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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古发展到秦汉时，出现一次飞跃，那么到两晋南北朝时史学内部分支日趋完备，进入空前蓬勃发展时期——进步空前。
此时史学进步性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官私修史风气大盛
自三国魏明帝置著作郎，中国历史上开始有专职修史的史官。朝廷修史设有专司，表明统治者对史学十分重视。因此，以下官方修史开始急剧增多，蔚为大观，较前代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有所谓国史，“实录”“起居注”以及典志等其它各类史书代代不绝，卷跌浩繁。六朝时的边陲少数民族统治者对史学也很重视。
六朝时私人修史较官修更盛。除史官外，撰写过史书的文人几乎遍布社会的各个文化阶层，史学家之多，繁若星河。往往一朝历史，既有十几家私人攥述，群起争鸣。甚至本朝典故，私人亦能系统录载。
由于官私修史风气大盛，遂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数量种类骤然增多。史书的体裁五花八门，许多可适应不同需要并可补纪传，编年不足的专门史体都得到长足发展。人物传记集，当是有许多名目分“耆旧传”、“名士传”、“高僧传”、“道学传”、“列异传”、“七贤传”等，还有一些“内传”、“家传”、“杂传”等类别，如典章制度史，有《隋书·经籍志》所列“旧事篇”、“职官篇”、“仪注篇”、“刑法篇”等多种名目，书名更相互标异，此外，当时已出现少数史评专著，还出现了“通史”名目，他们改变了班固以下断代成史的惯例，通贯下来汇成一史，因其有通贯之意，便被称为“通史”体裁，由于上述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官、私修史之风大盛，中国古代书体裁有长足发展。
2.史学成为独立学科——史学由经学附庸
魏晋南北朝、魏晋以降著史者，学著作和私学开始把史学看作独立。319年，后赵石勒初立国基即设“史学祭酒”一职，史上第一次出现“史学”南朝宋文帝时曾建文、史四学，以著作佐郎何承天，宋末齐初，又明官内设玄、儒、文、史四科。这表明史学尽管处于末位，已作为独立学科，开始为统治阶级成为独立学科，在当时的目录学上也有反映。曹魏《中经新薄》时，将所有文献在目录学上分甲、乙、丙、丁部即是史部，这说明史学已成独立门类。东晋李充校史部独立，列位于经部之后，这反映出史学地位已高，其后，一般目录学分类均将史书单列一部置于经部后，史学的地位因此确立下来。目录学上史学地位的变化表明，魏晋北韩时期，我国古代史学已成为社会影响广泛的一大独立学科。
3.历史借鉴意识增强——历史借鉴意识大大增强
从历史发展的内部寻找历史的经验教训，在西汉初成为时代需要。如议施政得失，述存亡之征，在《新语》、《楚汉春秋》等史著，尤其在《过秦论》等历史评论名作中，得到普遍重视。
吞并六国和完成真正的大统一等丰功伟绩，使秦王朝睥睨海内，因而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要历史。似乎秦即是强大的化身，无须什么历史鉴戒。但是不久，强大的秦王朝既然分崩离析，迅速溃灭。这大大震动了继之而起的新当权者，秦那么强，招致速亡。
尤其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开国君主，封建统治者，为治帮兴国需要，也都非常重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吴王孙权，自幼就熟读《左传》、《国语》等史书，又览遍“三史”（指《史记》、《汉书》、《东观汉纪》）自以为大有裨益。为培养坐继大统的子孙，他还曾要求子孙登读《汉书》以“习知近代之事”。南朝梁武帝。自己直接论到历史得失，置之连不识字的后赵君主羯炻勤，也深知以史为鉴，即使行军过程中，也常令儒生读史给他听。这些都说明，秦汉以降，不仅史学家的历史借鉴意识明显增强，封建统治者也都有着明确的以史为鉴。
4.通变意识出现——研究上的宏观
秦以前，中国古代史学研究，还没有发展到探讨历史总体通变的历史高度，没有人在具体的历史研究基础上，形成哲学层次上的历史观点。进入西汉，这种局面有所突破，历史学内部开始出现建基于具体历史研究之上朴素的宏观通变历史，如司马迁，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既有严谨治史，又有宏观通变眼光的史学家。他自己曾说，《史记》之作“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言不虚，他不入流俗，敢于排斥无稽，一切重在历史证据。论得失，谈人心向背，谋略之有无；议变迁，能指社会经济发展，他的许多潜入到深层历史底蕴的高见宏论，都是以前历史学家从未有过。司马迁《史记》“措词深，寄兴远，抑扬去取，自成一家，如天马骏足，步骤不凡”，可以说是古代历史学家第一人。班固承其余緖，尽管因有受帝恩等经历，范晔的《后汉书》，“学识几万迈古”（王失谦《后汉书集解序》），有许多史事评论不局限于就大事论事，而是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几近通变意识。献朝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攥成《通史》”（《史通·六家》），不能说是重视历史通变规律所致。
5.“不虚美，不隐恶”的史风——贵在秉笔直书
