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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圣战”阴谋论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对他们的支持者说,贪得无厌的外族人会对本族脆弱的女性下手。这事也发生在了印度。十几年来,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炮制出了一个名为“爱情圣战”的阴谋论。他们宣称,穆斯林男性有意识地接近并吸引印度教女性,是为了借助爱情的力量令她们改信伊斯兰教,而印度教民和爱国者们必须予以反击。在印度人民党的领导下,北方邦——印度穆斯林人口最多的邦——于去年11月通过了《禁止非法转变宗教信仰条例》,以遏制“非法改宗”和“以改变女方宗教信仰为目的的跨宗教婚姻”。随后,另外四个人民党占多数的邦也承诺效仿。
无风不起浪,无火不生烟,可人民党实在很难找到穆斯林男性搞“爱情圣战”的确凿证据,毕竟在印度,跨宗教婚姻太罕见了。大多数印度人都只会找同宗教、同种姓的人结婚。2013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与其他种姓结婚的印度人不足5%,15~49岁的印度女性中,嫁给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仅占2%。
身穿橘黄色僧袍的印度教僧侣尤吉·阿迪佳纳特是北方邦的首席部长。尽管印度的跨宗教婚姻非常少见,但他还是痛斥了“爱情圣战”,甚至威胁要给那些“玩弄姐妹和女儿”的人“送葬”。阿迪佳纳特对“爱情圣战”的讨伐不仅仅是一次堂吉诃德式的疯狂斗争,也标志着人民党的文化战争进一步得到推进。
2014年,莫迪领导下的人民党承诺开展行之有效的经济改革,从而在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然而自上台后,人民党将意识形态列入重要工作议程,竭力推行两极分化的政策,将世俗印度推向宗教印度。政府接二连三地通过了各项法案,以限制少数族裔尤其是穆斯林的权利。如今,枪头指向了他们的恋爱与婚姻自由。
执法机关的威压
北方邦的法案禁止通过武力、威压和金钱诱惑的方式令他人改宗。婚姻也不可以,具体而言,凡是要求在仪式中或仪式前改变宗教信仰,以确保双方拥有共同信仰的结婚仪式,都不被允许。另外,无论改宗的目的是不是结婚,一个人但凡要改变信仰,就必须提前60天向地方当局提出申请。接着,政府再指派警察去核实“申请者改宗的真实意图、目的和原因”。
北方邦警察迅速开始“秉公执法”,在法律出台的头九天里处理了五起相关案件。传言某位新娘是印度教徒,警察就直接逮捕了那对夫妇,在确认双方都是穆斯林后,才将他们释放。一名从印度教改信伊斯兰教的女性自愿嫁给了一个穆斯林男性,结果却被警察拘留,导致流产。
这项工作,执法机构干得“有板有眼、条理分明”,比如反过来,印度教男性娶穆斯林女性,他们就不管。在另一起案件中,警方接到右翼组织印度教大斋会的举报,破坏了印度教新娘和穆斯林新郎的婚礼现场,尽管夫妇二人都无意改宗。不过,这项法律倒是同意改宗者重新皈依印度教。结果就是,印度教徒更难改宗,跨宗教婚姻更难实现,右翼团体的气焰更加嚣张。
司法机构的助攻
印度议会和许多邦的立法机关被牢牢掌握在人民党手中,所以唯一的求援途径可能就只有司法机构了。律师们已经向北方邦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并在其中申辩,婚姻和宗教是个人选择,政府无权过问。相关案件可能会上诉至最高法院。近年来,印度最高法院形成了一套强有力的法律体系来保护宗教自由。在2006年的一起案件中,法院要求警方保护一对夫妇,认为成年人可以自由选择跟谁结婚。
正是2006年的先例,为“婚姻自由与‘爱情圣战’阴谋论在最高法院交锋”这出大戏拉开了帷幕。2017年在喀拉拉邦,一名24岁的印度教妇女改信伊斯兰教,还给自己起了个经名“哈迪亚”。其父不顾女儿意愿,向地方高等法院提起诉讼,称她即将被送往叙利亚。结果,女儿和一个叫贾汗的穆斯林男子出庭,并宣布他们已结为夫妇。法庭上下一片震惊,即刻下令将哈迪亚软禁。她不能使用手机,只能和父母见面。事后,法院宣告这段婚姻无效。
