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正如9.11事件对国际秩序所起的催化作用那样,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可能是暂时的,但它所引发的地缘政治经济震荡将会持续下去。在其影响下,国际政治的连贯性几乎完全丧失,世界正面临三重危机叠加的局面:疫情在全球蔓延以及再次失控的风险、持续的无法轻易摆脱的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及其引发的社会后果、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争端。其中,疫情蔓延与经济衰退的同步恶化,将会成为地缘政治暨安全危机的强力催化剂或驱动力,带给世界更多不确定性。
新冠疫情暴发之前,“西方的消失”这一话题即已成为舆论焦点。此次疫情中,在感染率、死亡率、防疫措施不力和经济遭受的冲击方面,美欧国家整体成绩不彰。而且,以邻为壑的抗疫政策必将推动疫后经济衰退的深化。长期以来,世界很多人把西方作为未来社会的楷模,对西方制度模式充满憧憬,如今这一切都受到冲击和动摇。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元气大伤。一如媒体所说,特朗普本人既成为美国衰落的表征,又是美国衰落的原因,不仅令美国,更令全球治理陷入困境。特朗普政府表现出对人类生命和美国人民的冷漠,以及对科学和治理的傲慢,反过来又自尝苦果。向来拥有坚不可摧形象的超级大国,面对疫情束手无策,确诊患者和死亡人数高居全球之首,交付了巨量患病与死亡人数的劣质答卷。疫情引发了几代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该国再次因黑人遭警察暴力伤害致死而爆发遍及全国的抗议乃至暴乱,并导致全球声讨。特朗普拒绝解决任何问题,助推国家陷入撕裂深渊。有人甚至说,如同1986年的苏联,美国可能正迎来它的“切尔诺贝利时刻”,霸权地位将无可争辩地趋向结束。
欧盟内部的裂痕与缺陷在疫情应对中充分显露。在遭遇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危机的連续冲击后,欧洲又在疫情中沦陷为重灾区。欧盟不再像是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它既沿南北轴也沿东西轴发生分裂。德国和荷兰等富有的西欧国家根本不与遭受重创的南部欧元区经济体保持必要程度的团结。裂痕在疫情中“轰然洞开”,欧盟面临关乎存亡的危机。在“老欧洲”,意大利总理孔戴担心“整个欧盟失去存在的价值”;在“新欧洲”,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直言“欧洲团结是不存在的,那不过是个童话”,“在当前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惟一能帮助我们的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疫情令美欧裂痕进一步扩大。在全球抗击疫情的大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的处置方式自私自利,拒绝参与任何国际抗疫合作,加剧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信任危机,表明美国正在丧失世界领导力。美国任性地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以及突然单方面削减驻德美军的决定,大大伤害了欧洲盟友。作为七国集团(G7)主席国的美国甚至无法召集起今年的G7峰会。美欧之间越来越大的价值观撕裂已无法弥合。
中国的快速崛起与美国的孤傲疏离,使国际社会东西顾盼、莫衷一是。国际媒体普遍认为,美国在全世界的威望持续下降的确为中国腾出了更为有利的地缘政治空间。主权国家以及全球和区域国际组织,一时间面临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尴尬局面。
欧洲无论如何不希望卷入中美之间的纷争。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使欧盟深感惊骇,这正为中国加深与欧盟的合作平添了契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由于美中紧张关系是全球政治的主轴,欧盟“选边站队的压力与日俱增”。他认为欧盟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不会与美国结盟对抗中国。在与王毅外长举行的中欧对话中,博雷利告知中国“欧洲无意加入任何形式的对华冷战”。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确指出,与中国的紧密合作符合欧洲的利益。6月22日习近平主席与新一届欧盟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见,指出中欧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合作远大于竞争,共识远大于分歧。中欧要做维护全球和平稳定的两大力量,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挥关键性作用。欧方表示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等框架内就公共卫生安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对非第三方合作等重大问题加强协调合作。双方愿推进中欧一系列重大政治议程,打造更具世界影响力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亚太国家同样不希望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它们承受不起疏远中国或美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代价。抗击新冠疫情表现最成功的无疑是东亚地区。亚洲国家比欧美国家的抗疫效率更高,亚太地区经济体遭受的损失也比西方大多数国家小得多。其中,中国在中日韩三国联合抗疫、中国-东盟抗疫合作中,都彰显出重要的支柱性作用。长期以来,东亚国家在抓住中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的同时,也把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作为主要经济伙伴。中美关系的紧张必然引发东亚/亚洲国家对世界及区域国际秩序转型的深刻疑虑。处于大国利益交汇点上的东盟国家首当其冲,面临被夹在中间亟需被迫作出选择的尴尬局面。印度不顾自身正遭受疫情重创,在中印边境挑起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不仅对“金砖”与“上合”机制造成严重损坏,也成为周边一些国家对华忧虑的新例证。
