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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生态主义的提出和阐述，是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确立的前提，新生态主义翻译观可以说是生态翻译学在新生态主义视野下的翻译理论定位。新生态主义翻译观廓清和明确了生态翻译学的哲学基础和理论依据：一是西方生态主义，二是东方生态智慧，三是翻译适应/选择理论。生态翻译学近20年来的发展实践表明，确立新生态主义翻译观，不仅有利于简化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立论基础的概括和表达，而且也有助于澄清或消除相关的质疑和误解。更为重要的是，新生态主义翻译观在内涵上弥补了东方翻译哲理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中的缺失，从而体现出该翻译观对东西方翻译理念的兼容、整合与超越。新生态主义翻译观是生态翻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理念，显示出生态翻译学立论基础和探究理路中的“一以贯之”。
[关键词]新生态主义;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生态翻译学
一、引言
随着全球性生态思潮的发展和渗透，生态翻译学开始在翻译研究的舞台上大放“生态”异彩，并日益成为当代翻译研究的新趋向与新范式。作为一种新兴的生态翻译研究范式，生态翻译学近20年来的研究与发展，成绩可谓有目共睹，但不足和缺失也不容忽视，因此对其反思检讨和改进完善势在必行。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拓展，既需要思辨实力的支撑，更需要主导理念的引领。对于生态翻译学来说，廓清和明确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和建构理路，是促进其理论体系构建和发展的首要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引入“新生态主义”和“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的主导理念，便成为一种必然。这既是对已有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的拓展与扩充，又可增强生态翻译学面对新问题的解释力与适应性。
二、什么是新生态主义？
所谓“新生态主义”（Neo-Ecologism），就是在原有的“生态主义”前再加一个“新”（Neo-）字，以示与西方生态主义的区别和在原有基础上的新创。
先看西方生态主义。我们知道，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生态主义是以自然价值论为基础而形成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观点，是在反思与批判当前人类正面临着关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全球生态危机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已经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与宽广的覆盖面。经过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演绎（如从环境主义到激进环境主义再到生态主义），其主要思想包括：以辛格（Peter Singer）的“动物解放论”和雷根（Tom Regan）的“动物权利论”为代表的“动物福利论”（animal welfare），以施魏策尔（Albert 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 Taylor）的“尊重自然论”为代表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以及以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等人为代表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后来，又出现了诸如生态女权主义和生态后现代主义等生态主义的特殊理论形态，以及深层生态学等生态主义的相关理论形态。生态主义所倡导的整体论思想，是对“还原论”思想的一种消解与超越，它强调事物之间的协同性与和谐性，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与认可。
再说东方生态智慧。总体上说，东方生态智慧以中国古代生态哲学为代表。正如《周易》之“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尚书》之“天工人其代之”（《尚书·皋陶谟》）、老子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道经第二十五章》）、庄子之“人与天一也”（《庄子·山木》）、孔子之“天之历数在尔躬”（《论语·尧曰》）以及孟子之“知其性则知天”（《孟子·尽心上》）等言论所涉及的，传统中国的思想和智慧皆与“生态”有着不解之缘。另外，中国当代诸多学者也就中国的生态智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譬如，蒙培元指出：“中国古代哲学是生态哲学”，“‘生’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①。余谋昌认为，中国古典生态哲学是“天人合一”的、“生生不息”的，研究的是人、生命和自然界的生成和发展，因此是“生成论”的②。在生态翻译学研究里，我们也将东方的、中国的生态思想、生态理念及其相关研究统称为东方生态智慧。在这里，生态翻译学倾向于将生态思想、生态理念及其相关的生态研究成果等都作为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统一整体进行研究，而东方生态智慧为实现这种整体性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统一的视角。同时，生态翻译学的发展是肇始于中国并由中国学者引领的，生态翻译学的构建历经起步于北京、立论于香港、倡学于澳门、提升于郑州的发展阶段。可以说，东方生态智慧的提出亦与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西方生态主义还是东方生态智慧，其内涵都非常丰富，且各有侧重、各具特色，既有共同共通之处，也有差异和区别。
基于上述理解，所谓新生态主义，简单地说，就是融會贯通西方生态主义与东方生态智慧，其中的“生态”既有精神、理念层面的，又有物质、现实层面的;其研究取向既有虚指的内涵，又有实指的本质。可以这么说，新生态主义既不全是西方生态主义，也不全是东方生态智慧，而是西方生态主义与东方生态智慧的整合与集成。
三、为什么提出新生态主义？
追溯新生态主义的提出和传播，并寻求突破困局的出路，可以说只是近几年的事。提出新生态主义，既有国际因素，又有国内因素;既有学理因素，也有实践因素。现将提出“新生态主义”理念的基本思路和直接原因概述如下。
（一）彰显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实质本相
