和中小城市涌向大型城市，区域发展落差也造成了不少社会问题。
反观如今西方民粹浪潮带来的一系列“反常事件”，伦敦政经学院经济地理学教授安德烈·罗德里格斯-波斯（Andrés Rodríguez-Pose）认为，这是“那些不受重视地区的报复”。
当前，300个主要大都市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近一半。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们将这些资源高度集中的城市，称之为“次国家级动力”（sub-national dynamics），用以形容这些大都市在塑造全球经济和社会形态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力量。
由此，报告提出，以国家作为全球和地区经济形势的基本分析单位还远远不够，大都市本身也应该成为单独的研究重点。换言之，只有充分了解大都市，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
中国大都市最为瞩目
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以人均GDP和就业增长率两大指标为标尺，评估了过去几年全球300个大都市的总体表现。此次上榜的300个大都市中，按地区划分，发达亚太地区、东欧和中亚、发展中亚太地区、中国、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北美、西欧八个地区的城市数量，分别为25、13、20、103、14、25、57和43个。
值得注意的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们一致认为，近年来中国大都市的表现在所有国家乃至地区中最为瞩目，发展势头十分强劲。
2012年，布鲁金斯学会也曾选取全球300个典型大都市进行研究分析，当时中国上榜的城市只有48个。而在今年发布的报告中，纳入统计的中国大都市有103个，北京、成都、上海、厦门、福州、天津、武汉等均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与欧美一些国家渐呈衰退之势，甚至已在一定程度上“名不副实”的大都市不同，中国此次上榜的103个大都市全都是推动国家和地区增长的“源动力”。从这些城市过去三年的经济指标来看，成都、福州等10个城市的就业增长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至少四个百分点；重庆、扬州、宿迁等8个城市的人均GDP增长率比全国平均值高出两个百分点以上。
除北上广等“老牌大都市”，一些新兴都市的表现尤其可圈可点。比如，遵义和贵阳的人均GDP增长率位列全国城市前两位，分别达到11.1%和10.2%。报告认为，这两座城市的快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和关键产业领域的有力投资和支持。不过，这一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能否持续、持续多久，还是未知数。
发展水平差异持续扩大
在过去三年，全球大都市发展势头迅猛，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支撑。报告认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大都市都将是塑造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形态的“主力军”。数据显示，2014—2016年，36%的全球新增就业岗位和67%的全球GDP增长，都来自前述的300个大都市。
然而，这一现象往往掩盖了位于不同地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大都市间的表现差异。全球大都市在发展速度与水平之间的差异，正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有些曾盛极一时的大都市由于转型不力、定位不准，如今只能苦苦挣扎求生。
例如，2014—2016年，中国和亚太地区大都市的人均GDP增速最快，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大都市就业增速也飞速提高，而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地区大都市的人均GDP和就业增长两个指标均表现不佳。
此外，大都市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值得重视。自2000年以来，300个大都市的就业增长表现一直领先于其他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但在人均GDP增速方面，许多大都市却并无优势可言。
实际上，纳入此次调研统计的300个大都市还能再进一步细分。布鲁金斯学会将那些在人均GDP和就业增长率两个指标上都领先于各大洲平均水平的大都市，称为真正的“增长源”，而满足这一条件的大都市不到200个。
报告认为，如果一个地区只能靠少数几个大都市拉动其发展，那这种模式就暗藏着不可持续的风险。尤其是，在很多地区和国家，大都市的巨大拉动作用掩盖了现实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很可能将成为其未来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
今年6月，布鲁金斯学会的四位研究员马克斯·布歇（Max Bouchet）、刘思凡、约瑟夫·帕里拉（Joseph Parilla）和纳德·卡巴尼（Nader Kabbani）联名发布了《全球大都市监测报告》，通过梳理研究全球300个大都市的经济指标发现，大都市对全球经济总量、就业和人口吸纳的贡献率已呈现出“不成比例”的压倒性优势。
报告认为，这一失衡态势对全球发展是好是坏值得深究，尤其是大都市在很多地区和国家的巨大拉动作用，已成为掩盖现实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遮羞布”，这一趋势值得警惕。
“次国家级动力”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在2017年10月的封面文章中，探讨大都市的经济命运如何深刻影响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形态这一话题。