从东亚国家的视角看,美国很难或者几乎不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供应国,就像对美国来说没有中国市场不可想象一样;而中国短期内也无法取代美国在全球甚至亚洲的经济地位,中国的大企业还需要很多年才能成长出与美国同样规模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而过去几十年恰恰是这些美欧跨国企业将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联结在一起,把亚洲与全球经济联结在一起,创造出巨大的就业机会和财富。全球金融体系仍旧依赖于美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近期内不太可能取代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东亚/亚洲国家希冀的理想状态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应被规范在双方商定的多边框架内。美国应选择放弃遏制中国崛起的政策。中国应承担起更大责任,努力维护致使中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现行国际秩序,并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推动参与对现有规则和体制的改革。中美双方必须拟定彼此打交道的新方法,从过去40年的经验或教训中找到某种新的共处模式,尽可能促进合作和良性竞争,而不让局部竞争伤害整体关系(参见李显龙《亚太国家不希望在中美间选边站》)。
如今,在贸易战、技术战、金融战叠加,新冠疫情全球性大流行,以及中美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整个国际社会极为忧虑,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有可能发生急剧“脱钩”。事实上,随着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认定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的政策选择成形,华盛顿的战略家们在过去一年里就一直在谋划中美全面“脱钩”,美国政客奔走全球兜售“去中国化”和“脱钩论”,致使其一时甚嚣尘上。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几十年世界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制造业转移到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要离开它也绝非短短几年时间可以办到。美欧对中国的依赖不仅仅是口罩和手机配件。切断美欧与中国间的供应链/产业链,将其转向越南、墨西哥或东欧等地,或许可暂时实现中低端供应链的多元化,但全球没有任何地区可以复制中国覆盖全产业体系的制造规模。近年,更多的跨国企业瞄准中国市场,中国庞大的中产階层的购买力正悄然取代廉价劳动力成本而成为吸引外资最重要的因素。跨国企业因此必须在成本与风险之间寻找平衡。试图人为切断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以政治力量改变经济规律的做法,既不明智,也不现实。当今世界各国利益深度交融,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脱钩并非简单粗暴地切断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那么简单,其将引发意想不到的全球经济衰退的后果。可以想象,在持续半个世纪的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体系早已形成高度咬合、依存紧密的一体结构,一旦出现某种以美国和中国各为中心的经济分离局面,将会极大削弱大多数国家的自主性,迫使它们选边站队,使全球经济政治化,使国际秩序的合法性遭受侵蚀,强化某种动荡不安的长期对抗,进而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围绕5G技术和中国企业华为展开的争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一个纯粹的经济技术问题被美国强扭成中美政治意识形态博弈,令欧美国家夹在中间被迫选边。
美国与中国“脱钩”代价高昂,既不现实,也难持久。美国经济与中国“挂钩”已逾40年,程度之深史所未见。自2014年以来,中美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美已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双引擎和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结构的双轴心,双驱联动,俱损俱荣。“脱钩”会使中国技术发展一时放缓,但一定会刺激中国科技发展提速。有舆论就称,特朗普政府的行动将刺激中国努力成为人工智能和生物医学等领域的主导者。此外,中国学生是美国高校最大的客户群,占外国留学生的1/3,2017年中国学生在美国的教育和相关支出为139亿美元,大致相当于联邦政府同年为大学提供的研究经费的一半。如果“脱钩”继续下去,可能需要更多的联邦资金用于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其意味着美国要提高税收,对其他国家人才提供更友好的移民政策,以弥补可能失去的中国留学生。最后,美国消费者也需要为“脱钩”做好准备,拿出更多的钱为奢侈的安全和多元化供应链买单。中国将在未来几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与中国“脱钩”将使美国丧失巨大的经济政治利益,并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在经历了40年的战略相向与互惠关系之后,中美两国的突然激烈“脱钩”只会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双方亟须摈弃任何类型的战争思维,转而谋求建立某种战略竞争—合作关系;适应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发展的现实,中美两国要在国际生产体系转型、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面临重新大布局的进程中担负起领导责任,理性妥善地协调这一世界经济大转圜,“再挂钩”、再构建一个造福彼此、造福全球的新型格局。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西方整体实力下滑清晰显现