在国际生态学术思潮的语境下，特别是在欧美国家，但凡一说“生态”或“生态主义”，人们自然就会将之引入ecology的西学圈子;在这种情势下若再提东方生态智慧，就显得与生态学的固有体系不相容。而在我们的研究中，生态翻译学就是在“世界东方”发生的，也主要是在“世界东方”发展的。关于“世界东方”之说，除前面已提到的“生态翻译学的构建历经起步于北京、立论于香港、倡学于澳门、提升于郑州的发展阶段”之外，西方学者对此也已有较为广泛的共识。国际译联原主席、南非翻译家伯尔斯（Marion Boers）指出：“生态翻译学这一融生态学方法于翻译研究、肇始于中国、由中国学者开拓的翻译研究新方向，与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密不可分。”①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at Darmstadt）翻译学博士施托尔策（Radegundis Stolze）认为：“如果将欧洲翻译理论的各种中心观点与源于东方的生态翻译学新理论相结合，这势必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②欧洲翻译学会原会长、澳大利亚学者皮姆（Anthony Pym）则强调，生态翻译学“是一套非西方的、但却对西方学者极具吸引力的研究方案”③。国际译联原主席刘崇杰（Henry Liu）指出，生态翻译学“是一个源于东方传统、而又得到普遍关注的崭新翻译范式”④。东方的生态智慧在理论研究的实质上也的确为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东方哲理的指导和研究的视角。因此，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为求其实，确需在原有的“生态主义”的前面再加一个“新”字，以现真实，以示差异，以正视听。可以说，提出新生态主义是彰显生态翻译学研究实质本相的需要。 （二）深化拓展研究之必须
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往往都既有实指意义，也有喻指意义。换句话说，理论的实指意义和喻指意义往往是并行不悖、兼而有之的。因此，随着生态翻译学的深入发展，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实指”与“虚指”并举也自然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取向。
然而，一方面，西方生态主义与东方生态智慧各自衍生，既不能完全相互涵蓋，也不能完全相互兼容。这具体体现在：西方哲学是“主客二分”的、“天人对立”的、“天人分离”的（即倡导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分离）⑤，天人是二元的;而东方生态智慧则是“天能生物”的、“生生不息”的、“天人合一”的（顺应自然的），天人是一元的。这种东西方哲学根源上的不同，必然会派生出其下端的认知和描述的一系列差异。这种情况在翻译理论的理据方面也存在。
另一方面，西方生态主义和东方生态智慧存在着不同的指向性。这主要表现在：西方生态主义理念对生态翻译学的指导多偏重于“实指”（即字面意义上的生态学研究），我们从西方生态主义的研究内容所涵盖的诸如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植被生态学、流域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环境生态学、水文生态学、森林生态学、海洋生态学甚至地球生态学等学科的命名，不难看出其生态的实指性倾向;而东方生态智慧对生态翻译学的指导意义则更偏重于“虚指”（即隐喻意义上的生态思想的关联和映射）。如在陈述总体性或普遍性的概念时，中国古人往往用“天命”、“天道”“天理”、“天性”和“天伦”等词汇来表示;在表示个体性或特殊性的观念时，中国古人往往用“人道”、“人欲”、“人生”、“人性”和“人伦”来表示，等等。这样一来，单一的东方生态智慧和单一的西方生态主义在指导思想上的不完全一致，便导致生态翻译学理论基础原来的描述——以西方生态哲学为指导、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难免出现某些不完全兼容甚或抵牾的情形。这也是我们经过理性反思之后，出于弥合这两个互有差异的“生态主义”而提出“新生态主义”的一个重要动因。
（三）生态主义难以承载理论话语体系的全部
现实已表明，西方生态主义为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西方的理念、视角、眼界以及经验教训，东方生态智慧为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东方的哲理、思想、视野以及经验教训，而翻译适应/选择理论则为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研究的基础、翻译的学理及其“四译说”（即“何为译”、“谁在译”、“如何译”与“为何译”）。再具体一些来讲，在翻译适应/选择理论过渡、发展到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范式之后，其“生态主义”的理论立足点是借用生态学的理论理据，而一些理念既与达尔文主义相去甚远，又与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差异明显。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如果还是只说以“生态主义”为生态翻译学的立论基础，显然既不符合生态翻译学理论构建的客观实际，又更使之难以承载生态翻译学的全部体系建构。
（四）体系发展定位使然
从理论体系的定位上讲，生态翻译学从刚起步时的一种翻译研究“理论”到后来的一种翻译研究“途径”，再从翻译研究的“分支学科”到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由于研究视野、研究内容的不断扩大、不断扩充、不断扩展，生态翻译学对理论体系定位的表述也随之不断适调、不断补充、不断拓展。在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其哲学理据在不同的阶段都有所充实、发展与标新，其理论体系定位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翻译适应/选择论”，最初表达为：借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学说来解释和描述译文产生的翻译过程。可以说，翻译适应/选择论不仅构成当代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基础，而且构成生态翻译学在当代翻译研究中新的生长点。第二阶段是2013年胡庚申的专著《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出版，标志着生态翻译学的理论体系日渐成熟，其理论体系表述为：生态翻译研究范式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以“适应/选择”理论为基石，系统探究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致力于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进行综观和描述”①。