司马迁身受官刑，若为常人，没有不记恨汉武帝，但《史记》记载：汉武帝，并不多訾，汉武帝，仍功过俱载，公平叙述。足见司马迁之史德高尚，态度之“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个评价绝非虚夸。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两次命其臣下崔浩“综理史务”，“务以实录”，崔浩等“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有人劝崔浩“刑国史干石，永垂不朽，欲以鄣崔浩直笔之迹”，没想到由此招来大祸，崔浩及其僚属与事人等一百二十八人被杀（《魏书·高允传》）。这是自秦汉以至魏晋南北朝以来，史学家突出例子。由此可见，史学家坚持秉笔直书原则，要冒多大危险。北齐时的魏收传《魏书》之前，先得到文宣帝敕令：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帝诛史官，但魏收攥《魏书》虽有曲笔，但基本史实方面仍能秉笔直书，故而其书。魏收“性褊，不能达命体道”，而犹可存实，不能不说是受当时史学家传统的影响所致。陈寿的父亲曾是当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也跟着受刑，但陈寿写《三国志·蜀书》，持论公，对诸葛亮并无诟病。相反，还深赞在蜀“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邦域之内。成胃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戒明也”，秉笔直书，一直为史学家反复强调，时时之有史氏为直笔而死节，晋谨孤因书法，不隐而著者，后人一直引为神圣。受其影响，秦汉六朝时期，我国史学继续发扬着据事直书的优良传统。
6.纪传体史书地位尊贵——纪传体史书的尊贵
司马迁“本纪”、“世家”、“列传”、“表”、“书”（志）五种写作方式联体互补，建构成完整的纪传体史书体裁，开创了中国古代史书中纪传体之先河。经班固，断代为史，把纪体规范化之后，纪传体史书的正史尊位开始确立，纪传体史书取得尊崇地位。
纪传体史书的产生及其取得尊崇地位，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肯有重要意义。纪传体史书的产生，使中国古代史著的编写又有了一种较完善的新体裁，它改变了以往百国（《春秋》）编年体一统天下的局面，也改变了远古时期典籍多由记言、记事但篇汇集形成著作的史书编册旧格局，在体裁类例的改进上实现了一次飞跃，使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以及文人学者都有了一种能较全面记载当时历史的真正具有自己特点的新体裁。纪传体的出现，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成熟的一个标志。其次，由于纪传体的写史方式顺应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点，渐渐得到封建统治阶段的重视和参与，它的产生对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发生过无庸置疑的深远影响。
此时史学进步性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官私修史风气大盛
自三国魏明帝置著作郎，中国历史上开始有专职修史的史官。朝廷修史设有专司，表明统治者对史学十分重视。因此，以下官方修史开始急剧增多，蔚为大观，较前代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有所谓国史，“实录”“起居注”以及典志等其它各类史书代代不绝，卷跌浩繁。六朝时的边陲少数民族统治者对史学也很重视。
六朝时私人修史较官修更盛。除史官外，撰写过史书的文人几乎遍布社会的各个文化阶层，史学家之多，繁若星河。往往一朝历史，既有十几家私人攥述，群起争鸣。甚至本朝典故，私人亦能系统录载。
由于官私修史风气大盛，遂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数量种类骤然增多。史书的体裁五花八门，许多可适应不同需要并可补纪传，编年不足的专门史体都得到长足发展。人物传记集，当是有许多名目分“耆旧传”、“名士传”、“高僧传”、“道学传”、“列异传”、“七贤传”等，还有一些“内传”、“家传”、“杂传”等类别，如典章制度史，有《隋书·经籍志》所列“旧事篇”、“职官篇”、“仪注篇”、“刑法篇”等多种名目，书名更相互标异，此外，当时已出现少数史评专著，还出现了“通史”名目，他们改变了班固以下断代成史的惯例，通贯下来汇成一史，因其有通贯之意，便被称为“通史”体裁，由于上述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官、私修史之风大盛，中国古代书体裁有长足发展。
2.史学成为独立学科——史学由经学附庸
魏晋南北朝、魏晋以降著史者，学著作和私学开始把史学看作独立。319年，后赵石勒初立国基即设“史学祭酒”一职，史上第一次出现“史学”南朝宋文帝时曾建文、史四学，以著作佐郎何承天，宋末齐初，又明官内设玄、儒、文、史四科。这表明史学尽管处于末位，已作为独立学科，开始为统治阶级成为独立学科，在当时的目录学上也有反映。曹魏《中经新薄》时，将所有文献在目录学上分甲、乙、丙、丁部即是史部，这说明史学已成独立门类。东晋李充校史部独立，列位于经部之后，这反映出史学地位已高，其后，一般目录学分类均将史书单列一部置于经部后，史学的地位因此确立下来。目录学上史学地位的变化表明，魏晋北韩时期，我国古代史学已成为社会影响广泛的一大独立学科。
3.历史借鉴意识增强——历史借鉴意识大大增强
从历史发展的内部寻找历史的经验教训，在西汉初成为时代需要。如议施政得失，述存亡之征，在《新语》、《楚汉春秋》等史著，尤其在《过秦论》等历史评论名作中，得到普遍重视。