新冠疫情暴发之前,“西方的消失”这一话题即已成为舆论焦点。此次疫情中,在感染率、死亡率、防疫措施不力和经济遭受的冲击方面,美欧国家整体成绩不彰。而且,以邻为壑的抗疫政策必将推动疫后经济衰退的深化。长期以来,世界很多人把西方作为未来社会的楷模,对西方制度模式充满憧憬,如今这一切都受到冲击和动摇。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元气大伤。一如媒体所说,特朗普本人既成为美国衰落的表征,又是美国衰落的原因,不仅令美国,更令全球治理陷入困境。特朗普政府表现出对人类生命和美国人民的冷漠,以及对科学和治理的傲慢,反过来又自尝苦果。向来拥有坚不可摧形象的超级大国,面对疫情束手无策,确诊患者和死亡人数高居全球之首,交付了巨量患病与死亡人数的劣质答卷。疫情引发了几代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该国再次因黑人遭警察暴力伤害致死而爆发遍及全国的抗议乃至暴乱,并导致全球声讨。特朗普拒绝解决任何问题,助推国家陷入撕裂深渊。有人甚至说,如同1986年的苏联,美国可能正迎来它的“切尔诺贝利时刻”,霸权地位将无可争辩地趋向结束。
欧盟内部的裂痕与缺陷在疫情应对中充分显露。在遭遇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危机的連续冲击后,欧洲又在疫情中沦陷为重灾区。欧盟不再像是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它既沿南北轴也沿东西轴发生分裂。德国和荷兰等富有的西欧国家根本不与遭受重创的南部欧元区经济体保持必要程度的团结。裂痕在疫情中“轰然洞开”,欧盟面临关乎存亡的危机。在“老欧洲”,意大利总理孔戴担心“整个欧盟失去存在的价值”;在“新欧洲”,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直言“欧洲团结是不存在的,那不过是个童话”,“在当前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惟一能帮助我们的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疫情令美欧裂痕进一步扩大。在全球抗击疫情的大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的处置方式自私自利,拒绝参与任何国际抗疫合作,加剧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信任危机,表明美国正在丧失世界领导力。美国任性地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以及突然单方面削减驻德美军的决定,大大伤害了欧洲盟友。作为七国集团(G7)主席国的美国甚至无法召集起今年的G7峰会。美欧之间越来越大的价值观撕裂已无法弥合。
欧洲与亚太均不希望卷入中美纷争
中国的快速崛起与美国的孤傲疏离,使国际社会东西顾盼、莫衷一是。国际媒体普遍认为,美国在全世界的威望持续下降的确为中国腾出了更为有利的地缘政治空间。主权国家以及全球和区域国际组织,一时间面临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尴尬局面。
欧洲无论如何不希望卷入中美之间的纷争。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使欧盟深感惊骇,这正为中国加深与欧盟的合作平添了契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由于美中紧张关系是全球政治的主轴,欧盟“选边站队的压力与日俱增”。他认为欧盟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不会与美国结盟对抗中国。在与王毅外长举行的中欧对话中,博雷利告知中国“欧洲无意加入任何形式的对华冷战”。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确指出,与中国的紧密合作符合欧洲的利益。6月22日习近平主席与新一届欧盟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见,指出中欧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合作远大于竞争,共识远大于分歧。中欧要做维护全球和平稳定的两大力量,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挥关键性作用。欧方表示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等框架内就公共卫生安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对非第三方合作等重大问题加强协调合作。双方愿推进中欧一系列重大政治议程,打造更具世界影响力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亚太国家同样不希望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它们承受不起疏远中国或美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代价。抗击新冠疫情表现最成功的无疑是东亚地区。亚洲国家比欧美国家的抗疫效率更高,亚太地区经济体遭受的损失也比西方大多数国家小得多。其中,中国在中日韩三国联合抗疫、中国-东盟抗疫合作中,都彰显出重要的支柱性作用。长期以来,东亚国家在抓住中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的同时,也把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作为主要经济伙伴。中美关系的紧张必然引发东亚/亚洲国家对世界及区域国际秩序转型的深刻疑虑。处于大国利益交汇点上的东盟国家首当其冲,面临被夹在中间亟需被迫作出选择的尴尬局面。印度不顾自身正遭受疫情重创,在中印边境挑起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不仅对“金砖”与“上合”机制造成严重损坏,也成为周边一些国家对华忧虑的新例证。