生态翻译学作为翻译研究的新范式，有其独特的研究论域、理论框架、术语概念和话语体系，以及相应的方法论特征、逻辑理路与思维方式。第三阶段是生态翻译学的新发展与新趋向，即：试图以新生态主义翻译观为理论主导，以发掘和揭示翻译文本和翻译活动中的生态理性和生态意义为学术要务，旨在以生态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统领和观照翻译行为和翻译研究，是一种从新生态主义视角综观和描述翻译的研究范式②。作为生态思潮中的翻译理论，21世纪以来的生态翻译学构成翻译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东西方生态思想与生态智慧相互融合的理论特色与时代特色;作为翻译研究的新范式，生态翻译学又以生态特征、生态思维和生态方法塑造着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推进着翻译研究的整体性发展，力争为生态文明建设而“译有所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就是不断思考与寻求其理论体系定位与路径发展趋向的动态过程，也是不断探索与建构其新格局与新形态的动态过程。
（五）实践上迫切需要
从实践层面来讲，尽管生态翻译学理论话语体系是在新生态主义主导下构建的，但从近20年来对生态翻译学的评述、接受和应用的情况来看，一次性完整地罗列出生态翻译学“三大理论基础”者并不太多，有的只是简单地说生态翻译学是以“西方生态学为指导”，有的只是片面地说生态翻译学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有的只是选择性地说生态翻译学是以“东方生态智慧为理据”，等等，而这种情况又往往容易导致对生态翻译学不同程度的曲解或误读。
实践表明，如果只是简单地、选择性地突出或强调某一哲理基础，那么既不符合构建生态翻译学理论话语体系多维综观的原意和实际，也容易导致某些概念之间的不完全兼容或不完全一致，还会引起某些无谓的争议乃至误读、误解。鉴于此，为了解决这些实际问题，遵从“大道至简”的治学理念，我们便根据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深化拓展实践的实际需要，将上述“三大理论基础”进行了优化和提炼，即以“新生态主义”冠名，统称为以新生态主义为指导的“新生态主义翻译观”。 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的立论基础和理论指导，既符合生态翻译学近20年发展的实际，又能引领生态翻译学今后发展的方向。因此，从理论体系的构建和践行两个视角来看，“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的提出是可以逻辑自洽和自圆其说的。
四、什么是新生态主义翻译观？
21世纪以来，生态翻译学发展的目标更加明确，即生态翻译学如何在新生态主义背景下建构新生态主义翻译观。如果说新生态主义是一种理论视野，那么新生态主义翻译观就是该理论视野下的翻译理论定位。基于此，所谓新生态主义翻译观（Neo-Ecosophy of Translation），顾名思义，就是以新生态主义的观点看待翻译，或者就是新生态主义视野下的翻译综观。
新生态主义翻译观是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性纲领。它以新生态主义为指导，以生态文明人文发展的要素（主要包括平衡、和谐、进取、共生等）为核心理念，对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构建和发展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可以说，生态翻译学的发展是与时俱进的：一方面着力推进生态翻译学话语理论体系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建构新生态主义翻译观，以解决生态翻译学面临的新的翻译问题。新生态主义翻译观是在反思“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翻译观的还原论思想基础上提出的，源于对翻译研究整体论思想的追求。如何面对翻译新问题，秉持生态整体性视野，站在生态范式的立场，构建新翻译观，从而在翻译研究中发挥积极的生态作用与生态价值，成为当代生态翻译学研究内在的呼声。从宏观层面来说，新生态主义翻译观是生态文明新时代应运而生的生态翻译学新论域，具有理解与诠释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多样性、和谐性与整体性的价值与力量。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说，新生态主义翻译观契合中国生态文明思想，植根于“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生生之谓易”等中国生态智慧之中，倡导译者生存（“人”）、文本生命（“文”）、翻译生态（“境”）之间的和谐共存。因此，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的立足点是由“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的“以文为本”，转移到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之间“以生为本”的关系中来，把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之间的和谐关系视为翻译追求的境界。在此意义上，新生态主义翻译观是一种涉及翻译行为方式、生态范式、和谐思维、价值理念、整体论思想、生态意识、生态责任等多方面多维度变革的新型翻译观，体现并推进翻译实践对生态翻译学理论解释力的支撑。新生态主义翻译观是生态翻译学当代发展的新翻译理念，与生态文明思想在翻译学领域里的相遇而绽放出“新生態主义”之态，赋予翻译研究一种新的生长点，从而促进翻译及其实践与跨文化交流的可持续性发展。
五、为什么提出新生态主义翻译观？
生态翻译学作为一个系统的翻译理论体系研究，如果在立论依据中没有翻译研究的理论支撑，那么可以说既是不完整的，也是难以接受的。新生态主义理念下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的提出，有助于廓清和明确生态翻译学的哲学基础和理论依据：一是西方生态主义，二是东方生态智慧，三是翻译适应/选择理论。
（一）西方生态主义
西方生态学中的每个基本原理都在翻译学研究中有所体现，都可以形成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课题。可以说，在一个良好健康的翻译生态系统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中，无不渗透着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学法则。举例来说，依据生态学的“系统性”原理，可知翻译学本身并不是单一的个体，而是繁杂的系统;依据生态学的“生态位”原理，可描述译者、译本、译境在翻译生态系统中的不同角色和功能;依据生态学的“多样性”原理，可知翻译过程中的语言运用是丰富多彩的，这就意味着会有多样性的不同适应与选择;依据生态学的“动态性”原理，可知变化是永恒的，任何一件作品都有自己的时代特征，这是不可抗拒的，不论多好的译著，读者对其认识也在不断地变化;依据生态学的“反馈”原理，可知译者与作品之间是密切相关、协同变化的，二者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依据生态学的“尺度”原理，可知翻译系统之间可能有着悬殊的大小差别，我们审视和批评某译著时应观照整体、放眼全书，而做译文字句的研究时则又应细致到字词乃至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等等。