于是,贾汗上诉至最高法院,要求推翻原判决。最高法院让印度反恐执法机构国家调查局查明贾汗是否与恐怖组织有联系,以及哈迪亚是否已经被洗脑,成为了“爱情圣战”的受害者。但在接受法院盘问时,哈迪亚说自己是先改宗再嫁给贾汗的,而且这桩婚姻完全出自个人意愿。最终,最高法院将此案定性为个人选择问题:宪法赋予成年人哈迪亚婚姻自主权。
在印度,对改宗和跨宗教婚姻的担忧不是什么新鲜事情。29个邦中,9个邦都设有反改宗法,但这些法律大多把重点放在禁止强制改宗上。2019年,北部的喜马偕尔邦和北阿坎德邦立法规定,通过婚姻的自愿改宗也属于违法行为,除非双方在改宗前已经办理好一堆复杂的手续。
尽管印度法律允许跨宗教通婚,但相比适用于同信仰夫妇的宽松规定,针对不同信仰夫妇的规矩可就繁琐多了。跨宗教夫妇须在婚礼当日的前30天向政府部门提交申请,上报双方父母的姓名和家庭住址,而同信仰夫妇无须提前告知即可通过宗教仪式成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北方邦反改宗法的通过,进一步巩固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国内的地位。自2014年5月掌权以来,人民党想尽办法让其意识形态工作渗入司法层面,具备法律效力。在伊斯兰教法中,一个想和妻子离婚的穆斯林男性只需说三遍“塔拉克”(阿拉伯语和乌尔都语中的“休妻”)即可达成心愿。2018年,印度政府将这种离婚方式列为可判处刑罚的犯罪。这实在是多此一举,因为最高法院早已宣布“塔拉克”离婚方式在印度无效。但人民黨还是通过了相关法例,以示它可以毫无顾忌地修改伊斯兰教法,激怒穆斯林维权组织。 2019年8月,印度政府将原是自治邦的查谟–克什米尔降为新德里管控下的联邦属地,实现了印度教民族主义长期以来的夙愿,即剥夺查谟–克什米尔名义上的自治权,令这个印度唯一的穆斯林占多数的邦无限地受制于中央政府。同年11月,最高法院裁定,在1992年被印度教徒强行拆毁的一座清真寺的原址上,可重建一座印度教寺庙。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宣称,建于16世纪、位于北方邦圣城阿约提亚的巴布里清真寺,刚好坐落在了一座古神庙的旧址上,而这座古神庙又恰巧是为了纪念印度教大神罗摩在此诞生而于11世纪兴建的。最高法院承认,印度教徒摧毁巴布里清真寺的行为是非法的,但它仍然允许在此修建一座印度教寺庙。印度教团体皆大欢喜,而穆斯林只能听天由命,自我安慰:至少这桩陈年旧案总算了结了。或许,这个久不愈合的伤疤终于痊愈,双方可以向前看了。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仅过去一个月,印度政府就通过了备受争议的《公民身份修正法案2019》,还开始推行“全国公民登记名册”制度,威胁要夺去众多穆斯林的公民身份。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现,这些措施将致使数百万印度穆斯林面临被“拘留、驱逐和剥夺国籍”的风险。法案一经推出,就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游行抗议。2020年2月底,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访印期间,新德里爆发骚乱。最高法院正在审查修正法案是否违宪,但由于新冠疫情的蔓延,这一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尽管如此,人民党仍在继续推进文化战争,试图将世俗印度打造成一个专属于印度教的国家。2020年8月5日,莫迪和阿迪佳纳特出席了阿约提亚新神庙的奠基仪式,而这天恰逢查谟–克什米尔邦被剥夺自治权一周年。
或许,印度政府下一步就该引入统一的民法典了,以全国适用的普通法取代目前管理着众多宗教团体且有所重叠的法律体系。对于所有宗教团体尤其是穆斯林而言,这套民法典都意味着重大改变。穆斯林的许多民事问题如婚姻、遗产等,皆受伊斯兰教法而非司法系统的管理。尽管印度宪法责令各邦建立统一的民法典,但出于对政治成本的担忧,历届政府都未能做到。不过,人民党似乎可以罔顾少数族裔利益集团的呼声,孤注一掷,力促此事成功。
针对一种无稽之谈,印度政府煞有介事地出台了违背宪法精神的反“爱情圣战”法。这非常荒诞可笑,但也进一步证实了一种趋势:宗教少数派尤其是穆斯林将在印度沦为二等公民。随着印度教右翼势力的崛起,选择爱谁、崇拜谁的自由权利或许也没法逃过一劫。
[编译自美国《外交》]
編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