从东亚国家的视角看,美国很难或者几乎不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供应国,就像对美国来说没有中国市场不可想象一样;而中国短期内也无法取代美国在全球甚至亚洲的经济地位,中国的大企业还需要很多年才能成长出与美国同样规模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而过去几十年恰恰是这些美欧跨国企业将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联结在一起,把亚洲与全球经济联结在一起,创造出巨大的就业机会和财富。全球金融体系仍旧依赖于美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近期内不太可能取代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东亚/亚洲国家希冀的理想状态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应被规范在双方商定的多边框架内。美国应选择放弃遏制中国崛起的政策。中国应承担起更大责任,努力维护致使中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现行国际秩序,并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推动参与对现有规则和体制的改革。中美双方必须拟定彼此打交道的新方法,从过去40年的经验或教训中找到某种新的共处模式,尽可能促进合作和良性竞争,而不让局部竞争伤害整体关系(参见李显龙《亚太国家不希望在中美间选边站》)。
“脱钩”不易,“去中国化”更难
如今,在贸易战、技术战、金融战叠加,新冠疫情全球性大流行,以及中美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整个国际社会极为忧虑,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有可能发生急剧“脱钩”。事实上,随着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认定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的政策选择成形,华盛顿的战略家们在过去一年里就一直在谋划中美全面“脱钩”,美国政客奔走全球兜售“去中国化”和“脱钩论”,致使其一时甚嚣尘上。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几十年世界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制造业转移到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要离开它也绝非短短几年时间可以办到。美欧对中国的依赖不仅仅是口罩和手机配件。切断美欧与中国间的供应链/产业链,将其转向越南、墨西哥或东欧等地,或许可暂时实现中低端供应链的多元化,但全球没有任何地区可以复制中国覆盖全产业体系的制造规模。近年,更多的跨国企业瞄准中国市场,中国庞大的中产階层的购买力正悄然取代廉价劳动力成本而成为吸引外资最重要的因素。跨国企业因此必须在成本与风险之间寻找平衡。试图人为切断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以政治力量改变经济规律的做法,既不明智,也不现实。当今世界各国利益深度交融,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脱钩并非简单粗暴地切断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那么简单,其将引发意想不到的全球经济衰退的后果。可以想象,在持续半个世纪的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体系早已形成高度咬合、依存紧密的一体结构,一旦出现某种以美国和中国各为中心的经济分离局面,将会极大削弱大多数国家的自主性,迫使它们选边站队,使全球经济政治化,使国际秩序的合法性遭受侵蚀,强化某种动荡不安的长期对抗,进而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围绕5G技术和中国企业华为展开的争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一个纯粹的经济技术问题被美国强扭成中美政治意识形态博弈,令欧美国家夹在中间被迫选边。
美国与中国“脱钩”代价高昂,既不现实,也难持久。美国经济与中国“挂钩”已逾40年,程度之深史所未见。自2014年以来,中美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美已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双引擎和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结构的双轴心,双驱联动,俱损俱荣。“脱钩”会使中国技术发展一时放缓,但一定会刺激中国科技发展提速。有舆论就称,特朗普政府的行动将刺激中国努力成为人工智能和生物医学等领域的主导者。此外,中国学生是美国高校最大的客户群,占外国留学生的1/3,2017年中国学生在美国的教育和相关支出为139亿美元,大致相当于联邦政府同年为大学提供的研究经费的一半。如果“脱钩”继续下去,可能需要更多的联邦资金用于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其意味着美国要提高税收,对其他国家人才提供更友好的移民政策,以弥补可能失去的中国留学生。最后,美国消费者也需要为“脱钩”做好准备,拿出更多的钱为奢侈的安全和多元化供应链买单。中国将在未来几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与中国“脱钩”将使美国丧失巨大的经济政治利益,并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在经历了40年的战略相向与互惠关系之后,中美两国的突然激烈“脱钩”只会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双方亟须摈弃任何类型的战争思维,转而谋求建立某种战略竞争—合作关系;适应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发展的现实,中美两国要在国际生产体系转型、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面临重新大布局的进程中担负起领导责任,理性妥善地协调这一世界经济大转圜,“再挂钩”、再构建一个造福彼此、造福全球的新型格局。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