西方生态主义对生态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功不可没，我们将其概括为“生态理性、生态整体论”的西方生态主义，并确定为生态翻译学“三大理论支柱”之首，可谓名副其实、实至名归。
（二）东方生态智慧
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说，东方生态智慧的形态主要涉及“天人合一”“天人一理”“天人一体”“中庸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等等。这些生态智慧对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一方面使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对象集焦于“三生相”（即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另一方面使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获得了“根”与“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的“万物化生”说、“天道生生”说、“生生不息”说等都是中华生命智慧和生态智慧，对于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发展来说极为宝贵。例如，《周易》里有“生生之谓易”之说，“易”是“生生不息”之根本，依据“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和“易即译”①的古训，我们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将其解读为“生生之谓译”，并视之为生态翻译的本质和真谛，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可以说，“生生之谓译”是生态翻译学走向世界的一种独特的价值体现。
（三）翻译适应/选择理论
翻译适应/选择理论也为生态翻译学研究提供了发展基础和多维视角，比如：为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翻译学理及其“四译说”，翻译行为中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导”与“译者中心”，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中的“多维适应”与“多维选择”，翻译标准中的“多维转换”与“多维整合度”，翻译目的和翻译效果的“译有所为”与“事后追惩”，以及“适者生存”与“适者长存”，等等。
翻译适应/选择理论是翻译研究的本体理论，既是生态翻译学早期的基础研究，又为生态翻译学研究发展提供了翻译研究的专业学理和专业范式，使生态翻译学能够上顶生态理念之“蓝天”，下接绿色翻译实践之“地气”。可以说，没有翻译适应/选择理论，生态翻译学的“三大理论支柱”是不完整的。 六、结语
21世纪初以来，生态翻译学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确立，到生态翻译话语理论体系的建构，再到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的倡导，其发展契合了生态文明发展的要求，注重生态翻译学新形态的探索。在此意义上说，生态翻译学一直致力于翻译研究的立论、倡学与创派的一脉相承与同构共建，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话语形态，“探索具有自身学术品格的理论体系，走的是一条‘开放、探索、互动、创新’的发展之路”①。不言而喻，当代生态翻译学正是在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的驱动下，在与生态文明的关联互动中焕发出新的活力，进而成为当前具有活力的翻译研究。这无疑已逐渐打破了西方翻译理论独揽天下的局面，逐步在翻译学领域占据一定的制高点与话语权。因此，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的确立，不仅有利于简化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立论基础的概括和表达，而且也有助于澄清或消除相关的质疑和误解。更为重要的是，新生态主义翻译观在内涵上弥补了东方翻译哲理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中的缺失，从而体现出该翻译观对东西方翻译理念的兼容、整合与超越。实践表明，新生态主义翻译观对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的理论构建和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并显示出生态翻译学立论基础和探究理路的“一以贯之”。笔者由此相信，新生态主义翻译观，既能体现生态翻译学向中国“参究天人”的认知模式的回归，又能体现生态翻译学对西方现代的、后现代的和后现代之后的翻译研究范式的整合与超越。因此，生态翻译学有望以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的新面孔和新姿态，参与国际学术的沟通与合作，参与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与交流。
责任编辑：安 吉
①蒙元培：《为什么说中国哲学是深层生态学》，《新视野》2002年第6期。
②余谋昌：《中国古代哲学是生态哲学》，《鄱阳湖学刊》2016年第5期。
①Emmer， Aihua Liu & Strong Hugs，eds.，Eco-Translatology： Voices from Western Scholars， Taibei：Shu Lin Publishing House， 2015， p. 7.
②Emmer， Aihua Liu & Strong Hugs，eds.，Eco-Translatology： Voices from Western Scholars， Taibei： Shu Lin Publishing House， 2015， p. 15.
③Emmer， Aihua Liu & Strong Hugs，eds.，Eco-Translatology： Voices from Western Scholars， Taibei： Shu Lin Publishing House， 2015， p. 59.
④Emmer， Aihua Liu & Strong Hugs，eds.，Eco-Translatology： Voices from Western Scholars， Taibei： Shu Lin Publishing House， 2015， p. 66.