吞并六国和完成真正的大统一等丰功伟绩，使秦王朝睥睨海内，因而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要历史。似乎秦即是强大的化身，无须什么历史鉴戒。但是不久，强大的秦王朝既然分崩离析，迅速溃灭。这大大震动了继之而起的新当权者，秦那么强，招致速亡。
尤其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开国君主，封建统治者，为治帮兴国需要，也都非常重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吴王孙权，自幼就熟读《左传》、《国语》等史书，又览遍“三史”（指《史记》、《汉书》、《东观汉纪》）自以为大有裨益。为培养坐继大统的子孙，他还曾要求子孙登读《汉书》以“习知近代之事”。南朝梁武帝。自己直接论到历史得失，置之连不识字的后赵君主羯炻勤，也深知以史为鉴，即使行军过程中，也常令儒生读史给他听。这些都说明，秦汉以降，不仅史学家的历史借鉴意识明显增强，封建统治者也都有着明确的以史为鉴。
4.通变意识出现——研究上的宏观
秦以前，中国古代史学研究，还没有发展到探讨历史总体通变的历史高度，没有人在具体的历史研究基础上，形成哲学层次上的历史观点。进入西汉，这种局面有所突破，历史学内部开始出现建基于具体历史研究之上朴素的宏观通变历史，如司马迁，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既有严谨治史，又有宏观通变眼光的史学家。他自己曾说，《史记》之作“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言不虚，他不入流俗，敢于排斥无稽，一切重在历史证据。论得失，谈人心向背，谋略之有无；议变迁，能指社会经济发展，他的许多潜入到深层历史底蕴的高见宏论，都是以前历史学家从未有过。司马迁《史记》“措词深，寄兴远，抑扬去取，自成一家，如天马骏足，步骤不凡”，可以说是古代历史学家第一人。班固承其余緖，尽管因有受帝恩等经历，范晔的《后汉书》，“学识几万迈古”（王失谦《后汉书集解序》），有许多史事评论不局限于就大事论事，而是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几近通变意识。献朝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攥成《通史》”（《史通·六家》），不能说是重视历史通变规律所致。
5.“不虚美，不隐恶”的史风——贵在秉笔直书
司马迁身受官刑，若为常人，没有不记恨汉武帝，但《史记》记载：汉武帝，并不多訾，汉武帝，仍功过俱载，公平叙述。足见司马迁之史德高尚，态度之“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个评价绝非虚夸。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两次命其臣下崔浩“综理史务”，“务以实录”，崔浩等“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有人劝崔浩“刑国史干石，永垂不朽，欲以鄣崔浩直笔之迹”，没想到由此招来大祸，崔浩及其僚属与事人等一百二十八人被杀（《魏书·高允传》）。这是自秦汉以至魏晋南北朝以来，史学家突出例子。由此可见，史学家坚持秉笔直书原则，要冒多大危险。北齐时的魏收传《魏书》之前，先得到文宣帝敕令：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帝诛史官，但魏收攥《魏书》虽有曲笔，但基本史实方面仍能秉笔直书，故而其书。魏收“性褊，不能达命体道”，而犹可存实，不能不说是受当时史学家传统的影响所致。陈寿的父亲曾是当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也跟着受刑，但陈寿写《三国志·蜀书》，持论公，对诸葛亮并无诟病。相反，还深赞在蜀“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邦域之内。成胃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戒明也”，秉笔直书，一直为史学家反复强调，时时之有史氏为直笔而死节，晋谨孤因书法，不隐而著者，后人一直引为神圣。受其影响，秦汉六朝时期，我国史学继续发扬着据事直书的优良传统。
6.纪传体史书地位尊贵——纪传体史书的尊贵
司马迁“本纪”、“世家”、“列传”、“表”、“书”（志）五种写作方式联体互补，建构成完整的纪传体史书体裁，开创了中国古代史书中纪传体之先河。经班固，断代为史，把纪体规范化之后，纪传体史书的正史尊位开始确立，纪传体史书取得尊崇地位。
纪传体史书的产生及其取得尊崇地位，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肯有重要意义。纪传体史书的产生，使中国古代史著的编写又有了一种较完善的新体裁，它改变了以往百国（《春秋》）编年体一统天下的局面，也改变了远古时期典籍多由记言、记事但篇汇集形成著作的史书编册旧格局，在体裁类例的改进上实现了一次飞跃，使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以及文人学者都有了一种能较全面记载当时历史的真正具有自己特点的新体裁。纪传体的出现，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成熟的一个标志。其次，由于纪传体的写史方式顺应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点，渐渐得到封建统治阶段的重视和参与，它的产生对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发生过无庸置疑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