文章认为，从美国民粹主义浪潮盛行到英国脱欧，都不能仅从国家整体经济兴衰的角度来解析，因为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国家内部最重要的经济引擎——大都市的发展态势，决定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走向。
一大批国际化大都市不断从其他地區汲取优势产业和人才红利的“养分”，国家内部的区域差距不断扩大。但与此同时，随着住房、教育等费用一路飙涨，大都市的准入门槛越来越高，区域间的人口流动逐渐减少，阶层固化已是既成事实，这显然是民粹主义盛行的原因之一。
而且，除了西方发达国家，在亚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大批人口还在源源不断地从乡村和中小城市涌向大型城市，区域发展落差也造成了不少社会问题。
反观如今西方民粹浪潮带来的一系列“反常事件”，伦敦政经学院经济地理学教授安德烈·罗德里格斯-波斯（Andrés Rodríguez-Pose）认为，这是“那些不受重视地区的报复”。
当前，300个主要大都市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近一半。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们将这些资源高度集中的城市，称之为“次国家级动力”（sub-national dynamics），用以形容这些大都市在塑造全球经济和社会形态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力量。
由此，报告提出，以国家作为全球和地区经济形势的基本分析单位还远远不够，大都市本身也应该成为单独的研究重点。换言之，只有充分了解大都市，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
中国大都市最为瞩目
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以人均GDP和就业增长率两大指标为标尺，评估了过去几年全球300个大都市的总体表现。此次上榜的300个大都市中，按地区划分，发达亚太地区、东欧和中亚、发展中亚太地区、中国、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北美、西欧八个地区的城市数量，分别为25、13、20、103、14、25、57和43个。
值得注意的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们一致认为，近年来中国大都市的表现在所有国家乃至地区中最为瞩目，发展势头十分强劲。
2012年，布鲁金斯学会也曾选取全球300个典型大都市进行研究分析，当时中国上榜的城市只有48个。而在今年发布的报告中，纳入统计的中国大都市有103个，北京、成都、上海、厦门、福州、天津、武汉等均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与欧美一些国家渐呈衰退之势，甚至已在一定程度上“名不副实”的大都市不同，中国此次上榜的103个大都市全都是推动国家和地区增长的“源动力”。从这些城市过去三年的经济指标来看，成都、福州等10个城市的就业增长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至少四个百分点；重庆、扬州、宿迁等8个城市的人均GDP增长率比全国平均值高出两个百分点以上。
除北上广等“老牌大都市”，一些新兴都市的表现尤其可圈可点。比如，遵义和贵阳的人均GDP增长率位列全国城市前两位，分别达到11.1%和10.2%。报告认为，这两座城市的快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和关键产业领域的有力投资和支持。不过，这一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能否持续、持续多久，还是未知数。
发展水平差异持续扩大
在过去三年，全球大都市发展势头迅猛，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支撑。报告认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大都市都将是塑造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形态的“主力军”。数据显示，2014—2016年，36%的全球新增就业岗位和67%的全球GDP增长，都来自前述的300个大都市。
然而，这一现象往往掩盖了位于不同地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大都市间的表现差异。全球大都市在发展速度与水平之间的差异，正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有些曾盛极一时的大都市由于转型不力、定位不准，如今只能苦苦挣扎求生。
例如，2014—2016年，中国和亚太地区大都市的人均GDP增速最快，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大都市就业增速也飞速提高，而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地区大都市的人均GDP和就业增长两个指标均表现不佳。
此外，大都市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值得重视。自2000年以来，300个大都市的就业增长表现一直领先于其他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但在人均GDP增速方面，许多大都市却并无优势可言。
实际上，纳入此次调研统计的300个大都市还能再进一步细分。布鲁金斯学会将那些在人均GDP和就业增长率两个指标上都领先于各大洲平均水平的大都市，称为真正的“增长源”，而满足这一条件的大都市不到200个。
报告认为，如果一个地区只能靠少数几个大都市拉动其发展，那这种模式就暗藏着不可持续的风险。尤其是，在很多地区和国家，大都市的巨大拉动作用掩盖了现实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很可能将成为其未来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