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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化”讨论中大致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以瞿秋白和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为代表，另一种倾向是以鲁迅、茅盾为代表，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分歧，并非仅仅是认识上的差异，其实有一个立场的不同。前者把“大众化”仅仅看做推行、建立无产阶级文学的手段，因此显示出偏执和狂热；后者则坚持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因此显示出理智与冷静。鲁迅和茅盾的介入更像一味镇静剂和清醒剂，在“左翼”文学内部有力地遏制了过分“左”倾化的倾向，把论争拉回到更现实的层面上，增加了建设性，减少了破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