⑤參见何丽野：《时间观：西方的“天人分离”与中国的“天人合一”》，《社会科学》2010 年第8期。
①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封底。
②胡庚申：《刍议“生态翻译学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①宋僧赞宁（919—1001）曾说：“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无也。”参见《宋高僧传》卷1《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系论》，《中华大藏经》第62册，第4页。
①许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之路》，《中国翻译》2018年第6期。
[关键词]新生态主义;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生态翻译学
一、引言
随着全球性生态思潮的发展和渗透，生态翻译学开始在翻译研究的舞台上大放“生态”异彩，并日益成为当代翻译研究的新趋向与新范式。作为一种新兴的生态翻译研究范式，生态翻译学近20年来的研究与发展，成绩可谓有目共睹，但不足和缺失也不容忽视，因此对其反思检讨和改进完善势在必行。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拓展，既需要思辨实力的支撑，更需要主导理念的引领。对于生态翻译学来说，廓清和明确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和建构理路，是促进其理论体系构建和发展的首要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引入“新生态主义”和“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的主导理念，便成为一种必然。这既是对已有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的拓展与扩充，又可增强生态翻译学面对新问题的解释力与适应性。
二、什么是新生态主义？
所谓“新生态主义”（Neo-Ecologism），就是在原有的“生态主义”前再加一个“新”（Neo-）字，以示与西方生态主义的区别和在原有基础上的新创。
先看西方生态主义。我们知道，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生态主义是以自然价值论为基础而形成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观点，是在反思与批判当前人类正面临着关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全球生态危机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已经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与宽广的覆盖面。经过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演绎（如从环境主义到激进环境主义再到生态主义），其主要思想包括：以辛格（Peter Singer）的“动物解放论”和雷根（Tom Regan）的“动物权利论”为代表的“动物福利论”（animal welfare），以施魏策尔（Albert 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 Taylor）的“尊重自然论”为代表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以及以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等人为代表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后来，又出现了诸如生态女权主义和生态后现代主义等生态主义的特殊理论形态，以及深层生态学等生态主义的相关理论形态。生态主义所倡导的整体论思想，是对“还原论”思想的一种消解与超越，它强调事物之间的协同性与和谐性，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与认可。
再说东方生态智慧。总体上说，东方生态智慧以中国古代生态哲学为代表。正如《周易》之“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尚书》之“天工人其代之”（《尚书·皋陶谟》）、老子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道经第二十五章》）、庄子之“人与天一也”（《庄子·山木》）、孔子之“天之历数在尔躬”（《论语·尧曰》）以及孟子之“知其性则知天”（《孟子·尽心上》）等言论所涉及的，传统中国的思想和智慧皆与“生态”有着不解之缘。另外，中国当代诸多学者也就中国的生态智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譬如，蒙培元指出：“中国古代哲学是生态哲学”，“‘生’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①。余谋昌认为，中国古典生态哲学是“天人合一”的、“生生不息”的，研究的是人、生命和自然界的生成和发展，因此是“生成论”的②。在生态翻译学研究里，我们也将东方的、中国的生态思想、生态理念及其相关研究统称为东方生态智慧。在这里，生态翻译学倾向于将生态思想、生态理念及其相关的生态研究成果等都作为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统一整体进行研究，而东方生态智慧为实现这种整体性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统一的视角。同时，生态翻译学的发展是肇始于中国并由中国学者引领的，生态翻译学的构建历经起步于北京、立论于香港、倡学于澳门、提升于郑州的发展阶段。可以说，东方生态智慧的提出亦与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西方生态主义还是东方生态智慧，其内涵都非常丰富，且各有侧重、各具特色，既有共同共通之处，也有差异和区别。
基于上述理解，所谓新生态主义，简单地说，就是融會贯通西方生态主义与东方生态智慧，其中的“生态”既有精神、理念层面的，又有物质、现实层面的;其研究取向既有虚指的内涵，又有实指的本质。可以这么说，新生态主义既不全是西方生态主义，也不全是东方生态智慧，而是西方生态主义与东方生态智慧的整合与集成。
三、为什么提出新生态主义？
追溯新生态主义的提出和传播，并寻求突破困局的出路，可以说只是近几年的事。提出新生态主义，既有国际因素，又有国内因素;既有学理因素，也有实践因素。现将提出“新生态主义”理念的基本思路和直接原因概述如下。
（一）彰显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实质本相
