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有云：“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教师传道授业解惑，须付出终身的学习。稍有不慎，或许就会给教学带来尴尬和愧疚。
　　写字课上，学生让我示范书写“尴尬”二字，我一笔一画地写成“尴尬”（左偏旁写成了“九”字）。正为自己的得意之作沾沾自喜时，学生提出了疑惑：老师，你写的怎么与字典不一样？我一时不知哪里出了错，连忙对照字典，原来这两字的偏旁是“尤”字旁而不是“九”字旁，于是坦率地向学生承认自己的习惯性错误。哎，幸亏有敢于较真的学生与老师“叫板”，否则，这两字的写法在我这里以讹传讹，还不知贻误到哪一天呢！这种错误是怎么形成呢？反正我就一直这么写。是小时候我的老师疏忽影响的，抑或自己读书草率造成的？不得而知了。
　　做成语运用的练习题。碰此成语不曾见过：（）日黄花。学生把希望寄托在老师身上。我沉吟良久，得出参考答案：昨日黄花。理由：以常理推之也。但心里没有底，后经查资料，乃“明日黄花”。一窘至耳根发热。所谓“明日”，原来是指“重阳节后”，我却完全根据自以为是的“常理”理解为昨日了。好在资料指出今多误写为“昨日黄花”，聊为一慰”（找了个台阶下），看来出此错误的人不在少数。而实际上，当今在成语运用上望文生义、褒词贬用、贬词褒用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
　　给学生讲解《常用语法简表》，其中代词讲到了“多少”这个例子，后讲到短语“比去年热得多”时，学生问“多”的词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刚才不是讲了“多少”是代词吗？学生若有所悟地表示接受了，但我下意识立即觉察到此解的轻率：“多”等于“多少”吗？顿时汗颜，内心忐忑不安，但又马上镇静下来：先错着，等想妥当后再予纠正，不要耽误了其他的教学任务，但错的缺憾无法弥补。
　　林林总总，在课堂教学上出的这些或大或小的知识性错误肯定是不少的，以上三例只是我记忆犹新难以忘怀愧疚于心的一小部分。的确，有时错误的窜入防不胜防、难以预料。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知识的局限。
　　学海无涯，作为语文教师的我觉得自己还只是在知识的浅水湾享受了轻波微浪的冲刷，或在知识的沙滩上捡拾了些须贝壳和珊瑚，到达彼岸，尚待终身努力，由于囿于学识，往往在不自知中出了错误。如“昨日黄花”之误，并非不懂装懂，原系诚不得已。由此联想到《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中的故事。王安石有两句未完的诗稿：“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轼见了，以为第二句不合实情，因为黄花即菊花秋来只焦干枯烂，并不落瓣，于是举笔依韵续诗二句：“秋花不比春化落，说与诗人仔细吟。”讽刺了老前辈一下。后苏轼官贬黄州，重九日之后，果见菊花园满地铺金，枝上全无一朵，惊得“目瞪口呆，半晌无语”。可见，“吟诗作赋般般会，打诨猜谜件件精”的大才子苏学士也有受识见所困的时候，何况一般人。
　　二是学习的粗疏。
　　教师首先应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古人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概括了学习的精髓所在，这是我们做教师的应该践行的。如果在学习上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穿凿附会，那就容易出错误，甚至闹笑话，其结果是谬种流传，误人子弟。仍举《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中的故事为佐证。“王安石作《字说》，一字解作一义”，王安石认为，“古人制字，定非无义”，但王安石对有些字的解释，难以自圆其说，因此苏轼对之“颇多讥诮”。一次王安石偶论苏东坡的“坡”字，从土从皮，谓坡乃土之皮。东坡笑道：“如相公所言，滑字乃水之骨也。”又一次，王安石“论及鲵字，从鱼从子，合是鱼子。四马曰驷，天虫曰蚕……”苏轼仿此法又作一笑讽：九鸟曰鸠，因为“《毛诗》云：‘鸣鸠在桑，其子七兮’。连娘带爷，共是九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王安石此时甚是难堪。当然小说的本意是批评苏轼的“轻薄”，对前辈不敬，但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知识本身是不讲情面的，学有所短，陷入尴尬境地谁又能挽回呢！上文提到的本人书写“尴尬”二字之误，自不能与古圣先贤的瑕疵相提并论，但二者反映出的道理应是相通的。
　　三是态度的草率。
　　“多少”是代词，“多”是形容词，风马牛不相及，怎能等同？这类不该出的错误，除了态度草率造成的原因，别无他解，这是作为教师无论如何都不能做的！但有时在特定环境下，由于某些心理因素的作用，却恰恰出现了这类非理性的错误。
　　在教学中，种种主客观因素，造成了错误的暗礁时时潜伏在我们身边。“尴尬”非“尴尬”（左为“九”字旁），“尴尬”（左为“九”字旁）是“尴尬”。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教师只有勤于治学、严于治教，博学、慎思、笃行，才能不断拓展自身的知识领地，也才能为学生撑起一片知识的绿荫！
　　(耒阳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