在国际生态学术思潮的语境下，特别是在欧美国家，但凡一说“生态”或“生态主义”，人们自然就会将之引入ecology的西学圈子;在这种情势下若再提东方生态智慧，就显得与生态学的固有体系不相容。而在我们的研究中，生态翻译学就是在“世界东方”发生的，也主要是在“世界东方”发展的。关于“世界东方”之说，除前面已提到的“生态翻译学的构建历经起步于北京、立论于香港、倡学于澳门、提升于郑州的发展阶段”之外，西方学者对此也已有较为广泛的共识。国际译联原主席、南非翻译家伯尔斯（Marion Boers）指出：“生态翻译学这一融生态学方法于翻译研究、肇始于中国、由中国学者开拓的翻译研究新方向，与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密不可分。”①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at Darmstadt）翻译学博士施托尔策（Radegundis Stolze）认为：“如果将欧洲翻译理论的各种中心观点与源于东方的生态翻译学新理论相结合，这势必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②欧洲翻译学会原会长、澳大利亚学者皮姆（Anthony Pym）则强调，生态翻译学“是一套非西方的、但却对西方学者极具吸引力的研究方案”③。国际译联原主席刘崇杰（Henry Liu）指出，生态翻译学“是一个源于东方传统、而又得到普遍关注的崭新翻译范式”④。东方的生态智慧在理论研究的实质上也的确为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东方哲理的指导和研究的视角。因此，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为求其实，确需在原有的“生态主义”的前面再加一个“新”字，以现真实，以示差异，以正视听。可以说，提出新生态主义是彰显生态翻译学研究实质本相的需要。 （二）深化拓展研究之必须
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往往都既有实指意义，也有喻指意义。换句话说，理论的实指意义和喻指意义往往是并行不悖、兼而有之的。因此，随着生态翻译学的深入发展，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实指”与“虚指”并举也自然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取向。
然而，一方面，西方生态主义与东方生态智慧各自衍生，既不能完全相互涵蓋，也不能完全相互兼容。这具体体现在：西方哲学是“主客二分”的、“天人对立”的、“天人分离”的（即倡导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分离）⑤，天人是二元的;而东方生态智慧则是“天能生物”的、“生生不息”的、“天人合一”的（顺应自然的），天人是一元的。这种东西方哲学根源上的不同，必然会派生出其下端的认知和描述的一系列差异。这种情况在翻译理论的理据方面也存在。
另一方面，西方生态主义和东方生态智慧存在着不同的指向性。这主要表现在：西方生态主义理念对生态翻译学的指导多偏重于“实指”（即字面意义上的生态学研究），我们从西方生态主义的研究内容所涵盖的诸如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植被生态学、流域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环境生态学、水文生态学、森林生态学、海洋生态学甚至地球生态学等学科的命名，不难看出其生态的实指性倾向;而东方生态智慧对生态翻译学的指导意义则更偏重于“虚指”（即隐喻意义上的生态思想的关联和映射）。如在陈述总体性或普遍性的概念时，中国古人往往用“天命”、“天道”“天理”、“天性”和“天伦”等词汇来表示;在表示个体性或特殊性的观念时，中国古人往往用“人道”、“人欲”、“人生”、“人性”和“人伦”来表示，等等。这样一来，单一的东方生态智慧和单一的西方生态主义在指导思想上的不完全一致，便导致生态翻译学理论基础原来的描述——以西方生态哲学为指导、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难免出现某些不完全兼容甚或抵牾的情形。这也是我们经过理性反思之后，出于弥合这两个互有差异的“生态主义”而提出“新生态主义”的一个重要动因。
（三）生态主义难以承载理论话语体系的全部
现实已表明，西方生态主义为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西方的理念、视角、眼界以及经验教训，东方生态智慧为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东方的哲理、思想、视野以及经验教训，而翻译适应/选择理论则为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研究的基础、翻译的学理及其“四译说”（即“何为译”、“谁在译”、“如何译”与“为何译”）。再具体一些来讲，在翻译适应/选择理论过渡、发展到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范式之后，其“生态主义”的理论立足点是借用生态学的理论理据，而一些理念既与达尔文主义相去甚远，又与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差异明显。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如果还是只说以“生态主义”为生态翻译学的立论基础，显然既不符合生态翻译学理论构建的客观实际，又更使之难以承载生态翻译学的全部体系建构。
（四）体系发展定位使然
从理论体系的定位上讲，生态翻译学从刚起步时的一种翻译研究“理论”到后来的一种翻译研究“途径”，再从翻译研究的“分支学科”到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由于研究视野、研究内容的不断扩大、不断扩充、不断扩展，生态翻译学对理论体系定位的表述也随之不断适调、不断补充、不断拓展。在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其哲学理据在不同的阶段都有所充实、发展与标新，其理论体系定位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翻译适应/选择论”，最初表达为：借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学说来解释和描述译文产生的翻译过程。可以说，翻译适应/选择论不仅构成当代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基础，而且构成生态翻译学在当代翻译研究中新的生长点。第二阶段是2013年胡庚申的专著《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出版，标志着生态翻译学的理论体系日渐成熟，其理论体系表述为：生态翻译研究范式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以“适应/选择”理论为基石，系统探究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致力于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进行综观和描述”①。生态翻译学作为翻译研究的新范式，有其独特的研究论域、理论框架、术语概念和话语体系，以及相应的方法论特征、逻辑理路与思维方式。第三阶段是生态翻译学的新发展与新趋向，即：试图以新生态主义翻译观为理论主导，以发掘和揭示翻译文本和翻译活动中的生态理性和生态意义为学术要务，旨在以生态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统领和观照翻译行为和翻译研究，是一种从新生态主义视角综观和描述翻译的研究范式②。作为生态思潮中的翻译理论，21世纪以来的生态翻译学构成翻译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东西方生态思想与生态智慧相互融合的理论特色与时代特色;作为翻译研究的新范式，生态翻译学又以生态特征、生态思维和生态方法塑造着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推进着翻译研究的整体性发展，力争为生态文明建设而“译有所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就是不断思考与寻求其理论体系定位与路径发展趋向的动态过程，也是不断探索与建构其新格局与新形态的动态过程。
（五）实践上迫切需要
从实践层面来讲，尽管生态翻译学理论话语体系是在新生态主义主导下构建的，但从近20年来对生态翻译学的评述、接受和应用的情况来看，一次性完整地罗列出生态翻译学“三大理论基础”者并不太多，有的只是简单地说生态翻译学是以“西方生态学为指导”，有的只是片面地说生态翻译学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有的只是选择性地说生态翻译学是以“东方生态智慧为理据”，等等，而这种情况又往往容易导致对生态翻译学不同程度的曲解或误读。
实践表明，如果只是简单地、选择性地突出或强调某一哲理基础，那么既不符合构建生态翻译学理论话语体系多维综观的原意和实际，也容易导致某些概念之间的不完全兼容或不完全一致，还会引起某些无谓的争议乃至误读、误解。鉴于此，为了解决这些实际问题，遵从“大道至简”的治学理念，我们便根据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深化拓展实践的实际需要，将上述“三大理论基础”进行了优化和提炼，即以“新生态主义”冠名，统称为以新生态主义为指导的“新生态主义翻译观”。 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的立论基础和理论指导，既符合生态翻译学近20年发展的实际，又能引领生态翻译学今后发展的方向。因此，从理论体系的构建和践行两个视角来看，“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的提出是可以逻辑自洽和自圆其说的。
四、什么是新生态主义翻译观？
21世纪以来，生态翻译学发展的目标更加明确，即生态翻译学如何在新生态主义背景下建构新生态主义翻译观。如果说新生态主义是一种理论视野，那么新生态主义翻译观就是该理论视野下的翻译理论定位。基于此，所谓新生态主义翻译观（Neo-Ecosophy of Translation），顾名思义，就是以新生态主义的观点看待翻译，或者就是新生态主义视野下的翻译综观。
新生态主义翻译观是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性纲领。它以新生态主义为指导，以生态文明人文发展的要素（主要包括平衡、和谐、进取、共生等）为核心理念，对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构建和发展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可以说，生态翻译学的发展是与时俱进的：一方面着力推进生态翻译学话语理论体系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建构新生态主义翻译观，以解决生态翻译学面临的新的翻译问题。新生态主义翻译观是在反思“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翻译观的还原论思想基础上提出的，源于对翻译研究整体论思想的追求。如何面对翻译新问题，秉持生态整体性视野，站在生态范式的立场，构建新翻译观，从而在翻译研究中发挥积极的生态作用与生态价值，成为当代生态翻译学研究内在的呼声。从宏观层面来说，新生态主义翻译观是生态文明新时代应运而生的生态翻译学新论域，具有理解与诠释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多样性、和谐性与整体性的价值与力量。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说，新生态主义翻译观契合中国生态文明思想，植根于“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生生之谓易”等中国生态智慧之中，倡导译者生存（“人”）、文本生命（“文”）、翻译生态（“境”）之间的和谐共存。因此，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的立足点是由“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的“以文为本”，转移到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之间“以生为本”的关系中来，把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之间的和谐关系视为翻译追求的境界。在此意义上，新生态主义翻译观是一种涉及翻译行为方式、生态范式、和谐思维、价值理念、整体论思想、生态意识、生态责任等多方面多维度变革的新型翻译观，体现并推进翻译实践对生态翻译学理论解释力的支撑。新生态主义翻译观是生态翻译学当代发展的新翻译理念，与生态文明思想在翻译学领域里的相遇而绽放出“新生態主义”之态，赋予翻译研究一种新的生长点，从而促进翻译及其实践与跨文化交流的可持续性发展。
五、为什么提出新生态主义翻译观？
生态翻译学作为一个系统的翻译理论体系研究，如果在立论依据中没有翻译研究的理论支撑，那么可以说既是不完整的，也是难以接受的。新生态主义理念下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的提出，有助于廓清和明确生态翻译学的哲学基础和理论依据：一是西方生态主义，二是东方生态智慧，三是翻译适应/选择理论。
（一）西方生态主义
西方生态学中的每个基本原理都在翻译学研究中有所体现，都可以形成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课题。可以说，在一个良好健康的翻译生态系统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中，无不渗透着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学法则。举例来说，依据生态学的“系统性”原理，可知翻译学本身并不是单一的个体，而是繁杂的系统;依据生态学的“生态位”原理，可描述译者、译本、译境在翻译生态系统中的不同角色和功能;依据生态学的“多样性”原理，可知翻译过程中的语言运用是丰富多彩的，这就意味着会有多样性的不同适应与选择;依据生态学的“动态性”原理，可知变化是永恒的，任何一件作品都有自己的时代特征，这是不可抗拒的，不论多好的译著，读者对其认识也在不断地变化;依据生态学的“反馈”原理，可知译者与作品之间是密切相关、协同变化的，二者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依据生态学的“尺度”原理，可知翻译系统之间可能有着悬殊的大小差别，我们审视和批评某译著时应观照整体、放眼全书，而做译文字句的研究时则又应细致到字词乃至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等等。
西方生态主义对生态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功不可没，我们将其概括为“生态理性、生态整体论”的西方生态主义，并确定为生态翻译学“三大理论支柱”之首，可谓名副其实、实至名归。
（二）东方生态智慧
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说，东方生态智慧的形态主要涉及“天人合一”“天人一理”“天人一体”“中庸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等等。这些生态智慧对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一方面使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对象集焦于“三生相”（即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另一方面使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获得了“根”与“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的“万物化生”说、“天道生生”说、“生生不息”说等都是中华生命智慧和生态智慧，对于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发展来说极为宝贵。例如，《周易》里有“生生之谓易”之说，“易”是“生生不息”之根本，依据“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和“易即译”①的古训，我们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将其解读为“生生之谓译”，并视之为生态翻译的本质和真谛，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可以说，“生生之谓译”是生态翻译学走向世界的一种独特的价值体现。
（三）翻译适应/选择理论
翻译适应/选择理论也为生态翻译学研究提供了发展基础和多维视角，比如：为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翻译学理及其“四译说”，翻译行为中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导”与“译者中心”，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中的“多维适应”与“多维选择”，翻译标准中的“多维转换”与“多维整合度”，翻译目的和翻译效果的“译有所为”与“事后追惩”，以及“适者生存”与“适者长存”，等等。
翻译适应/选择理论是翻译研究的本体理论，既是生态翻译学早期的基础研究，又为生态翻译学研究发展提供了翻译研究的专业学理和专业范式，使生态翻译学能够上顶生态理念之“蓝天”，下接绿色翻译实践之“地气”。可以说，没有翻译适应/选择理论，生态翻译学的“三大理论支柱”是不完整的。 六、结语
21世纪初以来，生态翻译学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确立，到生态翻译话语理论体系的建构，再到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的倡导，其发展契合了生态文明发展的要求，注重生态翻译学新形态的探索。在此意义上说，生态翻译学一直致力于翻译研究的立论、倡学与创派的一脉相承与同构共建，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话语形态，“探索具有自身学术品格的理论体系，走的是一条‘开放、探索、互动、创新’的发展之路”①。不言而喻，当代生态翻译学正是在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的驱动下，在与生态文明的关联互动中焕发出新的活力，进而成为当前具有活力的翻译研究。这无疑已逐渐打破了西方翻译理论独揽天下的局面，逐步在翻译学领域占据一定的制高点与话语权。因此，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的确立，不仅有利于简化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立论基础的概括和表达，而且也有助于澄清或消除相关的质疑和误解。更为重要的是，新生态主义翻译观在内涵上弥补了东方翻译哲理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中的缺失，从而体现出该翻译观对东西方翻译理念的兼容、整合与超越。实践表明，新生态主义翻译观对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的理论构建和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并显示出生态翻译学立论基础和探究理路的“一以贯之”。笔者由此相信，新生态主义翻译观，既能体现生态翻译学向中国“参究天人”的认知模式的回归，又能体现生态翻译学对西方现代的、后现代的和后现代之后的翻译研究范式的整合与超越。因此，生态翻译学有望以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的新面孔和新姿态，参与国际学术的沟通与合作，参与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与交流。
责任编辑：安 吉
①蒙元培：《为什么说中国哲学是深层生态学》，《新视野》2002年第6期。
②余谋昌：《中国古代哲学是生态哲学》，《鄱阳湖学刊》2016年第5期。
①Emmer， Aihua Liu & Strong Hugs，eds.，Eco-Translatology： Voices from Western Scholars， Taibei：Shu Lin Publishing House， 2015， p. 7.
②Emmer， Aihua Liu & Strong Hugs，eds.，Eco-Translatology： Voices from Western Scholars， Taibei： Shu Lin Publishing House， 2015， p. 15.
③Emmer， Aihua Liu & Strong Hugs，eds.，Eco-Translatology： Voices from Western Scholars， Taibei： Shu Lin Publishing House， 2015， p. 59.
④Emmer， Aihua Liu & Strong Hugs，eds.，Eco-Translatology： Voices from Western Scholars， Taibei： Shu Lin Publishing House， 2015， p. 66.
⑤參见何丽野：《时间观：西方的“天人分离”与中国的“天人合一”》，《社会科学》2010 年第8期。
①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封底。
②胡庚申：《刍议“生态翻译学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①宋僧赞宁（919—1001）曾说：“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无也。”参见《宋高僧传》卷1《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系论》，《中华大藏经》第62册，第4页。
①许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之路》，《中国翻译》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